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字足以说服北京老干部吗?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你就证明了无限猴子理论。)
十年前刚进社会时,我写过一篇和老处长的对话,聊了聊彼时决策体系和处长文化。最近在盛夏之际,我又在天坛公园见到了他。
转眼已近退休年龄,此时他正在背着手,溜着弯儿,神色云淡风轻。
我火急火燎地赶上前去,刚要张口,他却不慌不忙拉着我走到树荫下的长椅坐下。
我脱口而出:市场已经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股市待涨、消费者信心不足、产能过剩被围堵,最近还有人写了三万字的长文予以劝谏。为何你依然这么云淡风轻?难道真的说,无形的信息墙越来越浓重,以至于你也不知道实际情况?
他摆摆手,不紧不慢道:
我已经是快退休的人了,但即便如此,我也很清楚各地的困难,如果不是对这些信息有迫在眉睫的感知,领导此前也不会召开十万人稳经济大盘大会恳谈。
今天,至少在我们这个层级是清楚的。在内部的汇报中,大家一度不吝于讲困难,甚至把困难往大里去说,好争取更多支持。
但现在嘛...大家心态有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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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我追问。
他语调一转,突然讲到了韦伯的政治理论:
在西方国家,有两种领导,科层制的官僚和政治性的领导。前者只要KPI设置得当,给予充足的自由权,会爆发出稳定的执行能力。他不会因为数据不好,有问题就不上报。在宽松的氛围下,他们会如实的通过条线沟通,甚至夸大困难来争取支持。
那谁更有动力只挑好的说?政治性领导。因为他要直面选民压力或者上级盘查。他们只看结果,不看程序。
所以你会看到国会议员,看到尼克松这样的总统弄虚作假,企图掩盖事实。因为他要对结果负责。相反,官僚只要按程序执行完成KPI,重要的是合规合理和走程序。
干部其实是面临很大压力的,他要经历人民的审视、组织和宣传口、审计以及上级的多重检验。一把手负责制,使得人们要承担起责任。
但人其实是很聪明的,何况是过五关斩六脱颖而出的这群人。
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政治性一把手,主动将自己转变为科层制官僚。各个级别都以风控为核心,坚守程序,不敢越雷池半步,做到事事留痕。
这其实是主动把自己退化为执行机器,避免承担决策的重任。这样一条线下来,自然也减少了意外事故,也大大增加了反常规决策的难度。
这是一种非常精妙的适者生存,在大环境不好,做多错多、缩量下行的市场中,用你们炒股票的人说,这就是回撤风险很大,上行天花板有限,那自然求稳是很重要的。
更何况,当过往程序存在漏洞,大家遵循默认的潜规则,陡然要回溯审计,随时成为挂在自己头上的利刃时,谁也不会有动力去上报新账。
所以回到信息问题,回到决策问题都是一脉相承。
既然决策空间有限、决策效果可预见性不佳,那大家心照不宣的就减少决策,也相应的减少负面信息上报,不然你整天上报负面信息,岂不是推着上面去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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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然点头,又问,领导中如此多有识之士,不需要下面的上报,也可以决策呀?为何市场着急、上面云淡风轻?是真的足够笃定觉得不是事,还是我们自己有盲点,其实不是真正的主流?
