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治病成趋势?中产负担得起,中国患者最多

湘南镰仓综合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隶属于日本最大的医疗集团德洲会集团。作者拍摄

作者 |王伟凯

出品|棱镜·腾讯小满工作室

半年前，吴彤（化名）的人生到了低谷，她不能确定自己的生命还有多长。

现年30多岁的吴彤，是一位来自山西小县城的北京上班族。2023年9月，噩耗降临到了她的头上，她被确诊为肝内胆管细胞癌，体内的肿瘤对肝脏的三根静脉有不同程度的浸润或包绕，这种情况很难手术治疗，只能采用较为保守的化疗方式。

但是，化疗的效果并不理想。无奈之下，她决定赴日求医。

2023年12月，吴彤选择了顺天堂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在经过影像学诊断后，主治医生给她带来了好消息——可以进行手术。2024年1月29日，她在这家医院进行了左肝切除手术，并重建了右肝静脉，如今已经基本恢复到术前水平。

“国内医生给我的感觉，总是有一些顾虑，但日本医生显得很有信心，感觉他们有很大把握能把我治好。”吴彤向作者回忆。

3月22日，她离开日本，如今正在国内的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患者开始前往海外就医，日本正成为重要的目的地。

盛诺一家是一家海外就医中介机构，其副总经理赵建勇告诉《棱镜》作者，目前，中国患者去的最多还是美国，但是日本，由于距离近、价格低、文化接近、医疗水平高，接纳的中国患者仅次于美国。

对于日本的医院来说，中国患者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国际患者。

日本国际医疗服务推进组织MEJ（（Medical Excellence JAPAN））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4月—2023年3月，40家经MEJ认证日本国际医院（JIH），专门赴日就诊的国际患者达到749例，其中，414例来自中国。

2019年，《棱镜》作者曾先后前往美国、英国，对在当地就医的中国患者进行采访。近日，《棱镜》作者前往日本，访谈了数十位医院院长、科室负责人，从技术、费用、政策、中介机构等角度，对“赴日就医”的话题进行深度分析。

日本，真能成为普通中产首选的海外就医目的地吗？

费用是日本国民的2倍左右

在东京市中心，与皇居、国会议事堂、首相官邸相毗邻，有一座久负盛名的医院，叫做虎之门医院。

这座医院最初是公务员及家属的保健福利机构，现已是一所大型综合医院，前日本首富孙正义以及众多日本政要曾在这里治疗。

住院部的19楼是VIP病房，那里共有36张床位，每个病房均为单人间，配有沙发、电视、厨卫以及特制的膳食。这一层病房共有24名护士，其中一位能够使用流畅的中文交流。

面积不同，价格不同。虎之门医院的VIP病房分为三类，价格分别为770000日元/天、165000日元/天和22000日元/天。

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患者，就在这里接受治疗。根据医护人员介绍，由于国际患者需要翻译，为了不影响其他患者，医院便将他们统一安排到了这里。作者在日本走访的多家医院，均有类似要求。

“这里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是9天，现在的入住率是40%-60%，除了国际患者之外，当地一些患者也会住在这里。”医护人员向《棱镜》作者介绍。

不过，对于国际患者来说，病房只是开销的一小部分，治疗、药物等才是费用的大头。

“医院明确告诉我们，治疗费用是日本国民的三倍。不过，费用不是我们考虑的因素，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手术成功率和复发率。”吴彤的父亲向作者表示。

根据作者走访，不同的医院，针对国际患者的收费不同，比如，顺天堂大学附属医院、癌研有明医院、虎之门医院的收费是日本国民收费的3倍，东京医科齿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收费是日本国民收费的1.8倍，湘南镰仓综合医院的收费则是2倍。

以结肠癌、直肠癌为例，日本虎之门医院副院长黑柳洋弥向作者介绍，中国患者的平均费用分别是550万日元和680万日元，这两种癌症，日本患者的平均费用则在250万日元左右，由于有医保，他们实际支付的费用会更少。

吴彤没有详细计算她在日本花费了多少钱，综合国内和日本的治疗费用，她总共花费了100万人民币左右。庆幸的是，吴彤此前购买了重疾险，如果顺利，可以报销60%。

赵建勇向作者介绍，赴美治疗的很多人都是大富豪，不少人甚至会选择包机前往，费用动辄数百万元，赴日治疗的费用要低很多，一些普通的城市中产也能负担得起。如果购买了相关商业保险，费用就会更低。

“日本实行全民医保，国民看病治疗可以报销7成。针对国际患者，收费标准医院可以根据情况自己来定。”湘南镰仓综合医院副院长下山来告诉作者，“在日本，不管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治疗费用是统一的。”

