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错误吗？

示威者抗议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

《改变世界的一周：1999年反WTO抗议口述史》，D·W· 吉布森 著(ONE WEEK TO CHANGE THE WORL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1999 WTO Protests,by DW Gibson)

《世界是如何耗尽一切的：全球供应链幕后》，彼得·S·古德曼 著(HOW THE WORLD RAN OUT OF EVERYTHING: Insid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by Peter S. Goodman)

1999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雨林行动网络成员哈罗德·林德试图在西雅图市中心离地数百英尺高的建筑起重机上悬挂一个巨大的标语。他在顺着一根绳索从塔吊向下滑时失去了控制，开始坠落。

林德本来可能会丧命，但多亏了捣乱协会(Ruckus Society)的训练——这是一个培训行动团体的非营利组织，他知道要脱下无阻力的刷毛手套，徒手抓住绳子，然后等待同事们把他拉回去。在“地面上一群异教巫师”的“祈祷”帮助下，林德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展开了一面重达100磅的旗帜。旗帜上有两个指向相反方向的箭头，一个标着“民主”，另一个标着“WTO”。

这个危险举动拉开了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西雅图之战”的序幕，它将崇高的理想主义、戏剧性、周密的组织、激进主义和高超的公关手段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冷战后几十年来反全球化浪潮运动的标志。

D·W·吉布森全面的口述史著作《改变世界的一周》全景展示了这个持续多日的异议庆典，从政府授权的游行和半合法的“直接行动”，到极端非法的破坏活动。甚至还有一场音乐会。

抗议活动吸引了谢罗德·布朗和丹尼斯·库奇尼奇等开明的民选官员、涅槃乐队的克里斯特·诺沃塞利克和声音花园乐队的金·塔伊尔等垃圾摇滚中坚力量、总统候选人拉尔夫·纳德、语言学家和社会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以及英国女演员朱莉·克里斯蒂的关注。纳德回忆起他当时这样想：“哇！我们真的要让他们体验一把了。”结果这场体验以大规模逮捕、破碎的玻璃窗和对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告终。

那场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旨在通过“协调”共同规则——例如各国一致认可的食品安全标准——来降低贸易壁垒，推进将新自由化的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使和非政府组织官员齐聚西雅图，这座城市当时正迅速与有望加速全球化的新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也将很快成为首批部分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大型抗议活动的发生地点。

正如吉布森所略述的那样，西雅图的反WTO抗议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多左派团体的汇聚点，这些团体认为白宫的民主党总统所强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抛弃了他们。美国工会领导人担心廉价的海外劳动力会给蓝领工人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而许多环保活动人士则担心贸易自由化会被用作反对国内环境保护的攻城锤。

虽然抗议活动本身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头版，但吉布森和他的受访者还是花了大量时间讲述集会前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以及一本正经的进步派政治领导人与那些会爬到树上阻止树木砍伐的挑衅者之间的不稳定联盟。“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非暴力的，但我们致力于关闭WTO，”一位活动人士记得自己在抗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吉布森还留了足够的笔墨给最终未能平息示威活动的政治和执法官员。在一段又一段的引述中，责任主要落在了已于2014年去世的前西雅图市长保罗·谢尔和他的警察局长诺曼·斯坦普身上：他们在抗议活动前未掌握充分的情报；也没有及时要求国民警卫队的支援。

西雅图之战之后，尽管世贸组织举行了更多（在安全方面更为周全）的会议，但直至今日都未能再达成一项重要的全球贸易协定。尽管如此，世贸组织还是通过其现有规则提供了一个框架，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帮助下，贸易自由化在随后的几年里得以推进。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为二十年后新冠大流行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巨大打击奠定了基础。

彼得·古德曼的《世界是如何耗尽一切的》一书慷慨激昂地描述了全球化的崛起和停滞。曾长期担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经济记者的古德曼以广阔的视角描绘了现代供应链，从长滩港和横跨美国中部的长途卡车路线，到蒙大拿州的牧场主，以及一家总部位于密西西比州的玩具公司为赶在节日季前从中国发货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大流行期间，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工人们都面临着条件恶化和财务不稳定的问题。随着集装箱船在港口闲置，卫生纸、肉类和其他消费品价格飙升，供应量减少。

古德曼认为，这场危机暴露了多年来依赖“及时制”生产这种导致库存减少的系统的脆弱性。亚马逊和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以及泰森和JBS等食品加工商也挤压了供应商和劳动力。从消费者负担的价格下降和这些巨型企业的市场份额提升——古德曼认为已经达到垄断水平——来看，这套系统是“奏效”的。当大流行袭来时，库存低的制造商无法应对需求增加和工人减少的双重压力，而一些中间商，如全球船运商和肉类加工厂，却能从中获利。

大流行时代经济异乎寻常的强劲也给制造商带来了压力。无力在餐馆和旅行上消费的美国人开始在亚马逊上购买更多由国际贸易带来的廉价商品：电视机、篮球架、打粉器。“这种激增的结果就是混乱，”古德曼写道。“由于中国工厂动用了所有可用的生产线，”电荒导致灯泡闪烁不定。

古德曼并没有天真地认为全球化可以或应该逆转，也不认为企业在中国看到政治或商业风险就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本书最后一部分专门讨论了制造商找到的离开中国的路并非是回到美国，而是去东南亚和墨西哥）。

虽然全球供应链不太可能被拆除，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攻击。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告诉吉布森：“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民族主义的重商主义。”拜登和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在贸易政策上很接近，相比之下他们与各自党派的前任之间的差异反而更大。他们都更倾向于使用关税，而不是通过世贸组织来解决贸易争端。

对利商的全球主义的抵制情绪在1999年就已经埋下种子。虽说拜登政府中没有人爬上塔吊宣布他们的政策建议，但示威者表达的许多担忧如今已经得到民主党立法者的认同——环保、劳工权力、对全球贸易安排的怀疑——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政策综合体，摒弃了西雅图抗议者曾试图推翻的两党共识。

20世纪末，美国曾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与政治自由主义齐头并进，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这个打算，往好了说也是误入歧途。古德曼写道，离岸外包导致了可预见的美国工作岗位流失，而旨在帮助受到全球贸易负面影响的美国人的项目却资金不足。

我们拭目以待的是，新的政策应对措施能否不仅赢得美国活动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还能赢得美国消费者的支持，因为后者往往喜欢低价胜过一切，而他们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在漫长的精益供应链带来的经济压力下处境艰难的卡车司机、牧场主或工会工人等特定群体。WTO可能输了，但民主还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