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容不下身体与灵魂,职校生的出路在哪？

进入社会后，不知该如何找工作。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进厂打螺丝。

集体写作之“一个烦恼”

去年6月，广州海珠，在公益团队HOPE学堂（全称：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HOPE学堂专项基金）的办公室旧址里，几个职校生围坐在一起，桌面的电脑连线着其他地区的学生，在工作人员子津等人和其他志愿者的协助下， 他们要做一本属于职校生的作品集。

此刻，他们正在为这本作品集起名。当时读高职二年级的刘安忽然想起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像他一样的三千多万名职校生，是野生的作物种子，散落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与乡村，兀自生长。

然后，刘安联想到了麦子。作为一种古老的农作物，麦子伴随人类文明史一起演化。大浪淘沙，经过筛选与培育，种植技术趋于成熟，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它们沿着既定的路径饱满生长，就像在应试教育体系里成长的学生，遵循主流社会认可的轨迹，只要能通过获得高分脱颖而出，就有机会获得世俗认可的成功。

可职校生似乎并不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他们是未被选育的麦子，野生但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刘安提议作品集叫《野麦》，其他人被说服了，《野麦》最后以最高票数获选。

野麦的命运是什么呢？子津告诉我，大多数同学很迷茫，他们有的还没毕业，有的已经换过很多份工作，普遍未探索出一条很好的出路。显然，流水线容不下年轻人的身体与灵魂。作为一穗穗野生的麦子，他们到底要怎么才能找到“出路”？

文｜尤胜男

编辑｜阳少

起名讨论。受访者供图

工厂：流水线上没有诗人

机器不停地运转，哐当哐当吵死人了。

沈城

22岁，湖南人，

曾在职校读书，现在打工的途中。

《野麦》其中一个章节的主题是“劳动”，几名职校同学记录下了自己在流水线拧螺丝、街上发传单、公园当保安的见闻。中职毕业那年，刘安进入了一家电子厂实习。在广东江门，遍布着形形色色的制造厂房。流水线上，各种各样的产品经过工人的手，销往世界各地。

这是校企合作的一种方式，职业院校与当地或就近企业签署协议，将学生安排到企业实习。刘安所在的电子厂离学校约20公里。进厂那天，一辆大巴车载了四五十个学生，摇摇晃晃，为他们的职业教育实践开出一条武断的路：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学校安排的实习去处，大体离不开工厂或服务业。

工厂还是服务业？这多以性别为界。刘安解释，基本上，男生多的专业就会被安排到工厂实习，女生多的专业则到酒店餐厅实习。还在读中职时，他穿着校服跟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发现饭店服务员原是学校的师姐。

刘安在工厂待了8个月，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7点下班。白天工厂机器轰鸣，回到宿舍，工友看视频、玩游戏。刘安不怎么打游戏，他休息时玩手机，偶尔看书。白天的工作已经消耗完了精力，玩累了也就睡着了，明天太阳又照常升起。

一开始，他被安排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将铁丝插进电路板的小孔动作，组装电子元件。但是，因为经常“摸鱼”拖慢整条线的效率，3个月后他被调到了零部件拼装区域。这里女工居多，大家边工作边聊家长里短，刘安感觉自己难以融入。他的工作积极性并不高，时常游离，旁边的阿姨帮他一把，主动多装了一些零件。刘安这才留意到，这位阿姨并没有尾指，工作却非常麻利。

在工厂实习期间，刘安有时会读马列原著和毛选。“我那时候会有更多思考，怎么给‘我们’这样处于社会弱势的人群争取更多公平？”刘安想了想，又自我纠正，说自己家庭条件并不算差，他们班上一些同学家境尚可，并不是所有中职学生都一定要和“贫穷”划上等号。而通过阅读和在工厂的所见所闻，刘安有着更多的自省，也更为关心他人的命运。

实习结束后，刘安来到了广州的比邻公益图书馆做了一个月志愿者。来到高职，他加入了文学社。再后来，他遇到了HOPE学堂。他常常参加活动，文学写作小组里的好几位成员都是他从学校文学社“拉”过来的。

