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中共如何整肃香港《文汇报》

RFA编者按：香港人分别经历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与及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 很多香港人在这两次运动中其中一个最大感受，是见证著很多以往外表看来十分正常的官员，又或是多年来被冠以“民主派”称号的人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夜之间可以变成另一个人。

要了解这个变脸过程，就得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的历史背景。

前《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先生，特别用了近一万字，回顾了“六四事件”后，报社被秋后算账过程中，编采人员集体变脸的众生相，其中提到上一代香港人熟识的名字： 张浚生（新华社前副社长）、陈伯坚（前《文汇报》副社长）、徐四民（前政协委员）。

透过程翔先生描述了他们从短暂的“人性”，刹那间变回“党性”的过程，香港人或许在面对过去四年发生的巨变时，更了解事件背后的本质。

今年7月14日是香港《文汇报》事件35周年。当年《文汇报》发生了大地震，社长李子诵被罢免（正式用词是“停止留用 ”）、前总编辑金尧如被剥夺董事职务和开除出党（内部公布）、副总编辑曾敏之、程翔相继宣布辞职、全报社编辑部、经理部、排字房、印刷厂共有40名员工集体辞职（约占全馆员工10%），其中18人公开连署辞职信。这是自从该报1948年创刊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共统治中国40年来第一次有其核心宣传机器公开反叛它的错误政策。这件事在香港新闻史上是一件大事，值得一记。

事缘北京当局对《文汇报》发表“痛心疾首”开天窗社论十分不满，向港澳工委下达命令要《文汇报》“限期转弯”。当年这个四字社论充分反映了全港市民对中共屠城的愤怒，因而产生重要的动员能力，躯使广大市民（包括左派群众）自觉地走上街头抗议中共的暴行。可以预期，《文汇报》将会遭到中共的整肃，随之而来的大地震是这场整肃的结果。

在这场“反共抗暴”的斗争中，除了香港全体市民投入外，就连中共长期来在香港经营培植的各种群体和组织也积极参与了对中共的讨伐，这是它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以来所仅见的，对中共政治上的打击很大。从4月15日到6月9日这段期间，左派人士短暂出现了人性高于党性的难得的表现。但左派人士熟悉中共，他们也预期当中共站稳脚跟后，将会对他们进行秋后算帐。

神奇的6月9日“转軚日”

可是，整个左派阵营“反共抗暴”的斗争，却在6月9日之后嘎然而止，《文汇报》负隅顽抗，到7月14日也被完全制服（以李子诵社长被撤换为标志）。从支联会辑录的《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广告专辑》可以看出，7月15日后，登报抗议中共、支持民运的广告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只有零星几张），而从6月5日开始到6月9日，由左派机构刊登的抗议广告可以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

6月9日发生甚么事呢？这一天，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充分肯定他们镇压有功，经受了考验，是共和国可以信赖的卫士。他并指摘胡耀邦、赵紫阳等前领导人疏忽对年青人的教育导致发生民运。这是他自从5月15日接见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他的露面带出两个信息：其一，解放军屠城，他是总后台；其二，屠城后中共局势转趋稳定。前者使人慑服于他的淫威，后者使人自觉要“归队”，这时左派人士的“党性”马上凌驾其“人性”。这两个信息叠加一起，就产生“神迹”一般的效应，使香港左派几乎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先前反对屠城的立场，很多人的立场更是180度改变，比四川变脸还要快，堪称奇观。事后我常常与朋友戏言：邓小平真是神，他的出现就造成整个阵营瞬间全面转軚的奇迹。

这种瞬间转軚的奇迹，直接导致《文汇报》大地震。虽然勒令《文汇报》转軚的压力来自北京，但当年掌管港澳宣传工作的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以及《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的作为，则难辞其咎。

