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非洲留学生第二大目的地 仅次于法国

1956年，第一批4名非洲留学生来华。近70年来，一直有非洲学生在中国学习，而非洲学生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主要发生在过去二十年间。2006年，中国只有2%的国际学生来自非洲；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近17%，非洲在华留学生达8万多人。如今，中国是非洲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二首选目的地，仅次于其昔日的殖民宗主国——法国。这些来自非洲大陆的留学生，他们为何而来，又能为中国和非洲，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来自非洲的自费生增速远超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Winnifred Kansiime在乌干达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获得了环境健康科学本科学位。临近毕业时，她收到了一份令人心动的录取通知书——中国湘潭大学环境工程硕士项目入学资格。在中国政府的全额资助下，她在中国进行了一整年的中文语言学习和三年的硕士学习与研究，于2016年正式毕业。之后，Kansiime回到马凯雷雷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博士学位。在中国的学习经历不仅为她的博士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Kansiime说：“我在中国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1]

Kansiime是每年数万名在中国学习的非洲留学生之一，他们的专业主要包括工程、科学、商业与管理等。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但他们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并成为在华留学生的主力之一。

1956年，第一批来华的非洲留学生全部来自埃及，只有4人。六十年后的2016年，中国已经有了61594名非洲留学生，来自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等数个国家。[2] 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非洲留学生的人数急剧上升。根据教育部教育部来华留学统计年鉴[3]，2003年，非洲留学生只有1793人，占留学生总数2.31％；2009年，非洲留学生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到了2018年，非洲在华留学生共计81,562人，占留学生总数的16.57%（第一名是亚洲留学生，占约60%）。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智库（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报告[4]，截止2020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留学生第二大目的地，非洲留学生人数比位于第三名的美国超出了接近70%。

对于这样的增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李安山教授在相关研究中总结了三个特征：首先，非洲留学生的人数增长迅速，且与国际留学生的总体增长趋势保持一致；其次，非洲自费生的增长速度比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增长速度更快，1996年，自费生占比仅为11%，2015年，自费生占比已经是83%；最后，绝大多数非洲留学生都在攻读学位，超过80%的非洲留学生明确表示想要获得中国学校的学位，仅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学士选择没有学位的课程。

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份研究对1999～2018年非洲来华留学生发展变化趋势做了分地区的分析，发现非洲五大区域来华留学教育存在两极分化的状况。东非、西非、南非的来华留学生数量显著领先于中非、北非，前者攻读学历的学生占比也更高[8]。

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非洲留学生的实际入学率有所下滑（具体数据未披露），不过，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家、《Mapp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国际学生流动地图》）一书的作者Benjamin Mulvey认为，考虑到2021年中国政府在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再次强调了对非洲学生的政策支持，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数量会快速回升[1]。

中国的非洲留学生的60年增长史

中国吸纳非洲留学生的历史由来已久，中非教育合作的开启时间甚至早于中非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20世纪50年代，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力量积极支持非洲，主动为非洲国家建设培养人才。前文中提到的“第一个吃螃蟹”的四位埃及留学生，正是在中国-埃及文化协议的推动下来到中国的，其中三人在中国著名画家李可染的指导下学习中国国画，从中央美术学院学成归国后成为埃及知名画家。1957年，又有十一名来自喀麦隆、肯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彼时这些国家尚未独立）。

进入20世纪60年代，14个非洲独立国家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也派遣了一些文化代表团前往非洲。直到1966年底，因“文化大革命”，中国所有高校被关闭，非洲留学生不得不回到家乡。

在那个阶段，加纳学生伊曼纽尔·哈维（Emmanuel Hevi）恰好在这期间来华留学，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想撰写成《一名非洲学生在中国》(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7]，这也是第一本相关话题的著作。他记录了诸多令人不快的现象，比如语言困难、遭遇种族歧视等，正好迎合了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寻找的关于中国的负面资料[2]。在特殊的背景下，哈维的抱怨似乎无可厚非，从某种程度上记录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真实历史。

然后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和修建坦赞铁路，“中非兄弟友谊”观念深入人心，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掀起第一段小高潮。中国自1972年6月起为坦赞铁路培训工程师，接收坦赞两国200名技术人员赴华学习，以服务坦赞铁路运营。同时期，中国恢复并扩大对非洲留学生招生，后因“三个世界”理论提出，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至1976年底，中国共从21个非洲国家招收了355名留学生，中国政府奖学金相应增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各自国家的交通及其他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恢复了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但是因为国内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留学生相对较少。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非洲在华留学生数量整体呈上升态势，1989年下降到249名，随后，这个数量一直在200至300之间徘徊。根据李安山教授的研究，该状况应该与20世纪80年代末非洲留学生与中国的冲突有关。对于许多国人而言，他们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处于新奇难免指指点点。由于诸多因素，如非洲留学生抱怨生活条件，美国与中东国家间的政治分歧，社会价值观不同，以及中国人对非洲人怀有偏见或误解等因素，双方关系一度紧张。非洲留学生甚至在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爆发了冲突，通过游行、罢课等方式表达不满。