学校：和学习无关的事

有名字的被看见，无名氏向前

直到谁也没有来过的路

血肉汗水铸成的诗

速梅（刘安）

20岁，中专毕业，

现在在广州就读大专。

刘安本可以是那棵“被选育的麦子”，但他却主动放弃了。

小升初之后，他愈发觉得学习吃力，比如今天没能完成数学作业，明天的课程也就耽误了，这样一两个学期下来，他丧失了学习动力。“我当时没有对心理疾病的概念，但现在想起来，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有厌学、抑郁、甚至躁狂的情绪，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指出来说，可能是有心理问题导致无法继续学业”。

越厌学，越痛苦，刘安甚至还与老师发生了正面冲突。真正爆发是在初三那年，刘安父母决定离婚，可能是顺水推舟的借口，也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以前总是跟我说，好好读书才能回馈家庭。可是，我的家庭都没有了，还读书干什么？”父母离婚后，刘安跟着父亲一起生活，并毅然决定休学。

父亲常年在外出差，沉默且不善沟通。大部分时间，刘安都是独自在江门的屋子里度过。读过大学的父亲，一开始不能接受儿子的休学，但最终拗不过刘安。而在为时一年的gap year到期后，刘安对初中学校的厌恶到达极点，他不愿意重读初三，坚持要去读中职，父亲再次做出了让步。

中职期间，刘安文静、沉默，在别人看来兴许还有些文艺。他也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抽烟、喝酒，但内心依然封闭。“之前偶尔想过，如果我选了另一种道路的话，是不是有不一样的结果？但现在已经不会去想这个事情。不后悔，也不庆幸”。

如今的刘安坦荡地接受了“职校生”这个身份，今年他报名了专升本考试，考试过了，9月将去本科学校读英语专业。刘安成绩并不差，初中时英语能排在班级前10，他喜欢英语、文学，爱看书和思考，从曾经的厌学到现在的顺利升学，也许他厌恶的只是“填鸭式教育”。

“一个比较大的目标是希望未来能在广州留下来，不想回江门。”而相比于挣钱，刘安更在意能不能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活。

曾经封闭的刘安渐渐敞开心扉，他留着长发，背着单肩帆布包，戴上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一副文艺青年的模样。读高职时，刘安报的专业是商务英语。他告诉我，如果小时候不是被父亲要求去上外教课，英语也不会相对出色，让他有一技之长。今年年初，刘安参演了职校生戏剧《影子》，他一人分饰两角，将父母吵架的情景在舞台上演了出来。

纪录片 《青春》

诗歌：我们是不愿沉默的

当我重读一篇篇文章的时候，那些个人的生命经验从文字里冒出来。我们代表着职校生，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许特殊或许普遍。

写文章是有话要说，针对的是那些社会的偏见——对于教育，对于群体。

我们是不愿意沉默的，我们是活泼的。

阿Q

在《野麦》的序言里，当时19岁的职校学生阿Q，写下了他对于职校生创作的想法。因为实在了厌倦从他人的书写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野麦》想要发出不被别人定义的声音。

《野麦》诞生于HOPE学堂的文学写作小组。彼时子津还在团队工作，她常常看到职校学生的投稿文章，发现很多文章写得无比动人，学生写自己的成长、写恋爱、写疼痛，笔触稚嫩但充满真诚，可这样的文章很少能被看见。

2023年开始，子津推动文学写作小组成立，主线任务是鼓励学生自主创作，支线任务之一是完成一部作品集。6月初，由13个人组成的文学小组针对搜集得来的43篇作品进行筛选分类，最终选出22篇作品，这些作品就是《野麦》第一期的全部内容。

杂志排版工作坊。受访者供图

实际上，《野麦》并非HOPE学堂第一次打破沉默的尝试。最早的探索是2021年的职校生戏剧——《影子》。舞台光影变换，几位职校生演员脸上戴着旧报纸做的面具。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经历，也试图说出那些别人用以伤害职校生群体的修辞武器，“混日子”“浪费钱”“没上进心”“不爱学习”。

