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必昌：我的父亲邱岳峰

父亲去世至今已有二十七个年头了，这期间时常会想起他，偶尔也会梦到他，但提笔写他还是第一次。

还没我的时候

那是1922年的5月10日，父亲出生在东北的呼伦贝尔（现属内蒙古），故小名叫呼生。

我爷爷是福建省福州人，奶奶是俄国人，所以父亲算是个混血儿。

爷爷奶奶为了生计，带着幼时的父亲在北方一带，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四处奔波，谋事。每到一处，无固定居所，几乎都是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1936年，父亲十五岁，奶奶带着他到了祖籍福州，母子两人同样还是住在亲戚家，生活十分拮据。

1940年春，父亲离开奶奶独自辗转经过上海、北京，最后在天津找到爷爷。此时，已到了1942年的春天。

在那动荡的年代，父亲的学业也就在极不稳定的跳跃中结束了。

父亲在“文革”的交代中曾这样写道：“离开了学校到天津。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就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当布景工人。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一个玩笑，经我述说我的要求后，他同意了，就拿了一个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就会了，于是他就带我去见大亚剧团团长唐皓华，我就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种身份出现，简直是一种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地记地位，背台词，时常偷偷地模拟演员的表情，我终于当了演员。当时，一股脑儿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成为一个名演员的身上。演技呢，是从苦练中得来的，受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我的天地就是干戏。”

于是，父亲的演艺生涯一发不可收拾。八年间，父亲参加过近二十个演出团体。打过杂，演过戏，跑过龙套，扮过主角，干过导演，也当过团长。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去形容父亲的前半辈子，那是个在无奈中挣扎的岁月。他努力过、失望过，理想过、迷茫过，成就过、失败过。直到1949年在上海，父亲迎来了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

父亲说：“终于能当家做主人了，生活安定了，哪儿也不去了。不用寄人篱下，遭人白眼，不用东奔西波，逆来顺受了。”

1950年3月，经人介绍，父亲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

邱岳峰

我很小的时候

长宁路1250弄2支弄46号，我们家曾在那住过。那时我才四岁，对长宁路的那段日子没有什么记忆。惟独记得一天晚饭后，我贪吃父亲为母亲买的香蕉，吃完一根后吵着还要。父亲哄着说：“就一根吧，吃多了会撑着，明天再吃。”我至今还能感觉到那芝麻香蕉的甜糯和那诱人的香味。对于才四岁的我，怎能抵挡这般诱惑，于是又吵又闹。母亲一旁说：“算了，孩子要吃就让他吃吧。”父亲一气之下说：“好！那你吃！看你能吃多少。”我忘了那晚吃了多少，但我知道小肚子很胀，胀到几乎不能随意弯腰、喘气。刚抹完小嘴，父亲狠狠的一把把我抱下楼，拽出门外，在一个很空大的院子里朝着屁股一通打。我又哭又叫，没用。很晚了，没有路人，更没有劝说的，直到母亲追出来才算了结。

多年后，和母亲说笑时谈及此事，我问：“为何非要把我拖到大院打我？”母亲说：“你父亲怕你的哭叫声影响到小楼上下邻居的休息。”对呀，父亲一向很替别人着想，而我却因为这，多挨了几巴掌。

上世纪五十年代，邱必昌与父亲邱岳峰

我小时候·春天

1953年我们搬进了南昌路550弄的丙弄10号，那会儿叫钱家塘。这块地方后来成了全国闻名的襄阳市场，我们家在那住了二三十年，直到动迁。

很多时候，很多人问我：“你父亲生活中是什么样？”我总毫不思索地告诉他：“普通人样，平常人样。”我曾见他为奶奶过世哭过，为得到他学生送他的一副铺板而乐过，为我做错事怒过，也曾为他亲手做成五斗橱而喜过。

隔了那么多年，回想起和父亲一起的日子，很是留恋。

父亲的手长得漂亮，修长、整洁、干净。我曾仔细观察过，父亲在洗脸的同时，常常会用一把软毛板刷刷洗指甲的缝隙，哪怕是劳动改造的那些年。

那时我和二弟还小，都还在上小学，母亲时常抱着妹妹或最小的弟弟去车站接下班回来的父亲，一旦家务脱不了身，就让我和二弟去接。

父亲每天乘45路公共汽车上下班。车站在靠近汾阳路的淮海中路上，离家不远，但要过两条马路。

黄昏，暖暖的，西斜的太阳，透过梧桐树叶洒在街上。路上的车不像现在那么多，行人也不多。我和二弟靠在音乐学院的篱笆墙边，手上摆弄着纸折的船或是什么，等着墨绿色的45路车，等着“阿爸”。

