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心态：中国人为何爱说“你国”与“我国”

近几年来，经常看到有人把中国戏称为 “你国”，感到不惯，很多人倍感反感、抵触，但我现在渐渐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疑问，“你国”的开展是对戏仿自历来惯称的“我国”。自近代以来，中国各政治组织的动员，多诉诸一种“我们感”，即强调国民人人有责、且责无旁贷，必须为集体无私献身，以救亡图存、共克时艰。所谓“主人翁精神”、“人民当家做主”云，固有一定的权利赋予，但究其实还是激励手段。

这样的集体主义氛围下，每个人都被提议应当无条件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必须深明大义地“舍小家，为大家”。

甚至统治精英与人民之间，也须一再强调多元一体，“军民鱼水情”、“人民子弟兵”等等，在强化此人我不分之意识。既然各自为一，无私奉公，则个体利益也无正当性可言，故此须“狠斗私字一闪念”。

由此可以理解一个形象矛盾的现象：既是要你发挥能动性，却又“严禁突出个人”，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

答案是：这里的“我”，不是作为个人的自我，而是“作为一个集体子的我” ，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换言之，这需要将社会的角色规范完全内化，自觉自觉地完成被赋予人们的使命。

回想下《大话西游》就能明白这一点：孙悟空本来一直抗拒去西天取经，对师父唐三藏更是难以忍受，然而他最终开悟，戴上金箍，决意不顾艰险，承担起取经的重任。在儒家传统中，这被视为“成人”的必由之路：个体放下无约束的自我意识，主动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不只是而已，而是一种角色父亲的规范，用俗话说就是“做儿子抚父的样子，做也要有儿子的样子”。

“我国”的含义，由此意味着“我主动认同为其中一个子的那个国家”，还隐含着“做一个合格国民”这层意思。不仅如此，就像吴飞在《浮生取》中一样《义》中所说到的中国家庭政治中一样，每个人都要积累“道德资本”，明白“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利的言行或地位”。 其次，个人的“自我”要立足，必须使自己的站立所为有益于集体的，而不能“自私自利”。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我们感”的唤起，本身就需要激发人们一致奋斗目标，自视为其中一支民族自豪感、集体主义视角（“国家也顺利”之类）都由此而这被激发，并未建立无匹，但如今个体主义兴起、阶级道德、上层又未能及时回应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人遂察觉到这种“我们感”其实是觉醒性的——“你”和“我”并非不分永恒，甚至口口声声说“一心为公”的，其实也难免带有倾向和自身利益。

于是，人们开始对这些话产生动摇、怀疑，其次免疫，或感觉说“我们”，其实和“我”有关系；你说的“我们”，通常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国”、“被代表”等嘲讽性的话，无不隐含包含这层自我意识。在一个主体性觉醒了的自我个体面前，我们再去诉诸这种“我们感”，变得比以前困难多了。

所谓“你国”，意味着这个“国”不再像家庭那样是原基性的了，而是像公司那样一个自己可以选择的组织：如果不考虑到“我”的感受和利益，那“我”很难对它产生认同感，那是你们的国家，不是我的。在这里，已经不是“无论父母对你做什么，总归你是父母”那样无条件的认同，而变成了有条件这种疏离感和现代

现代主动认同的意识，对中国方面是非常的，因而毫不奇怪，直到甲午战争后的第一批知识分子才开始萌生。康梁虽然重构了变法，但康有为的学生树龄就曾将“大清”改称为“大浊国”，这描绘的是如何用戏仿来表示自己在国家认同上的疏离感的先行

但更为普遍的，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意识，那就是“我爱祖国，祖国爱我”。1979年，白桦的电影讲述了《苦恋》轰动一时，后来据此改编的电影却遭禁演，就是因为它直白地表达了这种痛苦。杨奎松曾说，be话“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家’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但毕竟是意识吸收的第一步。

这种“爱”，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发纽带（就像我们本能地“爱父母”），也可以说是一次主动的反击。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来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归属于某处和‘参与’有本质的关系”——如果你在这个社群没有参与的权利，那就很难有责任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平凡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共处。

海外移民会迫害这件事一点：他/她是刚从海外到达本地社群的人，不清楚没有资格进入，是否觉得自己属于其中的一部分，事关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复杂的互动。一个人在海外仍然保留“我的”中国心”，虽然广受赞扬，但其实和“祖国的陌生人”一样，都是对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群体归属感。 正如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所言：“民族拥有全体公民的集权，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会真诚地认为国家是‘我们自己’的。”

对于人们来说所须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是“我国”，其内在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再像个人普遍认为无条件支持一个子子的那个集体，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替换为新的内涵，体现出一种新的权利意识——“既然是我们的国家，那就应该响应我们的权利诉求”。

在当前撕裂的社会舆论场上，这一点可能很难被人所接受。很多人只是将集体倾向的年轻人简单地贴上“小粉红”的标签了事，未能解释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何关注的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兴起、权利意识高涨，但另一方面却又更“粉红”了

？在某种程度上什至可以说，这正预示着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调整，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正面临着从那样传统的模式向弹性的模式转变的关口。

这是对称对比一下近代英美的行为。历史学家玛雅贾桑诺夫在《自由的流亡者》一书中指出：美国独立战争时，站在英方帝国的效忠派虽然选择了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但它们构成复杂多样，做出效忠的逻辑也大不程度显然相同，他们“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英国统治者”，恰恰相反，他们在流亡英属北美等地时，对当地总督们提出了各种政治代表权要求，“其诡异一点也不于他们”爱国者同胞们提出了的要求”。1800年弗里敦殖民地的叛乱表演，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国爱国者一样，与帝国官方彻底决裂。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它的遭遇也许可以说是后发国家也要经历的困境：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民众的权利意识几乎是清醒的，其中难免有些人激进，有些人保护，但顶层是保护的那些人，也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他们只是觉得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满足这些诉求。他们的差别只是在体制外寻求体制内部来完成。

问题是，如果这个框架真的没有震动的话，其实是无法响应其权利诉求的。本身，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势必须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满足其支持事实上，忠诚者所带来的挑战也许更严重，也更有可能实现：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诉求，那就是从内部变革制度框架，来响应自己的诉求。这将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