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母亲杨沫（五)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

后排左起为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前排左起为母亲杨沫、父亲马建民。1958年摄

25. 为雄县农民王汉秋鸣冤
王汉秋是河北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的一位农民。
他的父亲靠卖麻绳，挣了一些钱，置了些地。父亲死后，他继承了这些地，也就成了一个小地主。可他花钱大手大脚，从不把心思放在发家致富上。用媳妇的话讲，他一当家后，日子就没的过了。
他好交朋友，仗义疏财。看见村里有人没粮食吃，就主动把自己粮食送去。他对长工宽厚仁义，曾把一支鸟枪送给长工。长工的孙子到现在还喃喃不休地说这件事。
他是独子，念过私塾，看了不少书，特别喜欢读鲁迅的作品，并深受其影响。
1939年10月，霸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了抗日积极分子训练班，从各区、村选拔一批优秀分子进行培训。王汉秋及女儿王以云都参加了，并认识了当时的霸县县长马建民。从此以后，王汉秋父女俩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的家成了堡垒户。马建民杨沫夫妇来东河岗村时，经常住在他家。
王汉秋响应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当上了小学老师，教儿童团的孩子们抗日道理。那时，离村2里地的昝岗就驻有日本鬼子和伪军，干这个工作要冒很大危险。
后来王汉秋成为了八路军联络员，经常为我党干部传送情报。他多次掏空窝瓜，将文件藏在里面，把情报送到宫岗。他还给路过此地的干部们画地图，标明敌人岗楼的位置，介绍同志们如何通过敌人的封锁圈。
除了掩护我父母外，雄县的张田县长和陈瑞科长以及区妇救会主任李子奇等等也都经常在他家居住，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1943年王汉秋看见本村农民生活困苦，就把自己的大部分土地无偿贡献出来，交村公所统一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当个别人对他这么做的动机有所怀疑时，他一时愤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剁下两节儿，写了血书“致函马建民”，面送给父亲。慷慨陈词，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决心。
他是在自家用小片镐砍下的手指头。当他送到父亲住处时，母亲也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么一封血淋淋的信和血淋淋的手指头，内心为之一震。
父亲把这封血书和手指头保存了好几年，舍不得扔。曾多次对人说：我一看这个就很难受，王汉秋是个抗日爱国的好典型，真心跟共产党走的开明人士。
1945年抗战胜利，父母赶赴新的工作岗位，这以后即与王汉秋失去了联系。
1984年已离休的父亲准备写回忆录，就给雄县昝岗公社写了一封信，打听王汉秋的情况，没有回音。父亲不甘心，又写了一封，还是没有回音。父亲感到蹊跷，虽然已过去39年，王汉秋本人可能不在世，但他的孩子还应该在呀！父亲又写了第三封信。
河北省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 村级干部负责同志：
你们好！
我叫马建民，又叫程业，抗战时期在你们那里工作过。先作政权工作，后来负责分区抗联工作，除经常和你们村干部联系外，也经常和王汉秋同志联系。我们当时吸收王汉秋同志参加反攻建国同盟会。他表现不错。记得他有儿有女，可是忘记了他们的姓名。现在组织上号召写回忆录，我想打听一下，他儿女的姓名和地址，麻烦你们来信告诉一下。我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目前已离休，估计王汉秋同志可能不在了，只好打听打听他儿女。
附上邮票八分，请费心回信吧。
祝你们安好。
我住北京柳荫街29号
马建民
1985．3.21
这第三封信寄到了大队，有人偷偷转给了王以云。她立即带着女儿前往北京，向父亲详细叙述了这些年的遭遇：
我爹1960年死在监狱里啦！
虽然他抗战胜利前就把土地全献了出来，可1947年土改时还斗争他，说他是地主。他想不通，对干部们说，我不能算地主。你们这样对待我，不符合共产党的政策。
村干部硬说他贡献土地是“畏罪交公”。
他不服气，据理力争，村干部嫌他不老实，给他吊在树上打。村里就两户地主，但土改时主要打我爹，因为他嘴硬，不承认自己是地主。天天斗，不让洗脸，寒碜他，还拿砖头砸，给他腿上的迎面骨砸了个窟窿。不止打他，还打我娘，说她是地主婆。见她是小脚，就叫她踩小砖。
后来，国民党打过来了，我爹也没因为挨斗，受了委屈，就投靠国民党。他的腿给打坏，拄着棍子跑了，他从没有给国民党办过事，没有反攻倒算过。
我爹想不通，自己早把土地交了出去，为何还定成地主？他不断向干部们反映，结果说他顽抗，一次一次把他往区公所送，送一回，打一路，可区里每次都给退了回来。直到1951年镇反那次，送走后再没回来，这次给判了，被雄县法院判处死刑。听瞅见过他的人讲，在县看守所里整天给他戴着三大件：脚镣、手铐、铁砣子。
后来保定地区给改判成死缓，送到石家庄第二监狱服刑。
1958年大跃进时，我爹他们到徐水大炼钢铁，累坏了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最后给家里的明信片上说，我现在连10斤重的东西都提不起来，病得很重，你们来看看我吧。可当时家里很穷，哪有路费去看他，连五分钱都没有呀！
我爹是1960年生生给饿死的，才54岁。他个子大，吃得多。死前对人说：给我埋在老家。听到信儿后，我老伴找了两个人推着小车，来回步行600多里从石家庄把尸体拉了回来。结果村干部说我老伴没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把他的大队会计给撤了。
因为爹坐大狱，我3个孩子不让上初中，大队不给盖章；上学、当民兵都不行。其实我老伴是贫农，我大哥因拥护共产党八路军，1943年被敌人打了黑枪。我家应该算烈属，却给定成了地主。1943年时，也就是土改前4年，我们一家3口人就剩下6亩地，是全村大多数农民的水平，这怎能算地主呢？
村干部却说他是为了逃避斗争，提前分散了土地。
……
父亲听罢感叹道：抗日战争时，我和王汉秋经常接触。他是真心抗日，真心拥护共产党的啊！父亲亲自为王以云起草了给河北省委的申诉信底稿。
此时，王汉秋的老伴已去世，上告的重担就落在了女儿王以云身上。
1985年4月30日，王以云正式向河北省委提出申诉，从此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河北省委：
我叫王以云，河北省雄县昝岗乡东河岗大队人，现年62岁，是王汉秋的独生女儿。我父亲王汉秋生于1906年，地主成分，有地110亩。他当家后，经过两年时间，只剩下55亩地。小时上过私塾，在雄县高小毕业，后即在家务农，从未参加过国民党的任何组织。“七七”事变后不久，在抗日县政府领导下，在本村教小学，（19）40年日本在我村附近的咎岗村安上据点后，我父亲开始做八路军的联络员。我家逐渐成为抗日工作人员的堡垒户。如（区）妇联的李子奇，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离休干部马建民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杨沫等同志，经常住在我家。
（19）42年我父亲积极缴纳公粮，并献出一部分土地，1943年我父亲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曾切断一个手指，写一份誓死抗战到底的血书，交给我十分区抗联组织（这件事马建民和杨沫同志完全了解）。我父亲并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反攻建国同盟会，做了不少工作。1945年我父亲把剩余的土地完全献给国家，并将地契全部交给村干部。国民党反动派占领昝岗后，因他积极献出土地，怕被国民党抓捕，拄着拐棍逃跑。总之，我父亲一生没有做过反革命事情，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积极拥护共产党，积极为共产党工作，不当汉奸，不进行反攻倒算。
可是在1947年平分土地时，村中却多次批斗他，最后一次竟将他的腿打伤。我的全家也受到牵连和打击。到1951年，个别村干部又抹杀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颠倒黑白，制造假材料，将我父亲逮捕入狱。到1960年元月，我父亲体弱不支，含冤死在石家庄第二监狱。
为这事，我曾找过乡政府、县（委）农村工作部，要求复查，要求平反，但一直没有音信，没有结果。为落实党的平反政策，明辨是非，申张正义，恳请省委对我父亲这一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不胜感激。
此致
敬礼
河北省雄县咎岗乡东河冈村
王以云
1985年4月30日
同年8月，父亲马建民病逝，雄县领导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当面向母亲表示王汉秋的问题已平反。
但当王以云到县法院询问时，却说还没有平，材料已报到省里，等省里决定。
一直拖到1989年春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正式决定下来了：此案不能平反，维持原判。家属得知后，大吃一惊，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王以云只好来北京向母亲求助。
已经75岁高龄的母亲立即提笔给河北省高级法院写了一封信，为冤死狱中的农民王汉秋说话。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杨沫，有一件事想向你们反映一下。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我爱人马建民曾在雄县工作。当时，我们曾多次住在昝岗乡东河岗的王汉秋家，他虽是地主成分，但积极参加抗日，并主动交出土地。据我们了解，王汉秋一直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抗日的群众，为革命还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并没有投敌叛变行为。但是在1947年土改时，他却受到了错误的批斗。1951年镇反时，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1960年含冤死在狱中。
多年来，王汉秋的妻子、女儿迫切期望给他平反，我们也曾写过证明材料。据说县里曾在1985年进行过调查核实，于同年8月底在马建民去世后的告别仪式上，雄县来的两位领导郭维城、梅庆元曾当面告诉我说，这个案子已经平反。我即将此消息告诉了家属。但她们等了一年多，也没有见到平反的正式通知。后来多次去县法院询问，县法院同志说，案子的材料已报到省里，要听候省里处理。
