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女性们，如何摆脱性羞耻？

《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

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吸收并浓缩了西方二百多年性别运动观念的发展，包括不同发展时期的、甚至可能是彼此冲突和矛盾的价值观。

但性别和性，并不是同一个议题。性别中的权力与性中的权力，也并不能等同。“性”这一议题，在国内目前仍旧有着尴尬的处境，例如性权利层面上的观点对抗，以及在此基础上叠加的更多维度的冲突。

“性积极”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过盛了吗？“不沾男”的性消极观点能解决权力之争吗？女性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性？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性羞耻”？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性别研究者Alexwood从性价值观在中国的变迁讲起，分析性积极派和性消极派之争，探讨女性性实践的更多可能性。

讲述|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

来源| 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

01.

性价值观的变迁

关于性的讨论，我们其实是在1.0的基础还没普及的情况下讨论3.0。我们对性的观念很分裂，前女权、女权、后女权的典型观念在我们身边并存，而且会集中出现在一个个体身上。

很多中国女性从小就接触到《欲望都市》这种影视文本，也早已习惯《花花公子》的尺度。但这种性积极真的已经在中国女性中过盛了吗？事实上并没有，我们对性的耻感依旧很重。

我们所处的环境缺少基础的性教育，但越被压抑的东西越会在地下生长，色情产品照样会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广为传播，而且成为了中国青少年最直接也最秘密的性教育来源。

所以我们对于色情和性的耻感是从小就被培养的，我们很小就懂得以“色情淫秽”为由去举报别人，但同时也很懂得如何去获得这些“色情淫秽”物品。

《17.3关于性》

回顾性价值观的发展史，90年代是一个关键点，那时中国城市女性迎来了一度的自由风气和与之同步的资本主义。我们的女权还没得以充分发展，却一下子就迈入了“后女权”时代。

时代浪潮极速转向，“铁姑娘”和“男女都一样”的语言被批判，女人再度得以展露女性气质，但这也意味着，对女性气质的规范性要求也重新复苏。

后女权时代，个人选择的自由主义话语通行，女性是自己的主人，对于怎么打扮自己有充分的选择，只是刚好追求的外貌标准都是一个样子；“买买买”是独立自主的体现，购买新色号的口红就是购买“女性力量”。总之，传统性别观念回归，但带着消费主义的包装和自主选择的外衣。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和西方保持了同步。90年代开始，西方的新一代女性开始远离或者挑战上一代人，更多强调自由选择和个人成功。在性实践上，她们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条件。

上一代人带来了避孕药的普及和罗诉韦德案的胜利。不同于60年代充满对女性不利条件的“性革命”，90年代的女孩们终于可以带着和男性相比，虽然仍然不均等但是慢慢接近的砝码和本钱加入“自由性爱”这个游戏了。

美剧《欲望都市》就是这个时代新潮女性的代言，剧中女性毫无传统道德之忧，也无养家糊口之虞，经济、人格、生活实现独立，与逼婚、失业、生儿育女这些凡俗绝缘。她们最大的烦恼或许就是如何在性上更加自信，更加满足，更有把控力，以及如何找到真爱。

她们攻克了曾经性消极女权主义者们对异性恋性爱权力关系问题的担忧，因为女性变成了欲望的主体，而非客体。女人性感不是错，展示性感更不是错。只要是自主选择的，被性对象化就不是剥削和压迫，而是自我赋权，是拥抱自己的性愉悦和性欲望。

然而同时代的西方女性也发现了更多问题：女性现在可以自由“性感”，却不再拥有“不性感”的自由。不展示性魅力，缺少性经验，反而成为一些女孩被嘲笑和羞辱的理由。

学者Ela Przybylo和Kristina Gupta分别对于“compulsory sexuality”（强制有性恋）进行过深入的分析，描述这种“性解放”文化产生的压迫。它其实与以前的贞操观是一体两面，也成了一种强加的思想殖民。人们觉得必须表现出对性的积极，以及大胆谈论或者实践性自由，否则就不够女权、不够解放。

性积极派的女权主义虽然从当年的“性之战”中胜出，却在90年代被资本主义征用，丧失了革命活力。性积极本来倡导的是性的多元、开放、包容、自我探索和解放，现在却不过是形成了新的性等级，新的理想性模版，新的规范和规训。

《亢奋》

回到亚洲语境，去年Lisa参加法国疯马秀引起的争议，就凝聚了一些在中国共存而彼此冲突的价值观。

首先，Lisa疯马秀争议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后女权”式女性力量的不自洽。Kpop是韩国成熟的娱乐文化产品，不同代的女团也紧扣时代脉搏，体现着微调的后女权理想女性模版。