湘南镰仓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隶属于日本最大的医疗集团德洲会集团。

根据多位日本医护人员的介绍，详细的治疗指南，是日本医疗的一大特征。在这些指南的指导下，无论医生是否资深，针对同一病症，其治疗方案大都一样，治疗费用不会相差太大，国际患者接受的治疗与日本国民的治疗也无太大区别。

导致国际患者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主要是服务成本，比如沟通、单人病房、远程诊断、旧病历的翻译等。

赴日就医，只能通过中介

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医院不接受国际患者个人的就医申请。

“如果有国际患者来找我们就医，我们会让他们联系中介机构。”癌研有明医院肝胆和胰腺外科高级负责人、国际关系办公室主任伊藤宽伦向作者表示，“这些中介机构可以整理出来比较全面的医疗资料，有利于我们对病情的判断。”

癌研有明医院位于东京，是日本癌症研究会的附属机构，拥有70多年的历史，其癌症治疗常年排名日本第一。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附属医院国际医疗部部长冈田卓也也向作者表示，他们要求患者通过中介机构与他们沟通。

“为什么要通过中介呢？因为医院需要详细、准确了解患者在本国治疗的方法和服用的药物，如果是患者个人，由于语言上的差异，可能会在沟通上出现误差。”冈田卓也说。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介机构都能与医院合作，日本医院在选择合作的中介机构时非常谨慎。

虎之门医院国际部主任石井健向作者介绍，目前，日本约有250家中介机构，但是只有几家经过了AMTAC的认证，与他们合作的三家中介都是通过认证的，如盛诺一家、JTB株式会社、日本紧急救助株式会社。

AMTAC的全称是Accredited Medical Traval Assistance Company，负责该体系认证工作的是MEJ。2015年，MEJ启动了AMTAC的认证工作，其中有3家中介机构获得了全面认证，3家中介机构获得了准认证。

MEJ对AMTAC的认证，有严格要求，比如每年接受150名以上赴日患者；必须在日本有身元担保资格；获得至少3家JIH认证医院推荐；获得日本有关隐私保护的认证等。

“很多人对中介机构会有误解，以为我们只是帮患者挂个号、翻译个病历，但其实我们的服务内容很多，可以大大缩短患者的就医时间，还能为患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案。”盛诺一家副总经理赵建勇向作者表示。

此外，日本的各大医院均设立了专门服务国际患者的国际部，国际部规模不大，大多在5人左右，但是会包含1-2位中国人或者能够流畅使用中文交流的日本员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据MEJ的工作人员介绍，在疫情之前，他们认证的JIH医院接收国际患者中，80%来自中国，疫情之后，越南患者人数迅速增多，2022年30%的患者来自越南，中国患者的占比则降至50%。

“我们是国立大学的医院，不追求商业利益，我们希望我们的医疗技术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在选择合作的中介机构时，也会选择与我们理念一致的。”冈田卓也向《棱镜》表示，“我们倾向于选择翻译和口译水平都非常高的机构合作。”

虎之门医院的院长门胁孝也向作者表示，在接受国际患者的事情上，他们并没有考虑医院的收益，而是基于医院精神宗旨，为在虎之门治疗的所有患者做出贡献，不仅是日本患者。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希望中国患者能在虎之门医院得到好的治疗。”门胁孝说。

事实上，目前，赴日就医的国际患者并不算多，即便医院对国际患者的收费标准是本国患者的数倍，但对于那些大型医院来说，这些收益并不算多。比如，《棱镜》作者走访得知，2023年，在癌研有明医院住院的国际患者只占所有患者的不到0.1%。

大多已是癌症晚期

日本医生详细、耐心的沟通，给吴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国内治疗的时候，医生更习惯跟家属沟通，比如把家属叫到办公室去聊。但是日本医生倾向于跟患者沟通，作为患者，我也希望知道我会面临什么。”吴彤向作者介绍。

为吴彤提供治疗的是顺天堂医院的斋浦明夫医生，他是日本肝胆胰外科的名医，拥有6000多例手术经验。在与吴彤第一次诊断时，斋浦明夫医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详细询问了吴彤的病情，并向她讲述了治疗方案，这是吴彤下定决心在日本治疗的重要原因。

“术前沟通、互相信赖，都非常重要。”癌研有明医院国际关系办公室主任伊藤宽伦向作者表示，“我们会告诉患者手术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B计划。”

据伊藤宽伦介绍，日本很多医院要求医生对初诊患者要提供30分钟以上的诊断，对于复诊患者可以15分钟以下，具体诊断时间会根据病情来确定。“并不是说医生的名气大了，给患者的时间就会少。”

