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背叛了原著的《繁花》何以迷人？

谁也想不到，2024开年电视剧大爆款居然是《繁花》。

金宇澄的原著小说《繁花》获奖无数，却也是出了名的“难读”。一堆分不清谁是谁的人、不分行的对话、挨挨挤挤的大段落，很多读者表示根本啃不动。

文学性强，人物关系、故事线庞杂，且通篇沪语或暗藏着背景。王家卫虽然一眼相中预做影剧，但琢磨剧本多年也说“难改”。捂了十年，直到数月前才放出一小段片花，却被网友吐槽为“奢侈品男装广告”。眼镜王的“高级审美”能否接上电视剧观众的“地气”，着实让人捏把汗。

就连作者本人也说，小说《繁花》不适合影剧改编。

现在，难读又难改的《繁花》“响了”，高开高走，豆瓣评分8.2。“原著党”们虽略有微词，也不得不说一句：王家卫用心了！

上海，上海

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剧版《繁花》贴心地推出了“普通话版”和“沪语版”。然而更具话题度的还是“沪语版”，观众纷纷表示“很上头”。有网友说，看《繁花》不看沪语版，就相当于去重庆火锅店点清汤锅底。宁波、杭州、苏州、常州等“包邮区”观众追剧热情更是高涨，纷纷发弹幕：这句我听得懂！

小说《繁花》分两条叙事线，一条从20世纪60年代讲到80年代，一条讲90年代，如此交织反复，最终收拢到一起。以阿宝、沪生、小毛三位好友的际遇，勾勒出上海市井生活的真实样貌。

电视剧砍掉了一条线和沪生、小毛的戏份，直接切入9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的上海。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曾经一文不名的“阿宝”，已是叱咤风云的“宝总”。短短十年，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的托举。

《繁花》讲的就是时代。彼时，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的上海，成为出口贸易的枢纽以及国际经济、金融、航运、科技创新和服务业的中心，完成了“起飞”。不管是阿宝们在证券交易所门口的抢购，还是在外贸生意里的打拼，讲述的都不仅仅是上海本地的变化，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巨变。

《繁花》讲的，也是江浙沪“包邮区”梦幻联动的故事。小说中，陪阿宝、陶陶夜游沧浪亭的苏州“范总”，在电视剧里变身杭州湖西针织厂的范总，与宝总斗智斗勇、珠联璧合，在外贸大潮中一飞冲天。宝总只身前往“高仿品老板”麻总的诸暨工厂看货谈合作，目的是依托江浙一带活跃的民营企业，打造更多“上海名牌”……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文化一脉，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江浙沪，联手绘就大时代的繁花似锦。

底色

小说《繁花》用上海方言写，但金宇澄认为是受到苏州腔影响后的上海话。他在写这部小说时，脑海里的说书先生就是说苏式吴语的父亲。

虽说出生于上海，金宇澄始终称自己是苏州黎里人，每一本书上的作者介绍栏中都会写着“祖籍吴江黎里”。

2020年，接受“十三邀”访谈时，金宇澄坐在黎里荒废的金家老宅中谈起了《繁花》：

有一年的冬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个美女，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静安寺一带有名的美人，现在却像老太太一样在马路上卖小孩的衣服。她不认识他，他却认得她，感慨万千：“倒不是说她怎么会这么落魄，而是她让我想起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玛琳娜，这么美的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老！”

纷繁旧事全部涌现，挡也挡不住，他便提笔写《繁花》。

阿宝祖父是资本家，1949年后公私合营，还能住独栋大洋房。阿宝父亲是有志革命青年，脱离资本家家庭从事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后没几年剥夺一切待遇，发配到杂货公司做会计……阿宝的家史，差不多也是金宇澄的家史。

金父脱离黎里大家族，赴上海成为潘汉年麾下白区特工，被日本人逮捕又侥幸获救，历经沉浮；金母是银楼家的千金小姐，复旦中文系毕业，进步青年。金宇澄9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追忆父母，当时他以“伯父、伯母”代指“父亲、母亲”。2013年，父亲去世，金宇澄才改为“我父亲”“我母亲”。“因为父亲在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我写这些东西的。他们系统从来不谈自己的事，这是潜移默化的一个规矩。”金宇澄此前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说。

《繁花》里面有一章，大概有五千多字，是一个老太太在讲述她的一辈子，调子非常低沉。老太太已经双目失明了，邻居希望她早一点死，这样房子就可以腾出来，她的丈夫是一个“汉奸”，很早就被枪毙了，实际上是一个地下党人。这一块写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和金父系统里的一些情况，只是把它小说化。

说书人

小说《繁花》像是金宇澄个人的记忆宫殿。他以自己几十年在上海的见闻，一点点填满故事细节。电视剧删繁就简，将浮城往事拍成了“商战爽剧”，“原著党”不太买账。

《繁花》写什么呢？金宇澄自己的概括是：八卦。

小说最初是“网络文学”。金宇澄自2011年5月在“弄堂网”开帖创作《繁花》，每天更新，根据读者反馈及时修订甚至改变情节走向。

“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宁繁勿略，宁下勿高，取悦我的读者——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先生在台上说，发现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舱，或小客栈菜油灯下，连夜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

