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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和郭达 50年前修铁路 身边2000多人牺牲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冲突爆发,战备气氛日益紧张。

12月29日,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战备项目,代号2107工程,立即分段开工,要求快修快建,工期3年,1972年底必须全线通车。

一声令下,百万军民奔赴襄渝铁路工地,掀起一场热火朝天的大会战。

这当中,就包括20岁的刘晓庆和15岁的郭达。

施工条件异常艰苦

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阳,经过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西抵重庆,全长913公里,按一级战备标准设计、施工,时速70公里。

沿线山高谷深,地势险峻,集岩溶、断层、高地应力、大变形、瓦斯、涌突水等现象于一体,堪称“地质博物馆”。

施工条件极为艰苦、恶劣。尤其是陕南境内,交通不便,物资匮乏。

当时,全国除西藏外,仅有5个县不通公路,这里就占3个。

急需的钢材、水泥、枕木,以及后勤生活物资,无法用公路运送,全靠肩挑背扛。

会战主力,是23.6万名铁道兵,以及2.5万名隶属铁道兵的“三线学兵”、14万湖北民兵、30万陕西民兵、30万四川民兵,共100余万人。

许多老铁道兵说,修襄渝线时,那种苦才叫真正的苦。

当时没有什么设备,靠的就是双手和肩膀。

打眼就用大锤和钢钎,一下一下往里打,许多人的手都被钢钎震出了血。

搬运土石方时,用铁锹铲土,用箩筐装,用双肩挑,一筐一筐运出去。

住的,是临时搭的篱笆房、干打垒,冬天冷,夏天热,只能说比露宿强一点。

穿的,一年只有两套衣服,而且只能以旧换新。工地上衣服磨损快,每人都是补得不能再补了,才把衣服交上去。

盖的,只有一床3斤重的被子和仅有的一套棉衣,要过完秦巴山区的整个冬天。

吃的,多数时候是白饭、窝窝头。粮食定量供应,经常吃不饱。菜很少,因为蔬菜只能从县城运来,等分到连队,大都烂掉了。

郭达在“学兵连”

襄渝线陕西段总长264公里,穿越陕南5个县。

线路在秦巴大山的“肚子”里穿行,地形险峻,工程量巨大。

由于施工的机械化程度非常低,人海战术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

光铁道兵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即便加上30万陕西民兵,战场铺开后仍显人力不足。

无奈之下,陕西省想到,还有两届初中毕业生在家待业。

1970年8月、1971年3月,分两批从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等地的69级、70级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抽调25,809名学生,其中女生5129名,编为141个连队,参与陕西境内288座(条)桥梁和隧道的施工。

他们俗称“三线学兵”,多为十六七岁的少年。

学兵只有连的建制,受铁道兵管理,施工监督的责任也交给了部队。

这当中,就有15岁的郭达。

郭达是遗腹子,1955年6月9日出生于西安。父亲郭华昌是一位老红军,担任过朱老总的警卫员,因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积劳成疾,在郭达出生前27天去世,那一年郭达母亲28岁。

1971年3月底,郭达跟着学兵连,从西安出发,翻山越岭,来到陕南安康县的岚河隧道工地。

到了工地,首先要过的是生活关。

郭达先住在地下铺着稻草的帐篷里,后来转到简陋的干打垒、油毛毡房,一住就是两年多。

陕南的夏日闷热潮湿,小蚊虫不时飞到人身上,咬得奇痒,一抠就破。

在家很少做家务的郭达,逼着开始缝补衣服。

有人无奈之下,干脆将要拆洗的棉袄、被褥,整个扔进汉江边,棒打脚踩。

学兵们单从外表就能认出来,不修边幅,头发长而乱。

一年四季,就是夏天也穿着一件没有扣子的棉袄,一根导火索当作皮带,扎在腰间。

正值长身体的年龄,学兵们最难熬的,莫过于吃不饱肚子。

几十万筑路大军开进陕南山区,吃饭成了大问题,粮食不断告急。

为了抢进度,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粮食由各连就地想办法,搞到什么吃什么。

一日三餐,经常是一人一个定量为一两的“苕馍”(用红薯做的馒头),就着一丁点咸菜,或一小匙盐水煮的黄豆。

按学兵们的话说,“两口就下肚了”。

只有春节、中秋等节日,才能吃到一点新鲜蔬菜和肉。

断粮时,红薯叶、南瓜汤什么都吃过。

为了吃饱肚子,学兵们拿着家里寄来的粮票或旧衣服,跑到附近的老乡家换红薯、柿饼、桔子吃。

上山扛木头,饿得头发昏,许多人摘野果子吃,结果中毒了,上吐下泻。

直到公路通车后,学兵每月的粮食定量增长到51斤,食用油涨到每人每月4两,饿肚子的问题才逐步缓解。

郭达的工作,主要是打风钻、风镐。

初学打风钻,15岁的郭达震得眼冒金星,四肢麻木,浑身颤抖,哇哇大叫。

但他接受能力强,一两个月就适应了。

学兵们大都聪明能干,很快担当了重任。

每个营的机械连,负责打风钻、风镐的,几乎全部由十六七岁的学兵担任,这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劳保用品不足,每个学兵都冒着洞内缺氧,炮烟、瓦斯、粉尘弥漫,以及随时塌方的危险。