一，6.9转軚对《文汇报》高层的影响

我们不妨先看看张浚生在6.9前的言行。根据《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的回忆，6.9前的张浚生，强调自己支持学生运动。李子诵说过，推动他一往无前的另一位共产党员，是张浚生。李子诵多次对我说：“张浚生很好，多次来我家慰问我。张说：‘李老，我和你心灵相通。看到爱国学生为争取中国民主、改革，发扬忘我牺牲精神，我的地位，只好眼泪往心里流。我希望你李老保重，等待我们党内的健康力量出来。局势一定会改变，学运的希望一定会实现’。社论开天窗的‘痛心疾首’四字是经他批准的；《文汇报》驳人大常委刘大年等的否认联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的声明，是经张浚生审阅的。”李子诵说：“新华社副社长、工委副书记张浚生是党的领导，他和我心灵相通，鼓励我坚持下去等候党的健康力量上台，我敢不奋勇向前吗？”

再看看6.9前的陈伯坚。金尧如回忆说：“陈伯坚在胡耀邦逝世之日告诉李子诵，他哭了好几场，哀他含冤而死，没有东山复出的机会了。他对学生起而游行悼念胡耀邦表示了希望。在‘四•二六’社论之后，陈在报社公开表示不同意说学生运动是极少数人策动的‘动乱’。对于‘四•二七’大游行，他说是‘四•二六’社论挑起来的。对学生绝食，他又同情流泪，对于赵紫阳在亚银会上和‘五四’讲话，他非常拥护，在编务会议上指示写社论，组织反应，扩大宣传效果。六四事件下午，陈哭著告李子诵，‘上午，我孩子从北京打来电话，天安门开枪了，死人了。’从‘五•一九’戒严到六四前后一段时期内，陈曾多次对李说：‘现在大局如此，人同此心，我和大家一致，我回北京大不了坐牢。。。。‘五•二九’戒严后，社论开天窗，写‘痛心疾首’四个大字表示抗议是和陈伯坚商量后定的，《声讨民贼邓李杨集团》和《制裁窃国大盗》等社论亦都经他审阅的；报社职工参加示威游行，举行哀悼‘六•四’死难者的活动也经他同意的。。。我听李子诵告诉我。。。（陈伯坚）鼓励李子诵多出点子多作主。他说，‘我是党员，有时候要回避一下，你社长作主，当我不知道。’六四第二天一早，他便去见李社长，哭著说道，‘我儿子刚打电话来，北京开枪了，军队杀人了！共产党杀学生、杀老百姓的事情都发生了。’接著他又重复说：‘我准备调回北京去，大不了开除党籍，坐牢！李社长，你作主吧？’我当时听了，对他十分敬佩。”（金尧如上述回忆均见《香江五十年忆往》第14章）。

可是，在6.9之后，张、陈两人的立场180度转变。张浚生坚决执行李鹏关于《文汇》、《大公》限期转弯的指令，而且开始部署撤换李子诵、法办金尧如（详下），而陈伯坚就有力地执行张浚生促使《文汇报》限期转弯的要求（详下文）。换言之，两人在6.9之前难得闪耀“人性”光辉的一面，马上又被冷酷无情的“党性”所取代。

二，“6.9转軚”对《文汇报》中下层的影响

邓小平的“6.9”效应除了在报社高层产生影响外，在报社中下层同样带来瞬间转軚的效应。《文汇报》经济科主任陈坚明，“6.9”之前积极支援民运，带同儿子参加集会，并在儿子额头绑上黑纱带，写上“永远爱国”四个字。“6.9”之后，他就在编辑部内部会议以及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痛批我误导报社、误导李子诵。他作为下级竟然公开要求报社前总编辑、现任董事金尧如向全报社员工交代他如何策动李子诵出走（按：指所谓“《文汇报》起义”事件，详下）。港闻科主任陈南，则在会议上痛批赵紫阳，说他要为这场悲剧负责。他还因为我曾经组织赵紫阳的年青智囊班子在深圳蛇口与香港的年青学者开会讨论国内的改革开放问题，因而认定我是赵紫阳的人，使《文汇报》走上支持学运的歧途。记者何慰慈，六四期间在报社晚晚通宵达旦，忙著发动同事签名 ，起草声明 ，带头上街游行，并站在报社门口派传单及黑纱条给路过的行人劝说他们参加示威游行，但在对我的“批斗大会”中突然掉转枪头，把我和刘锐绍（驻京记者）骂个狗血淋头，真令人难以相信一个人的态度可以变得这样快。