1996年是重要的转折点，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年5月访问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此次访问使中国政府奖学金大幅增加，从1995年的256人增加到 1996年的922人。如果加上当年招收的118名自费生，来华非洲留学生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1000人。随着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举办，中非教育合作更是成为一项重要议题。2005 年也是一个转折之年，当年，非洲自费留学生的数量 (1390名) 超过了奖学金留学生的数量 (1367名)。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上升，一方面得益于中非交流与合作的增加，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鼓励政策特别是奖学金项目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解决非洲留学生的学习困难，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开办英语和法语专业的授课班，该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又比如，2006年以来，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平台，中国政府两次宣布提高对非洲国家的奖学金资助力度（即分别从年度2000人增至2009年的4000人和2012年的5500人），使得中国俨然成为一些非洲国家年度获益人数最多的奖学金提供方[9]。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潮中，为推动奖学金政策，中国多方包括代理机构、高校、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已采取行动。从政府方面，针对中国的政府奖学金，199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台《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首次确立评审标准，同时，相关高校的自主权扩大。而对高校而言，不管是来自外界的国际化指标要求，还是内生的走向世界的动力，都需要他们增加在校留学生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松绑后的教育部奖学金，加上更为灵活的来自高校自己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奖学金，都成了中国高校用于吸引外国留学生的重要砝码。考虑到留学生的数量与比例，这种情况，对一位希望来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而言，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图：北京大学官网公布了留学生可以获得的不同种类奖学金。

图：2017年基于电子科技大学的一项研究给出的更具体的奖学金数据。[10]

收获了什么？

来中国留学在非洲有多流行？根据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估计，2020年，中国已成为了非洲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二首选目的地，仅次于曾经做过非洲殖民宗主国的法国[4]。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非洲留学生跨越近半个地球来中国求学？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对中国语言与文化感兴趣，也有人被有保障的留学环境所吸引……其中，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从中国学习更先进的技术，是非洲青年前往中国深造的主要原因[2]。事实上，由于殖民历史的影响，非洲的教育理念一直以来主要收到西方文化的主导。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非洲国家正在探索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新模式，他们的教育体系也在“去殖民化”[15]。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的科技与文化的影响就有了其独特意义。

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2000位非洲留学生中有84%的人将攻读学位定为求学目标，多数人会选择能够较快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专业：41.61%申请医学专业，21.59%申请工程专业，13.94%选择经管类专业[11]。前述的李安山教授在论文中曾记录过一名2007年从刚果（布）来华留学生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从市场上看到几款电信产品均为中国制造，所以决定来到中国。他梦想成为国家的电信部长，现在是北京邮电大学电信专业的一名本科生。”

然而，即使通过奖学金的帮助，经济条件得到了保障，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还是会遇到诸多困难。中文学习是首要障碍，研究生只有三年时间，但适应中文环境可能就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其次，中国的大学竞争激烈，国际学生在校内外不一定能够争取到足够多的实习实践机会。此外，非洲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生活习惯差异较大，他们难以融入到中国学生的社交生活中来，甚至会遭遇歧视。这些情况，直接影响了这些非洲学生在华留学的学业成就。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状况之下，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学业成就存在较大差异。在对相关教师的问卷调查中，将近93%的教师都认为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学业成就群体内部差异较大，行为习惯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一点[12]。在田野调查中，一位教师指出：“他们不像我们平时对于学习好坏的区别与判断，他们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是体现在行为和态度上，有时一个简单的学习行为所反映出的差别都会让你感到吃惊，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利物浦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Obert Hodzi认为，非洲国家普遍存在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对于非洲青年学生来说，来中国留学，是通过教育流动性来改变人生的一大途径。但是，他通过研究发现，非洲留学生的期待和收获或许是不对称的[13]。非洲国家普遍更偏爱西方学位，中国大学的学位在一些非洲国家不被认可。这使得在中国获得的学位价值下降，回国的毕业生很难解释其教育的价值并找到合适的工作。许多非洲国家的高失业率加剧了这一问题，导致一些学生选择留在中国，通常从事英语教学或创业方面的工作。

有更多的留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公务员，有的成了政府高官。截至2005年，8位曾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留学生在担任部长或部长以上的职位，8位担任驻华大使或参赞，6位担任国家总统或总理的秘书，3位担任对华友好协会的秘书长，其他领域的专家与精英更是不胜枚举[14]。

也有人在毕业后前往世界更高的学府深造，推动全人类的事业发展。比如，根据网络公开资料，Kibrom Teweldebirhan在完成武汉大学法学硕士的学业之后，又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法律博士学位的研究与学习。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法律、后殖民非洲的法律与社会等，也做了不少国际间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是《Labor after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Law, State, and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on the African Copperbelt》（《发展型国家之后的劳动：法律、国家与非洲铜矿带的中国国有企业》）。目前，Teweldebirhan博士是一名客座助理教授。

李安山教授发现，非洲留学生通常是他们国家第一批开展对外贸易的人。尽管这些学生最初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但其的优势在于对双方社会环境与语言的深入把握[2]。更有研究者直接指出，提供政府留学奖学金等方式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方法[1]。首先，中国帮助非洲培训专业技术人才，有助于推动双方的贸易往来，为中国的商业和工业发展打开大门。

“对于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而言，我们应该提醒他们，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奖学金或提供学习机会，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有机会回国服务。他们在中国学习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还肩负着祖国的期望与家庭的希望。”[2]李安山教授对非洲留学生的使命做出了这样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