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给习近平上过的最重要一课!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小林编译报道：2022年2月4日，就在入侵乌克兰前夕，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访问了北京，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签署了一份“无上限”伙伴关系的文件。在随后的两年多里，中国拒绝谴责这次入侵，并帮助俄罗斯获取对战争至关重要的物资。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蓬勃关系在西方各国引发了严重关切：冷战初期将莫斯科和北京联系在一起的联盟是否重现？俄罗斯和中国多次否认这种说法，但他们也声称当前的伙伴关系比当年共同领导共产主义世界时更加稳固。

习近平对此深有体会。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高层官员，他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中苏关系的缩影，从1920年代和1930年代革命初期，到1940年代时断时续的援助，再到1950年代全面模仿苏联模式，以及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公开分裂，直至1980年代末期的和解。习仲勋与莫斯科的交往展示了亲密与敌对的危险，过分亲密会产生无法管理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代价高昂的争执。了解那段历史后，习近平似乎相信当前的中俄关系确实比1950年代更加稳固，他有能力避免分裂。

在冷战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最终使两国分道扬镳，而现在，他们被更广泛的反西方和国家主义所团结。当年，领导人之间的不良关系破坏了国家关系，而如今，习近平和普京将个人关系作为战略伙伴关系的特色。那时，冷战联盟的紧迫性要求各方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利益，埋下了瓦解的种子。而现在的联盟则允许更多的灵活性。中俄两国不可能像中国革命初期那样步调一致，但也不会很快分道扬镳。

危险的联姻

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那时中国正热衷于模仿苏联。当年中国最流行的口号是：“今天的苏联就是明天的中国。”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刚从中国西北地区搬到北京，他参与了受到1917年十月革命启发的革命运动。像他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习仲勋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忠诚，尽管经历了无数挫折和个人牺牲。这种忠诚甚至在1935年因未能严格遵守共产主义正统而被中共同僚迫害和监禁时也未动摇。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影响了早期的中国激进分子，莫斯科在中共初期领导并资助了该党。但随着毛泽东的崛起，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也在增强，这也将习仲勋的命运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毛的叙述中，苏联训练的激进分子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因为他们未能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毛声称，这些教条主义者在1935年迫害了习仲勋，正如他们早些时候冷落毛时所做的那样。不过，毛并没有主张与莫斯科决裂。

习仲勋早年很少接触外国人，但这种情况在1940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共在内战中，作为负责西北地区庞大的党组织——新疆的西北局的负责人，他开始与苏联人有了持续的互动。苏联帮助中共在该地区投射军事力量。1949年12月，在中共赢得战争并巩固对中国大陆的控制后，习仲勋成功向党领导提出新疆与苏联合作开发资源的建议。一年后，习仲勋成为中苏友好协会西北分会的负责人。

就在习近平出生的同一时期，中共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清洗——这一事件与苏联和习家都有密切联系。高级官员高岗在私人谈话中对其他领导人批评过度，被毛泽东抛弃，高岗最终自杀。高岗与莫斯科关系密切，虽然这并不是他被清洗的原因，但毛泽东开始担心这种关系，并认为这构成了背叛。习仲勋与高岗在西北地区共事，并在1935年与他一起遭受迫害，这让他深刻体会到与外国势力关系过于亲密的危险。习仲勋差点因高岗的事件而倒下。

虽然高岗的倒台对习仲勋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影响，但他后来还是负责管理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这些专家被派来帮助中国在多年战争后重建。这项任务并不容易。习仲勋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回忆，这些专家很难适应中国，有些人死亡、中毒、受伤、生病、被抢劫，甚至自杀。同年，当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政治结构过于“苏联化”，权力过于集中在北京时，习仲勋还被领导层指派负责制定政府重组计划。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月4日在北京，两位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中俄友谊“没有止境”。 LI TAO/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分道扬镳