虎之门医院消化器官外科（下消化管）特任部长上野雅资是接诊中国患者最多的日本医生之一，目前已接诊一百多位中国患者。

他向作者介绍，中国患者最期待的是，日本医生能给一个他们认可的治疗方案和说明。为了满足患者的需求，他们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与其他科室进行会诊，制定出方案后，还要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讲给患者。

“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画一些图画来解释我们的方案。”上野雅资说。

让上野雅资印象深刻的是，赴日治疗的中国患者，绝大多数都处于癌症晚期，在其他医院无法治疗。

在《棱镜》作者走访期间，多位医护人员都向作者表达了上述观点。湘南镰仓综合医院胰腺癌中心主任山上裕机曾经治疗过5位中国患者，1位是大肠癌患者，4位是胰腺癌患者。这5位患者都是癌症晚期，来日本之前，已经在中国接受过了高质量的治疗。

伊藤宽伦则向作者表示，虽然国际患者大多是晚期、进展期的癌症，但病种、病情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大肠癌肝转的患者，即便是四期也能通过积极治疗创造手术机会，争取治愈的可能。在他们医院，四期大肠癌肝转患者的10年生存率已经达到了40%。在胰腺癌、肝癌、胆管癌方面，部分患者也能争取到手术、然后长期生存的机会。

多位医护人员还强调了体检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体检可以帮助患者早日发现病症，如果是癌症，早期干预，治疗难度就会小很多，治愈率也更高。

以胃癌为例，日本的胃癌5年生存率接近80%，这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癌研有明医院胃外科部长布部创也就向作者分析，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日本的体检普及率很高，60%-70%的胃癌患者可以在早期发现。

“体检就是治‘未病’，我们所谓的‘健康’，既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体检就是为了让大家身心健康地生活。”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宫崎泰成向作者表示。

据他介绍，在日本，定期接受体检的人群，最多的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每一年都会进行一次体检。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体检以精细著称，不少大型医院的体检中心，每天最多只能接待十几位体检者，体检者的体检时间往往需要一整天。

“如果只服务日本人，那就是资源浪费”

国际部是日本医院对接国际患者的重要部门，《棱镜》作者在走访期间发现，不少日本医院在2016年前后成立了国际部。

庆应义塾大学医院国际诊疗科科长铃木医生向作者介绍，这是因为2016年MEJ开始了JIH的认证。JIH的全称为Japan International Hospitals，很多医院以此为契机，成立了国际部门。

MEJ成立于2011年，当时，日本政府推出了医疗服务全球化的战略，MEJ的成立，正是为了推动这一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MEJ成立的不是日本主管医疗、卫生的厚生劳动省，而是主管经济的经济产业省。

“我们在有了国际部之后，才开始接收国际患者。刚开始时，很多医生不愿意接，因为非常麻烦，国内外治疗方法不同，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湘南镰仓综合医院副院长下山来向作者表示。

2016年之后，日本医疗的国际化开始快速发展。以虎之门医院为例，2016年，他们接收的初诊国际患者（包含在日居住者）为562人，之后逐年递增，到了2019年达到1042人。

疫情影响了虎之门医院接收国际患者的节奏，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国际患者人数骤跌至622人。但之后又逐年递增，2023年已经创纪录地达到了1116人。

虽然日本各大医院接收国际患者的人数正在增加，但是，日本医疗的国际化水平并不算高。

MEJ理事长涩谷健司向《棱镜》作者表示，根据他们的推测，日本每年能接收两到三万的国际患者，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亚洲那些医疗国际化发展好的国家，比如，新加坡、韩国每年能接收50万名国际患者，马来西亚则能接收120万名国际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曾经连续多年被美国杂志《国际生活》评选为“全球医疗旅游首选目的地”。

在涩谷健司看来，日本医疗国际化相对落后，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日本医院在接收国际患者时感到负担大；国际患者大多属于癌症晚期，希望有更多早期患者来治疗；接收国际患者的依然以医疗机构为主，温泉、健康饮食等疗养机构也可以做得更多。

涩谷健司认为，日本医疗最大的特点是安全，医疗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费用也比较低，他认为日本医疗的国际化水平可以走得更远。

小林修三是日本医疗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目前担任湘南镰仓综合医院院长。他向作者表示，在推进医疗国际化上，日本政府一直很谨慎，之前也很少有人将医疗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如果积极一些，日本的医疗国际化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会缩小。

目前，湘南镰仓综合医院共有ABCD四栋大楼，他们将会新建一座E楼，专门服务国际患者。

“我们现在每个月可以接收60-70位国际患者，希望以后可以提高10倍以上。”小林修三向《棱镜》作者表示，“我们医院有很多优秀的设备和医生，如果只服务日本人，那就是资源浪费，我们希望可以服务更多的亚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