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富豪联姻"抱团取暖",山西富豪在法庭内外博生死

近日，有两个大事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之一是特步集团创始人丁水波之女丁佳敏与七匹狼公子周力源两位家族企业继承人的联姻，在商业圈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其二是山西省纪委通报孝义市法院院长杨海兵等人到当地企业鹏飞集团旗下的国宾酒店聚餐被撤职。

江浙闽粤等地的富豪为了进一步壮大家族产业，许多选择联姻的方式，让家族更加根深叶茂。据统计，除了七匹狼与特步外，安踏、九牧、高力集团等福建企业间早已建立起“联姻圈”而这6大家族的身价之和超过600亿元。

而在中国的北方最容易出富豪的省份山西，这里的富豪多是以采煤起家，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源，许多富豪不顾一切地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政商关系，富豪之间的竞争也几乎以你死我活的方式进行，从十五年前的张新明崛起，到现在的鹏飞崛起，无不是从巨量的争议中走出来。

江浙闽富豪通过联姻实现优势互补

从近几年的联姻来看，江浙闽粤一带富豪的“门当户对”由来已久，看似关系错综复杂，实际上更像是“豪门常态”。以下是江浙闽粤等省富豪近年来的重大联姻事件：

此次特步与七匹狼两家企业的联姻，无疑是一次资源的整合与互补，对于双方家族来说，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有网友甚至连广告词都想好了：“特步，狼一般的感觉！”

2023年，两家公司业绩都呈现向好态势。据2023年财报显示，以男装业务为主的七匹狼2023年实现营收34.45亿元，同比增长6.7%；净利润2.7亿元，同比增长79.3%。作为运动品牌的特步集团2023年实现营收143.46亿元，同比增长10.9%；净利润10.30亿元，同比增长11.8%，营收及利润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

闽商家庭以血缘为核心，以家族为凝聚力，联姻是他们的“常规操作”。对于企业家而言，婚姻很可能关系企业未来发展走向，而在以血缘为核心的家族经营中，联姻现象尤为普遍。七匹狼副总裁周士渊也曾自认继承了父辈闽南商人喜欢搭圈子做生意的理念。合伙，一直是福建人最喜欢的经营模式。

那么，商人们热衷于“强强联合”的原因是什么？联姻对企业发展又存在有哪些优势？

学者林深认为，“通过家族之间的联姻，共享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并在这种互助式的共享中，有效增强了家族凝聚力，形成了他人难以撼动的地方世族。”

此前，安踏集团创始人丁和木之子丁世忠就公开表达过“晋江商人亲如一家”的观点。通过联姻，闽商企业之间能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这次特步千金丁佳敏与七匹狼公子周力源的联姻，就体现了两家企业在服装行业的领先地位和互补性。

“商业联姻历来是家族扩张手段。”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曾提到，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他的子女、子孙分别跟LG集团、东方集团、东亚集团、Life集团等大财团的家族子女联姻；LG集团创始人具仁会的家族又跟现代集团、大林集团、斗山集团等多家财团的家族通婚。

“抱团”后的企业管理模式

2007年，浙商李惠平和章之慧合作成立了一家工贸企业，该厂是卡罗特锅具厂的前身，初期主要靠为欧洲大品牌做生产代工，而后逐渐将业务深化，开始重视自有品牌以及线上渠道。

在李惠平的女儿吕伊俐和章之慧的儿子章国栋联姻后，2022年，章国栋和吕伊俐将卡罗特锅具的生产模式转为完全外包及轻资产模式，卡罗特也从之前的代工厂变为“甲方”，实现了业绩的飞速增长。根据灼识咨询报告，按2022年的零售额计，卡罗特在中国排名第五，在美国排名第四，在东南亚排名第二，在日本排名第五。

招股书显示，2021年、2022年及2023年，卡罗特营收分别为6.75亿元、7.69亿元及15.83亿元，年内利润分别是3170万元、1.09亿元及2.37亿元。其中，卡罗特在中国大陆以外市场的营收分别为5.037亿元、4.915亿元及12.556亿元，分别占总营收的74.6%、64%及79.3%。2023年，卡罗特来自美国的营收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达到53.6%。

与浙商联姻后转变生产模式不同，家族信托、离岸家族控股公司等方式是特步和安踏等福建家族企业常规采用的所有权结构。

闽商多采用家族信托、家族基金会以及家族控股公司等结构性工具作为顶层核心设计以构建稳定的家族所有权架构，家族成员无法随意变卖或减持企业股权，家族企业外的资产也不会因为企业破产而被冻结。同时，家族作为实际控制人仍然可以参与企业经营，也享有企业的经营收益。

换句话说，这种所有权结构，可以和联姻一道，共同加强家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在极大程度上保留了企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例如特步上层的所有权结构，由多个家族信托与一家家族控股公司构成，丁家兄妹三人，丁水波、丁美清、丁明忠三人分别拥有自己的家族信托，再通过投资家族控股公司，来控制自己的家族企业。设立各自的家族信托，是为了每个人都只为自己家族利益负责。再通过家族控股公司，将分散的控制权汇集起来，避免股权分散引起外部威胁。