1959年8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此行时机不佳。6月，苏联背弃了承诺，不再支持中国的核武器项目。习仲勋原计划在夏初访问苏联，但由于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被清洗，这一计划被打乱。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毛不仅将此视为对自己的冒犯，还怀疑是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唆使彭德怀这样做。彭德怀与习仲勋因在中国西北战场上的共同经历而关系密切。中共的第二次大清洗，与第一次一样，与习家密切相关，并与毛泽东对苏联意图的怀疑有关。而习仲勋再一次险些在政治风暴中倒下。

自1956年以来，中苏关系紧张逐渐在幕后加剧，但在习仲勋访问期间公开爆发。8月25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邀请习仲勋访问，当天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中国士兵打死一名印度士兵，打伤另一名。尽管中国认为这次死亡是意外，但苏联对此大为恼火，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暴力事件会让印度远离共产主义阵营，并破坏赫鲁晓夫即将访美期间实现美苏关系缓和的努力。

在边境暴力事件发生两天后抵达莫斯科，习仲勋尽力维持联盟关系。在与苏联副总理的私人会晤中，他尽力为毛泽东刚进行一年的大跃进做出积极评价。他参观了展示苏联科技成就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并向苏联首任两位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献花。访问苏联乌克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几天后，习仲勋回到莫斯科，代表团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列宁旧办公室和公寓。据说，习仲勋告诉过他的儿子这个时刻：2010年，习近平以副主席身份访问莫斯科时，曾要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带他去同一个房间。根据一位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专家说法，习近平在那个房间里停留了很久，他对梅德韦杰夫说，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摇篮。习近平声称，他的父亲曾说过，中俄应永远是朋友。然而在1959年，习仲勋正面临关系危机。9月9日，回到北京后，苏联外交官通知中国，计划在国有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一份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中立声明。中国对此非常愤怒，要求苏联更改或推迟发布声明。苏联不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还在当晚发布了声明。习仲勋次日即返回北京，尽管他本应继续领导代表团至9月18日。翌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面时，毛抱怨道：“塔斯社的声明让所有帝国主义者高兴。”

这一争端只是联盟公开裂痕的开始。1960年夏，赫鲁晓夫撤回了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习仲勋负责管理他们的撤离。他的儿子从这一事件中得出的教训是，中国必须依靠自己。据一位前美国高级外交官称，2022年11月在巴厘岛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告诉美国总统拜登，美国的技术限制不会成功，并指出苏联停止技术合作并未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冷热交替

1962年，习仲勋的好运告终，他在中共第三次大清洗中被驱逐出权力核心。和高岗和彭德怀一样，他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尽管这并不是他受罚的主要原因。毛泽东认为中国像之前的苏联一样，正在失去对阶级斗争的关注，习仲勋因此被卷入毛发动的破坏性行动中。1965年，当毛泽东计划对中国社会进行代价高昂的重组，以应对可能与苏联或美国的战争时，习仲勋被流放到洛阳的一个矿山机械厂，该厂距离北京数百英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成的，当地报纸曾称其为“光辉的中苏友谊的结晶”。

总的来说，习仲勋在政治荒野中度过了16年。直到1978年，毛泽东去世两年后，他才得以平反。作为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习仲勋警告美国人要保持强大，以抵御苏联的侵略。1980年，他访问美国，给美方留下了深刻的反苏印象，并访问了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总部，做了大量笔记。习仲勋帮助领导了北京在全球范围内与莫斯科的影响力竞争。他还管理西藏事务，在1980年代上半期，他担心苏联对达赖喇嘛的影响。但到1986年，随着关系解冻，习仲勋开始赞扬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表达了改善关系的希望。

习近平如何看待这段历史？2013年，他成为最高领导人后的首次海外访问就是前往俄罗斯，在那里他对一群汉学家讲述了他父亲1959年的访问。他说，那次旅行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销毁，但他母亲保留了从中获得的礼物。习近平解释说，尽管许多观察家认为他这一代人倾向于西方，但他从小就读两种文学作品：中文和俄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农村当“知青”后，他的日子里充满了阅读俄国革命小说，其中最喜欢的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习近平后来声称喜欢革命狂热分子拉赫梅托夫这个角色，因为他睡在钉子上以锻炼意志。习近平说，受到启发，他在乡下的日子里冒着暴雨和暴风雪四处游荡。