到去年夏天已近3年了，仍无消息，家属很着急，又多次找我谈这事。我们建议她去省里询问。结果省里又推到县里。县法院一度说材料报到地区中级法院了，我们托人询问地区中级法院，却未能查到。
今年春天以来，家属又多次去县法院，后县法院终于答复，省里的处理结果已经送到县法院。决定是：维持原判，不能平反。
家属甚为震惊，我们也十分失望。
我实在不明白省里为什么不准平反？根据何在？而且为什么拖了4年之久才答复？据家属说，她们看到在维持原判的决定后面附有颠倒是非的材料。家属甚为愤怒，怀疑是个别村干部与县法院个别人在捣鬼。
我对此也感到困惑不解。
现在家属依然背着沉重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包袱，十分苦恼，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省高院有关领导能在百忙中关照一下此事，予以公正处理。如万一确实不能平反，也希望能拿出让我们和家属心服口服的证据来。
我坚信此案应予平反，并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尽早听到平反昭雪的消息。
此致
敬礼！
杨沫
1989年9月31日
接着，母亲又在11月6日提笔给雄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去信，说明王汉秋的冤案情况：
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的王雁来（又名王汉秋）是位爱国的上层士绅。抗日战争中，我和我爱人马建民及其他抗日干部曾多次住在他的家中，他虽是地主成分，但抗日积极，拥护共产党，并先后献出自己的全部土地。当有人怀疑他是否真抗日时，他为表明心迹，曾砍断小指，送给马建民，当时我也在场，深为感动。从切身体会中，深知他确实是位爱国人士。但在土改时，却遭到批斗，（19）51年镇反时又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分子。（19）60年含冤病死在狱中。
她的女儿王以云1985年找到我们。我们深知王汉秋的为人，曾为他证明，并给你县写信请求予以平反。1985年秋，马建民逝世，在向遗体告别时，雄县来的两位领导郭维城、梅庆元同志曾当面向我说，王的这个案子已经平反。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深感贵县认真落实纠正冤假错案的负责精神。可是后来王的女儿多次找到我们，说她父亲的案子并未平反，并说县法院把王的案子报到省法院。我有些惊呆，一个村民的平反案，县里完全可以决定，为什么要上报省里？
这件事，请雄县领导费心查处，亟盼早日落实党的政策，为无辜的群众平反，以实践郭维城、梅庆元同志的诺言。假如雄县法院无法解决王汉秋的冤案，必须经省法院才能解决，那么当年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我们曾多次受到王汉秋全家的掩护和舍命相助，今天我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全国人民代表，有义务、有责任为王的冤案争取昭雪平反。
是否需要到省里去反映？盼指教！
母亲为这位抗日战争中掩护过自己的老乡所蒙受到的冤屈，而难过，而悲哀。她有点火了，感到有人在敷衍她，糊弄她。
果然过了一年还是没有音信。看来，母亲的名气虽然很大，但人家并不认。中国讲究行政单位的级别，作家再有名也没用。
时间一年年过去，此案毫无进展。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要想翻这个案实在困难重重。因为这起案子从1947年算起，已经过去40多年。即便是错案，按有关规定，凡涉及到镇反和土改运动中的案子，都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
何况原村干部极力反对，强调要保护土改和镇反的革命成果。
因此，王汉秋的冤魂只好在“反动地主”的阴影下面继续哀号游荡。
其实，十分区的很多老领导并没有忘记了这位农民。早在1987年原十分区政委旷伏兆在《严冬过后是春天》一文中就写道：
为了团结开明士绅和农村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分区抗联的领导下，建立了反攻建国同盟会，简称反建会。……小河岗村地主王汉秋入会后，断指写血书，表示抗日决心（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53页）。
同年原十分区地委副书记杨英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一文中也提及王汉秋断指的事（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77页）。
更早的时候，1985年出版的《冀中十分区二联合县人民抗日斗争史料》第45页也清清楚楚说：
1943年10月，马建民任十分区抗联主任，恢复各县抗联会，加强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六联区小河岗王雁来（王汉秋）断指写血书致函马建民，表明反对妥协投降，坚决抗战到底。
可法院方面不了解这些，也不认这些。他们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能轻易更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尤其是涉及到镇反和土改的案子，更非儿戏，母亲的一封信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尽管把自己手指头切下来，要誓死抗日，紧跟共产党走的农民，全十分区就他王汉秋一个，全河北省恐怕他也是独一份；尽管数篇革命回忆录中都提到他王汉秋的名字；尽管母亲关注这件事，亲自出面为王汉秋鸣冤，却全没用，继续背着黑锅。

拖到1994年夏，这个案子申诉快9年了，忐忑不安的母亲实在忍无可忍，只好给老首长，原十分区司令员，文革后出任过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的刘秉彦写信求助。信中说：
雄县老房东王以云（的）父亲王汉秋系我和马建民的堡垒户，王汉秋蒙冤致死，至今尚未平反，为此我给程维高省长一信（包括王以云本人申诉状），烦您代为转交，也许能起到一点作用。
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我军将领中，刘秉彦是少数几位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将军，战功赫赫。他对十分区老百姓的苦难遭遇也充满同情之感。
刘秉彦立即给当时的省委书记程维高写信：
维高同志：
转来作家杨沫同志的信。虽然时过景迁，曲折若干年，但情况不会是假的。请批给有关部门去办。1942年到1943年冬，隐蔽活动，每人都有自己的保（堡）垒户。她的情况，我也了解，特此证明。
握手
秉彦
8月30日
次日，刘秉彦给母亲回信：
杨沫同志：
久疏问候，深以为歉。
我们都经过冀中的血与火的生活，彼此都有过共同的“江东父老”。那里有多少沉冤未洗，难以推断。关于给王以云申诉情况的信，我已转给了维高同志，成否，固不可定，当尽力一谋也。专此奉告，顺问秋安。
秉彦
8月31日 石家庄
程维高于9月10日批示省高院予以复查。1994年12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正式宣判王汉秋无罪。
刘秉彦最先得知了这一消息，马上把判决书寄给了哥哥青柯，青柯立即告诉了母亲。80岁的母亲得知后眉开眼笑，高兴地说：太好了，真不容易呀！你赶快把情况告诉她们家人！有关材料也都复印了给她们寄去一份。
河北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94）冀刑再终字第177号
原审被告人王汉秋，又名王雁来，男，判决时年四十六岁，高小文化，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人。一九六○年六月病死于河北省第二监狱。
原审被告人王汉秋反攻倒算一案，雄县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作出法刑字第70号刑事判决，以反攻倒算罪判处王汉秋死刑，剥夺公权终身。经原保定地区专署分院审核，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本院于同年十月三日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以（57）刑一字第683号刑事裁定，对王汉秋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被告之女王以云以王汉秋抗日战争时期为我党工作，土改前主动献出土地，原判事实不符为由提出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再审查明：王汉秋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热爱祖国，曾掩护中共党员及干部多人。一九四三年主动将自己大部分土地分给村中农民，原判认定暗暗分散土地避免斗争不实。王汉秋谩骂干部，说杀共产党，打邢福祥属实，但说杀共产党是针对个别人而言，而且事出有因，当时已分别据情对王汉秋进行了处理，原判又定罪处刑不妥。被告王汉秋拆分房户金秀花房上几块砖，砍分出的枣树枝子两个属实，原判认定拆王亮房上砖三百多块，在房上种瓜及强伐枣树两棵的事实查无证据，不能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汉秋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我党做过有益工作，土改前主动献出土地分给农民，土改中又被斗挨打，产生了不满情绪，有反攻倒算行为，但构不成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雄县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刑字第70号刑事判决，本院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核准令及（57）刑一字第683号刑事裁定；
二、宣告被告人王汉秋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桂荣
审判员 段增云
审判员 陈国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赵长山
从1985年4月开始申诉算起，这起案子历经9年零8个月。
2004年10月4日，笔者去雄县采访王汉秋的女儿王以云，她现已81岁。老人对我说：
抗战那阵，你爸妈常在我家里住。雄县一带一提你父亲马建民都知道。那时候特别残酷，通八路是要杀头的。当时在炕沿下有一地道口，情况紧急时，就钻入地道；情况不紧急时，就让老马换上农民衣服，背上粪筐，由我爹给护送到安全地点。每次你父亲来，我爹都要亲自送老远老远。
判决书说他打人，完全是编的。人家哥儿五个，年轻力壮，我爹单身一人，能打他们吗？我爹是挨打的。其实，都是村干部背后指使的。他如果不打我爹，就不给土地证。
