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稽查风波下，透视富士康的城市版图

2010年，深圳富士康“十连跳”的风口浪尖，无数地方官员反而携着各种政策优惠排起了长队，只为见上郭台铭一面。

彼时释放了内迁信号的富士康，俨然成了地方政府眼中的“财神爷”。大家都心知肚明，富士康的“落户”意味着天量的就业、税收和GDP。

十余年后的今天，富士康又一次站上了风口浪尖：

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集团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稽查，自然资源部门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而此时的富士康，历经十余年扩张，已在中国大陆坐拥40余个园区，而其庞大的身量，也已深深楔入了地方产业经济的血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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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

1988年的深圳，任正非出任华为(专题)总裁，决定进军通讯业务；同年，王石以两千万竞得一块地，获得了万科进军房地产业的“入场券”；也是在这一年，郭台铭在深圳落脚，设立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

富士康肇基于台湾(专题)，上个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土地、用工成本日渐攀升，一场制造业迁移潮随之开启。

深圳，当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凭借政策空间、廉价土地与劳动力的优势，成了这场制造业迁移潮最主要的受益者。

1988年，富士康深圳工厂成立，此时它还只是一间位于宝安、只有百来人的简陋厂房，但此后几度扩产搬迁，至富士康龙华园区，已是一座高峰期拥有近30万员工的“小城”。

而深圳与富士康的“牵手”，可谓是一场典型的双赢。

2004年，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公司年度出口首破百亿美元大关，不仅蝉联中国出口企业第一名的桂冠，还贡献了当年深圳1/8的出口额。

富士康的存在，也使电子信息产业成了深圳经济的支柱。以2010年为例，当年深圳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由“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据。深圳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地位也随之确立，“深圳到香港(专题)的公路如果塞车，全球PC市场就会缺货。”

而富士康借力中国大陆人力低成本优势，一跃成为“全球代工之王”。2005年，富士康首次跻身《财富》世界500强行列，郭台铭的财富也随之水涨船高，当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郭台铭以32亿美元的身价，排名全球第170位，晋升台湾首富。

2010年5月21日清晨，深圳富士康一名21岁员工坠楼身亡，而这是半年时间内，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的第十起坠楼事件。

“十连跳”引发的滔天舆情，加速了富士康已在进行中的迁移步伐。

当时的深圳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而对富士康而言，一方面，由于代工模式的内在属性，成本控制始终是其核心要务；另一方面，苹果公司推出的革命性产品——iPhone 4，也对富士康的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于是，富士康需要更多低成本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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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

2010年6月20日，时任河南省省长亲自动身，顶着烈日来到位于郑州最南郊的新郑机场，专程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郭台铭。

苦恋多年的郑州，这次终于与富士康“修成正果”。

其实，早在2007年，郑州就对富士康展开了追求攻势。当年，郑州成立了市长亲任组长的“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项目对接成员直接扎根深圳龙华，一面做好情报工作，密切关注进入富士康园区的各路领导人，另一面积极主动出击，向富士康不断自荐。

虽然双方始终对签约细节三缄其口，但从后续媒体报道仍可见郑州十足的诚意：15亿美元资助，申请保税区，低价转让土地，帮助建设工厂、宿舍、发电厂，借用行政力量帮助招工……

而为满足富士康近乎苛刻的投产时间表，郑州安排了2000名工人三班倒，24小时昼夜赶工。因厂房不足，一家经营多年的纺织企业干脆被管委会“请了出来”。厂房所需但市场上一时买不到的特殊电缆，郑州市政府指示，到地铁工程现场去“借”。

如果说，深圳是“代工之王”富士康中国大陆产业版图的起点，那么，郑州便是这块版图中的“最大手笔”。

如今，富士康在郑州坐拥航空港厂区、经开厂区、白沙镇厂区三大厂区，生产高峰期员工数超30万人，郑州随之成了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

郑州之外，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落脚点现已遍布40余个城市，在珠三角，富士康布局深圳、佛山、中山、东莞、惠州、广州等地。

在长三角，富士康与昆山、上海、南京、淮安、杭州、宁波、嘉善、无锡、安庆等地“联姻”。

在环渤海，北京、天津、烟台、菏泽、廊坊、秦皇岛、沈阳等地成了富士康的落脚之处。

在中西部，富士康与太原、晋城、郑州、济源、鹤壁、濮阳、兰考、周口、武汉、长沙、衡阳、南宁、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结缘”。

从沿海走向内陆，一路扩张的富士康，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子科技智造服务商，产品范围涵盖消费性电子产品、云端网络产品、电脑终端产品、元器件及其他四大领域。

2022年，富士康集团营收约1.49万亿元，集团进口总额约5400亿元人民币(专题)，占中国大陆进口总额的3.0%；出口总额约849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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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金”

而对地方经济而言，富士康的落地便意味着“生金”的良机。

2011年，富士康南宁科技园投产，两年后，富士康成为南宁首个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实现了南宁百亿企业“零”的突破。

七年后，富士康南宁科技园产值突破480亿元，基于此，电子信息产业产值首超食品工业，成为对南宁工业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

在郑州，2021年，富士康郑州科技园产值突破4000亿元，达到4052.6亿元，成为全国单体产值最大的项目。同期，郑州出口总额的近8成由富士康贡献。

不止是南宁、郑州，成都、太原等地也凭借富士康的进驻，收获颇丰。

2022年，富士康成都园区产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期，富士康太原园区产值连续两年突破千亿元，成为山西首个工业产值超千亿元的电子信息制造企业。

而即便是在后期“错失富士康扩张机遇”的深圳，凭借其富士康集团全球智造总部和大陆营运中心的地位，仍然收获得盆丰钵满。

2022年，富士康深圳园区实现产值3252亿元，出口313亿美元，分别约占同期深圳规上工业总产值的7%，出口总额的9%。

进一步讲，富士康对于地方产业经济意义，其实不只是一家产值高、出口量大的代工企业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带动一地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

例如，借着富士康的势能，郑州后期逐步引来了中兴、创维、天宇、OPPO等3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企业，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产业也被郑州设定为“一号产业”，目标2025年实现8000亿元的产值。

同样，在如今的深圳、成都、南宁，电子信息产业都已成为当地工业经济最重要的支柱。

但在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大陆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上涨，加之疫情以及国际形势的风起云涌，富士康在国内的扩张步伐已逐渐走缓，并转而持续加码印度(专题)、墨西哥等国外投资。

而此番税务、土地双线稽查之下，富士康虽已回应“合法合规为集团在全球各地的基本原则”，“会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作业”，但企业未来走向会受何种影响，仍然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