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师自杀背后:"扫黄打非"宣传非教学任务成负担

“我真的好难过，我觉得自己喘不过气。”

“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积极乐观的孩子呢？”

10月31日，郑州一女教师留遗书后跳楼自杀引发关注，目前事件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女老师在遗书中称，面对学生很想教书育人，但学校的工作、活动、领导的检查，让她像进了“牢笼”。

虽然有部分网友认为“别有隐情”“肯定不至于因写材料而自杀”等，但这也引发了网友对于基层教育负担的讨论与共鸣。当教学工作逐渐变成“副业”，教师们的职业理想被剿灭在由层层叠叠的表格织成的密网中。同时，当家庭教育由此承担的细枝末节越来越多，家校矛盾难免在各种拉扯角力中愈演愈烈，而一线教师，是层层异化下被夹击之人。

一年曾收到近4000份文件

非教学任务：扫黄打非、扫黑除恶宣传、催收医保等

通过网友反映，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有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保险等。

何卫公告诉中青报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来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份，寒暑假期间都会有通知。“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在江苏某县高中工作的张荃说，最近她刚刚带着班里的两名学生，占用晚自习的时间，花了近3个小时，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一项答题打卡任务。

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班主任郝明每两周要给40余名学生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提醒他们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学习任务，以应对每月一次的检查。完成学习任务时，系统会提示家长“请勿代做”，但家长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师造假。

“每个家长每周都要做，少一个人会影响你的绩效考核。”郝明告诉记者，“（任务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绩效会被扣到最低。”

“这是典型的考评机制倒逼学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而一旦考评机制中的非教学活动占比过大，问题便自然产生了。即使表面上看来‘素质教育’全面开花，但有多少是真正开展或者说达到成效的，就无从考证了。”

此前，因为学校“反诈宣传”任务推进效率低，排名靠后，校长何卫公被通报批评过。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载相关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被通报了。”何卫公说。

中青报调查文章《他们想安安静静地教书》中还提到，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任务确实很多。“有的教师跟我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读给孩子听。

“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

易卓所在的调研团队在湖南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但由于医保费用渐贵，一些百姓并不愿意交，地方医保局就专门发文要求学校配合收医保。

“（文件）下来以后，所有的教师都要给家长打电话收医保，这是很夸张的。”易卓告诉记者，“（这些事）很影响家校关系。”

“以前教师家访，真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但现在家访都是为了完成其他任务。”易卓说，“家长就很有意见，‘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

在陕西的一所小学，打疫苗、购保险也需要通过班主任联络学生。这所学校二年级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诉记者，班主任需要统计愿意买保险的人，并由班主任来收费，“还只能收现金”。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早在2017年，李镇西就在《教育研究与评论》发表了《关于“较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87名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参与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普通教师与班主任对非教学工作的负担感受最为强烈。调查数据显示：有52.6%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80.5%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教学研究。

2022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这项调查抽取了全国各地3564所学校的两万余名教师，70.9%的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一线教师愿意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但实在是被形式主义所累。”张荃说，找孩子谈心谈话，要把谈心内容写下来；关注公众号、下载App的任务完成了，还需要截图上传。

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在她所在的学校，班主任兼职保安，每天早上，要换上保安服在校门口守着，并拍照上传留档；放学继续在校门口当保安，目送孩子放学回家，继续拍照留档；假期要每天在家长群发安全提醒，并截图上传。

所以，众多老师表示“累”。

形式主义最终伤的是孩子

有些老师只想好好教书已渐有心理问题 家校矛盾浮现

实际上，不能专注于“讲台”已让老师们苦不堪言，更让老师无法理解的是，很多“务虚”工作的优先等级和紧迫度竟然高于教学。同时，校长不仅管不了老师的“不务正业”，自嘲“迎检专业户”的校长也有一肚子苦水。对上，校长要准备好汇报接待，每一项活动都要有方案、有总结，还需要有孩子们参与对应活动的图文材料做支撑，一项检查评估下来，可谓材料十几盒，文图并茂、精彩纷呈。只有档案齐全、资料规范，检查才可能过得了关。对下，校长要时刻督战，像一个“陀螺”般在不同会议中“打转”，领导班子会、中层干部会、班主任工作会、全体教师会，各种学习会和相应的迎检小组，层层布置任务，部分检查甚至还得提前搞模拟演练。

“当教师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去一大半时，牺牲的不仅是时间，更有心情，甚至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有业内人士表示，教师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无效、无意义的苦和累。

据中青网采访报道，张荃自以为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但也经历过很多次崩溃。最近，让张荃感到崩溃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选择一个上午或下午，到校门口打扫卫生，并被要求背诵“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参加相关考试。

“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其他的，尤其是这些杂事，我希望离我越远越好。”张荃说，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她一直觉得，当班主任最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学生。

然而，接受采访的两位校长都发现，在非教学任务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学校教师的心理问题正在浮出水面。

何卫公告诉记者，教师们也变得很焦虑，有时候情绪很烦躁，一些教师陆续出现心理问题，寻求心理干预，甚至选择辞职不再教书。但他有时也感到爱莫能助，自己也很茫然。“大家都没办法把精力安安心心用到教育教学上，教学质量就受影响。”何卫公说。

