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冲突默示录：建国神话下的苦难历史与国族浩劫

10月7日，实际控制加萨走廊（Gaza strip）的武装组织哈玛斯（Hamas）对以色列境内发动突袭，杀害并绑架多名以色列平民，以色列也第一时间对加萨发动被视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予以还击。数日冲突已造成以色列、加萨两地合计逾两千人丧生。除了在袭击发生第一时间对加萨采取封锁，切断其能源、水、食物供应外，以色列国防军也正在加萨边境集结逾三十万后备军，准备从地面攻进加萨，以确保哈玛斯不再具备还击能力。

观诸国际社会对此次冲突的反应，欧美各国几乎一面倒谴责哈玛斯恐怖主义的行径，并支持以色列捍卫己方领土与人身安全。而周边阿拉伯国家如约旦、埃及等也难以声援巴勒斯坦，仅能对冲突表示关切，并呼吁双方早日停火。仅有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公开对哈玛斯表示支持，后者更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以行动支持”哈玛斯。

战云密布之际，以巴冲突历史、领土问题、加萨人道危机等议题虽然再次浮现，却吊诡地仅成为新一轮冲突的注脚。在此次冲突中，哈玛斯的残暴行径被新闻、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构成了外界关注冲突的第一印象。绵密复杂的以巴问题更易因此被模煳、忽略、简化，实无益于理解问题的全貌与背后的种种重要脉络。

事实上，任何对以巴冲突去脉络化的解读都是相当危险的。谴责暴行固然是必要的，但理解其生成脉络对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个区域的乱局而言同样重要。就此而言，中文舆论对冲突的讨论，更需要从近代巴勒斯坦问题根源、或是哈玛斯治理加萨的历史背景等角度出发，以避免过于快速让道德情绪引领所有观看与思考，或是简单地将哈玛斯等同于整个巴勒斯坦。

本文即试图简要梳理近代以巴领土问题、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两条近代以巴冲突的脉络，并在下篇文章另外谈谈加萨的人道治理危机，希望能从舆论中较受忽略的巴勒斯坦历史视角切入，关注战事的同时也回顾以巴关系的历程，理解双方何以走到今日。
近代以巴问题开端：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托管与以色列建国
巴勒斯坦人如今生活在被割裂的约旦河西岸（West Bank）、露天监狱般的加萨，或是流亡各处难民营等处境，与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一百多年来的领土争议息息相关。“谁拥有这片土地”确实是难有定论的问题：这里既是承载犹太民族千年离散后回归建国愿景的“应许之地”，同时也是鄂图曼帝国治下无数阿拉伯人世居的家园。无论如何，19、20世纪间兴起、号召重建“犹太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运动最终选择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作为其重建家园的地点。

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表明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犹太复国运动从此得到了英国的支持，犹太民族向巴勒斯坦“故土”大规模迁移的计画也如火如荼进展。

一战结束后，鄂图曼帝国瓦解，巴勒斯坦作为帝国“遗产”的一部分，于1922年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置于英国的托管统治之下。英国托管的1920、30年代间，犹太复国运动在巴勒斯坦迅速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国家雏形，包含完整的政府、经济、教育体系，甚至军队，且持续壮大。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持续涌入、购买土地，原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发现自己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农民被迫离开土地与世居的家园，犹太复国运动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二战后，英国决定离开巴勒斯坦，结束托管。为了解决建国在即的犹太国家与巴勒斯坦民族未来的问题，联合国于1947年成立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同年通过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案，将巴勒斯坦划分为阿拉伯国、犹太国与联合国管治的耶路撒冷。

然而，181号决议案的构想终究没能落实。英国于隔年5月匆匆结束托管，以色列也于5月14日宣布建国，随即就爆发了第一次以阿战争。1949年以阿双方媾和所划定的停火线（即“绿线”），使得以色列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多达78%的土地。至此，新生的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环伺中站稳脚跟，对巴勒斯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而言，以色列国实体的存在已无法被否认或在短期内被消灭。而今日谈论以阿冲突时偶被提及的“绿线”中，也基本可见往后巴勒斯坦领土轮廓的雏形。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一方的建国神话，另一方的大浩劫
以色列建国固然有其因由，但巴勒斯坦人呢？我们常常会基于认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正当性，而更容易理解、同情一个国家／民族（nation）的立场。于是，巴勒斯坦人是否、何时具备自主、集体的民族意识，就显得相当重要。巴勒斯坦历史学者哈利迪（Rashid Khalidi）认为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的同时，巴勒斯坦人也渐渐形塑出具有现代意义与形式的民族意识。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英国、美国等殖民者对此点的否定或视而不见，也为巴勒斯坦问题种下祸根。

如前所述，犹太复国运动在1948年开花结果。然而，以色列的建国神话，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却是一场“大浩劫”（the Nakba）。建国前夕的1948年3月起，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据展开“D计画”，对海法（Haifa）、雅法（Jaffa）等城市与周边村落的阿拉伯居民展开攻击、清洗。

据联合国估计，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的1947至1949年间，共有75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从数以百计的城镇、村庄中驱离，成为难民。难民问题也催生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2021年的冲突导火线Sheikh Jarrah村庄即是该处底下的一处难民安置所。“大浩劫”的记忆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中重要的成分——而不幸的是，这一集体记忆对今日面对隔离墙、屯垦区、边境管控、以色列军警暴力等日常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仍是鲜活的。

历经数次以阿战争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埃及总统纳瑟（Gamal Abdul Nasser）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的“阿拉伯大一统”理想幻灭、阿拉伯民族主义“退潮”等历史变迁，巴勒斯坦建国的愿景愈发淼茫。

在此期间，以法塔赫（Fatah）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下简称“巴解”）在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领导下，先后尝试透过地下化武装活动与外交手段解放巴勒斯坦。然而，随着1970、80年代历经与约旦国王交恶、撤离黎巴嫩、转移到突尼西亚等变局，巴解在取得成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成为联合国大会观察员等外交上突破的同时，其与巴勒斯坦人民的连结也越来越弱，渐渐脱离了巴勒斯坦本土的抗争运动，甚至其外交手段也被视为腐败、懦弱。

终于，在1987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the first Intifada）中，脱胎于加萨穆斯林兄弟会的哈玛斯（全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崛起，成为另一个代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