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一蠢,二蛮,三诈,四怕
晚清著名外交家郭嵩焘,曾用12个字归纳晚清外交:
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
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走出“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不惧被骂成“汉奸”
郭嵩焘生于1818年4月11日,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二十多岁的郭嵩焘正好在杭州,亲眼目睹了大清被英军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击败,对英国人一番研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人很优秀、很文明,很值得中国好好学习!
而此时其他士大夫还认为那是一帮禽兽般的蛮夷,甚至林则徐也认为英国人的腿都不能打弯。
随后,郭嵩焘终于通过科考步入了仕途。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却风起云涌开始了,郭嵩焘四处动员,劝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出山,创办湘军。自己也时而带兵打仗,时而筹集粮饷。他受曾国藩之托到江浙一带筹饷,来到上海,再次零距离接触了外国人。
那时的上海在郭嵩焘眼中是前所未见的“世外桃源”。英国人已在这定居多年,道路是“雄敞可观“,洋房高大明亮,当他来到雄伟而不失温馨的法使馆和英使馆内,看的是四周围干净的玻璃窗棂,感受的却是近代西方文明,他感叹地说:“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
接触到的外国人,他也由衷地感觉舒服。英国领事一见到他,先脱帽致意,然后握手问好。一位姓Smith的年轻人会说汉语,带他参观了舰艇,详细讲解,全程微笑,举止优雅。
他从未见过这么有礼貌的人,与使馆内服役的“大声喧哗、状貌狞异、气焰嚣张“的中国人,形成了对比。
郭嵩焘还喝了葡萄酒,觉得“酒味甘浓“;吃了黄油面包,觉得“甜腻可口“。这一圈下来,他不仅看到外国的坚船利炮,还看到了职分有别,秩序井然,更看到了背后的人文教养。总之一个字,赞赞赞!
这与当时其他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鄙视外国人,更不愿意了解外国人,说他们是野兽蛮夷。
郭嵩焘这样外国人点赞打call,无疑是逆天,会被臭骂成汉奸。
他的弟弟就说他“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以难堪。” 李鸿章说他“嫉恶太深,立言太快。”他自己也说,“别人都不敢谈洋务,而我偏要谈,即便全天下的人讥讽我,谩骂我,我仍然要谈。因为中国要走向对外开放,这是历史所趋!”(至于谤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逊,鄙人之谈如故)
▌和平且成功地解决中外争端,他在中国是第一人
1860年,郭嵩焘被调往中央,受到咸丰皇帝器重,成为天子重臣。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郭嵩焘被派去和僧格林沁一起协防天津。僧格林沁是蒙古贵族,也是一名悍将,对待来犯的英法联军,僧的绝技就是一个“杀“字。
但郭嵩焘不同意。他认为英法已不是过去抢东西的蛮夷了,他们来华的目的是通商,所以中国也应该通过谈判,与西方建立商贸关系,发展经济。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郭嵩焘的观点与僧王的相矛盾,再加上郭清正廉洁,不在军营中贪污腐败、拉帮结派,受到上下的反感和排挤。
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读书种地了。
两年后,经李鸿章邀请,郭嵩焘再次出任苏松粮储道,第二年出任署理广东巡抚,就是代理广东省长,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在广东人处理对外关系时,郭嵩焘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引用国际法,将逃亡香港的太平军首领从英国的控制下引渡回来。他还照会英国当局截留被拐骗到海外的中国人,阻止了英国人擅自在海南开矿。
援引国际法,和平且成功地解决中外争端,他在中国是第一人。用谈判代替战争,和平处理外交事务,是他的对外方针。
▌跳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看到更深一层的东西
1875年,发生了马嘉理案事件。英国要求派大员去英国赔礼道歉,并派驻公使。朝廷想到了懂洋务的郭嵩焘。那时去英国出差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会被骂成汉奸。
他的家乡人做出了更偏激的行为,焚烧了郭嵩焘修建的上林寺,还扬言要砸烂郭嵩焘的家。
年已60岁的郭嵩焘奔赴两万里来到了英国。到英国之后,他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运转,他参加议会的辩论,观看歌剧演出,还让自己夫人在家里开party邀请各界名流,甚至尝试学习英文。
他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完全按照国际法处理外交事宜,得到了英国上下的一致好评。
更加难得的是,他跳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意识到在西洋所谓的长技——坚船和利炮——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东西,“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郭嵩焘在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意识到英国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
郭嵩焘拿着小本本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了《使西纪程》,拿到国内出版。一经问世,全国哗然,郭嵩焘又一次被骂成汉奸。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在明目张胆地夸英国。从鸦片战争到此时,三十年过去了,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接受不了这种事实,沉迷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
副使刘锡鸿趁机拉拢国内保守派一起弹劾郭嵩焘:
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因为天冷郭嵩焘披了洋人衣服,他认为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
其一是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时,竟然起立,有失堂堂天朝的脸面;
其一是去音乐厅,仿效洋人拿音乐单,有失体统。
终于郭嵩焘主动辞官回乡,再也未出山。
他虽然对社会悲观,但对自己还是充满了自信,临死前写了一首诗说“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还是坚信自己还是领先于时代,后人定会了解。
1891年,郭嵩焘在长沙逝世,享年73岁。
好友李鸿章上书朝廷,请为他立传,并赐谥号。朝廷说:
“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回首大清的溃败,正是应了郭嵩焘的那十二个字: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
在中国历史上,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实在太少了。他这样的人,即使出现,也往往被人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众人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作为息息相关的累累伤痕。历史其实联系着偶然的人事,并不是一个纯粹宿命的过程,也只有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我们才会去反思历史,去发现历史的复杂与诡异,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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