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对中国的开放，将困扰2024年的美国政治

已故的亨利·基辛格精心策划了美国的“向中国开放”政策之后，中国逐步实行的经济改革成功地使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对于美国工人来说，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他们将因唐纳德·川普领导下继续延续的基辛格的实用政治而受到损害。

波士顿 — — 即使是亨利·基辛格的严厉批评者也承认，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1972 年的访华永远改变了地缘政治。 在基辛格策划这一外交开放之前，美国领导人将世界定义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任何有共产主义朋友的人都可能被贴上危险的“红色”标签。在基辛格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控制得以在全球市场体系内蓬勃发展。

然而，在庆祝中国经济“成功”的同时，基辛格的中国战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所付出的代价却被忽视了。 如果唐纳德·川普 (Donald Trump) 在 2025 年初再次当选总统，这一中国策略可能会占上风，但形式会更加危险。

几十年来，基辛格一直在直言不讳地倡导与中国做生意，他通过向中国敞开大门赚了很多钱。 他所做的，包括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门广场和平抗议者被屠杀后向邓小平提供支持。在屠杀不到两个月后，基辛格写下了这段著名的话：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会容忍其首都的主要广场被数万名示威者占领八个星期，他们封锁了主要政府大楼外的空地。在中国，如果首都表现出无能为力，各省潜伏的地方主义和军阀主义将被释放出来。 因此，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但其残酷程度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随后的审判和斯大林式的宣传。”

随后的一段话包含了对基辛格实用政治最清晰的定义：

“尽管如此，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仍然太重要，不能因为一时的情绪而拿两国关系冒险。 美国需要中国作为制衡苏联的亚洲野心的可能力量，也需要中国在日本眼中保持作为亚洲事件的关键塑造者的地位。中国需要美国来制衡苏联和日本的野心。 作为回报，中国将在亚洲发挥适度影响力，而不在世界其他地区挑战美国。 这些现实并未因事件而改变。”

这成为寻求对华投资的美国外交政策大师和商界领袖的标准说法。 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腾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香港、台湾、欧洲和美国的公司竞相建造工厂以雇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但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工人自然（且合理）地想要更多补偿，这可以来自劳动力市场竞争，也可以来自集体组织下对提高工资的要求。

这就是英国、欧洲和美国工业革命最终发生的情况。 虽然工厂主最初乐于使用暴力镇压工人，例如 1819 年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和 1892 年家园罢工（Homestead Strike），但不断增加的政治压力使改革开始实施。 这些变化标志着工业时代共同繁荣的开始。 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成果开始与组织得更好、在更民主的政治环境中运作的工人分享，技术开始以创造更多高薪新就业机会的方式被应用。

几十年来，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很小，对投资者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其基本上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应 — — 这个中国资产是由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和旨在取悦企业主的政策支持。在白宫的鼓励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银行最大的借款国，随后在外国投资者和七国集团官员的要求下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繁荣，得益于人民币的刻意贬值（这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和规范）和持续的劳工镇压。这种结合很快导致中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加速了中西部和美国其他地区制造业的衰退，1999 年至 2011 年间，超过 200 万个就业岗位流失。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自然使其实现了GDP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 但不平等现象急速加剧，经济增长主要受益者是受过教育、人脉广泛的城市专业人士，而不是收入仍然受到抑制的普通农民和工人。对于中国工薪阶层来说，一条较少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补贴出口的替代发展道路（如东亚其他地区所采用的）可能会好得多。

无论谁在明年 11 月当选美国总统，白宫都将面临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即使考虑到中国的出口仍然是美国人生产和消费的大部分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现实。 尽管川普大肆谈论对抗中国，但他无原则的交易做法代表了基辛格逐利的实用政治的加强版。和基辛格一样，他认为没有必要捍卫人权和民主等价值观。

但更糟糕的是，基辛格的中国历史理论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或者他们的继任者将会认识到，”他在 1989 年警告说，“如果得不到受过教育的团体（他们为被扑灭的抗争注入了部分活力）和工人（他们是生产所需的真正力量）的支持，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 然而，最终，中国共产党仅仅将改革作为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工具。 现在，党的领导层更加关注其全球权力和地位，而自由化的改革已被放弃 — — 甚至被逆转。

这就是基辛格的遗产。 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在此基础上继续执迷不悟，而应该对中国进行更有原则的接触并泛化对华贸易。这是 1944 年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最初愿景，当时人们认为，只有坚定致力于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国家，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市场。随着美国重塑其全球经济参与活动，它必须确保国内创新、投资和就业政策，服务于使所有美国劳动者共同繁荣这一目标。

基辛格的对华政策基于他对美国实力相当狭隘的理解，因而未能实现上述目标中的任何一部分。 川普也只对权力——他自己的权力感兴趣。在川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基辛格思维模式将会导出合乎逻辑的结果，即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让少数人受益。

达伦·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与詹姆斯·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 合著《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Profile, 2019)，并与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合著《权力与进步：我们与技术和繁荣的千年斗争》（PublicAffairs，2023）。

（ 本文作者：达伦·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译者：白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