“无意义”“没有成就感”，受访的教师大多如此形容那些非教学任务。

语文教师李舟说：“上好课是本职工作，有成就感，但把一篇公众号（推文）写得让领导认可，只是在完成任务。”班主任郝明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杂事上，她说：“我本来是热爱（电视剧）教书的，但如果总是这样耽误我的备课工作，我会没有成就感。”

据观察网采访报道，《教师时刻都在忙，但不是忙上课；校长什么都在管，就是没管教学》文章中提到，小优是南方某市知名小学的低年级学生，对于老师们三番五次参加各机关单位举行的朗诵、演讲、课题研究等比赛，小优父母心有埋怨，却敢怒不敢言。“老师的主业应该是教书，时不时就‘失踪’，我很担心教学质量。”这种担忧焦虑并非孤例，且大部分学生家长会立即转化为实际行动——将学业“基地”向校外培训机构倾斜。

除此之外，年轻的班主任们缺乏管理班级的经验和家校沟通的技巧，疲于处理学生家长之间、家长与班级之间的各种矛盾，难以聚焦教学工作。来自北方学校的班主任小北感叹：“我在体制内来来回回工作过五个单位，学校是幸福感最差的，因为得不到尊重：得不到领导的尊重，得不到部分家长的尊重，得不到少数孩子的尊重，得不到社会的尊重。不被尊重让人相当难受，跪着的老师教不出站着的孩子。”

面对家长的担忧和埋怨，同为年轻班主任的小川感同身受又无可奈何。“现在有个很奇特的现象，特别是小学教师，你认认真真备课上课，某些教育主管部门会认为你不思进取；你三天两头不在课堂上，打比赛、参会或要求学生参加各类活动，却被认为是积极上进的。”

双高双普、平安校园、法治校园、文明校园、绿色校园、智慧校园、健康学校、教育装备示范学校、儿童友好学校……这些内容本身与校园建设息息相关，也能通过各种主题班会、国旗下讲话的形式“校园事、校园毕”，很多老师对此并不排斥。“教书育人，育人也很重要。难的是对应的各种迎检资料——家长的签名回执单、家长代替孩子完成的相关主题手抄报、家长给孩子拍照以供学校存档……”

“我觉得某些部门领导现在把教师当成社区干部用，至少我的学校，教务行政化倾向越发明显。比如创文时老师上街打扫卫生，假期当河长塘长去河湖巡逻……”另一位教师告诉我，“因为学校是工作最好贯彻的地方，首先学校不敢不执行，再加上老师普遍文化水平高、材料写得好，很多任务还可以‘嫁接’给家庭，布置给学生和家长去完成。”

有青年教师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自己曾经有一次在凌晨两点被领导打电话叫醒，需要外出做志愿者；此外，由于线上沟通的日益便利，老师们在下班后还常常要应对家长的“信息轰炸”，有的甚至发生在深夜。

在这种氛围下，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想离开“围城”，旁人看似优越的“铁饭碗”也开始出现离职潮。其中，江西省临川市的老师群体正是其中最明显的一波——大约70名教师集体辞去了教师工作。

最终的受害者是谁？肯定是孩子们。

如何减轻“非教学负担”？

教育专家指出深层次原因 知名大V胡锡进痛批形式主义

据悉，针对教师非教学负担沉重的问题，2019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被称为减负20条），明确要减掉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包括减少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事务进校园、报表填写工作、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等内容。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事项实行清单管理。

2020年，教育部等8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精简、严格规范各类“进校园”专题教育活动，有效排除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干扰。

环球网采访教育专家熊丙奇获悉，他表示落实上述意见，各地都出台了给教师减负的清单，但不得不说，诸多给教师减负的措施，还只停留在文件上。笔者到基础学校调研发现，相比减负20条出台之前，不少中小学教师用于应付检查评比、考核、填表格写材料的时间、精力一点也没有减少。

这些问题的存在具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从2021年推进“双减”后，各地学校都按规定推进课后服务，并要求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班主任教师在校时间明显延长。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有的学校班主任每天在校的时间超过12小时。二是在进校督查检查事项减少后，不少学校对教师实行“痕迹管理”，什么都要教师填写报告，留下凭据、证据，这耗费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包括写材料、做PPT、转发点赞教育部门或学校发布的公号文章、截屏汇报点赞及转发情况等。

毋庸置疑，如果不能给教师减负，也就难以给学生减负，“双减”后实施的课后服务就难以保障高质量、持续推进。

为此，要建立课后服务长效机制，根据课后服务“照看+开展非学科素质课程活动”的要求，通过发挥退休教师的作用及招募兼职教师，来构建更合理的课后服务师资队伍，减轻学校专任教师的负担。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改革对教师的管理与评价体系，进一步淡化行政评价，强化专业评价。中小学要提升现代治理能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由教师专业委员会评价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与贡献，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而不能用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行政性任务分散教师的精力，以不合理的行政考核要求干涉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

网络大V胡锡进也直指要害，提出无论这位教师是因为什么轻生的，都希望带来触动，基层的形式主义确实该好好治一治了。

值得一提的是，10月31日，衡水中学在其公众号发布“暂停接待公告”，称为了避免繁重的接待任务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干扰，并结合学校工作实际情况，经学校研究决定，近期不再安排接待和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