打风钻、风镐时,要用身体顶住,活塞震动厉害,许多男生落下了遗精的毛病。

由于从事重体力活,加上隧道内的阴湿环境,不少学兵落下腰部、关节疾病。

发的海绵口罩,防尘效果不佳,不久就堵住了,这让不少人的肺部受损。

为了早日打通大动脉,学兵们不叫苦,不喊累。有人进洞前,甚至把遗书悄悄写好、藏好,时刻准备献身。

夏季山洪爆发,齐腰深的洪水涌进了隧洞,学兵们照样在掌子面坚持施工。

隧道越来越深,炮烟排不出去,一排人中毒昏倒撤下来,另一排人又冲上去,没有一个人犹豫退缩。

女学兵不进洞施工,一般在洞外搬砖、扛水泥、筛沙子。

在两年多时间里,学兵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战胜了饥饿、塌方、洪水等困难,流血流汗,为襄渝铁路的顺利建成立下汗马功劳!

1973年7月,襄渝铁路铺通后,对学兵们采取“大包干”的方式统一分配工作。这种不用上山下乡、直接包分配的做法,当时很少见,属于特殊优待。此后招收工人,仍采取贫下中农推荐的办法。

郭达因表现优异,直接被选为干部,分配到西安市文化局。1974年,推荐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话剧专业深造。三年学成后,被分配到西安话剧院当演员。

1986年,郭达改行演小品,和蔡明搭档,一炮而红。

郭达经常说,正是因为早年经历了铁路建设的锻炼,才养成了自己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受益终生。

刘晓庆在宣传队

刘晓庆,1952年10月30日出生于四川涪陵(今重庆涪陵区),1970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1972年被四川省宣汉县文艺宣传队选中。

刘晓庆的吹拉弹唱都不错,尤其是表演,绝了,成了宣传队的台柱子。

一次,宣传队去襄渝铁路工地,给宣汉民兵团慰问演出。

刘晓庆穿一身绿军装,拴着军用皮带,在简易乐队的伴奏声中,翩翩起舞。

那身段,那眼神,那舞姿,令民兵们大开眼界。

接着,又是一段扬琴独奏《欢乐的草原》,一段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民兵们沸腾了,掌声不断,手都拍红了。

在民兵团的强烈要求下,刘晓庆被借调到民兵团宣传队。

当时,刘晓庆是分管女队员的副队长,李贵森是分管排练工作的副队长。两人朝夕相处,情同兄妹。

李贵森毕业于四川省川剧,和刘晓庆一样,都是演出的多面手。

两人相处下来,从没红过脸、吵过嘴。

年中,达县军分区文工团决定招他们俩入伍,但宣汉民兵团坚决不放人。

第二天,民兵团争取了许久的乐器款落实了,准备派人去成都选购一批新乐器。

刘晓庆自告奋勇,要求出这趟差。

理由很简单:她毕业于川音附中,认识音乐学院的教授,可以请他们帮忙选购。

民兵团同意了。

当晚,刘晓庆同李贵森到小河边散步。夜风轻拂,流水淙淙。刘晓庆悄悄告诉李贵森,这一去,她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刘晓庆搭上一辆过路车,赶到达县军分区。她又唱又跳,一股脑儿将所有的才艺展示了出来。

文工团被征服了,破例收下了她。

1972年底,成都军区文工团调她演出歌剧《杜鹃山》。

1973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选中,很快红遍大江南北。

从此,刘晓庆和李贵森,这一对朝夕相处的伙伴分别了。

几十年后,李贵森从宣汉县医院工会的岗位上退休。闲暇之余,他经常打开相册,细看当年刘晓庆的照片。

这么多年了,还能完好地保存这么多早年照片,很不容易。

他时常放一首刘晓庆当年自编自唱的歌:铁路修到了我的家,人人心中乐开了花,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有一句心里话……

大山里的脊梁

1973年10月,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襄渝铁路接轨通车。

东段和西段于1975年11月交付使用。

中段转入整治病害工程、控制滑坡。

1979年12月,中段正式交付运营。

1981年5月1日,襄渝铁路正式并入铁路运营网。

在襄渝线沿途,几乎每一条隧道的尽头,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烈士陵园。

襄渝铁路是用鲜血铸成的,最惨烈的时候,每公里牺牲两人之多。

仅陕西省紫阳县境内,就有300余人牺牲。

老铁道兵聂金南回忆,牺牲的人太多了。队伍里少个把人很正常,白天在修路,晚上就见不着了。

三线学兵118名死难者中,因公死亡74人,非因公死亡44人。非因公死亡中,包括自尽2人,失踪、原因不明2人。

其实,无论是因公死亡还是非因公死亡,大都和施工有关。

唯一被授予烈士称号的学兵,是17连的学生排长吴南。

他在1972年枫树垭隧道的施工中,突遇塌方,为掩护战友不幸牺牲。

如今,随着襄渝铁路二线的建成,以及郑万高铁、襄渝高铁的开工,襄阳和重庆之间,建设了4条不同的铁路,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回首往事,襄渝铁路,这座大山里的脊梁,仍然让人感动。

历史的记忆或许已经模糊,但忠诚奉献的豪情,依旧流淌在这片热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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