唉，文革中可受罪大了……没少挨打、游街，非让我承认是地主，不承认就打。揪头发，拳打脚踢。最后实在受不了，要跳井，让孩子给拉住。我还喝过煤油和洋火盒上的皮儿（磷），几次寻死……
说到这儿，81岁的王以云呜呜地哭了。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王汉秋也算是其中之一。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十分区有一些干部经不住考验，成为可耻叛徒。如白沟区委书记郭刚、板家窝区委书记郑秀田、毛公寺区委书记张国昌、永清县县长贾树元等等都先后投敌叛变，疯狂追捕自己的同志。而他王汉秋，一个小地主，却比这些“共产党员”还可靠，还有操守，还顶天立地，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不背叛共产党，投靠敌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位上了众多革命回忆录里面的“反动地主”，依旧继续蒙受着已延续了40多年的耻辱。他为抗日贡献了自己的几乎所有土地和一个手指头，最后却背着“反攻倒算”的罪名，惨死监狱。
尽管给他判刑时，全县四处张贴大布告，可现在平了反，仅仅在村里的高音喇叭广播了几次；尽管经济上一点没有赔偿；尽管判决书里还说他有反攻倒算行为——1947年土改时，他仅剩下6亩地，根本不算地主，怎么还能说他有反攻倒算行为？
但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花了9年多时间打官司，最终有这个结局已经非常难得了。他王汉秋总算被承认是热爱祖国的。那手指头总算没有白剁。
长眠在地下的王汉秋，可以安息了。
母亲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
这一天距离母亲去世还有一年零4天。
26. 为胡开明大呼喊
母亲彻底摆脱了那个秘书的影响。她一度被教条和世俗所减弱了的正义感沛然四射。
首先，她已经不把服从当作党性的唯一原则。她觉悟到了上面也有可能犯错误。当上面犯错误时，最高的党性是以人民利益为本，是坚持真理。
1989年12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变动。两个机构的新班子存在一些问题，时间一长，下面意见较大。母亲同情和理解众多作家的呼声，曾几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994年3月的人大会，80岁的母亲因病没有参加，但她目睹作家们的不满情绪，决心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她在病榻上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班子的正式提案，文中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领导班子内部长期不团结，工作不力的情况，文艺界不少人反映强烈。这两个单位早已应当换届，却未换，作协主席团会议近5年中一次也未召开，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我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时常感到惶惑不安……因此建议上级领导予以重视，并请早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尽管明摆着要得罪人，母亲也顾不得了。这份提案送到了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处。在母亲的提案及其他主持公道的作家们的强烈呼吁下，1994年8月和9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班子最终做了调整，分别换上了高占祥和翟泰丰担任一把手。
1995年是母亲生命中最后的一年。
这年5月，一部介绍胡开明同志生平的书稿，送给母亲审阅。现在，她已经81岁了，身体每况愈下，肝部阵痛；膝关节受损，走路常要靠轮椅；头还常常晕眩；眼睛出现了白内障。
但是母亲认认真真地读完书稿，她非常激动地说：胡开明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他表里如一，始终把解决人民疾苦放在首位，上对毛主席，下对普通农民，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干部才是我们党最宝贵的人才，太少见，太难得了！
可以说，小说《青春之歌》的成功，也有胡开明的贡献，他曾经热情地为母亲提供了很多素材。《青春之歌》中曾有一个情节，写某革命青年为躲避国民党抓捕，拂晓时分逃到一老人的家，那老人让他钻进女儿的被窝里，就是根据胡开明的亲身经历。
或许是人到晚年，对战争岁月中的老战友更加怀念，更加珍重，母亲被胡开明的事迹深深打动。她苦苦思索了几天，要给老战友写一篇东西。
这时，距离她的生命尽头还有7个月。她的身体很虚弱。除了心脏病和血压高外，又患有肝硬化、糖尿病、盆腔炎、泌尿系感染、骨质增生等。她躺在床上，开始用颤抖的手，吃力地，一笔一划地讲述读了胡开明事迹后的感想。她写道：
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认识胡开明同志，我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时，他是我的领导。我为了写《青春之歌》，也曾向他了解过有关“一二·九”运动中的情况。当时我对他的印象一般：没有架子，时常乐呵呵地笑着。到六十年代初，胡开明的名字忽然震了，传说他为解决农民饥饿问题，主张实行“包产”到组，上书毛主席，后来遭到批判，革职…… 我和他多年不见，不知真情，又不知他发配何处，无法通信。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却从心里对他的遭遇暗暗同情。直到30年后的最近，读了你（贾文平）写的《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后，我眼前立刻矗立起一个闪光的、高大的、无私无畏的人。我这才比较全面深刻地了解他：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多么可贵的、难得的干部啊！
……
我当时也有所怀疑，但是不敢说一个“不”字，在我胸中，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即使“文革”闹得那样死人累累，我还跟老伴争论。他说：“干部有错误，谁错撤换谁还不行？怎么一打一大片，真有这么多坏人吗？ ……真奇怪！”我争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哪还会有错？”我把毛主席看成了神，直到“文革”后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我才有所觉悟。在我的一生经验中，像我这样的干部是多的：缺乏独立思考，不敢独立思考，绝对相信组织，即使明明是错了也相信。
相比之下，胡开明这样的干部太可尊敬了！
……
1959年当张家口地委书记葛启因对三面红旗有怀疑，有抵制而被撤职后，正在河北省担任副省长的胡开明去张家口接替葛启。本来他是受命反右的，但是到张家口不久，他就给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们重新安排了领导职务…… 看到这里，我不禁被胡开明这种高度负责、全然忘我的大胆行为深深感动。
胡开明最特别的地方，是他这个老干部爱提意见，常跟上面顶牛。他毕业于东北大学，喜欢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从不唯上是从，结果他的官儿总做不大。从1954年起他就是河北省副省长，过了44年之后，临去世前，他还是个副省级。
1959年秋，张家口地委一把手葛启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开明率领工作组进驻张家口，指导反右倾工作。可是他调查研究了一番后，发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的话，办的事都没有错。特别是连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揪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击面过大。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果断决定公社一级的反右倾运动立即停止，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
为了救老百姓的命，他还不惜与领导顶撞。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全省农民口粮从12月开始日均2两5。当时胡开明已担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面对农民大批死亡，他多次向省里反映2两5的定量不够吃，张家口气候寒冷，不能搞一刀切，并曾与省委领导刘××发生激烈辩论。他说人不是鸡，鸡每天吃2两5还差不多，但人绝对不行。经过艰苦的工作，最后终于争取到了日均3两75，农民的死亡人数立刻明显下降。
三年困难时期，他还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好事。
比如，在中央决定之前，胡开明就早早在张家口地区解散了食堂。他还允许集体牲畜私人圈养；允许个人开荒自救，谁种谁收；批准搞包产到组等等。这些措施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对整人从来没有兴趣。当省委领导认为张家口地区饿死人多的地方是坏人掌权，指示要开展“反坏夺权”斗争时，胡开明明确表示，饿死人的原因是粮食定量过低，不是什么坏人当道，下面哪有那么多坏人？在上级的一再逼迫下，他不得不展开“反坏夺权斗争”，但竭力缩小打击面，结果受到省里批评，说他“不抓阶级斗争”。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响应毛主席号召，面对面地给河北实际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刘××提了意见，全然不顾个人得失。他指出刘××从大跃进以来，头脑发烧，不实事求是，一味反右，一味抬高指标，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却又拒不认错，打击异己，缺乏民主作风……并当众把自己老婆劝他不要提意见的信念给大家听，号召同志们不要被老婆扯后腿，积极鸣放，把气出完。——结果四清时，他被扣上了“向党猖狂进攻”的帽子，早早就给揪出来打倒。
为了让农民吃饱饭，提高生产积极性，他冥思苦索。既然上面反对包产到户，他就总结出一套包产到组的生产方法。他声称组还是集体性质，不属单干。在张家口地区推广实行后，效果很好。
