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故事：女性经济独立后，精神如何独立？

“黄亦玫把爱情、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主宰自己的一切，这是现代女性内心真正自由、精神真正独立的写照。”

“有时候经验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覆盖很多东西，但也会疏忽创造力。一场戏来了，经验告诉我这么拍，没问题，但未必精彩。所以我一直调整，怕自己觉得挺得意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就是行活。”

2024年6月8日，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在央视八套播出，当晚即位列黄金时段全部频道平均收视率第一，播出过程中，腾讯视频预约量和站内热度不断刷新纪录。《玫瑰的故事》改编自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说，由汪俊执导，以黄亦玫近20年的成长故事和情感心路为主线，刻画了她先后与几位男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她一次次全情投入、受挫、告别、重新开始，探寻自我价值，走向精神独立。播出期间，与剧中人物相关的当代女性独立、都市情感等话题数次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拍摄《玫瑰的故事》时，汪俊已经在影视行业耕耘超过20年。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之后调入总政歌剧团，担任歌剧导演近十年。2001年，他与赵宝刚合作导演《像雾像雨又像风》，正式转型成为电视剧导演。此后，汪俊陆续拍摄了《浮华背后》《别了，温哥华》《家》《四世同堂》《苍穹之昴》等风格各异的口碑佳作。近10年来，他将导筒对准家长里短间人与人的情感联结，执导的《小别离》《小欢喜》《小敏家》等都市情感剧集先后播出。接到《玫瑰的故事》剧本时，他十分惊喜，称这是“一次巨大的自我挑战”。

在《玫瑰的故事》收官之际，汪俊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回忆剧集拍摄细节，细数导演生涯的心路变化。他说自己常被故事中情感冲击和撕裂最强的时刻打动，希望能将人性的一切死角打开给观众看，这样才能触动人心。

对话汪俊

01 她的人生就像鸟一样

南方人物周刊：《玫瑰的故事》在讲女性成长。除了主角黄亦玫外，还有像苏苏、姜雪琼、白晓荷等女性角色，她们在剧里各有光彩，为什么想拍一部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作品？

汪俊：原著小说是从男性视角来写玫瑰，玫瑰作为书中的女主角，一直活在几个男人的叙述中。如果按照这个拍摄，我担心黄亦玫会变形。我们把故事从别人的视角转化为玫瑰的第一人称视角，编剧做了大量丰满人物的工作。我们把一些观念放到了黄亦玫身上，大家现在看到的黄亦玫脱胎于原著小说。其他的女性形象是对黄亦玫这个人物的补充。

剧中所有女性角色各方面都很独立，是不依赖于男人的现代女性。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女性在经济独立后，她的精神如何独立？经济上，女性用自己的劳动、勤奋、创造实现独立，我觉得这是女性独立的初级阶段。经济独立后，她们在情感选择、对爱情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形成的价值观等等方面有什么变化，这些是一系列精神层面、形而上的问题。

比方说黄亦玫，我们从2001年写到2020年，她这20年的经历就是一部女性的成长史，也是很多女性的成长史。看起来是在写情感，实际上写的是成长。黄亦玫不需要去解决衣食温饱的问题，精神极度自由，她要做自己的主人。她很多事情都凭自己的感觉、感受来行事，比如在异性的选择上，玫瑰不会去考虑爱情以外的东西，不会去考虑比方这个人有没有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怎么样等等。她喜欢、有共振、能沟通，她就去爱。她内心没有杂质，对待爱情很纯粹。现实社会像她这样的女性可能不太多，我们现在的婚恋观、两性关系，有时候掺杂了许多爱情以外的因素。黄亦玫把爱情、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主宰自己的一切，这是现代女性内心真正自由、精神真正独立的写照和标志性的符号。

南方人物周刊：黄亦玫的设定与原著中不同，她生在清华园，有疼爱自己的哥哥，在温暖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拥有几乎完美的原生家庭。她精神得以自由也仰仗于她原生家庭的托底。

汪俊：二者有关系。黄亦玫内心干净与她的成长环境有关，她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的宠儿，因为长得漂亮被所有人赞美，又在一个非常温暖、明媚的环境中长大。就像一盆花放在阳光下，雨露也充分，它会非常健康。黄亦玫不会把生存放在第一位，在她眼中爱情就应该是王子和公主。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希望她就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女孩。这个戏大部分还是在讲情感，从整体基调上来考虑，我们不想让女主陷入到为生存而挣扎的规定情境里，所以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家庭背景。

南方人物周刊：这样会不会导致剧中呈现的精神面貌与现实脱节？

汪俊：我认为不会。就像我们看迪士尼动画同样能从公主的故事里获得精神上的养分。这是一个审美的东西，有些戏需要有生活的呼吸感，但这个戏我认为可以做得若即若离、若有若无。在现实基础上实现诗意的情感再现。

