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受阻是常态 外国驻华记者仍举步维艰

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最新调查，超过8成成员在中国采访时曾遭受“干预、骚扰与威胁”。虽然多数记者乐见中国松绑疫情封控限制、报道环境亦有改善，但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仍面临强力打压与人身安全威胁。

报告显示，报道中国对外国记者而言越来越艰难。

（德国之声中文网）外国驻华记者协会（FCCC）周一（4月8日）发布2023年度的中国媒体环境报告，以“摘下了口罩，障碍仍然存在”为题，认为中国放弃疫情“清零”政策后，外媒报道环境虽有开放，却仍未重回疫情之前的水准。

此外，高科技被用来监控、干扰外媒记者的情况越来越多，甚至首次有记者指出，中国政府用无人机监控其行踪。

报告指出，绝大多数的外国记者称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或“肯定有”侵入他们的微信（81%）和手机（72%），或者是在其住家或办公室放置窃听器（55%）。

此报告的调查期间是2024年的1月和2月，对象是外国驻华记者协会的成员，其157个成员之中，总共有101人填答。

“敏感”议题变多

尽管有81%的人认为2023年中国报道环境有所改善，但许多针对在当地独立报道的打击做法在疫情前早就存在，如今也随著封控松绑，“更多记者要面临严厉的打击手段”。

“外国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没有遇到问题的情况，才是例外。”报告写道，当面的恐吓与监控增加，更复杂的数码监视手段也益发常见，导致记者在中国进行独立报道仍遭遇重大阻碍。

报告引述《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David Rennie）的说法：“疫情期间，在地方报道的情况非常糟糕……现在则是更为随机，更难预测什么时候会被跟踪，很难知道没有监督的采访行程何时会被地方的政治宣传部门缩短。”

99%的外国驻华记者认为，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国际的标准。有81%的记者曾经遭遇“干预、骚扰与暴力”。被中国警察或其他官员阻挠过至少1次者，占了54%，另外有45%的人表示曾遭不知名人士阻挠。

对外媒记者来说，因报道“政治敏感”议题而遭中国政府施压者，不在少数，且“敏感”议题的范围有扩大的迹象。曾尝试在新疆采访而遇到问题的记者，占了85%；除此之外，分别有79%、43%和68%的人表示，在靠近俄罗斯、东南亚的边境区域，或是在内蒙古这类族群多元的地区报道时，也遇到问题。

官方的压力让潜在的受访者更加不敢接受外媒采访。报告指出，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学界、智库人士与分析师要不是拒访，就是要求匿名，或者根本不回应。

超过8成的记者都遇过受访者以“未获准与外媒交谈”或“需要事前许可”为由而拒访；另有逾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原本已经确认好的采访曾因官方压力，而在最后一刻临时被取消。

记者处境艰难

外国记者要取得签证及居留许可，亦仍存在问题，且美国媒体面对的情况特别严峻：2023年美媒记者只有1人成功获得中国政府认证。这种情况导致部分外媒人手不足。

替外媒工作的中国记者也持续遭遇官方施压；49%的外国记者表示，其中国同事曾遭遇施压、骚扰或者恐吓，比2022年的45%更多。

这份报告发布前夕，出身中国、现为澳大利亚籍的记者许秀中（Vicky Xu）在澳大利亚媒体《周六报》（The Saturday Paper）发表一篇文章，同样批评中国对记者的压迫，并质疑澳大利亚政府的对中政策。在这篇自述中，她揭露自己近年来遭中国政府人士跟踪、恐吓的经历，精神上承受极大压力。

许秀中写道：“在澳大利亚，我一直被跟踪。常有陌生的东亚男子站在我的公寓大楼前，像是自愿守门。我换掉电话号码和新的电子邮件，安装住家安保系统，一再地搬家……我没有稳定的住址，因为我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过一种游牧人生，比中国共产党的打手抢先一步。”

许秀中关注新疆维吾尔人遭受“强迫劳动”、被送入“再教育营”的处境，并加入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其报道与报告获各国媒体广泛引用。但这些文章也导致她成为北京的批评目标；《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中国官媒指责她是“新疆棉”争议的“幕后黑手”，甚至批评她“不知廉耻指责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