他长期从政，饱经风霜，却还像孩子般纯真，对上不谄，对下不欺，没有一点看风向，上面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的陋习。有些省领导虽然不喜欢他，下面却眷恋他。他调回省后，张家口地区的13个县委书记联名给省委写信，挽留胡开明同志，舍不得他走。这在全河北省史无前例，全国恐怕也少见。
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很器重他，原来内定他回来当常务副省长。但上任前，林铁让他代表张家口地区出席华北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逆着潮流，又公开宣传包产到组的主张，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批判。他虽然成为众矢之的，并不服气，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又把包产到组的材料直接递交给毛主席，希望说服毛主席，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几天后，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发表讲话，其中说到：河北有一个副省长，很开明，但就是“胡”开明。
随着主席讲话的传达，胡开明成为了一个反面教员，全国闻名。
省委立刻让他写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常务副省长自然泡了汤，以后一直坐冷板凳。四清中，张家口地委被打成了“胡、葛、解阴谋反党集团”。文革中他又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林铁的黑干将”……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殴打，甚至还被假枪毙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开明虽然被平了反，那个实际主持工作的省领导虽然被批判和调离，但在河北，一些整过胡开明的人还在，这位活着的彭德怀的事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
多年后，有人问胡开明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
他说：人命关天，顾不得了。
胡开明给毛主席上书的举动是自杀性的，跟雄县农民王汉秋砍断手指头一样，让母亲深受震动。
最优秀的，最高尚的往往又是最污秽的，最低贱的。很多好人都出自于监狱、劳改地、寒舍、农村。
母亲原来很正统，很左，也正是在彭德怀、张志新、胡开明这样敢于不盲从，敢于提意见的干部的感召下，促使了她的觉悟。应该说，母亲的出身和个性使她对左的那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过多年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
五十年代，姐姐徐然穿双高跟鞋，母亲斥之为资产阶级，与姐姐大吵大闹；姐姐漂亮，追她的人不少，高中时就有了男友，母亲坚决反对，说这不像新中国的青年，是思想空虚和堕落的表现，甚至还写信到姐姐的学校揭发告状；姐姐要从新疆大学毕业了，她给当时在新疆工作的老战友武光去信，嘱托他一定要把姐姐分到最苦、最远的地方锻炼改造。
哥哥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时，很想买辆自行车，她不同意，认为是特殊化。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中，有自行车的并不少。哥哥一度总拉肚子，身体虚弱，向她要钱想买点营养品，她把哥哥臭骂一顿，说哥哥怕苦怕死，贪图享受，变修了。
文革中我养了一条小狗，被她批评为情调不健康，说只有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们才养猫玩儿狗。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学校并没有怎么样我，她却主动给北大中文系领导写信，说我的政治观点如何危险，如何自由化，要求对我严肃处理。
可悲呀，母亲由一个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绝对听上级的话，绝对不会给领导提意见。对任何领导，包括自己亲属的领导、孩子的领导，她都毕恭毕敬，奉若神明，这几乎成了她的处世习惯。
——这是多年来党员要做“驯服工具”教育的结果。
对比胡开明的独立思考，敢于唯实唯真的精神，母亲属于平庸之辈，跟风干部。
她花了多年时间写的《东方欲晓》，遵循上头的宣传框框，突出工农兵，突出正面人物。全书充满了编造的痕迹，虚假的拔高，虚假的贬低。人物杂乱，情节杜撰，即使加一点儿俊男美女的点缀，也缺少可读性。
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服务成了这个样子，一堆废品！多年的创作几乎毫无价值，这就是老母亲因循守旧，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悲哀。这就是随波逐流，盲目紧跟形势的悲哀。
因此81岁的母亲看到胡开明的事迹之后，才那么深深的不安和内疚。
胡开明为了老百姓不挨饿，屡屡给河北省领导提意见，直到给毛主席上书，提出解救措施，最后却受到一次一次的批判，落个身败名裂，臭名远扬。
而母亲尽管也受到过个别人的大批判，总体上却一帆风顺。这个荣誉，那个荣誉，又是出国，又是开世界大会，吹捧文章无数，光芒耀眼。有段时期，《青春之歌》名声大噪，远比胡开明有名。但随着岁月流逝，站在历史角度上看，胡开明的形象却越来越高大。
相比之下，母亲这样随大流的干部，驯服听话的作家，黯然失色。
年迈的母亲，说话已经有点儿哆哆嗦嗦的母亲，现在沉重地，一笔一划地写文章批判着自己，忏悔着自己：
胡开明的经历使我深感到，开顺风船的干部好当，上级怎么布置、安排，下面就怎么执行，出了错向上面一推，完事大吉。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基层做了几年群众工作。那时也常遇到上级的布置并不适合基层实情，做起来群众并不欢迎。可是我的头脑中只知服从，绝不敢去违拗上级布置，实行实事求是的办法。经过“文革”，我才稍有觉悟。读了你的《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更加使我惭愧、汗颜。过去我的唯命是从，还总认为是对党的忠诚呢！胡开明与一般人不同，他的做法令人震惊。有人给上级汇报情况时，身揣截然相反的两份材料，待摸清领导意图后，再拿出上面喜欢的那一份交上去。而胡开明身上只有一份源于自己深入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虽然明明知道拿出它来会遭批判，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结果如何呢？历史雄辩地证明，胡开明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符合当时当地的主张、政策和办法，是经得住检验的。他十几年的苦难，也是党的苦难，人民的苦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真理战胜谬误，雨过天晴，中国的天空霞光闪闪，胡开明同志被平反了！庆幸他亲自感受到了这份欢愉。可惜彭德怀元帅虽也平反，却没能亲自领会到这生命般的喜悦。
这是母亲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母亲后半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除了对老领导胡开明表示了衷心的佩服和敬仰之外，也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从字里行间，能看出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些什么，坦诚批判了自己的所谓“组织观念”，它标志着母亲的思想境界已从“马列主义老太太”升华到新的高度。
母亲晚年的老伴李叔叔告诉我，母亲为写这封信花了很长时间。她身患疾病，下不了地。是躺在病床上，用块小木板托着稿纸断断续续写成的。原稿改得很乱，抹了改，改了抹，反反复复，看得出母亲费了很大的精力。
最后由李叔叔誊清抄好。
当母亲童年的时候，认识了共产党员方伯务，为此她感到自豪。而到晚年的时候，她又为自己的老领导胡开明同样感到自豪。此后一段时间，母亲四处向亲友们介绍胡开明，说这是个活着的彭德怀，是我身边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她还买了很多本《真理与命运》，分送给亲戚朋友熟人。她郑重其事说：“这种书对我们的干部有用，对青年也有用，应大量印刷，我想给有关方面写信，写文章，宣传这本书。”
年迈的母亲用发颤的声音说：“胡开明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永存的人。”
这时，距离她生命的终点还有7个月。

27. 去世前后
母亲似乎已看破红尘，对世间的污浊、虚伪、凶残感到厌烦。她在1993年1月5日日记中说：
今天午后，病房里突然紧张起来，大夫、护士往来穿梭，原来在抢救和我只隔一间房子的危重病人……到午后5时才安静了下来……那屋里的一张写字台被挪到走廊里……我知道，一定是人已不在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有此情景。生生死死，人的生命谁也奈何不得……我很平静，静静的等待那天到来。届时，我的灵魂脱离了躯体，飞向浩茫的天宇。当我回首下望时，灰蒙蒙，雾茫茫，好污脏的人寰！熙熙攘攘，为名来，为利往，一片血腥……
现在，她不像过去那样，一提死就恐慌和紧张。她心平气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终结。
1994年春，母亲的肝右叶发现了一小块可疑物。专家嘱每两月检查一次，监视其变化。这时母亲的思想有所变化，出于对巴金老人的尊重，她重做遗嘱：
（给家中人的）
1994.6.8日于香山
遗 嘱
我手中现在还有约26万人民币（美元2万8千，另有稿费约3万元人民币）。我如死，这些钱要这样分配：
一、赠现代文学馆拾万元。
二、分李蕴昌陆万元。
三、余拾万元，每个后代分贰万伍千元。
我如继续活下去，每年各种开支，需从贰拾六万元中用去约贰万元左右，以次类推，给各方面的钱适当递减。
杨沫
1994.6.8日手书
20天后，又特地写了一个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的遗嘱。
遗 嘱
我把我的拾万元人民币积蓄，赠给现代文学馆,并把我所有著作的版权及稿酬，也全部赠给现代文学馆。
（我现年八十岁，也许还要活几年，那么生活中会用去一些，也可能适当减少对现代文学馆的赠予）
杨沫
1994.6.28
为表慎重，母亲把此遗嘱的复印件交给了原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宋泛，请他监督执行。
1995年6月，写完胡开明的文章后，母亲感到身体越发不舒服，到同仁医院检查多日。7月经核磁共振，诊断肝上那块东西转变为恶性。后又发现左肺上方有一恶性肿块。