报社里像他们这样可以一夜之间彻底改变立场的还有其他很多人，个案太多，不能一一著墨。

三，“6.9转軚”对其他左派群体的影响

其实，“限期转軚”的压力除了直接落在《文汇报》身上之外，也发生在其他左派群体里。天安门屠城之前，北京提出干部年轻化的政策，所以左派各条战线都有一班刚刚进入领导层不久的年青人，他们在6.9前曾经积极支持北京学生，强烈谴责中共屠城。他们出身左派，明知难以摆脱与中共的血缘关系，却又无法接受屠城的事实，于是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做“良心左派”，希望左派群体里新当上领导职务的年青人能够凝聚成一股“健康的力量”，继续支持学生。他们自称是“新锐左派”，树立“独立思考、明辨是非、争取自由民主”的理想，以区别于对北京唯命是从的老左派，虽不能说是另起炉灶，但很明显是要树立一个“开明”的形象。笔者当年被邀参加这个“新锐左派”的群体，依稀记得核心成员有曾钰诚、程介南、谭耀宗、郑耀棠、马力等年青左派领导人。可惜6.9之后，这个设想无影无踪，他们又回归到原来的道路和立场，强调不会与北京割席，这从谭、郑、程三人在1989年7月29日接受无线电视《新闻透视》的访问可以看出，他们虽然强调会支持香港加快民主化，但也强调不会与北京割席。为了表示对中共的忠贞，程介南更宣布辞去支联会常委一职，并带领教育工作者联会退出支联会。于是“新锐左派”胎死腹中，就因为6.9邓小平露面。马力更在几年后否认天安门有屠杀事件。

6.9前，政协委员徐四民找我，表示可以动员东南亚的爱国华侨，斥资支持李子诵独立办报，他认为如果能解决《文汇报》仰赖中央补助的问题，就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办报。他著我向李子诵报告，并约李子诵与一些东南亚华侨见面。6.9之后，李子诵著我找徐看如何落实这个计划，徐就托词他从来没有支持李子诵独立办报的计划，说我误会了。

这些例子，多不胜数，都说明“6.9转軚日”的神奇效应。

对《文汇报》的秋后算帐

6.9之后，中共开始秋后算帐，整顿香港左派。首先就是处理《文汇报》，这可以理解，一来《文汇报》的开天窗社论在当年起了反对中央的带头作用，对中共屠城派打击很大；二来中共必须尽快收复香港的舆论阵地，否则无法继续发号施令。

一，李鹏下令“限时转弯”

6.9之后，随著中共站稳脚跟，秋后算帐的工作就开始了。当年6月底，港澳办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文汇》、《大公》的问题。除了港澳办、外交部相关人士外，还有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负责人朱穆之和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会议来势汹汹，责问：“共产党自己的报纸，骂自己共产党，实在不可思议”，要求严肃处理。当时内地各新闻机构正在大搞秋后算帐，很多支援学运的记者和编辑，都遭到调职、撤换以至逮捕。会议期间，江泽民、李鹏等召见《文汇报》的张云枫总编辑、《大公报》的杨奇社长等左派新闻人士时，李鹏说：“共产党出钱办的报纸，骂共产党！这是怎么一回事？”、“吃共产党的饭，就应该听共产党的话，替共产党办事！”这话见之于公开报道。勒令他们要立刻“转弯”。

当年7月初，北京召开港澳工作会议，要求港澳工委及所属单位对六四期间港澳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即检讨错误）。据许家屯回忆，工委的反思报告突出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虽然两报的报道有过分之处。。。今后要‘转变’过来，还是不能急，要逐步来，著重点还是要大家接受教训；工委的处理原则，转变要逐步来，不能急，容许两报员工有接受转变、接受教训的过程，急则可能生变，并且也要让社会有个接受过程。”工委把“反思报告”报到中央后，江泽民在报告上做了批示：“看来许家屯是右倾，工作上应该调动一下（页387）。”

二，张浚生成为“加压器”