来了一辆！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了，到站车停，下来三五个人，没有父亲。又来一辆，还是没有。

曾有许多次，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亲，就自己对自己说：“再等三辆，不来就回去了。”三辆过后，仍未见父亲。“再等……再等两辆就回去了……再等一辆……”其实很少有自说自话就回去了的时候，总要看到父亲下车才心甘。

已记不清是第几辆45路车了，这一辆我终于看到他在车门旁等着车停妥。车门开了，他没有抢着第一个下车。

我们叫了他一声“阿爸”。父亲边下车边应声，问：“姆妈呢？”我边跳边说：“在烧饭。”

过马路了，父亲握着我们的手，看看两边的车辆，然后搀着我们过去。

过了一条汾阳路，又过了一条襄阳路，进了弄堂，踏着“弹硌路”，穿过“过街楼”，进了家门，我们才松手。

1980年3月30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在他的病床边，看着他安详又似乎熟睡着的脸。

不信，怎么也不信他会就此离开我们。

抢救父亲的医生，和我们家认识。过了好一会儿，她走近我们，身后还有两个医工，推着一辆运尸车。她看看父亲再看看我们几个，用上海话对我说：“爷啊……可惜呀。”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阿爸可能走了。医工上前替父亲整理着，要用白布把他裹起来。我们几个相继凑近父亲，再一次握着他的手，已经凉了的手。阿爸真的走了。

就是这双手，搀扶着我们一路走来。尽管有时他也很累。直到我们都长大了，他松手了。

我们都成人之后，谈及为何幼时几乎抢着接阿爸，说出来也许不信，答案是都想握握阿爸的手，那双漂亮，厚实又温暖的手。

长大了·夏天·深夜

1962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全国的技术学校裁减三分之二的学生。我就读的上海汽车运输学校也不例外，得解散三分之二的学生。学校给学生两个选择：一、直接分配到工矿企业参加工作；二、转到普通中学继续学业。全校解散的一二百人全都同意进工厂，只有我一个想转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和同学玩耍，我很晚才到家。轻手轻脚地上楼，推开门，母亲和弟弟妹妹都睡了，父亲在一角的小台灯下看着书，见我进门说了声：“回来啦，干吗去了，这么晚？”

“快放暑假了，和同学们在一起呢。”

“不困吧？”

“不困。”

“来，和你说说。”

我坐在饭桌边的方凳上，父亲坐我对面稍侧一点。没开大灯，挨得很紧，怕吵醒家人，说话也是轻声轻语。

“听你妈说你想转学，不想去工厂，怎么想的？为什么？”父亲问。

此时我才知道父亲没睡是等我回来谈这事。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喜欢文艺，喜欢表演。从六岁开始，父亲就时常带我去他的厂里配动画片，和译制片中的小孩。上学后，班级上，学校里，凡是跟文艺表演有关的事，基本少不了我，我自以为长大能当个演员。

“我……我想……”父亲似乎很认真，那年我才十四岁，把我当个小大人，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想念书，长大当个演员……”我支支吾吾地说道。

有好一会儿，父亲没说话。

借着暗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我。

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是在寻找恰当的口吻来说服我。他在替他儿子作一个人生中重大的决定。

“不错，”父亲说：“人是要有理想，生活才有意义。”

“你想当演员我并不反对。可你知道吧，干这一行，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干到最好。否则就像篮球场上坐冷板凳的运动员，你会后悔一辈子。我在舞台上‘混’了这么多年，在厂里也干了十来年，不算最好，但还是有一些人知道‘邱岳峰’这三个字，我也还在努力。你想干演员，也可以，但你不一定能干得好，因为你脑子里缺了那根‘弦儿’。”

对啊，一个人的成功，不就是天才加勤奋加机遇吗？而所谓“天才”就是我父亲说的那根“弦儿”。

“进厂，当一个工人。”父亲终于说出了他替我作出的决定。

“我们祖上没有一代当过工人，你是第一个！”