宝总和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是剧版《繁花》里很重要的看点。唐嫣简单明快的性格跟汪小姐不谋而合，娇嗲无心机，又独立勇敢，“宝珠CP”也最得人心。马伊琍演玲子，将上海小女人的“嗲、作、精”演绎得淋漓尽致。每次一出来，网友跟着爷叔喊她讨债鬼，反感这个女人时时刻刻都在算计阿宝的钱。但其实，上海方言里，讨债鬼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昵称。阿宝明知道她敲竹杠，既乐得哄她高兴，又巴不得情债钱偿，一来一去，愿打愿挨。

入戏深的观众批评宝总“处处留情”，像是天使投资人帮助三个女人完成梦想。帮汪小姐当科长，帮李李解决危机，萍水相逢给玲子开店。对谁都有情有义，又好像谁都不爱。其实小说《繁花》写了更多“毁三观”的男女情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繁花》难拍的原因。

小说上来就是陶陶拽着沪生讲菜场八卦：摆蛋摊的男贩，和对面摆鱼摊的女贩，日长事久，眉来眼去。正文更有大量香艳故事：守活寡的少妇出轨邻家少年，因为政治原因不得不割席的夫妻悄悄约会……

金宇澄说，要尊重人性的复杂。

错位

电视剧《繁花》主要讲的是九三、九四年的上海，这其中有王家卫对上海上世纪90年代的想象，这想象是和金宇澄这个本土上海人的原作不一样的。

那时的上海，黄河路也好，乍浦路也好，并没有剧中那么多那么璀璨的招牌和霓虹灯，那时的上海才开始从低沉状态中复苏。

“说起来也真是难以置信，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霓虹灯闪烁的不夜城上海，直到1991年的上海国庆节外滩和南京路才重又点亮霓虹灯。”同济大学教授张生记得，亮灯的那天晚上，他和朋友随着拥挤的人流从外滩沿着南京路一直走到人民广场，然后又走回外滩，感觉南京路从来没有这么拥挤过，稍微不小心身边的人就会被人流冲开。“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梦想，就像这重新点亮的霓虹灯一样，热情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去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

“电视剧把上海的灯红酒绿提前了。”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印象中，90年代初期的上海依然穷酸破败，普通市民包括文化人的物质生活也都是贫穷单调的。浦东开发刚刚开始，但还看不出苗头。国营企业改制还没开始，搞个体经济的主要是一些“社会人”。至于做外贸、炒股票，并不是主流。“大家都缺钱，但又没有挣钱的路子。港台风进来了，欧美电影电视剧进来了，看看人家的日子，自己也想消费，可又没钱，心理就有落差。”

人人都在寻找机会。年轻人出国是主潮，大学生要出国，工厂里的青工也要出国。《繁花》里，玲子、菱红都是从日本回来的，反映了当时的出国热。

“上海真正起飞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黄河路、乍浦路一下子全部起来了。”郜元宝说。

瘦身

剧集放送已经接近尾声，《繁花》到底响不响？

最新一期的《在岛屿读书》录了5个小时，《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全程在讲《繁花》。《繁花》太响，嗓子都说哑了。

2012年，《繁花》将要在《收获》发表的时候，杂志社给郜元宝寄来校样打印稿，约请他写篇评论和小说同步刊发，但他实在没法一口气读完，就以工作繁忙为由推脱了。即使像他这样在上海呆了几十年的人，对《繁花》都有阅读障碍。

电视剧对小说进行“瘦身”，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想象上海、想象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没有这个路径，你会掉进小说《繁花》的世界里，出不来。”

金宇澄的写作轻轻落笔，把自己当说书人，没价值观，没主张，不美化也不补救，不提升意义和内涵，散发力量的只有叙事。

小说人物众多，一个个生猛活泼，市井气世俗气很浓。电视剧则将主要人物传奇化了，世俗气分派给了一些底层角色。宝总风流倜傥，如何处理生意场上的事，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男女关系，处处烘托其举手投足的潇洒做派。李李变身搅动上海金融圈的神秘角色，其实小说里就是一个开饭店的小老板，水没那么深，也没那么杀伐决断。

小说里浮世男女尔虞我诈，虽然不乏同情和怜悯，但关系不远不近，可远可近。写男女，往往女性主动，男性处处守势，怕挑破窗户纸，怕承担责任。电视剧则将人际关系升华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夜东京”一伙人聚在一起“要长长久久”，像贾宝玉的大观园。爷叔对梅萍的态度，一方面是稳住她，给宝总留条后路，也不时给予善意的点拨和指引。汪小姐离开外滩27号，玲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玲子主动祝贺汪小姐公司开张时，后者马上就冰释前嫌。创业者相互理解、相濡以沫是主调，这就跟“金美林”老板等以邻为壑形成鲜明对比。

郜元宝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很高明。“把宝总塑造得情义至上，情义超过了生意经，这就跟‘渣男’撇清了。同时，王家卫很擅长营造暧昧文艺的氛围。宝总跟李李在封闭空间独处时，把两个人拍得很近，没事也跟有事一样，给观众遐想，让他们自己去脑补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