如果说前几代韩国女团更加迎合男性凝视，更加“擦边”，到了Lisa所在的BLACKPINK一代，随着近些年韩国女权运动的爆发，女团的形象随之变得更有力量感，性感但也帅气，从视觉展现到唱的内容打造一种“我是欲望主体，不是欲望客体”的独立女性剧本。

在这个前提下，Lisa接受疯马秀的表演邀请，可能打破了这种幻象，让人看到这种“女性力量“背后的资本游戏内核。

对Lisa来说，其实她拿的性自由主义脚本没有变化，只是从东亚式的性感“大女人”（所以不能沾男），改成了西式的性感大女人，骄傲享受男性目光。

但对于一些粉丝来说，Lisa这样一个闪光的女性偶像意味着，我们并不用辛苦与父权抗争，自己专心变漂亮、提升业务能力就等于女性力量。但现在Lisa和男性凝视发生了关系，我们又无法自洽了，又美又有力量又不沾男的后女权主义模版破碎了。

除此之外，让一些粉丝感到刺痛的还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评论：“Lisa脱掉衣服就是东亚女人脱掉衣服”，所以Lisa的”背叛“是双重的，她屈从了父权的召唤，还迎合西方的凝视。这又让我们看到后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存和张力。

在民族主义、后女权主义之后，近些年又出现一个新的性发展趋势，就是性消极。在这个趋势上，我们和西方的年轻一代女孩又取得了同频：我们都不再相信或者追求性解放。

大量学术研究显示，现今美国Gen Z（约1997年后出生的一代）的女孩性生活活跃度低了很多，她们更倾向于把时间花在学习和工作上。研究者称她们可能是因为拥有充分的性自由，反而更清晰了性解放的虚无，而且在时代危机中她们有更真实的困境要面对。很多女性看到的是，性解放不自动导向女性解放，反而导向陷阱和后退。

而本国的年轻一代女孩，也感觉危机重重，“约炮”无法解决父权文化造成的女性困境，但我们又缺少女权主义的历史和洗礼作为支撑。我们面对一个拧巴的大杂烩，进步的、落后的、“激进”的、“温和”的性别观点从四面拉扯，却又缺少真正流通的性别讨论和知识。

《性教育》

02.

性消极是答案吗？

在这样一团迷雾中，“不沾男”“去性缘”这种一刀切的方案成了最简单的答案。但是对性的消极看待或“不沾男”，可能并不是解决方案，反而会造成一些问题。

性消极女权主义者Sheila Jeffreys（杰弗·瑞斯）可以说是“不沾男”话语的祖师奶。她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瓦解异性恋性欲望是通往女性解放路途上的必要一步”。

但事实上，Jeffreys对于女同性恋的情欲关系也有诸多批评，她认为异性恋欲望是一种把性权力差异情色化的欲望，所以只要两人之间有任何权力差异，并让这种差异转化成一种情欲，那就相当于异性恋关系。

这也是女权主义理论和性的某种不适配性体现。虽然女权主义的确是一个广阔的理论框架，应用性和解释力很高，但它也有局限，女权主义只能是看待性的一种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性存在”。

性别和性，并不是同一个议题，性别中的权力与性中的权力，也并不能等同。这也是性积极女权主义一派的旗手Gayle Rubin做出的提醒。

性永远涉及到权力差，客体化，以及各种边界的穿透。要求性的绝对洁净，绝对道德，就如同要求一条金鱼学会骑自行车。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性与性别的区隔，女性的性实践会难以展开。

性解放运动不一定能给女性带来解放，但性消极观念肯定会给女性带来更多束缚。事实上已有一些对性与性别有诸多疑惑的年轻女孩会错误地认为，只有对抗自己的异性恋欲求，决绝与男性划清界线，才是实践女权主义的唯一正确路径。

这或许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路径，但应该是一个个人经由探索和经验和思考后做出的选择，而不是作为一种教化和灌输。

《17.3关于性》

也有人指出，目前这种“不沾男”的性消极观点并不是说女人只能在性自由和女性权利之间二选一，而是主张一种不需要男性存在的性自由。

女性真正的性解放必须是以女性本位出发，从女性视角推动。脱离男性的性探索，我们才可能从父权的框架脱离，识别自己的欲望和情感哪些是被父权塑造的，哪些是自己真实的需求，从而获得真正的性愉悦。

