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又指明方向了，“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未普评论文章：正逢中国经济进一步走低之际，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人们瞪大眼睛，屏住呼吸，希望从中找到当局救经济的大招。中国经济学家们最近一直在激烈争辩，用什么样的大招能走出经济困境。

有一派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来保持经济增长（简称刺激派）；而另一派则建议，当局应当重启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取代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简称改革派）。

刺激派由林毅夫、余永定等人为代表，改革派以张维迎、王小鲁和许小年为代表。改革派认为，中国过去的快速增长不是因为刺激，而是因为对市场的拥抱和对民企的支持。

改革派之所以建议当局重启市场化改革，是因为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提出不少关于市场化改革的想法。比如，那个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设想，并且出台了336项市场化改革任务。当时许多经济学家为此叫好。

王小鲁认为，这些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果实施起来，远比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有效。结果却是，政府实施了很少，兑现了很少。

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二十届三中全会面临的经济形势要糟得多。但能出台的救经济措施却少得可怜。如果重拾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会对现在的经济困境有重大缓解作用。王小鲁认为，要走出经济困境，必须重新致力于亲商改革。

但是，习近平对改革派的主张不会感兴趣。怎么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应当是党和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才是习的真实想法。习近平对刺激派的主张不是不感兴趣，而是中国财力捉襟见肘，习无法再大手笔地实施货币和财政刺激。他对刺激民众的消费也不感兴趣，并特别反对向家庭提供现金支持以刺激消费的想法，认为那样会助长中国人的懒惰。他于2021年在共产党的一份杂志上警告说，不要落入通过福利主义，培养懒惰的陷阱。

于是，他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东西，其中就包括新质生产力。去年9月，习近平在考察黑龙江的一个座谈会上，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他当时表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云云。现在我们知道，是习发明并创造了这个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别扭的概念。现在我们也知道，为何习一定要用它为救中国经济指明方向。

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习莫名其妙地站在生产一边，对消费端挣扎于困顿中的老百姓不管不顾，觉得以举国之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才是代表中国国力的先进力量，而消费则不是。这让一些学者觉得不可理喻。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讲师 Donald Low 4月17日在《日经亚洲》发表文章直指，北京在经济规划上永远执著于生产，根本就对消费的价值视而不见。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即，近年来，中国的政策制定变得不那么务实和市场化了。

北京的规划者不再将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相互联系、复杂和适应性的系统，而是越来越多地将其视为一个可以精确设计和指导以实现乌托邦目标的机械系统。

习近平似乎更相信，他自己的那一套才能救中国经济于水火。习非常迷信新质生产力，认为新质生产力，才能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引领世界的高科技制造业巨头。

习更是非常非常迷信他的党，好像坚持党的领导和他对党的核心作用是一副灵丹妙药，只要一吆喝，药到了病自然就治愈了。习近平对这二者的痴迷，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归根结底，习近平可能更在乎的不是经济是否快速复苏，而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巩固，他的统治是不是牢不可破，他的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否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