笔者观察中共干部有一个特点，就是“揣摩上意、宁左勿右、层层加码”，张浚生就是一个典型。他在获悉江泽民嫌许家屯“右”，将要调动他后（即揣摩上意），自然就会从“左”的角度出发（即宁左勿右），进一步向《文汇报》施加压力（即层层加码）。加上他是《痛心疾首》四字社论的最后拍板者，北京如果追究起来，他就得负上政治责任，所以他也想尽速解决《文汇报》的问题，将功赎罪，而解决《文汇报》的办法就是撤换李子诵以及法办金尧如。他本人的回忆录就不经意地披露了这些计划。

对于撤换李子诵，张浚生的回忆录说：“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我们那样做工作还做不下来，看来最终还是要从组织上加以调整。所以，我就开始做准备（第202页）。”

张浚生究竟做了甚么准备？他没有直接说，但从他回忆录里可以看到，一是查核《文汇报》的股权结构，看看李子诵持有多少股，其他股东是谁的（第204页）；二是到广州取回李子诵申请退休的报告（第202页）。这些都是为了日后撤换社长时的依据。他著人去取这些资料时说：“你们赶快去广州拿回来，最近可能会用到。后来，这些材料果然派上了大用场（第202页）。”

这就说明，北京回来后，张浚生已经开始准备撤换李子诵了（注意：这时尚未发生所谓“《文汇报》独立、起义事件”，也未有《文汇之友》的建议）。在“限期转弯”的命令下，张浚生已经在部署了炒李子诵的鱿鱼。所谓“独立”、“起义”、或者《文汇之友》，不过是他手到拿来的借口而已。

对于法办金尧如，张浚生的回忆录说：“7月14日上午，我去深圳，和事先约好的内地有关部门的同志谈金尧如的问题。。。我带去十份材料，每谈到一个情况，就交给有关部门的同志一份材料，以便他们全面掌握金尧如的情况（第202页）。”

张浚生的回忆录，实际上就是他的自供状，说明早在所谓“文汇之友”事件发生前就已经部署“撤换李子诵，法办金尧如”了。

三，陈伯坚成为压力的“助推器”

转軚后的陈伯坚，成为北京向《文汇报》施压的管道：李鹏-->张浚生-->陈伯坚

张浚生对陈伯坚忠实执行他的施压很满意，在他的回忆录里赞扬了陈，他说：“六四事件以后，陈伯坚同志倒是坚定起来了，接受了分社的意见，也在《文汇报》内部做了很多工作（张浚生回忆录第199页）。”

那么陈伯坚是如何完成张浚生的任务呢？许家屯的回忆录说：“说服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过于心急，往往语（笔者按：原文如此，应该是“口”）不择言，矛盾缓和不下来。他本人情绪也不正常，时常和张浚生起冲突。。。。李子诵和一些同仁对转变思想不通，陈伯坚又要求过急。。。变成每天都有陈伯坚和人冲突的消息。最后，爆发‘文汇之友’，引起更大的矛盾（许家屯回忆录第391页）。”

把两本回忆录合并来看，就得出清晰的脉络。很明显，陈伯坚自己首先转弯，然后接受了分社的意见 ，即张浚生的意见（张是他的领导），强行要《文汇报》其他人也转弯（所谓“做了很多工作”是也）。

四，在压力下《文汇报》出现严重分裂

李子诵社长的不服从，溢于言表。6.9后，北京发表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的新闻，《文汇报》不能不发，但又不愿意照北京的口径来发，于是李子诵社长亲自执笔起题：《文汇报》6.10头版标题是这样的：“讳言民众遭杀害，但谓军中有‘烈士’（后面这句先是：‘声声歌颂解放军’，后来他自己改了）；邓小平昨露面，声称平息‘暴乱’；改革开放政策，据说‘今后不变’。”

六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所谓平乱报告，《文汇报》虽然不能不发，但它的标题是：“群众是暴徒 ，人民杀军队 ，看当权者如何颠倒黑白。”