9月20日，医院向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田通报了母亲的病情。大夫说，经过40天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癌症，且已转移。由于同仁不是治癌的专门医院，建议转院治疗。
面对绝症，母亲相当镇静。她说：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想得开。一辈子多次大难不死，这条命早就够本了。况且，叶君健前些年得了癌症，不给治好了吗！
9月26日，经考虑再三，母亲转到北大医院治疗。因为她的好友，80岁的叶君健就是在这里治好了肺癌。
她不甘心保守疗法，她要求医院采取对叶君健采取过的方法，进行放疗，彻底消灭病敌。
10月6日，院方为她制定了一个医疗方案，进行放疗。
1995年10月10日，我在美国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说：
近两个月在同仁医院住院期间，发现肝癌，且又转移成肺癌。现已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同志把我急转到北大医院，请肿瘤专家们商讨医治方案。我已82岁，恐怕凶多吉少，你们不要难过，着急，我精神还好，毕竟是经过战争的人。
这封信让我万万没有预料到。因为前几天，爱人刚从中国回来，说母亲身体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一时间如雷轰顶，我六神无主，竟然流了泪。立刻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你的来信，眼泪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
亲爱的妈妈，看见了你的信，好像听见了你的声音，面对病魔，你是那么镇定，那么平静，我深深地敬佩你，我的好妈妈！
此刻，我心慌意乱，不知干什么好，坐在桌子前，提笔给你写信。
前一阶段我听说妈妈住了院，但觉得还会像过去一样，住一阵就会出来，没有去信，也没有打电话。目前，我正集中精力把我的《血色黄昏》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改好。原计划改好后，今年春节前就回去，不管官方批不批，都回去。现在，妈妈发现了这个病，我就更要提前回去。妈妈啊！两个星期以内我就回到你的身边，陪着你了。
亲爱的妈妈，我们是两代人，我们过去之间有过很多矛盾。小时，你打过我，文革中我从背后给你一刀，去内蒙后，你又帮助我，到西单民主墙时，你又跟我断绝了一段关系……但是你对我的好处，我是永生永世不会忘记的。妈妈给我买气枪，给我配无形眼镜，30多年了，都还记在脑海中。在内蒙古的那一段劳改，幸亏有妈妈帮忙，使我少熬了很长一段屈辱的反革命生活。
我们充满了矛盾，你怨我恨，又充满了母子之情的纠缠。我尽管身在遥远的美国，但每天都靠回忆过去过日子，而过去是离不开母亲的。
亲爱的妈妈，我敬佩你视死如归的气概。自然规律就是这么无情，我们迟早都要相会在茫茫的宇宙苍穹之中，只不过早几天，晚几天的事……
妈的精神状态是昂扬的，坚强的，有尊严的，真了不起，我服了，真的服了！
现在，面对身患重病住院的妈妈，我要诚实地告诉妈妈，我从13岁时，就爱你，就单相思你，就想回到你的肚子里！我爱妈妈……
因为我觉得妈妈非常美丽诱人。
在癌症面前，妈妈的沉着冷静态度就更加美丽，更加夺目！
只要保持乐观态度，妈还是可以延年益寿的。我的一个朋友，她母亲就得了胰腺癌，5年前动手术后，发现扩散得很厉害，但经过治疗，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亲爱的妈妈，我离开中国6年了，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我会尽快地申请护照，在两个星期以内就返回我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母亲的身边。
好，这封信就先写到这儿，脑子很乱。今晚上，我会给你打个电话。
……
想念你的儿子 小波
1995.10.10 下午4点
晚上我与母亲通电话时，她的声音温和平静，还安慰我说：现在情况还好，还稳定，你别急，把该办的事都办好了再回来。
不久，81岁的母亲得知我回国的手续有困难，用她哆哆嗦嗦的手，给中央领导乔石同志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风烛残年得了绝症，来日无多，希望能批准让美国的儿子回国，最后见上一面。这恐怕是她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
乔石立刻就批了，于是我回中国一路绿灯。
那天，当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一位处长来到病房，向她当面宣读了中央首长的批示后，病榻中的母亲十分激动，一再表示衷心感谢。
11月16日，她曾托人给当时的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田送去一信说：“目前精神很好，食欲有所增加，白血球恢复正常状态，近两周都在8000以上，心脏病、糖尿病都得到了控制，没有兴风作浪，看来近期不会远行了。”
一直到11月底病重之前，母亲都从从容容，安安静静，状态很好。
大家也都满怀希望叶君健的奇迹在母亲身上重现。
哥哥和妻妹都告诉我，母亲现在情况稳定，眼下没有什么危险。你先办你的事。如果有情况，会随时通知你。因此，我就订购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去波士顿为母亲买了提高免疫力的药品，托人捎给母亲。几天后，仍没收到电脑。打电话问说是库房没货，得再等两天……
徐然的女儿蕾蕾获悉姥姥患重病，从美国专程来看望。她对姥姥的感情很深。几乎天天都来病房与姥姥说话。不幸的是那天她感冒了，却忘记了姥姥身体虚弱，依然前去看望姥姥。于是母亲被传染，开始咳嗽发烧。
鲁迅曾说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死于敌手，而是死于自己人，死于最爱自己人的失误。蕾蕾不是有意的，她真的很爱姥姥，但又是蕾蕾传染了姥姥，害了姥姥。蕾蕾回到美国后，又把她爱人传染了，这才明白了自己的罪过，大哭一场。
当然北大医院的探视管理不严也是原因之一。事后我和李叔叔议论，若换了301医院，母亲就可能不会被传染，那里探视制度严格，或许完全是另一个结果。
11月20日，母亲发高烧至40度，同时出现肺炎。3天后烧退下去，人却萎靡无力。母亲自感凶多吉少。一天深夜3点多钟，李叔叔扶她去完了厕所，她让李叔叔披上衣服，坐在她床前。她握着李叔叔的手说：看来那一天不久就到了，我一断气一切都完结，再过几天就变成了一小撮骨灰。老李，这几年，咱们在一起生活很美好，我心满意足，就是时间太短了，哪怕再多给我一两年就更好了……
把李叔叔说得喉咙干热，鼻子发酸。
“老李，不让你想我，不可能，但要是整天想得悲悲切切，那你可也快了。一定要换个想法，想咱们在一起的美好情景，高兴的日子。唉，过去的那一切多美呀！可惜这个幸福我再也享受不到了。”
“别说了！”李叔叔实在忍不住，低声啜泣，泪如泉涌。
“对不起，我知道你要难过，看你哭得这么难受，我也甘心了。但我要你记住我的话，以后少难过，多想想那些美好的事。记住了吗？听话。”她紧握着李叔叔的手。
夜深人静，静得可怕。
李叔叔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说：“要有信心。你这一辈子经过了多少危险，抢救过多少次，每次不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会的。”
老两口默默握着手，过了不知多久，母亲说：“睡去吧，今天还有很多事。”
11月26日晨，我接到哥哥打来国际长途，说母亲情况恶化，总昏迷，说呓语，不能下地，让我赶快回国。我当即打电话退了笔记本电脑，并订好29日的飞机票。
11月28日凌晨3时接哥哥电话说，北大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患梗阻性肺炎，呼吸困难，得吸氧，小便失禁，已插上导尿管。等晚上我再给哥哥打电话时，他说母亲有所好转，已能对护士说：我儿子要从美国回来看我……但还很危险。
11月29日晚上，我离开了居住6年的美国罗得岛，飞往纽约，之后再换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向北京。在飞机上坐了14个小时，在上海又停了几个钟头，一路上真感到度日如年。心里默默祷告，希望母亲能挺住，活着与我相见。
12月1日上午飞机终于抵达北京。我从机场出来，办理有关手续，耗去几个小时。之后直接来到医院，此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眼睛虽然睁得很大，却一片空茫。全家十来口人，包括舅舅的孩子们都围在她的病床边。
这天下午4时以前，母亲还能说话。上午浩然来看她时，她说了很多话，她向浩然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干，一定要治好病。浩然安慰她不要想得太多，等将来身体好了，再考虑工作。这两位老朋友，文革中的患难之交，自知是最后一面，彼此含泪告别。下午3点中国作协一把手翟泰丰前来看她，母亲又说了很多话。她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即将远行，话格外多。再次向翟泰丰表示要把稿费和版权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下午4点以后，她渐渐的不能说话。
当我走到母亲病床旁时，姐姐徐然告诉她：妈，小波儿回来了。
母亲没任何反映。她睁着眼睛，望着前面。我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怨恨自己没有早点回来。为了等那个该死的笔记本电脑，永远失去了与母亲说话的机会。也埋怨自己太轻信了母亲、哥哥及妻妹的话，过分乐观。
徐然告诉我，就在上午，她还念叨白杨来了没有，小波来了没有。
握着母亲的大厚手，我鼻酸欲泪，百感交集。
三姨白杨因脑血栓半身瘫痪，没有探望姐姐，特让儿子晓松带来她的问候并给了一万元钱。
那一夜，母亲真是痛苦。高烧把母亲烧得双颊潮红，不住呻吟。她无法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她哪里难受，望着母亲那么痛苦，自己却爱莫能助，心如刀割。
母亲拉黑色的大便，尿红褐色的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给她戴着氧气罩，还是憋得眼部凸起。
她常常用力摇头，妄图脱掉氧气罩。嘴里嗫嚅着什么，后来我才猜到是说“没用”。她不住地用手拔氧气管。听说她清醒的时候，曾向领导和家人多次表示，“我要安乐死，我憋得慌，给我些安眠药吧，我太痛苦了。共产党员也可以安乐死”。
母亲手背插着输液的针头，看护为省事，总把母亲的两个胳膊用绷带捆住，以免她的胳膊乱动，使针头脱落。我不忍心总这么捆母亲，常把绷带解开，让她的手臂自由一会儿。
有时候，她难受得喊“妈呀！妈妈呀！”昔日雍容娴雅的母亲，此刻痛苦成这样，不止一次让我泪流满面。那撕心揪肝的惨痛呻吟，就像指甲盖擦水泥地发出的声音。实在难以忍受时，我不得不躲到走廊里，让自己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