老人摆摆手,说道:
人会受到语言的影响。领导们讲话常以风趣幽默形象生动著称,一方面是老百姓听得懂,另一方面领导日理万机时,确实有助于简要信息、快速决策。但反过来,过度使用比喻思考也会出现逻辑断层,毕竟世界上很少有完全相同的可比物,比喻其实是大脑在使用捷径。有点像人们会更相信押韵顺口的口号。
而且语言是有记忆的。有大量的词汇是禁忌,这些禁忌影响了我们对加大支持力度的决心。
我们会把它跟大水漫灌、刺激这类不好的意象联系起来,比如,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大家都担心低端产业迁出去以后,升级有多难。毕竟又不是全国都能像深圳那样腾笼换鸟。与其这样,不如稳一点,千方百计把制造业和产能留下来,管它过剩不过剩。
而且我们批判了这么多年,美国的量化宽松造成了全球货币泛滥,这是延绵多年的话语体系。
如果做个恐惧排名,产业空心化、大水漫灌、刺激,这些都名列前茅。大家自然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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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地方已经撑不住了,这怎么办呢?我问。
他看向我。要相信政策定力,这四个字一字千金啊。
而且也很简单,这不止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他说。领导是深谋远虑的,今天给你们纾困,明天再给你们放水。解决了你们的问题,负债是我的。而且整天给你们解围,岂不是刺激你们明天再继续乱来,有事还是我来兜底?
你想想家庭。在父权体系下,你什么时候见过老父亲总会温情脉脉?大部分时候是训斥一通。只有危及家庭本身才出手,小事第一反应都是先责备的板子落下去,这样才能规训和惩罚。
那现在到了伤筋动骨,危及家庭的时候了吗?想一想,记得回到第一条,信息的上报。
老干部站了起来,继续说道:要知道,决策者是有历史记忆的。当年4万亿后果至今仍延绵不绝,我们错过了几次摆脱房地产转型的机会。要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现状,那过程中必然有阵痛。整天说转型,现在要转了又犹豫了?当然,这中间有一个矛盾,下面的人痛100分,上面可能只痛五50分。上面痛60分时,下面可能已经撑不住了,但没办法,信息会有耗散的嘛。
你看了海外机构和学者给的各种建议吗?我小声问。
当然。那些外资给出的建议,大多数是增加财政支出,放宽货币政策, 为房地产兜底。问题是既然我们都确认了,房地产已经是昨日黄花,谁会愿意出钱去资助,收购冗余的库存?刚需百姓想要的话,自己接库存就好,这才是市场化行为。否则岂不是鼓励烂尾?
未来啊是科技强国,技术振兴,所有的资源都要往那边倒。
我们是一个讲究勤俭节约、勒紧裤带苦干的民族。开国元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可以说不自觉在模仿,但你不能否定这条路的历史荣光。
我知道你们有些经济学家读了几本凯恩斯,看了一些弗里德曼,就提出了直升机撒钱,提出了直接给人们发钱。
这和老精神是矛盾的,我们想的是公务机关带头勤俭节约,那怎么再给下面发钱呢?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而且发多少合适呢?给谁发呢?这中间层层的官僚体系真的发下去能有多少?即使要发,是不是等我们的个人税务体系健全以后再考虑?
我终于抓到了机会,脱口而出:但现在个人税务体系已经精准到每笔临时收入都可以看到,难道没法打钱下去吗?发其实可以不用发很多,给月收入5000以下的,每个月多发1000,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活多一点的保障,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很强的
老干部缓缓回答:但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货币流动性非常充裕,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敢消费和投资?钱流动不下去,谁敢发?
我回答:这是个互为因果,也许多了那1000块钱,他们有了保障预期,就会多花200块300块乃至500块。这群是边际消费倾向最强的人。
那好,就算你说的有可能实现这个版,谁敢拍板?算他三亿人,每个月多个3000亿,一年就要三四万亿的额外支出。
我问,但没有内需的稳定,社会也没法消化新技术供给呀?
老干部很明确地说:要超脱经济利益的考虑,从长远打算。
这里面关键的要点是战备思维。战备思维是什么?是保持冗余产能。
西方整天指责我们产能过剩,这不就是没理解战备思维吗?如果没有冗余产能,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开足马力去生产,怎么样在被围堵的情况下支撑自己的物质需求,和战斗动员需求?听过饱和式攻击吗?
我一时语塞。临近下午上班时间,老干部也越走越快,转眼他就临近了门口,准备上车。
年轻人,要多想。他最后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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