但在2013年与俄国汉学家的谈话中，他没有提到当时中苏关系的糟糕状况。1969年，他被下放到农村时，中苏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边境战争，甚至面临被苏联核打击的恐惧。他也没有提到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耿飚对莫斯科持谨慎态度。

意识形态的刺激源

考虑到当今俄中美三国关系的现状，很难想象习近平在青少年时期曾挖掘防空洞以防备可能的苏联袭击——或者说，他的父亲曾被邀请参观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过去75年里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关系的变化让一些人寄希望于习近平可能会收敛对俄罗斯的支持，但希望中苏分裂重演的人可能会失望。

首先，现在的中俄关系中几乎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刺激。诚然，1949年之后的头几年，共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俄关系中发挥了极大的粘合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意识形态实际上使两国更难管理彼此的分歧。毛泽东习惯将战术上的分歧解读为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争议。毛越来越认为，苏联不支持中国对西方的敌对立场是因为他们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1959年10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因为塔斯社的声明发生争执时，特别激怒赫鲁晓夫的是中国外长陈毅称苏联人是“机会主义者”的言论，这质疑了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信仰，暗示他背叛了革命事业。历史学家洛伦茨·卢蒂的说：“没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联盟不会建立，也不会崩溃。”

此外，一旦意识形态差异进入议程，讨论其他问题变得困难，因为意识形态辩论可能暗示对政权更迭的呼吁。1971年，在与两名苏联外交官进行相对富有成效的对话后，中国总理周恩来勃然大怒，因为其中一名外交官提到《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他们认为那篇文章呼吁苏联人民发动革命。周恩来指出苏联在庇护王明，这位早期与毛泽东发生冲突，并被实质上流放的中共领导人。“你们以为我们怕他，”周恩来说，“他比屎还不如！”当一名苏联外交官要求一名中国参与者停止叫喊，说“叫喊不是争论”时，中国外交官反击说：“如果不叫喊，你们不会听。”

然而，当今的俄罗斯已远离共产主义理想。尽管普京曾称苏联解体是“地缘政治灾难”，但他也常常表现出对苏联共产党的负面看法。习近平则继续认真对待共产主义遗产。根据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的说法，俄罗斯外交官曾发现习近平引用俄罗斯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感到奇怪。虽然习近平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但他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甚至认为苏联崩溃的一部分原因是莫斯科未能确保人们认真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存在这些重要差异，中俄精英们共享保守的国家主义世界观。他们都认为对自己历史的攻击是西方的阴谋，旨在削弱他们的政权，认为民主推广是对他们的生存威胁。他们都重视传统价值观，视其为对抗不稳定的堡垒，认为西方在文化争论中自我分裂。他们都认为威权政权更能应对现代挑战。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重拾失去的地位和领土。普京和习近平甚至传播相同的合法化叙事，声称他们的前任允许了不可容忍的权威衰退，只有像他们一样的强人统治才能扭转局面。

领袖之间
 

今天，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密关系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良好关系。中俄媒体都强调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尽管这份友谊的真实性难以确定。普京曾接受特工训练，这段经历教会了他如何管理人际关系；习近平也从其父亲那里学到类似的技巧，他的父亲是中共统战工作的高手。尽管普京和习近平是非常不同的人，普京曾在列宁格勒地铁上与流氓搏斗时摔断手臂，而习近平则始终表现出极强的自制力，他能在没有任何人真正了解他想法的情况下登上权力顶峰。普京享受奢华生活，而习近平的个人风格则近乎禁欲。但至少，中俄领导人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在历史上是一种异常现象。

对于毛泽东来说，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资历和对苏联历史的贡献使他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巨人。然而，斯大林在1940年代后期对中国革命的谨慎态度让毛泽东感到不满，还有斯大林在1949年和1950年两国结盟条约谈判中的傲慢态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地位远远超过赫鲁晓夫，并且对苏联领导人表现出蔑视。