新华社昨转发北京市委宣传部“暴乱真相”全文。

虽然官方文章不能不登，但通过标题来反映对文章的不满，确是老记者才能够有的功力之作。6月24日，他发表“共和、共和、何日人民共和”的署名文章，表达对军政府的不信任，文章说：“自诩‘平乱’得胜的军政府，迷信坦克可以压服人心，而望它可以改过迁善，以德服人，恐又如谋皮之想。”7月5日李社长发表“六月屠城周月祭”：“绝食至雄功及身，拯民学子慨成仁，忍忘六四屠城劫，遥祭英魂泪透中”，充分反映老社长对屠城不能释怀。

相反，陈伯坚则在报社内不断举行科室级别的“统一思想”会议，要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共的立场上。7月3日，报社召开主任级别的扩大会议，会上李、陈二人针锋相对，《文汇报》高层呈现出严重分裂的事实。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李子诵社长先提他的办报十六字方针：“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有善必扬、有恶不隐。”他继续说：“驱除错误思想，依从民主道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师犯了错，不能再按照吾师那样”、“我爱国家，更爱有民主的国家。”在谈到报社立场时指出：“不幸，发生了北京事件，我们报纸表示不能跟随错误。”

他续说：“以不正确认为正确，非作是，是作非，所谓是非颠倒，我们怎办？一方面坚持真理，一方面寄望于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兴起，为民除害，但健康力量何时兴起？ 无从知道。现在局面拖到何时，国难深重，党难深重，如果中国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他又说：“许社长、张浚生同我谈过， 希望我们慢慢转。不过如何转？”我对他们说： “慢慢转，转到四中全会肯定的以非作是？我以为转不到。” 他又说：“许社长第一次从北京返港，说北京希望我们不要加温，要淡化。我说：“不加温、淡化？我同意，但北京加温，北京不淡化，我们如何淡化？加温不加温，淡化不淡化，取决于北京。如果不加温、淡化等客观事实改变，我们没有理由不改变。”李社长说：“这（指《文汇报》的立场）是是非问题，不是为办报而办报，应该有我们的立场：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如果报纸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讲人民要讲的话，我相信，北京六四事件时，左派五张报纸要被人烧了。”在谈到对北京目前做法时，李社长说：“继续开放改革，我双手赞成 ，不过要观其行。如政制不改，开放改革是搞不好的。今后如何扭转？”我对张浚生说：“中央要扭转，一定要循宪政道路才能扭转，现在这样做是扭转不了的”。对中国的前途，老社长仍是充满希望。最后老人家还是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操，他说：“对中国的前途仍然是有信心，现在是黎明前黑暗。冬天，长夜漫漫，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很远吗？中国的春天不久将来仍会来临。”

相反，陈伯坚则强调中共的八股，他说：“在中国没有一个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力量加起来也远远不如），所以中共不能乱，否则内乱，因此，要求大家（一）不要搞乱共产党。 （二）不要把全国搞乱，一旦把全国搞乱，首先遭殃的是全国人民。 （三）不能把香港搞乱。（四）不能把报纸搞乱。”这“四不乱”成为他在《文汇报》内“成功”孤立李子诵的“理论”。不过，在空洞的理论之后还是有组织措施的，就是拿员工的退休金作为威胁手段。《文汇报》印刷厂的厂长就对工人说：“上次签名的（指5.21《文汇报》集体签名谴责北京一事）算数，今次再签名的话，你们的退休金会有问题。”这种威胁果然有效，导致李社长在“纪念7.7事件座谈会”上慷慨陈词：“朝民主，夕死可矣”，排字房的老职工就拒绝排，后来是年青的工友看不过眼拿过来排。

7.3之后陈伯坚频频召开这类“转軚”会。在一次社委会扩大会议上，陈伯坚安排了一些人士出来大讲“顾全大局、我们是办报，不是搞革命”之类的观点。李社长注意到我当时一言不发，就点名要我讲几句，于是我讲了五点：“（一）天安门事件是个历史事件，历史的真相不能为权力所左右。 （二）当日李鹏等在挥舞屠刀时，大家义愤填膺；但当屠刀上的血迹抹去，大家很快就忘记了，又再按照旧的规律运作。（三）邓小平的出现，明显对香港的左派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之前左派对屠杀事件态度很一致，之后就不那么一致了。但我们的态度应该始终如一，不能因为邓的出现而改变。（四）在座很多人曾经痛哭流涕，请再想一想，当初是为甚么要哭。（五）《文汇报》在天安门事件上，要对事实负责，要对支持我们的读者负责。”我发言后，看见大家面面相觑无言。

