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热爱而追寻生命的人们:发现新物种的他们

在许多人的想象里，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能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

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心宇说：“在野外，10%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90%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

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

文｜罗兰

编辑｜鱼鹰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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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五步蛇蛰伏不动时，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

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4-9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

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

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

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心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他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库蚊。驱蚊水不能涂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心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蠓虫则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

罗心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体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藏的第一步。

罗心宇在野外

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心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木虱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木虱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木虱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木虱只有2到3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心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

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窗纱的玻璃纱。罗心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

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心宇因此特制了最长10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力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心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10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除了捕虫网外还有什么稍后再说，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心宇出发了。第一次出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木虱，“挺沮丧”。当时他对木虱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科学工作者，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木虱；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木虱。

“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心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它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木虱，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心宇发现的。

蜡梅叶木虱，若虫

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心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

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E.O. Wilson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E.O. Wilson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

罗心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昆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昆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鼓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鼓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

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脊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

南山脊蛇的标本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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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脊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师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

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一小时500-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脊蛇。

用捕蛇钳捉住这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脊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脊蛇。

南山脊蛇

然而，黄色颈纹的脊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脊蛇只有四五十厘米长，身体比一支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脊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脊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

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住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

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一千六七百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9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

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颈纹脊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

朱乐强（左）和李辉（右）

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今年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ZooKeys》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

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心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与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心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

1、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心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

2、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木虱，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

3、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心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木虱的DNA。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木虱，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心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蝽——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心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蝽时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蝽的气味熏得吐出来。

4、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木虱有严格的寄主专一性，为了记录它们吃什么植物，罗心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木虱，他剪下它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

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诱”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心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木虱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木虱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木虱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

一天下来，罗心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

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心宇通常用木虱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它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木虱，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它命名；有一种木虱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木虱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心宇为它命名“孙氏木虱”。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

罗心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潺槁棘上发现的一种木虱，看它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木虱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木虱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

回到实验室，罗心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潺槁棘木虱。“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木虱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潺槁棘木虱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3个物种，罗心宇为它增添了第4种。

孙氏长角木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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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专业工作者来说，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心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

李轩昆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

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昆的研究对象从鼓翅蝇科昆虫转向了蜂虻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心宇结伴到野外采集。鼓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心宇抬头扫树枝，李轩昆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

“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鼓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鼓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心宇一样，李轩昆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

李轩昆在澳大利亚

到澳洲研究蜂虻，李轩昆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蜂虻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

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昆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

李轩昆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昆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一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

“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昆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蜂虻，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蜂虻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昆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Night King）为它命了名。

还有一次，李轩昆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虻很重要，想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blue mountain”，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昆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

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昆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蜂虻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蜂虻。“那个开心惊喜”，把蜂虻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昆发现了6个蜂虻新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蜂虻属的1/3，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蜂虻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蜂虻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蜂虻，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

但令研究者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昆、罗心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心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澄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

得知罗心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昆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心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木虱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见过有人（像罗心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 罗心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潺槁棘木虱，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甘草豆木虱

罗心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空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木虱，“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昆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

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昆“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

罗心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心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

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心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

罗心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罗心宇在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