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招录：“35周岁以下”的门槛可否放开？

最近几年，关于公务员考试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放开年龄限制，将现行“35周岁以下”门槛放开，改成40或45周岁以下。

这种议论是职场中年危机的投射。很多人工作十多年，年富力强，面临职场压力乃至失业危机。应届毕业生在市场上的工作机会多，公务员岗位也对其全额开放，倾斜录取。就连公务员考试本身，应届生也更有优势。大量年轻人涌进公务系统，中年人承受职场压力，他们认为其中有不合理之处。

中年人只是年龄稍大，说到精力旺盛、工作勤勉，他们哪一样都不输年轻人。说到做事经验和沟通协调，三十多岁中年人的能力，远非初出校门的应届学生所能比。不得不说，这种抱怨是有道理的。

一直以来公务员系统青睐应届生，大致因为：大学生文化程度高，学习新事物快，可塑性强。在大学生稀缺的年代确实如此。可当下中年人也多是大学生，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完全能胜任，过去那个理由站不住脚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缓解就业压力。

每年高校毕业季，大学生一下子涌入市场，短期就业压力非常大。招录公务员，把岗位“留给”他们，经济不景气的年份甚至不惜扩招，以此缓解就业压力。这似乎是一举两得、无可挑剔的安排。

不过，公务员招收大学生，没有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因为公务员靠税收供养。而创造财富与税收，还得靠企业生产经营。

而从实际需求看，选用有一定社会经验者任公务员，似乎更合理。

中国的公务员职位一般分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和行政执法等类别。专业技术岗人数少、要求高，年轻人通常没机会；行政执法岗履行处罚、监管、稽查等责，所涉事务重大，人际互动紧张，刚工作的新人往往很难胜任。一线执法工作有“师徒”传统，原因就在这里。

而在人数最多、处理事务最广的综合管理岗，要与人交往，涉及公民基础权利。即便简单的窗口办事员，其办事能力、效率和责任心，都会带来重大影响。更多的综合管理岗位，上承领导意志，下临商户和个人，他们在法律框架内办事的同时，有很大的个人判断空间。

一个刚走出校门就踏入公门，缺乏社会阅历，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某种程度说，称得上不知人间疾苦。其办事和管理，却与公民利益息息相关。特别是行政执法岗，执法人员手掌翻覆，往往干系他人家庭悲欢。这样是否妥当呢？

从这个角度说，有长期工作经验，处理过复杂关系的中年人，可能更适合公务员工作。不是说他们比年轻人慈悲，而是更能理解复杂事情，体察人世艰辛，做出适当的处置。

近几年我们从媒体看到，个别公务员执法僵化。举几个例子吧，比如今年3月，福州一家小吃店新开业，在门口摆了几个开业花篮，被认定“占道经营”，还未开张就罚一笔钱。

今年7月，河南一位蹬三轮车卖菜的大爷，因销售不合格蔬菜，领到“天价罚单”。他卖菜获利21.05元，被罚款11万元。外人觉得匪夷所思，执法者振振有词，也能找出依据。

卖菜被罚之外，农村有一种极具争议的罚款项目。农民杀掉自家养的猪，如果只是自家吃肉，问题还不算大。倘若卖几斤肉给邻居，就要面临几万元罚款。这种事情放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现在却成为农村社会常见的罚款项目。

这些政策和处罚的决策者，当都是中年以上干部，看起来与年轻人无关——实际他们过去也是年轻公务员。大学刚一毕业，就进入官场。人际互动简单，主要是服从或指令；财务经验很少，以花钱为主，没有过缺钱找钱的日子。职业公务员擅长文牍会务，接触人群有限。与真实社会有隔阂。

基于这个理由，我赞成当代中年人的呼吁，开放公务员考试的年龄限制。不仅放开上限，最好规定下限。比如可以讨论禁止应届毕业生考取公务员——他们需要走进社会，有所历练，才谈得上管理和服务公众。除少量简单的技术性、内务型公务员，大部分公务员岗位都应设立年龄要求，考察工作能力，以确保他们称职。

考虑到工作履历和能力相对主观，年龄这一项就显得特别重要。市场上的公司招聘，会对求职者的工作年限和经验提要求，越重要的岗位，要求越高，一旦发现不称职，很快降级直至解雇。相比而言，公务员的招录尺度就简单得多——几乎只凭考试成绩一项，且无失业之虞。

当前公务员招录和考核模式，有很大改革空间。改革之目标，在于公务员多接地气，减少僚气。增加年龄要求，考察专业履历，增加合同聘任制的比重，都是可以尝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