戏剧打动过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职校生就站在舞台上，这些10多岁20岁的青少年，彷徨、敏感、自尊心强，抛出他们呓语、愤怒、眼泪，在剧场里架起一条桥，观众一不留神就会走进他们的内心，在炎热多雨的南方，经历青春风暴。

戏剧追求冲突，讲究爆发力，相比之下，诗歌散文是温润绵延的溪流，缓缓流淌，“作品可以传递到更多的人手里，可能那种力量的延续性更强。”子津告诉我。

在广州上学的沐鑫从2021年接触HOPE学堂，既参与了戏剧演出，又加入了文学写作小组。这个今年刚成年的男孩话不多，6月即将中职毕业，他喜欢看王家卫的电影，希望以后能像《堕落天使》里的金城武一样，忧郁沉默、潇洒不羁。

沐鑫平时爱逛书店。看到什么书名吸引他，就去买哪一本。最近看的书是《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这本书天马行空，散文、日记、随想……各种各样体裁记录作者的成长故事，沐鑫深受此吸引。

他在文学这块土地里辟出一条幽深的过道，只容许自己进入。上中职时，他并未住宿，自己在校外的城中村租房子住。一天晚上，他感到心情压抑，就在饭后下楼散步。看到远处城市正在加固钢筋水泥，城中村里忙碌的商家、小贩从他眼前一幕幕闪过，于是写下了这首《无题》。

看到吊桥

好像一条河上的桥

围栏闪闪发光

不知道他会往哪个方向转

就好像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

索性随便走

哪条好看去哪条

世界好美好美

各种颜色的灯光

在灯光底下忙碌的人

是人养活了灯还是灯养活了人

我太沉重了

需要向外面撒点尘埃

沐鑫

18岁，坐标广州，

“完美但缺了一角的孩子”

如果跳出文学这一番天地，回到现实生活里，他敏感、容易共情，文静、稍显成熟。

5岁，沐鑫的父母离异，双方陆续组建新的家庭。沐鑫不想父母内疚，“我觉得他们的感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去年下半年，沐鑫进入中职三年级，所有课业都结束了，可以自由实习，他先回到家里，承担了接送6岁弟弟上学和做饭的职责。

沐鑫一直跟着母亲一起生活，对于未来，母亲并未给他施以压力，“她可能更多觉得我开心就好”。母亲节前夕，沐鑫因为一件琐事跟母亲闹不愉快，事后他有些自责，写下：

“……当时想赌气不吃晚饭的/最后还是吃了一点/晚上就在想我是不是对妈妈太凶了/嗯/希望妈妈自私一点/变成二十岁的脾气/尽管很凶/但是也比受气好/爱你老妈/还有外婆”

逃离：自行发育的麦子

同样是中职出身，小缇以“逃离职校”为动力，从中职一路读到硕士。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她跟我念起了北岛的诗，她说，诗里写的就是她读中职的状态。

“梦碎是因为我没有前途、我学习不好。因为学习不好就会被视作坏孩子，那作为一个学习不好的坏孩子，我们就很容易往坏孩子的路上发展。”小缇形容自己的中职生活枯燥乏味，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就是烫发、吃饭、打牌，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

刘安也告诉我，在职校，学生习惯组成小团体，一旦落单是有风险的，“可能会被放大一些外貌、性格特征，成为别人嘲讽的对象”。在他看来，成群结伴是一种“自保”的方式。或许，当所有人都稳坐在一艘漫无目的、没有行驶方向的船上时，坐标就失去了其意义。

彼时，小缇的锚是她的恋爱对象。她有着很多对爱情的想象，比如，她想靠近优秀的人，希望能跟她所在中职对面的大学男生恋爱。只是后来，她并未实现这一“愿望”，而是自己考上了那所大学。

读大专时，她同时准备了专升本考试与自考本科。她想读的专业是汉语言，备考时看了很多书，惊奇的是，那种“无聊的感觉”一点一点消失了。她开始读加缪和卡夫卡，思考西西弗斯式的追寻和《变形记》背后的荒诞思想，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解构了自己过去的蹦迪狂欢。

某种程度上来说，小缇是一棵自行发育的麦子。她一度认为，自己走出了一条可被职校生复制的路，希望能够让更多学生知道，他们还有很多选择，比如，选择撕碎标签，不活在他人的偏见里。

