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监视的利器：从“维稳信息员”到“社区工作者”

资料照：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

4月初，江苏省的李静（匿名）又在家中遇到了上门走访的社区工作者。这是她从2023年初以来，第十次在家中遇到社区工作者。他们按照惯例询问了李静家中现在有几人居住之后，仿佛不经意地提起了李静在美国工作的儿子。李静告诉他们，自己会在5月份前往美国探望儿子和儿媳，对方颇有兴趣地询问了她会去多久，待在哪个城市，最后又很客气地祝她旅途顺利，还提醒她不要在国外被骗。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布了《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4月10日至11日，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国政府的主要官媒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这个消息。从“维稳信息员”到“网格员”和“微网格员”，再到许多城市都在招聘的社区工作者，中国政府对于基层人民的信息的收集和监管不断升级。

在美国生活的儿子成为了“关照”对象

“疫情期间，好像是叫网格员，网格员的年纪会大一些，做的是类似之前居委会的工作。我们小区被封过，当时，谁家几点下去测核酸，开证明出小区去看病或者工作、送药、送物资，都是网格员负责，”李静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叫社区工作者，是一个专门开设的岗位，来我们家的社区工作者都很年轻，而且问的问题也详细很多。”

她第一次遇到的社区工作者是两位看起来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姑娘，她们拿着表格，按部就班地问她家里有几位人口，其中几位在这个地址常住，是干什么的，不常住的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她提到自己儿子在十多年前大学毕业后就前往美国留学，虽然户口还未迁出，但已经在美国定居。对方当时没有追问，但很快就再次上门，详细询问她儿子在美国哪所大学读研，现在在哪家公司工作，做什么的，在美国的家里有几口人。她告诉记者自己有点后悔提到儿子最近刚结婚，妻子是早年移民美国的台湾人：“对方听说这点之后，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又拿笔记录了好多。我后来和我儿子说，我儿子怪我不应该把他的工作和婚姻情况说得那么详细。”

她自己猜测，在美国科技大厂工作的儿子和老家在台湾的儿媳让她成了社区工作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同一城市的其他朋友的社区工作者上门都没有这么频繁的。我家里老是上门，如果哪天上门我们不在家，还会贴纸条要求我们给他们回电话，预约时间再次上门。”

经济不景气下，年轻人加入社区工作者大军

在山东省青岛市工作的社区工作者韩越（匿名）则告诉美国之音，海外关系确实是自己工作范围内需要关注的内容。三本院校毕业的他毕业后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但因为疫情期间的严格管控和经济不景气等各种原因，销售业绩并不理想，收入也非常不稳定。家人建议他找稳定的“铁饭碗”，因此找到了本地社区工作者的工作。

韩越告诉美国之音，自己报考社区工作者时，要求是年龄在35岁以下，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如果已经在该社区的街道和社区基层工作过，可以放宽条件至大专学历。他目前的税前薪资在5000多左右，虽然工作本身是合同工的性质，并没有编制，但算上各种福利，已经是他大学同学中比较优渥的一份工作了。

记者在网上找到2023年10月，青岛市城阳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招聘的信息，要求和韩越所说类似，劳动合同并非与政府签署，而是与思达人才集团签订。试用期之后，薪酬约每月5,800元。

“考社区工作者比考公（务员）和考编容易，”他告诉记者。2023年初，他在学习了网络教材后，比较顺利地就通过了初试和面试。他表示同事中不少都是和自己一样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现在找工作也不容易，（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有五险一金，而且除去双创（创建文明城市，创建卫生城市）期间，基本不用加班，双休日也能休息，而且上班也近。也有人把这份工作当做跳板，一边上班，一边学习考公和考编的资料。”

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20日公布2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3%。26岁的韩越表示自己身边找不到工作的同龄人远超过这个比例，不少人要么在家“啃老”，要么做一些直播主，或者送外卖这样收入不固定的工作。也因此，没有编制的社区工作者原本现在也越来越难吃香。

除了维稳，琐事更多

韩越形容自己的工作“非常琐碎”，“一会儿要干这个，一会儿要干那个”。

除去关注社区居民的海外关系以外，有长居海外的人来居民家中探亲走访也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他所在的社区今年春节时有不少已经加入外籍的华人回乡探亲，他都会一一上门提醒要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在旅馆以外的其他住所居住或者住宿的，应当在入住后二十四小时内由本人或者留宿人，向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登记。