南方人物周刊：除了刚刚提到的部分，在改编过程中，对原著还有哪些保留、哪些更改？

汪俊：亦舒的原作写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很多东西不太适应当下的社会生活。原著写香港上层社会的日常，有时代特殊性，不能直接横移。所以我们将很多内容做了调整。我看以前亦舒小说的影视改编作品大多都会把故事背景放在上海，可能上海和香港的城市气质更接近一些。《玫瑰的故事》我们把故事移到了北京，把黄亦玫变成北京姑娘，性格有北方特色。我想人物的精神内核如果成立，其实放在哪儿都行。你说黄亦玫父母不是清华是复旦的，是不是也可以？

我们与原著保持一致的东西不算多，黄亦玫很美丽，她与几个男人有恋情，这些情节有相似之处。原著中她最后嫁给了一个爵士，我们把这部分去掉了。她在书中是一个不那么独立的人，最终依然依附男人。而我们剧里的黄亦玫在大结局中骑着摩托向远处飞驰，她的人生就像鸟一样飞到她想去的地方。她完全不依附男人，这是与原著很大的区别。

南方人物周刊：剧里黄亦玫是一个单纯美好的小女孩，经历了一段段的亲密关系，然后渐渐认识到了生活的真相。她的闺蜜苏更生从一个非常不堪的原生家庭里面走出来，一点点地自我疗愈，你是如何处理这一组对照关系的？

汪俊：苏苏这一形象跟黄亦玫能产生对比。黄亦玫童年很美好，可以在很多方面随心所欲。苏更生在童年时期被继父性侵过，一生因此痛苦，变得很敏感。她内心极度没有安全感，把自己包裹得很紧，给自己建造了一个所谓的坚强的外壳，披一身盔甲。

有人说：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这句话用在她俩身上正好合适。两个女性原生家庭不同，成长路径不同，变成两种人格，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活得至情至性；另一个冷冰冰，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但她的内心又是有温度的。这两个人成为闺蜜，很多戏剧效果就会出来。黄亦玫兴高采烈地跑到苏苏这来，苏苏冷冰冰地一句：你干嘛？玫瑰老是不理解，干嘛要这样，能不能快乐一点面对人生？从戏剧上来讲，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物成了闺蜜，友谊中有甜蜜又有冲突，她俩是一种互补，而且看起来也赏心悦目。

南方人物周刊：剧集播出以后热议不断，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观众的评价是什么？

汪俊：我很欣慰大家没有说我们是一部偶像剧。很多观众都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关于女性和两性关系的剧，尤其对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很多价值观有深入的探讨，包括物质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独立，以及在爱情当中她们的选择和态度。

为什么观众会热议？我想他们很多人有切身的感受。生活中有很多解不开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存在，尤其在情感上，有我们会无穷无尽探讨的一些话题。《玫瑰的故事》包含了很多这样的话题，我们是一部有着现实思考的戏。

02 把人性的一切死角都打开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观众将你创作的母题总结为“人的情感”，你怎么看？

汪俊：我认可。电视剧不管情节、风格、题材类型，终究是写人。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如果说不在人性的开掘上下功夫，电视剧就成了符号化的东西，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此即彼，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希望有对人情感世界的探究，包括《小欢喜》《小别离》《小敏家》都有。《小敏家》主要写中年人的情感世界，《小欢喜》写高考，既有家长们的情感世界，也有孩子们的情感世界。情感世界是我拍这些戏时非常重要的母题。

我经常会有一个念头，有些戏真正打动我的不是情节的大开大合，故事的起伏跌宕，恰恰是它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情感冲撞和撕裂最强的时候。我有时拍这些戏，会在监视器前情不自禁掉眼泪。我觉得一部好戏一定要有很浓烈的情感，而这个情感要真正触动人心，需要把人性的一切死角都打开，让观众来看，好的作品应该有这样的震撼力。

南方人物周刊：人性的死角指什么？

汪俊：平时不被发觉的、隐藏得很深的，甚至是不能被人言说的部分。比方《小欢喜》中的宋倩，她离婚了，希望孩子能好，也因为她离婚，内心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要强，她觉得，我要让女儿成为单身妈妈的队伍里边最厉害的孩子，甚至比有爸爸的孩子还要厉害，我要把她培养到上清华、上北大，你别看我被丈夫抛弃了，但是我有一个优秀的女儿。这是深深的自卑，是离婚给她带来的伤害，面上说我是为你好，一切都为了你，但其实是一种自私，她要用女儿来弥补内心的缺失。这就是对人性死角的刻画，把它开掘出来，给演员的表演和整个戏都会带来深度。