毛泽东对他的门生邓小平在1960年代莫斯科漫长的意识形态辩论中展示的强硬态度印象深刻，当时邓小平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突出的攻击者。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注意到，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经济都很糟糕，而美国的盟友则欣欣向荣。当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他的许多同僚希望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但邓小平忽略了这些声音。他和戈尔巴乔夫只会面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邓小平认为苏联领导人是“白痴”。苏联解体后，鲍里斯·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起初中国对他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在推动共产主义崩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高层关系逐渐改善。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曾在苏联留学，并能唱起旧时的中苏友谊歌曲。

温暖的个人关系不是中俄关系如此密切的主要原因，但历史确实表明，当领导人蔑视他们的对手及其国家时，个人领导者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尽管存在差异，但推测普京和习近平在个人层面上为什么能够相处融洽并不难。他们几乎同龄，都是为国家牺牲的男人的儿子。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经历过政治动荡的危险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近平和他的家人被毛泽东的红卫兵绑架和殴打；1989年，时任德累斯顿特务官员普京目睹东德崩溃，而他无法从莫斯科获得指导。当他们在电视镜头前一起制作煎饼和饺子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谈。

合作结盟

当今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伙伴关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使其比过去更为坚固。自1949年以来，如何有效地合作应对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威胁一直是两国的核心战略挑战。但北京和莫斯科在协调上一直存在困难，他们一次次证明了不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利益，部分原因是他们怀疑对方会出卖自己，寻求与西方改善关系。

在中苏破裂之前，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联盟给美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问题，也给两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两国之间的平静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对抗西方并共享军事技术。1958年，当中国试图通过攻击台湾时，尽管对北京未提前告知计划感到不满，赫鲁晓夫还是公开警告说，如果美国介入冲突，他将介入保护中国。然而，核心与外围的关系总是共存与竞争的混合体。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而苏联则大体上是一个大国。毛泽东威胁核战争的轻率言论，以及他在中印边境和台湾海峡离岸岛屿上的使用武力，引发了克里姆林宫对中国将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担忧。莫斯科支持《核不扩散条约》，在各种危机中拒绝帮助中国，并希望与西方缓和关系——这些举动使北京领导人认为，莫斯科更在意西方，而不是共产主义阵营。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位置已经互换。北京希望通过与美国和欧洲的持续联系在经济和技术上受益，而莫斯科则认为自己处于纯粹的竞争关系中。俄罗斯无疑希望北京提供性命攸关的援助，并同意修建“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该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中国东北。然而，与中苏联盟的鼎盛时期不同的是，北京在技术上并不需要为莫斯科牺牲其经济或声誉利益，因为两国并非正式盟友。俄罗斯人感到被背叛的理由减少了，而中国人对被卷入战争的恐惧也减少了。

历史教训

作为一位在与莫斯科关系上有深度参与的人的儿子，习近平深谙历史。历史已表明，过度亲密和彻底敌对都存在危险。如今，习近平希望既能接近俄罗斯以制造西方的麻烦，又不至于与之彻底脱钩。这是一道难题，而且可能会越来越难。华盛顿正努力通过将俄罗斯和中国相提并论来使其变得更困难，正确地叙述称，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了俄罗斯。尽管北京避开了莫斯科的一些请求，这场冲突仍给中国带来了实际的经济和声誉损失。

任何关系中都会存在问题，尤其是在大国之间。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如今的意识形态和个人问题不再使这些挑战难以应对。在没有高影响但低概率事件的情况下——例如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俄罗斯国家崩溃或台海战争——中国可能会在已设定的广泛框架内灵活应对这段关系。有时北京会暗示与莫斯科关系密切，有时则会表现得较为疏远，根据局势需求调整信息。美国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限制俄罗斯获得的帮助种类。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习近平的中俄关系模式可能比过去更为坚固。

ref：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xi-jinping-russia-lessons-pu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