那个年代，大家都会以家里能有个工人阶级为荣。而父亲那时还有帽子在身，恐怕更觉得当工人就不会像他那样——这层意思是很多年后，我一个人琢磨出来的，当时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他有点傻。

“想要读书有夜校，照样念大学。想演戏，业余时间，完全可以。”

那天父亲和我谈到凌晨两点。

第一次谈到这么晚。

第一次谈了那么长时间。

第一次谈得那么认真，像一个成年人和另一个成年人。

“你要踏入社会了，跟上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会遇到很多事，更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千万记住，没有过不去的河！不管遇到什么难处，咬咬牙一定能挺过去。”

直到今天，我的手机的屏幕上还设置着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河”！

50年代初，在梵皇渡路上译厂的小花园里，左起：邱岳峰、尚华、赵慎之、毕克

过年

以前我们都盼过年，可以穿新衣（也许就是做一套蓝布罩衫裤），吃零食，花生、瓜子、糖果，吃父母做的拿手饭菜，粉蒸肉、糟豆芽、鸡油饼。那年头，到了春节会有比平时多一点副食品配给。

曾有那么几年，每个年初二的晚上，是我们家最热闹、最开心的日子。父亲的学生，圈外的朋友，我的同事，会不约而同地来拜年，聊天。

那一天，我们家会早早地吃完晚饭，把饭桌收拾干净，铺上一年只用一次的桌布，摆上糖果，拿出茶壶和茶叶，把取暖的火炉烧得旺旺的，等着大家陆陆续续到来。

有人敲门。

“进来！”我们都会跑着去开门。

“邱家阿爸、邱家姆妈新年好！”“邱叔叔、阿姨新年好！”“邱老师师母新年快乐！”“邱伯伯、伯母新年好！”……来了许多人，他们中有工厂的木匠、车工，有中国画院的，也有插队的、农场的、文化馆、房修队的……

家里地方不大，17.2平方米。进门脱鞋，大家光脚踩在用碱水板刷刷洗过的地板上，一点也不觉得凉。最早来的坐在椅子或方凳上，后来的只能挤坐在床上，再晚来的，干脆拿了垫子或枕头坐地板。好在彼此都熟悉，谁也不会在意。

因为过年而换上60支光的灯泡，使房间比平时亮了许多。炉火越烧越旺，连出烟口的铁皮都烧红了。水开了，热气顺着壶口直往外蹿。母亲张罗着沏茶倒水。

大伙聊着，尽是些开心的事，什么话题都有。你一句、我一句，各自说自己经历的琐事，还有笑话。父亲当然也在其中，听他们说，和他们侃，时不时会尽情地笑。忘了是谁说的一个现实中的笑话，逗得父亲和大伙笑到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有的顺势倒在床上，有的笑到直抹眼泪……

我又往炉子里加了木柴，父亲边笑边用“洋泾浜”上海话说我：“勿要加勒，再加房子阿要烧起来勒。”

是啊，外面刮着风，下着雪，很黑，很冷。可我们家的今晚却点着大灯，烧着火，很亮，很热。

我年轻时候

我年轻时候喜欢旅行，曾计划着每年去外地一次。于是苏州，无锡，杭州，黄山……越走越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伟人的诗词，一直让我期盼着有一天能去东北体验一下，看看那里的冰封，雪飘。但当时家境平平，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无奈，只能暂时作罢。

197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吃完饭，父亲让我洗洗脸，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要带我出去。

“到啥地方去？”我问。

“去汤晓丹伯伯家。”父亲说。

母亲在一旁边收着桌上的碗筷边问：“去老汤那儿干吗？”

父亲说：“上影厂拍一部片子《傲蕾·一兰》，需要很多长相像外国人的演员。我演一个俄罗斯的神父已经定了，老汤想见见他看能演什么。”

汤伯伯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就在我家弄堂边的高塔公寓里，没走几步就能到。汤伯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看了我说：“不错，有点像（外国人），我看可以，明天去上影厂，让姚寿康再看看。”