五，捏造所谓“《文汇报》起义”事件，趁机罢免李子诵

从张浚生回忆录看到，他在7月14日之前已经为撤换李子诵做了准备，甚么时候撤换，就只等待机会。恰恰这个时候就发生所谓“《文汇报》起义”事件，这就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借口马上罢免李子诵。

子虚乌有的“《文汇报》起义”事件，金尧如在他的回忆录里已经有非常详细的叙述（第14章），我没有补充，但为了让读者明白此事为何会成为罢免李子诵的借口，有必要作简单的概括。

六四屠城后，海外很多朋友都担心《文汇报》今后能否继续走“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路线。更多人担心它惹怒了中共后，财政上会出现甚么问题。我上文引述徐四民拟发动东南亚华侨捐钱给李子诵，也是出于这种关心。为了帮助李子诵延续其反对屠城的办报方针，中国名作家刘宾雁和资深记者陆铿在美国就发起组织“文汇之友”，目的有三：替《文汇报》在美国推广销路、增收广告、提供文稿等。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不幸的是他们在新闻稿写了两句很不妥当的话：一句是“《文汇报》揭竿而起，重新走上四十年前追求民主之路”；另一句是“《文汇报》要做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桥头堡”。李子诵认为这两句话很不妥，去电要他们删改，并著张云枫总编辑把这事告知副社长陈伯坚（7月3日两人公开决裂后大家已经没有直接接触），再由他转告新华社备案。李子诵这个处理方法完全合情合理，从组织角度看，亦无不妥。

可是陈伯坚认定这是一宗严重的策反事件，决定召开社务委员会（简称“社委会”）紧急扩大会议，发表声明批判这个“文汇之友”组织。李子诵不同意，因为这样会伤害支持《文汇报》朋友的热情和善意。但是，陈伯坚还是坚持要开，而且发表了反对“文汇之友”的声明。

本来在7.3 之后，李子诵感到大势已去，已经酝酿辞职，但尚未正式提出辞呈。此时见陈伯坚在未得他同意下召开社委会紧急扩大会议，捏造所谓“《文汇报》拟起义独立”的谎言，实际上是背著他对他进行缺席批判。他一怒之下，决定在自己辞职前，运用社长、董事长的名义解聘陈伯坚（陈虽然是港澳工委任命，但按照香港法律手续是由李子诵聘用的）。李子诵在7月14日下午5点在报社内发出解聘陈伯坚的通知，但同时拟好自己辞职的广告稿，著我去预订7月15日见报的四家报纸的广告位，以便刊登他的辞职广告。此外，他又叫我代拟一份有关他辞职的新闻稿，解释辞职原因。在陈伯坚误报军情下，工委宣传部长张浚生误以为预订广告位是准备刊登《文汇报》起义声明，于是漏夜（当晚10点）前往《文汇报》宣布“停止留用”李子诵（即炒鱿鱼），抢在李子诵自己刊登辞职广告之前宣布罢免他。香港新闻同业形容为“炒”对“炒”，前后相距仅仅五小时。因此辞职广告及辞职新闻稿无法见报，幸好许家屯的回忆录保存了李社长亲笔撰写的辞职广告及我当时为他草拟的辞职新闻稿），证明广告并非为了宣布“起义”。李子诵被“炒”后，发表一个简单的书面发言：“由我聘任的《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先生擅自非法召开社委会紧急扩大会议，对我缺席抨击，借口否决美国‘文汇之友协会’组织，肆意诬陷，我本想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但我身为《文汇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社长，我依法有权解聘陈伯坚职务，虽然明知他的背景，此事难以实现。但我仍依法理行事，行使本人职权。现本人果然被不合法地停止社长职权。对此，本人深感遗憾，并保留今后采取合法的和适当的行动权利。”