我们就说《玫瑰的故事》里有场戏，在餐厅里庄国栋点了几样菜，对方协文说你给玫瑰带回去。他俩是情敌关系，方协文提着这个菜到门口就扔垃圾桶了，但是他想了想又拿回来了，毕竟菜很贵，另外这确实都是玫瑰爱吃的。方协文那时候经济拮据，即使是情敌买的，他也希望黄亦玫能吃到。我相信生活中大量的人有这样的片刻，这就是我认为人性最幽微的地方，非常复杂。

我更喜欢人生中一些尴尬的时候，不那么清晰，甚至有一些难言。这种恰恰是最考验人性的时刻。我很喜欢前苏联作家舒克申，他的作品都在写小人物的尴尬。他的笔在探微，从人性的微光窥探到一个人真正的内心世界。契诃夫也是这种。我受到前苏联文学的影响，更喜欢这种人物身上尴尬的时刻，从小人物的小细节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样态，他们的情绪和时代贴合得很紧。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作品从最开始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别了，温哥华》，再到“小”系列，再到现在的《玫瑰的故事》，都跟社会议题和时代情绪贴合。你在题材选择上，有没有比较关注的角度和兴趣点？

汪俊：收到一个剧本，我一看觉得喜欢，跟我的趣味、我想表达的东西一致，跟这个时代结合得很紧，有可以讨论的话题基础，有吸引我的点，我就会拍。

我拍《苍穹之昴》是因为对清末那一段历史感兴趣。我之前没有意识到，也没研究过，但这个剧本让我找到了感觉，让我去重新回顾那段历史，跟现在又有呼应，所以我就拍了。《小别离》这种家长里短的小人物，是一个生活的横切面，也有兴奋点。

宏大叙事也好，涓涓细流也好，都有价值。角度和兴趣点在哪？我其实什么都拍，哪天我拍个古偶玄幻、拍个谍战悬疑戏都有可能。我不会给自己设限，碰到有意思的剧本，就会有兴趣创作。

南方人物周刊：你早期的作品，比如《像雾像雨又像风》《浮华背后》，跟后来的作品比风格可能不太一样，之前那些作品会有更强烈的个人风格，再到后来“小”系列，再到《玫瑰的故事》，你在拍摄的时候，处理方式和心态有什么不一样？

汪俊：我一直希望寻找创作者个人趣味与观众审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电视剧是属于市场的产物，得有观众、播放量、收视率，不能自弹自唱。这些年我也在留意观众的审美走向，尤其是年轻的观众，他们的爱好趣味、审美习惯等等。比如某个戏受年轻人欢迎，我就会去看好在哪儿。我也在调整我自己，包括这次拍《玫瑰》，就是自我挑战。《像雾像雨又像风》这些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了，虽然也是言情剧，但毕竟隔了很多年，人的爱情观、价值观都有变化。

有时候我会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这次拍戏，我经常在拍摄现场问团队里的年轻人，你觉得这戏有意思吗？这段好玩吗？我不可能永远不落伍，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要不停调整自己。我还好，对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能很快get到。

我觉得创作者还要防止的一种心态：像我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导演看到流行的新东西会产生第一反应——这有什么？我二十多岁刚做导演的时候就拍了，怎么现在又来了？这不对，因为我年纪在这，经历得多，但现在二十多岁的他们没有经历过，就是新鲜的。我老提醒自己不要看一个什么东西都觉得太老套了。我记得张艺谋导演在一次采访中说得挺对：讲好一个故事，是我毕生锻炼的能力。

南方人物周刊：在不断学习、不断往前的过程中，你会因为要更贴近当下而丢掉一些个人的审美趣味吗？

汪俊：有时候经验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覆盖很多东西，但也会疏忽创造力。一场戏来了，经验告诉我这么拍，没问题，但未必精彩。所以我一直调整，怕自己觉得挺得意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就是行活，他们窃笑，觉得这是什么，怎么还玩这个。我会时常审视自己，丢掉一些东西。我希望拍一些没有尝试过的戏，不太想重复自己。

但是归根结底，电视剧我觉得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塑造好，这是最重要的。好的人物其实是洞察社会的产物。

南方人物周刊：拍玫瑰的时候，你丢掉了哪些以前的东西，你觉得比较老套的或者可能不适合当下时代的东西？

汪俊：我前几年拍的戏大多烟火气很重，但是《玫瑰的故事》我想在现实的基础上造一个梦，让它更诗意一些，所以美术、摄影、灯光这次做了跟以前不一样的尝试。我感觉有点像我当年拍《像雾像雨又像风》，带些唯美的风格，我希望它跟现实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又有高于现实的浪漫气质。观众既不会觉得悬浮，又能感受到浪漫。

我一直在跟悬浮作斗争，怕观众觉得假。玫瑰，虽然有诗意，但是观众能相信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女孩。她，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