偶尔时刻，母亲苏醒过来后，问：“我还活着吗？”
我们说：“妈妈，你还活着。妈妈，你会好的。”
“我还活着，这不是梦呀？”
我们说：不是，这是真的。妈，你现在的烧退了，正在好转。
她半醒半昏地说：“我做梦了，我梦见了宇宙，还梦见了很多人。”
她说话的音调变了，像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有点大舌头，吐字很慢：“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我和孩子们的感情也很好。我要恢复健康，出院与他们团圆。”
李叔叔从早到晚守候在她身旁，眼泪汪汪，呆若木鸡。母亲临终前抽搐时，情景很可怕。人们劝他回避一下，以免心脏犯病。他却毫无畏惧，长时间地紧握着母亲的手，还俯下身把头贴着母亲的脸，希图减轻一下母亲的痛苦。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点零3分，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们哥儿俩陪着她咽完了最后一口气。哥哥连续数星期吃住在医院，晚上就在沙发上打个瞌睡，面色憔悴。我也夜夜陪着母亲。徐然说我才回来几天就瘦了一圈。她眼睛很红，常常孩子似的默默啜泣。
母亲静静躺着，好像睡着了，那么安静，她的大双眼皮越发美丽。我亲手为她擦拭了身体，穿好衣服，又亲手给她搬到小铁床上，护送她到太平间。又亲手将她搬到锈迹斑斑的铁抽屉上，用纸包好。在送进冰柜之前，我吻了她的前额，又吻了她的双颊和嘴唇。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吻尸体。
11天后，我跟几个殡葬工人一起把抽屉中的母亲抬放到床上，费了好大力气为她换好衣服，抬上灵车，守在她身旁，抵达八宝山。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也不嫌母亲成了僵尸。
12月22日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来人很多，黑压压的人群显示着各界民众对母亲的爱戴和怀念。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她为中国创作了一部革命经典小说。
原冀中地区老领导吕正操夫妇送来了花圈，秘书特地说明吕老因在上海不能参加遗体告别。老首长、老领导旷伏兆夫妇、刘秉彦夫妇、胡开明夫妇、张致祥夫妇、于明涛夫妇等也献了花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巴金等献的花圈摆放在母亲的遗像旁。
尉健行、张致祥、伍绍祖、张健民、翟泰丰、李之琏、李宝光、杜导正夫妇、韩作黎、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邓子恢的夫人陈兰、邓拓的夫人丁一岚等以及浩然、管桦、柳溪等等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来的人里有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有一瘸一拐的残疾人，有失声恸哭的中年妇女，还有土头土脑的外地人。一白发苍苍的老者沉痛地说：“杨沫的书影响太大了！要不，我这么大岁数，是不会来这儿的。”
告别仪式完毕，照完相后，我又吻了几下母亲的脸，把脸贴在她冰冷的面额上，再与母亲身上的肉最后接触几下。
和哥哥办好手续后，经批准，我们陪她进入到那个空荡荡的火化车间。当年送别父亲时，我们俩就来过一次。这里除了一个工人，没有任何家属。大厅又高又大，里面排列着十来个放着尸体的狭小铁床。害怕母亲一个人孤独，我们哥儿俩耐心陪伴着她。一个钟头零10分钟之后，她从烈火中出来。我俩又一捧一捧地把滚烫的骨块放进两个红绸口袋里。我脑子一片空白，用手把其中较大的捏碎，像抚摸着母亲肉体。最后又用扫帚把铁床上的残渣扫干净，全部拿回。
我和哥哥不是她的宠儿，她比较喜欢两个姐姐。但得不到的才最爱，我们似乎更心疼母亲，一粒骨渣渣也舍不得丢。
因母亲级别不够，骨灰盒不能与父亲同放在一起，只能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院里。骨灰大部分我们带回了家。
28. 母亲与我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后，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1951年5月3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
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
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
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后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幺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的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窝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40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戴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汽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40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
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14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给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
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
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14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碰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军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变成“右派”，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东西就可以偷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围的工人都认为我母亲肯定不是亲的，亲生母亲没这么干的。
我猜想，母亲内心深处可能不满意我对姑姑比对她好。她曾给过我一条天蓝色的毛裤。我嫌太漂亮了，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后回到成都，这时钱全花光了。10日我从成都给姑姑寄过一封信，托她做父亲的工作给我些生活费。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此信一直保留到现在。信中说：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你是怎样饿着肚子让我吃饱的……尽管他们给我吃鸡鸭鱼肉，给我手表、自行车，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随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骗子”的角色。和他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隔膜。
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气，认为对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里老老实实全是伪装，我不爱他们，只爱姑姑。所以母亲最常骂我白眼狼，说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从大同市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但我们的思想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少。我为张志新的遭遇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却没有我这么强的感受。她重用那个秘书，她为科研油子花那么大的精力，却没有心思为张志新呐喊两声。
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事发生，因为看法不同，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1979年4月8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
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很好，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并竭力保我。
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儿子是卖国贼、贪污犯、杀人凶手、强奸了妇女，母亲应该深明大义，不护犊子，积极揭发检举。但只因与孩子的观点不同，只因为孩子跟法新社记者说了说知识青年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怕给自己惹祸，就给孩子单位写信表态划清界限，这是母亲应该干的吗？连“马列主义老太太” 都未必干得出来啊！母亲的这一刀，实在扎得太深了，让我刻骨铭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然痛恨她，她的行为玷污了母亲的称号，太功利，我对她寒透了心。
这一次又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么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只有远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给我来信，送来一缕缕手足的温暖。