姚寿康，这部片子负责找演员的副导。见到我，姚导给我出了个小品的题目，等我摆弄完了就说：“好了，就是你了。”我心说，姚导谢谢你。

兴奋，尽管是跑龙套。

暗喜，能去东北出外景，免费体会北国风光。

不久我就随着摄制组去了东北依兰县出外景。第一次独自离家要几个月，出发当天没家人送我，走的时候居然让母亲发现我有些伤感，父亲说我没出息。

到外景地没多久，收到了父亲给我的一封信。

洁缨（我的小名）：

一晃走了一个星期了，怎么样？还习惯吗？北国风光没有使你惊奇吗？其实，那里正是你和我出生的地方。也许你现在立足的地方离我出生的呼伦贝尔更近些。这也是件有趣的事。不久，你将看到真正的森林，真正的草原。要把这些新鲜的强烈的印象记在心里，记在画笔下。这就是生活的知识。要在接触老乡的时候，虚心地向他（她）们讨教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事一物，他们的历史，传统，故事，他们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生活的机会。不好好地利用，嘻嘻哈哈地混过去，对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来说，未免可惜。而且是追悔莫及的事。望你能好生体会。

听说你走的那天还流过眼泪，没出息。我在比你还年轻的时候－－十九岁。就光棍一个，带着唯一的一件财产－－一把牙刷走南闯北了。那个世道，能伸手来扶你一把的人不多，全靠自己呀！也许，你觉得我和妈妈都没回来送你，委屈了？妈妈以为你是在作一次愉快的旅行，而我只知道你是晚上走，回家才知道不是晚上，是六点开车。如果是为的这个，那么，现在就算作解释吧！

胶片要来了两卷21定的，如果有人到长影，把我附的信带给他，也许还能给你小补充一下。注意身体，不要无谓的嬉笑荒废了光阴，多做些有益的事。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向你索取的标准就愈多，不努力就会被淘汰！祝健康！

爸爸 78.6.6

父亲写给家人的信件，保留下来的很少。惟独这封信我一直留着，可以说是很好地珍藏着。

这封信，我读过很多次。字里行间，读得出他对孩子们的期望，更读得出他对孩子们的爱。

这封信，我看过许多遍。每看一遍，就觉得父亲还健在，就坐在我对面，靠得很近，用我听惯了的嗓音说着：“……注意身体，不要无谓嬉笑荒废了光阴……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其中可能还夹杂着一两句“洋泾浜”上海话。

邱岳峰

冬天·梦

那是个人人都不务正业的年代。父亲也不例外，不配音了（没电影可配）。于是乎劳动、扫地、干木匠活、背红宝书。

父亲在我们几个孩子眼里很聪明。家里的五斗橱、茶几、小沙发、靠背椅，都是他亲手做的。从设计图纸、锯、刨、拼、装、油漆，直到完成，都是他利用不务正业的业余时间做的。可惜这些东西在动迁时都丢弃了，现在想想很是可惜。

具体哪一年，忘了，反正是那个年代。

父亲在厂里劳动，下着雨，一不小心，他从湿滑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段日子虽说他腿上绑着石膏不能动弹，但家人倒也庆幸，这样父亲可以不用去厂里接受改造了，能每天在家看书、看报、听广播，和探望他的学生谈天说地。

好景不长。

一天晚饭后，母亲在床上为父亲织着毛背心。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讲鬼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父亲很会讲故事，他不仅是说，还稍带表情演着故事中的人物。也许是太入神了，也许是被吓着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听得一动也不动。母亲时不时地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们几个。

“突然，”父亲说：“有一个影子划过墙头……”

“邱岳峰！”

我们都听到了，楼下有人在喊。

“邱岳峰！”这一声更响，带着命令，带着训斥。

父亲赶紧朝我努努嘴说：“快去看看，什么事？”我拉开房门，走下几格楼梯，看见楼梯尽头有个人，不知道是谁。但肯定是造反派的，冲着我用很大的嗓门说：“邱岳峰，明天早晨八点，到厂里报到！”（这会儿，我真想骂他。你他妈的算老几！）

“砰！”楼下的门被重重地关上了。造反派走了。

我返身进屋，轻轻把门关上。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昏暗中，谁也没动，也没发出声响，母亲手中的绒线针也停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隐约听到母亲的啜泣声，接着弟弟妹妹都哭了。