我开始感激中职——在同龄人都在朝五晚九上高中的年纪，反而是中职灵活的课程安排和实践与课程双管齐下的培养方式给了我机会参与实践，去接触社会、了解自己，成为同龄人里社会经验最丰富的人。

小缇

即便如此，一些成见还是难以消除，去年，小缇研究生毕业，求职时去了一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企业面试，面试官问起她为什么从中职一路升学，小缇答毕，有一位面试官表情微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眼神明显告诉我，他觉得我一般。”小缇说。

电影《路过未来》

教育：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近年来，像小缇这样一路努力升学的职校生越来越多。

根据HOPE学堂创始人梁自存的观察，一直以来，不管是学校层面还是学生个人，职业教育都有关注升学倾向，例如，很多中等职业院校会设立“高考班”或“升大（专）班”，“尤其是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后，职业教育的定位发生了一些变化，强调打通中、高、本职业教育学生上升通道，中职教育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成为升学的过渡。”

根据《2021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0年我国中职升学人数达145.33万人，升学率49.24%。在经济更为发达的区域，中职升学比例可能更高。例如，根据上海市教委发布的《上海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报告（2023年度）》，毕业去向落实学生中升学学生占比约8成。广州市教育局发布的《广州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报告（2023年度）》显示，学生升学占比超63%。

梁自存谨慎地看待这样的趋势。在他看来，虽然升学率的提高，看似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很多孩子本来不擅长应试，或者从应试教育中本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学习和成长问题。同时，如果过度关注与强调升学，会挤压职业学校探索透过真实场景进行实践学习的空间。长此以往，职业教育或将失去其应有之义。

时间拨回到2016年，当时社会学博士毕业的梁自存在广州创办了HOPE学堂，他从富士康“十连跳”事件中发现，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背后，庞大的、寂寂无名的职校生群体组成了中国工厂的巨网，但他们的心理状况和精神追求被丢弃在这张网络之外。职业教育存在弊端，无数打开的精神缝隙需要被填充，是不是能够为职校生做一些心理干预项目？

去年，梁自存在一席的演讲中提到，他们看重学生跟公众之间的交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常常被误解，这种误解往往是充满恶意的，而文学创造能够充当消弭隔阂与偏见的重要媒介。

以HOPE学堂发起的职校生戏剧《影子》为例，在梁自存看来，舞台戏剧与面向老师和社工开展的“应用戏剧”是“手段”而非“目的”。以学生为中心，在戏剧中让学生的表达发生，唤醒他们的兴趣、创作与成长，才是重点。

“这几年HOPE学堂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小组和创作表达尝试，对我们自己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在不断重新理解：人的成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以及，‘学习’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谈教育，但是我们可能不太会谈‘学习’。在学校你可能看见了很多管理，但是没有看到教育；你可能看到了很多教学，但是没有看到‘学习’发生。”梁自存说。

文学写作小组成员一起去鲁迅纪念馆。受访者供图

教育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事业。刘安时不时提醒我，需要注意职校学生之间的差异。事实上，难以用他们几位乃至整个HOPE学堂的学生概括中国三千万职校学生群体。能够早早明确自己“出路”的学生凤毛麟角，正如子津所说，“至少同学在这个阶段都是很迷茫的”。

如果让你创办一所职业学校，你会怎么做？我问梁自存。

他沉默了一会儿，答道，这是一个难题，并不是在纸上谈兵就能实现的。他强调“差异化”，例如，每个孩子在小学、初中一路读下来后，形成了不同的性格、爱好，面临不同的挑战、困惑，而现行的标准化教育模式并不利于每个学生的差异化发展。

“要在真实的场景里跟别人互动，在互动当中可能会产生冲突、碰撞、不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思考自己的行为方式，才能获得成长。”

兴许是还在思考这个问题，采访结束后，梁自存又给我发来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职业教育需要放到整个教育和就业环境中去讨论，很多问题或许共性大于差异性，人们似乎期待职业教育办出特色，但是需要考虑的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允许特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