后来经过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成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与母亲来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黄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奋斗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这个反革命真不好当。别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里还能得到亲情温暖。而我这个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里还受冷遇。
父母可是从不承认对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们对孩子不够关心，他们就大发雷霆。总认为他们生下我们，是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的抱怨是忘恩负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黄昏》出版后，母亲还批评我书里写的她不真实——主要是没有像别的吹捧文章，把她说得十全十美。其实，我已经把她美化了。
这个家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惨重的。
——为什么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总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国常常感叹，年轻时如果把练块儿习武的劲头放在学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父亲打我数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从初一起就拼命练块儿、悠双杠、举杠铃、摔跤打拳……以为自己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父亲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与这个家庭有关。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异。除了姑姑和老家的亲戚，我不相信任何人，连亲生父母都这样冷酷自私，我还怎么相信外人？对任何生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戒备，是警觉。我信奉人性恶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遇见生人总往坏里想，不爱交际，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在学校里，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见人的狗，见了人就会恶叫，非常凶狠。我也是习惯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见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没有笑脸。
——社交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极差。家里来了客人，从来不让我在场（可能是嫌我脏，嫌我嘴巴笨）。平时除了保姆，无人跟我说话。这样总不跟人接触，见了生人就紧张，手足无措，说不出话。父母也越嫌我不体面，越不让我见客人，结果毫无社交能力。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去邮局寄东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么跟邮局的人说。总不接触人，总不说话，说话能力就低下。肚里平时有的词儿一说话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爱用笔写。我有事向父母说时，即便在家里，也要写在纸上，面交给父母，用书面方式表达。

……
母亲从1963年认识了那个病号，到1978年认识了那个科研油子，到1985年纵容秘书抢父亲的东西，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专注写书，疏远孩子，缺少亲情。大年三十，从不说跟孩子们聚一聚，她根本没这个意识。有好些个春节，她是一个人在外地过的。从不想想孩子们的感受。所以每逢过节，望着别人全家团圆，欢欢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过，母亲的冷漠也激发了我的奋斗意志。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远就疏远，我不哀求她。她多红，也不拍她的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发憋一口气，非要干出点事，来证明自己！我锻炼身体，我磨砺意志，我犯了纪律不检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话写成书，我一条路走到底……无非是在表现自己的独立和力量。
我对母亲的意见，也曾向她提过。在1986年2月5日给母亲的信中，我解释了为什么给她寄《法制日报》那篇有关遗产继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写道：
妈总说：孩子没有小罗对你好。其实，是你偏爱小罗胜过孩子。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一点妈妈的爱，能多多给妈妈一点爱，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场啊！
孩子没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种谦恭卑顺过头的人应须小心。
随着母亲一年一年变老，她在变化。
自从我的书《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并获得很大反响后，对她是个震动。张光年告诉她，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文革写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这一切证明她当初反对是错误的，对她有所触动。她开始承认了我，改变了对这本书的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她与秘书濒临绝交，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多，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我们彻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写信请她帮忙买一本学英文方面的书，她立刻托人去买，跑了很多书店也没买到，结果给我捎来了四五本别样的书，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给我来信说：
儿子：
两年多不见了，时常想起你来。看见利利和肖肖，还有些安慰，现在他们也要走了，心里很有些怅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个儿子在美国的花花世界里，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写书，就是学英语。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穿着皱兮兮的夹克衫，一脸的倔气，傻气。每天自己不做饭，吃点面包、三明治之类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难为了他……
字里行间，浸透着母亲的一片关爱。
她开始牵挂我的儿子马骁，来信劝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别丢了中文。尽管她老写错我儿子的名字。
这一段“洋插队”期间，母亲给我写了很多信，毕生中这是母亲与我通信最勤的一个阶段。过去在内蒙古草原时，从没接到母亲这么多的信。这时候母亲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很难辨认，是她在重病中所写。
据李叔叔说，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起初是担心我容易激动，在外面闯祸；继而知道我迫切想回来，又整天盼望着我能够早日归来。
她在1992年8月5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闲时，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拥抱你们， 亲小小孙儿
让我心中又温暖，又酸楚。
当我漂泊异域，隐姓埋名，被世人渐渐遗忘时，1993年9月她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表达了对我的思念。此时，她已经79岁。
据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
……
孩子时代我害怕母亲，随着岁数的增长，体力的强壮，我也叛逆起来，鄙视那些向她点头哈腰的人。缺少关爱，使我对母亲产生了不满，很少去亲近她。她病了住院也从没主动去看过，不愿讨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认为她腐化堕落了，该整一整。
特别是她后来跟那个机灵过头的秘书厮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气，对她十分鄙视，一肚子意见。从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没有和母亲照过一张像。除非有事，从不找她——难怪她骂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样，能以德报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满腔热忱帮她办事跑腿儿。
我很敏感，她对我一点点不好，都无法容忍，长久不忘。所以我对她热情不起来，若即若离。很长一段时间，她是不合格的母亲，我是不合格的儿子。她做母亲失败，我做儿子也失败。除了文革中打砸抢过她一回，后来我又偷过她一次。