我看着父亲，父亲对母亲说：“别这样。”又看我红着眼睛不动，冲我说：“来，过来。”我慢慢地走过去，靠着他，一手摸着他腿上的石膏。父亲搂着我们说：“没事，没事，歇了那么多天，很久没去厂里了，去看看也好，别哭……”

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他瘸着腿在厂里是怎么过的，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他在厂里的那些日子。

父亲故世后，我曾不止一次梦到他。

一天，我不知不觉来到万航渡路618号，老翻译片厂。

太阳不知去哪了，连着几天都不露面，即便在不下雨的时候。

傍晚一场大雨过后，天是灰的，地也是灰的，云层低得让我有点喘不过气。进了厂门，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水塘。刚入秋，树叶怎么都掉光了？我也不清楚。我进门往右一拐，看见父亲独自一人坐在演员休息室门外的一张破藤椅上，这把椅子他曾亲手修补过。四周空无一人。我站在老放映间还在滴水的屋檐下，看着眼前破败的一切，以前的翻译片厂不是这样的。墙上的石灰被风雨几乎冲刷光了，露出青灰色的砖头。演员休息室又脏又乱，有一面墙还倒了，一眼望去荒凉一片，没膝的枯草在秋风中漫无目的地摇摆着。

父亲背对着我坐着，这背影太熟悉了，手依在椅背上，托着腮，这是他在休息。还是穿着那件隐约看得出汗渍的老头汗衫，尽管他把短袖卷到肩上，但右肩上的破洞还是露了出来，那是干活磨的。

我轻手轻脚地走近他，去到他身边，他似乎也感觉到我来了，慢慢地转过头。他刚刮过胡子的脸上带着倦意，显得苍白，灰白的头发看得出梳理过，可还是有点凌乱，一定是风吹的。父亲看着我，眼睛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一会儿，我低头小声在他身边说：“他们……他们要你去一躺。”父亲顿了一下，吃力地用双手撑着椅背站起来，无奈地点了下头，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神告诉我：“走吧。”

尽管这样，我很高兴，他还活着，只是病了，病了很久，挺过来了，又能配音了。

梦，只是一个梦。闹钟响了，我躺在床上，懒懒地睁开眼睛。撩起窗帘。“妈的，又是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

我年长的时候·墓地

父亲去世后第十年，我们把他下葬在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公墓里，每年母亲和家人都要去一两次，但还是总是觉得太远，不方便。于是就想着把墓迁到上海。

几年前，听说译制片厂老厂长陈叙一伯伯葬在奉贤临海的一个墓地，我特地驱车前往去看了看。

其实我和陈伯伯也很熟，小时候去译制片厂配音，经常见到他。父亲也曾带我去陈伯伯家中玩过。我至今还记得他背着手走路的样子。

我站在陈伯伯的墓碑前，突然想起父亲曾不止一次在家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陈叙一，就没有我邱岳峰！”说得那么肯定，那么坚决。

当年，父亲被逼着、哄着、骗着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冤枉！据我所知，父亲这一辈子从未革过谁的命，更从未反对过革谁的命），还落个留厂察看的处分。

走，不干了！父亲萌生了离开译制片厂的念头。可陈叙一伯伯从未歧视过父亲。接下来的日子，只要陈伯伯认为适合父亲戏路子的角色，甚至主要角色都会顶着压力交给父亲来配。由此，让父亲感到在译制片这个行当里有他的一席之地，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二十多年。

当下我就决定，就这儿。我要把父亲的墓迁至陈叙一伯伯的墓边，我想他们俩在天之灵一定会很高兴。

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屋住七口人，很挤。如今想让父母在天之灵住得好点，宽敞点。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咬咬牙买下了陈叙一伯伯墓旁的一块地。墓地很贵，贵得离谱，折合成平方算比我现在住的房子还要贵上好几倍！罢了，就算是我们小辈对他们的一片孝心吧。

父亲的墓碑，好友陈丹青在帮着设计，耗费了他很多心思，我有点过意不去。

“墓碑上要不要碑文？”我问。

“不要，”丹青说：“什么都不用写，就邱岳峰三个字，够了。”

是啊，对喜爱他的观众来说，父亲是他（她）们心目中的邱岳峰。

对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来说，邱岳峰是我们的好“阿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