山西富豪靠法庭内外博生死

相比之下，山西富豪间的关系就没有这么和谐了，他们的业务以采煤为主，有限的资源决定了谁占有的资源多，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我们主要说张新明、吕中楼和郑鹏。

2007年，为缓解资金困局，山西前首富、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将手中金海煤矿的股份先后转让给国企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阳城有限公司和吕中楼执掌的沁和投资有限公司。

随着2009年山西煤炭产业拉开兼并重组帷幕，金海煤矿价值急剧飙升，张新明觉得自己原来卖煤矿的价格低了，便开始以“原告向被告转让股权时价格过低”为理由向阳城煤运、沁和投资及其董事长吕中楼发动一系列诉讼，双方关系由此恶化，最终走向法律诉讼。

在这一过程中，张新明指责吕中楼低价买断其股权，而吕中楼则反驳称张新明企图通过诉讼索取更多利益。这一系列的官司持续多年，第一阶段以张新明胜诉暂告一个段落。

这一判决结果曾引发巨大争议，吕中楼也因此于2012年失去了金海能源的大部分股权，仅剩下沁和投资持有15%股权。即便目前已证实张新明曾豪掷3000万买通主导该案的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但属于沁和能源的金海能源股权仍未“回归”，沁和能源仍在申诉之中。

上述纠纷之后，吕中楼还是稳居晋城首富之位，但与吕中楼相关的负面传闻明显增加，无论是沁和能源的改制风波还是之后的涉贪、涉赌传闻，都让其饱受争议。

风波之下，吕中楼远避香港。张新明则在2014年被带走调查，后来据称是被判刑，直到2023年才在北京出庭代理其子张文扬与山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阳城分公司的诉讼。不过后来他输掉了此案。

在张新明之后，山西鹏飞集团的创始人郑鹏成为新一代的山西传奇首富，他1970年出⽣于⼭⻄孝义，23岁之前卖面粉，1993年用攒下的2.5万元买下一个土焦厂，8年时间发展到了30多个土焦炉，成为当地的炼焦大户。2000年土焦炉被强制取缔后，郑鹏用一台不足50万元的洗煤设备开始洗煤，8年后把1个小洗煤厂扩张到了22个洗煤厂，成为拥有1500万吨洗煤能力的独立洗煤企业。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煤价暴跌，郑鹏又转向焦化行业发展，陆续收购了当地的一些焦化企业。2013年开始，煤价大跌，煤炭形势极度低迷，很多煤炭企业濒临倒闭，鹏飞利用这种绝佳的机遇开始后向一体化整合，靠这种“蛇吞象”式的并购迅速扩大鹏飞集团。

但鹏飞的并购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诉讼如影随形。比从2013年收购新禹煤焦，后来收购德威煤业，再后来收购长平集团马军峪煤矿（实控人陈忠孝）、山西平定汇能煤业有限公司（实控⼈赵国豪）、赫美集团（实控人王磊）等，都在交接阶段遗留了诉讼至今。

2018年，郑鹏旗下的鹏飞集团购买了沁和能源的控股权，但在交接阶段也出了问题，据称郑鹏和吕中楼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法庭内外来一场惊世对决。

目前，郑鹏还在山西原煤矿大佬邢利斌的遗留资产争夺案中与长治富豪韩长安和河北邯郸富豪郭恩元对决。

邢利斌的这些遗留资产包含联盛投资和楼俊矿业两个煤炭主体，全资控股煤炭资产为8对矿井，批复产能810万吨/年，井⽥⾯积62.15平⽅公⾥，保有储量约为5.75亿吨，煤种为优质主焦煤，2017年重整后统一归属于晋柳能源有限公司（简称“晋柳公司”）旗下。

2022年山西潞宝集团竞标成为晋柳战略投资者，随后引入河北邯郸首富郭恩元的普阳钢铁。再后来经吕梁副市长杨巨才介绍，鹏飞介入了晋柳的投资，先是分别与潞宝焦化和普阳钢铁签署合作协议，随后以双方合资公司代表名义进入晋柳董事会，发现异常后立即通过孝义法院冻结了两家公司持有的合资公司各30%股权，随后与潞宝焦化、普阳钢铁进入漫长的诉讼中。

在鹏飞集团与潞宝焦化、普阳钢铁陷入复杂诉讼的漩涡时，山西省纪委对孝义法院院长杨海兵等人在鹏飞集团下属国宾酒店违规吃喝处罚的通报，就像一声惊雷，不得不勾起许多人对孝义法院和企业关系的联想，甚至让人对该法院对涉及鹏飞及关系人的法律行为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这会不会又酝酿着一出大风暴呢？也许只有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