至此张浚生强令《文汇报》限期转弯的工作“大功告成”。

陈伯坚完成张浚生给他的任务后，得上抑郁症，两年后（1991年）更确诊为咽喉癌而病逝。他临回京治病前，专门上李社长家向他表示忏悔和道歉。莫非真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六，我和数十位同事辞职

我辞职的决定，早于“《文汇报》起义”事件，导火线是陈伯坚不准我反驳陈希同的“平乱报告”。1989年6月30日，人大常委通过了北京市长陈希同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针对这个报告，我计划写一系列文章予以反驳。我以“毕春秋”的笔名写了两篇后就被陈伯坚煞停。他认为该报告既然是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我们就不能反对它。我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讲法。我说：“我们报馆对血腥镇压的一贯立场是持否定态度，而陈希同的报告则肯定血腥镇压，和我们立场截然相反。既然我们否定血腥镇压，是否理所当然地要否定陈希同的报告呢？因为我们报馆一直肯定学运、否定镇压，但陈希同的报告却否定学运、肯定镇压，怎能因为它是全国人大常委通过，我们就不能谴责？岂能接受‘动乱’的论断？”

我就继续再写下去，跟著的一篇涉及陈希同报告所作的论断，亦即由学潮到“动乱”再演成“反革命暴乱”。我指出，戒严之前北京不存在“动乱”，军队强行开入北京之前也不存在“反革命暴乱”。但陈伯坚说：“你不能说北京没有动乱，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算不算动乱？游行示威不经申请批准算不算动乱？”我对他说，我们报纸曾有社论否定《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学生运动指为“动乱”），如果我们现在接受官方的说法，岂非我们在四・二六之后所做的都是错的？我说，我们总不能退到这个地步。报社开过大大小小的会议，都强调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民主运动，谴责血腥镇压。如果现在接受官方释，当初何必要“痛心疾首”（指五月二十日《文汇报》的四字社论）。

我们当时在社长房间里的争执，编辑部的人都听到了。我离开社长房时说，如果退到这个地步，“痛心疾首”就毫无意义，当初一些人（我是指陈伯坚）痛哭流涕也毫无意义。但他既然有权决定不再发我的稿件，我也就从此萌生去意。接著发生了李子诵被撤职事，我就决定与社长共同进退。

张浚生成功撤换李社长后，就开始在报社里实行“清思想、清组织、清馀毒”的斗争。董事金尧如和副总编辑程翔就成为他们发动群众斗争的对象。

“清思想”，就是强调陈伯坚7月3日提出的“四不搞乱”（不能搞乱中共、中国、香港、《文汇报》）的思想。

“清组织”，就是要追查李子诵、金尧如、程翔等人的组织关系，以及报社里他们三个人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按照张浚生的讲法，李子诵是因为“外边有人拉出去，里面有人推出去”而误入歧途，因此要从组织上清理“推他出去”的人。

“清馀毒”，就是要从人事安排上杜绝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有机会接近报社的领导核心。这一条提得很笼统，但据我所知，其实质内容之一就是“今后对大专生的使用要慎重”，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共式的斗争。7月16日报社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批判，陈坚明、陈南一马当先，陈坚明更挑战金尧如要交代他和李子诵的关系，迫得金尧如要公开斥责他。批斗大会后，我马上提交辞呈。很多参与批判大会的同事看不过眼，其中18人连署一封辞职信），集体辞职。之后还有约20位同事选择离开（但没有发公开声明）。驻京记者刘锐绍希望留在报社，成为《文汇报》内的“健康力量”，没有即时离开，一年后也终于被开除。

这就是当年震惊香港新闻界的“《文汇报》事件”。

附录：《文汇报》员工集体辞职声明

我们是一群《文汇报》职工，现已向《文汇报》呈辞，并作声明如下：

1. 《文汇报》在今次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一直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态度鲜明；作为《文汇报》的一份子，我们深感光荣。但是此一正确立场在重重压力下，已经不能再坚持了。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2. 李子诵社长坚持为民喉舌的正义立场，却遭有关方面非法，无理地<停止留用> ， 我们不能接受。停止留用>

3. 我们对《文汇报》仍有深厚感情，今后我们愿意与《文汇报》的同事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爱国民主事业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 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