女性在父权的培养中已经太习惯把男性作为自己与社会的中介，这样的不平等的经验限制了我们的通道，也限制了我们对于自我主体的想象、对于异性恋关系的想象。

或许通过“不沾男”，大家可以开始想象“女本位”的性解放是什么样子。但目前，我们没有经历充分的父权排毒，我们很难彻底分开真正自主的性爱和一个父权文化培育的性脚本。总之，对性本身的反思，还是要回到瓦解父权上。

但很重要的是，这个排毒的过程是为了正向的探索，而不是被羞耻感驱使。女人的性已经处在自我否定中太久，如今大家对于“性缘脑”或”恋爱脑“的讨伐，仍是一种女性性存在的否定，甚至羞辱。

这种“不沾男”实践也不应该为恐慌感驱使。年轻女孩愈发警惕异性恋性实践中可能的利用和剥削，担忧自己吃亏，但一味的退避无法让我们壮大，我们可能要经历与男性视线的交涉，与之对抗，最终才能到达一个安全舒展的自我位置。

而无论我们最终做什么选择（也可能是“不沾男”），这个决定应该是因为“我想做”，而不是因为“做这件事刚好让男性愉悦了所以我不做”。那不是“女本位”，而依然是在让男性的需要指导自己。

《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

03.

女性与性的关系

性积极和性消极话语不该分孰对孰错，我们不要让所谓“派别”统治自己的判断，而是要在具体议题上做具体独立的思考和选择。不要因为社群归属感，而把一整套行为标准照单全收，并以此规范自己。无论是“性积极”还是“性消极”，女权主义者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女人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性存在。

性积极运动也不是在说“性就是积极的”，而是关于性的一种自我接纳的积极态度，这包括积极的看待性，也包括积极看到它的一切风险。对于风险充分的知情，我们才可能避免，才能有效地保证生殖健康和个人福祉。所以性积极运动一个重要的遗产，恰恰是性安全的提升和性教育的倡导。

正面积极和主流化的性教育，才能与充满物化和暴力的色情品对抗。这种性教育不应该只是机械式的生理知识，而是应该“赋予年轻人一种更勇敢的性想象力”（埃米娅·斯里尼瓦桑，《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

甚至色情品本身也可以是很强大的对抗力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酷儿女权色情片出现，它们不仅会从女性的视角拍摄，而且颠覆了一系列主流色情拍摄行业长久以来存在的那些对女性和少数人群有害的规范、规则、流程、底层逻辑。

它们会非常注重拍摄伦理，强调知情同意、演员安全、不以市场需求划定片酬，展现各种性主体的可能样貌，重新唤起那些被长久以来的主流色情切断的想象力。这样的色情品或许恰恰正是最好的性教育。

女性真正的性解放，必定是在现有主流商业体系之外的，现有父权权力体系之外的。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地鼓励尽可能多元的存在和尝试，而不是止步于“不做xxx”和“脱xxx”的消极指令。

《大学女生的性生活》

最后和大家分享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Luce Irigaray（露西·伊利格瑞）关于性的一些理论，对于整合我们对性的各种看似冲突的观点会有所启发。

Irigaray批评针对女性的“性的商品化”，这其实一定程度上把美国的性消极和性积极两派所反对的，集中到了一体——性消极派反对色情行业对女性身体的消费（比如性工作者），性积极派反对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剥削（比如纯洁的处女，忠贞的妻子）。

Irigaray指出，无论是处女、妻子、母亲，还是妓女的身体都是被父权文化标定价值，都是被商品化的。而女人必须重新定义和掌控自己的性吸引力。对她而言，性积极或性消极的标签就全部无效，这再次说明，具体的议题和具体的立场，远远比站队和标签重要。

Irigaray强调女性相对男性的独特差异，认为女性的性欲是多元的、分散的、流动的。所以女性的性愉悦探索不应局限于单一部位，而是遍布全身的多重敏感区域。她鼓励女性通过自我接触来了解和欣赏自己的身体，也鼓励伙伴间更交互、更富创造性的性互动，和更多样化的性实践方式。

她强调女性欲望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女性在性关系中需要争取更多主动权和平等地位，而不是仅仅满足他人。而且女性的性存在本身就是非二元的，但现有的父权语言难以充分表达这种流动性，也限制了我们，所以她鼓励女性创造新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性体验。

在Irigaray看来，女权和性权一点都不存在矛盾。面对女性权利和女性性自由，我们也不该只能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