当被询问这份工作是否有维稳成分时，韩越觉得虽然有一些，但维稳并非是这份工作的主要侧重点。他听说其他社区的工作者要关注少数民族居民，也听说有其他社区的居民因为长期被欠薪，通过各种网上途径举报投诉甚至上访，社区工作者需要上门了解情况，进行安抚，并汇报给上级，但他本人并未遇到这些情况。“但比较重大的社会事件，肯定是由更高级别的人处理了，”他说。

除此之外，工作中也有许多并不光鲜的地方。“比如扫地，捡垃圾，特别是去年创建文明城市期间，”他告诉记者，“还有处理居民之间各种鸡零狗碎的事情，居民吵架，也要去调解。”

因为中国国务院于今年3月印发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网民分享社区工作者排查居民家中冰箱、彩电、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热水器甚至电风扇的使用年限。

韩越说自己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排查要求，但他表示自己的许多工作都紧跟时事，当海外电诈猖獗时，他需要挨家挨户上门要求装反诈APP，并教育居民不要接听境外来电。今年2月，南京一高层住宅楼因为电动自行车起火而造成严重火灾时，他的同事一连几天检查是否有人违规将电瓶车停放在楼道。

从“维稳信息员”到“社区专职工作者”

中国政府在基层招聘大量的人员进行信息收集和维稳并非新鲜事。

早在2018年，就出现过“维稳信息员”这个概念。当年，北京多个社区的居委会贴出告示，称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招聘有政治敏感性的常住居民为社区维稳信息员。韩女士在接受采访时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的小区是近10年修建的高层公寓小区，有专业的保安。但大约从三年前开始每逢“两会”、国庆或重大政治会议等敏感节点，小区各个入口都有戴红袖章的志愿者巡逻。

“网格员”的概念则从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为人熟知。他们负责宣传并执行疫情防控政策、负责日复一日的核酸采样、负责进行打疫苗的宣传、也负责将居民转运到方舱医院等各种隔离点。

人们行走在装有监控摄像头的上海街头。（2022年12月12日）

中国民政部于2022年4月发表名为“社区网格员疫情防控显身手”的文章，宣传他们对防疫做出的贡献。

到了2023年，外卖骑手被招募成为“微网格员”。成都市温江区的官网上写道，“我们鼓励外卖小哥成为社区的‘眼睛’和‘耳朵’，一边工作一边‘找茬’，把在街头巷尾发现的安全隐患、邻里矛盾、公共设施隐患、环境卫生等问题，通过‘流动微网格’微信群、电话反映等方式，及时传递给街道、社区加以解决。”美团外卖旗下则有十名外卖骑手被诸暨市招聘为市校外培训机构兼职网格员，他们的职责是在日常的送餐工作中，发现违规培训线索，上报给对应社区和街道。

韩越觉得，社区工作者是网格员的“进阶版”。他表示，社区工作者做的工作更多一些，从创建文明城市期间的宣传工作，到调解邻里纠纷，包括最新有些社区退出的心理咨询等工作，超越了一般网格员所做的收集和整理信息，登记建档这些工作。

中国的监控靠技术更靠人力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系教授裴敏欣4月18日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举行了一场活动中分享了他的新书《哨兵国家》(The Sentinel State)，详细讲解了中国国家监控系统是如何运转的。他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虽然中国有天网这样利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建成的非常先进的视频监控系统，但中国国家能够实行监控的能力真正来自于在于复杂的监控组织，和大量参与其中的监控人员。

这些监控人员，包括并非全职为此工作的“维稳信息员”和被外卖骑手等组成了庞大的情报网络，他们在企业、大学、社区等不同场所收集信息，可以为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传递消息。

他在讲座中提到了中国国家监视系统的四个主要特征：分布式监控；自上而下的协调；正式负责监视系统的政府员工队伍少而精；精心设计的监视策略：主要关注重点人员和敏感时期，调用大量人力的劳动密集型策略和技术相结合。

裴敏欣教授在经过研究和分析之后认为中国现在的信息员数量在1000多万到1500多万人之间。而近期对于社区工作者职位的大量招募无疑会增加中国政府在维稳方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