那是父亲去世后，她纵容秘书大肆抢掠家里的财产，我们几个孩子自然对母亲不满。我帮助她找到了家里一批最值钱的字画，如数交给了她，却不料她完全据为己有，说什么我是第一继承，等我不在了，你们才能继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担心她会与秘书私分了这些字画。我不得不给她寄去一篇《法制日报》，写信说明孩子与她一样有权同时继承父亲的遗产，不存在谁先谁后。她当时在珠海，看完了信，气得满脸通红，大发雷霆，骂我贪婪，白眼狼，父亲刚死就与她争父亲的遗产……徐然告诉我后，我自然恼怒，决定采取行动，把那批字画再偷回来。——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这是一报还一报。自母亲去珠海后，秘书把母亲小红楼的卧室大门和大衣柜全都贴上了封条。一般都是单位办公室里逢年过节才贴封条，哪有在家里贴的？封条对贼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吓我们几个孩子，显示他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开摩托车到小红楼，从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的房间，撬开她的大衣柜，寻找字画。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个照相机。
为此老实的哥哥背上了黑锅——秘书和母亲都说是他拿的，因小红楼无人居住，他经常去照看。后来哥哥因一时经济拮据，向我借钱，我送给了他100元，以表内心的愧疚。29年来这个秘密从未对任何人说，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诚挚的道歉。
我虽然很坏，又抢又偷又骗，不是好儿子，可是在我狞恶粗野的外貌下面，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母亲还是依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能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不再挨饿。青春期时，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的脸型和相貌，圆乎乎的。
我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对她的美好，我恋她；对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爱抚，就用恨她，冷淡她，疏远她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她给了我生命，给我很多敏感的气质。我病危时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又帮助过我，使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就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她不是我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日子，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临近京津保，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区。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完成上级任务。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虽然她很怕死，却没有当叛徒、逃兵。——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艺老战士差！
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后来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此时却坐在北京的书斋里读书，做学问，毫无生命之虞。——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英明的。她若跟学者张中行生活，只会是个家庭妇女的下场，绝无后来的成就。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
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不随文坛写工农兵的主旋律，大写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一个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成长中的人物，一个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
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母亲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种缺点，也犯过错误。她写过失败的作品，对孩子缺少关爱，看错过人，被别人当枪使过……我在本书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足矣！
母亲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打不倒矣！
父亲去世后，一次我去看望她，临分手前，趁她心绪不定，我鼓足勇气，吻过她脸一次。母亲当时像触了电，全身抖动，几乎流泪。可是当她漠视我的时候，说我坏话的时候，我又极其愤怒，在外面我能受委屈，在家里却受不了一点委屈。我是个爱也极端，恨也极端的坏儿子。
自从母亲离开了那秘书，她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堂堂正正，我对她再也没有什么意见。她的晚年可以说是个完全合格的母亲。乐于助人，通情达理，富有亲情和母爱，无可挑剔。她的正义感喷薄而出，为老百姓干了几件很值得称道的好事。临终前几天，她在昏迷中还不断地呼叫着白杨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动。所以望着在痛苦中熬煎的母亲，我数次难过得扑簌簌流泪。
她走后，我给她戴了3个月的黑纱。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头，夜夜伴随着自己。
我悲痛过了头，变成了母亲的一条狗，对所有伤害过她的人，发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传染给蕾蕾，再又传染给母亲的人，面对面地发泄了强烈不满；对徐然的小女儿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浓妆艳抹，提出了批评；对有违母亲遗嘱的提议，哪怕是一点点变动也坚决反对；对母亲爱过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呵护……
年轻时，我和母亲冲突不断，多次断绝关系，但后来终于彼此相濡以沫。现在母亲没了，除非梦中，再也无法相见，一时间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虚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亲就心如刀割，潸然泪下。
母亲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欢我，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可是身后，我却能永远地和你厮守——你的木盒子就摆在我的电脑桌旁，随时都能看见。
我把母亲的照片挂放在各个房间，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间房里，任何一个地点都能看见她。
母亲的几块骨骸就放在一个小鼻烟盒里，去美国打工时也陪着我，放在枕旁。
母亲的大床我已经睡了10年，中间凹陷，有个坑了，还要继续睡下去。
母亲的写字台，早已过时，又窄又小，桌面开裂，也舍不得扔。
10年了，母亲的病历、X光照片、挂号证、药盒、假发、眼镜、小闹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数保存……只是后悔当年忘了把母亲的头发剪下一缕，留个纪念。
我曾说过，下辈子如果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尽管当她的儿子很苦，得到爱抚不多，生了病不会精心照料，长身体阶段回家吃不饱，当了反革命还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个风吹草动就向单位写信表态支持处分你，结婚时不会给很多钱……但还是愿意给她当儿子。因为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没有她就没有我，我闻惯了她身上的气味。骨血相联，从脚气、不能喝酒、近视带散光，到好冲动、神经敏感、为写书啥都不顾等等，全来自她的遗传。
物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有嚼头，回味无穷。
这一辈子，我所遇到的几次大灾大难，都是她出面帮忙救了我。我认了自己有个这样的妈。苦点就苦点，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欢就不喜欢，让人认为我不是她亲儿子就让人认为，应该知足。即使她一点不爱我，她一生干出了那三个亮点，也值得尊敬。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很多的关爱，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足以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灵飘浮在苍穹中的哪一个遥远的角落。不过，她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还在陪着我，继续散发着母亲温暖的体温。10年了，母亲的粗毛线帽子我冬天还戴，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我偶尔还穿，母亲的大羽绒服我午休时天天盖。母亲擦过的口红，我虽不抹，却也保留了10年。一闻见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亲身上的芳香。
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巴都极有韵味，潜藏着慈爱，百看不厌。
我忘不了内蒙古草原，我在那里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亲，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10年了，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