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仍"大开杀戒",中东“抵抗轴心”还能走多远

8月25日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袭击，以报复以方上月底暗杀该组织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真主党称向11个以军基地发射超过320枚火箭弹，对以色列的第一阶段打击“胜利结束”。以方还以空袭和炮击。

8月28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勒凯尔姆附近开展军事行动

与地区冲突相关，结束中东之行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8月26日说，外界普遍预期“有两件事会发生”，如今黎巴嫩的报复行动已经发生，现在就看“第二件事”即伊朗方面的报复行动会如何进行。

7月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暗杀身亡，伊朗指认以色列为凶手并誓言报复。布朗说：“伊朗的回应方式将决定以色列的回应方式，双方的互动将决定是否会发生更广泛的冲突。”

不过，暗杀事件快过去一个月，其间尽管有关各方不断发出言语威慑与心理战，伊朗仍未下定决心是否以及将以何种方式报复以色列。与此同时，加沙停火谈判由于缺乏冲突当事双方的直接参与，前景仍然不乐观。

一方面僵局难破，另一方面以色列仍然维持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规模，此种情势之下，人们担心，伊朗有可能联合“抵抗轴心”（由伊朗主导，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等在内的国家实体或武装组织）各成员，复刻今年4月远程空袭以色列的方式，或筹划对以色列个别高级官员采取打击行动，对等回应以色列。

观察人士认为，无论报复行动最终以何种方式呈现，伊朗此次反应是其“攘外”服务于“安内”总体战略的典型写照。同样，对“抵抗轴心”各成员而言，生存与发展仍是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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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敌我关系”生变

事实上，巴以冲突早已变成一场阵营重组的多边地缘游戏，中东争端形成新态势、新格局，进入新阶段。围绕巴以冲突，阿拉伯国家已集体离场，而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联手上场，成为以色列头号对手和地缘新玩家。

此轮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损失空前惨重，上演了现代史上阿拉伯民族的新劫难。但阿以和平进程并没有翻车，目前看来，不仅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同以色列的和平契约牢不可破，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与以色列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也承受住了这场血雨腥风的考验。在今年4月14日伊朗袭击以色列本土时，阿联酋、约旦以及沙特向以色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军事情报支持，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宣扬“畸形中东安全观”提供了素材。简单说，上述阿拉伯国家行为体无一动摇对以媾和既定政策，哪怕是召回大使乃至关系降级。

面对惨绝人寰的巴勒斯坦苦难，阿拉伯国家无一退出对以和平进程，也印证了另一个无奈现实——阿拉伯国家已无意继续牺牲本国核心利益而去替巴勒斯坦人撑腰。1948年至1982年间的五次中东战争，让务实的阿拉伯领导人清醒：战争无法打败以色列，尤其是以背后有强大的美国做全天候外援。

其实，阿拉伯国家之所以对巴勒斯坦的苦难“无动于衷”，甚至说，以色列可以斗胆开辟五条战线而不担心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盖因“敌我关系”出现了新变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均忌惮伊朗势力的扩张，而巴勒斯坦问题恰恰成为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轴心”搅动中东棋局的“合法招牌”。

阿拉伯国家宁可坐视以色列与“抵抗轴心”血拼、消耗，也不愿意以断交等方式对以色列釜底抽薪。道理也许很简单，它们判断以色列至多梦想吞并和消化现有被占领土，无心且无力统御阿拉伯世界。

而伊朗选择主动接下巴勒斯坦事业领导者这一“烫手山芋”，继续充当地区反以、反美排头兵，并在伊斯兰大旗和抵抗之名下，试图建立对整个地区的政治话语权，最终服务于波斯民族利益最大化目标。“抵抗轴心”的登场既是源于现实需求，更是早有历史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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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拖四”地缘新阵型

1978年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后，最有战争实力的埃及退出漫长的民族主义战场，在付出10万人死亡、上亿美元战争开支后断然求和止损。同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使德黑兰与以色列分道扬镳并转变为死敌。伊朗“国父”霍梅尼主张的反帝、反殖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使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解放巴勒斯坦”视为超越地域、民族和教派的宗教义务。

恰巧苏联入侵阿富汗，引发具有广泛反苏、反霸和反侵略性质的伊斯兰圣战运动，并被苏联学者冠以“政治伊斯兰”之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阿富汗反苏圣战在意识形态层面合流，成为20世纪冲击中东和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取代强弩之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为今天的“抵抗轴心”奠定最初基石。

1981年10月，随着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因为对以媾和而被刺杀，主张发动全球圣战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与世俗政权走向尖峰对决，其意识形态也逐步向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扩散。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击溃和驱逐巴解组织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借机在阿拉伯国家战败的废墟上栽下第一棵“抵抗之树”，创建、扶植和武装了以解放被占领土为己任的黎巴嫩真主党。

1987年加沙地带爆发反以大起义，脱胎于穆兄会势力的哈马斯担当起终结以色列、收复民族家园的抵抗大旗。时移世易，随着哈马斯强烈抵制和平进程并被埃及、沙特阿拉伯抛弃，且因误判形势与叙利亚翻脸后，与伊朗结盟成为它走投无路后的必然选择。

起于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激化沙特和伊朗为双雄的教派冲突后，逊尼派背景的哈马斯与什叶派出身的真主党双双被沙特和埃及列为“恐怖组织”，其罪已不止于妨碍和平进程，更是投靠伊朗。

胡塞武装因其什叶派基因并公开效仿伊斯兰共和体制而得到伊朗和真主党的声援乃至协助，被沙特视为阿拉伯半岛的“第五纵队”并组织十国进行围剿，强化了它与伊朗的关系。伊拉克以什叶派为主的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更是由“伊斯兰国”武装催生、伊朗借助地区反恐战争而协助组建的新生力量，被戏称为“伊拉克真主党”。

至此，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中东即已形成伊朗“一拖四”的地缘新阵营，其最大公约数是反对以色列占领，无论从民族主义还是从神权的维度，它们都赋予自己袭击以色列并相互策应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并在这场冲突中首次实现了战略协同。伊朗也借助这场冲突加速转变“赞助-代理”的传统扩张模式，转而给予“抵抗轴心”各成员更多的自主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同一目标，分头行动”的方式试图填补阵营总体硬实力不足的短板。尽管策略明晰，但在“丛林法则”盛行的中东地区，“抵抗轴心”的上限不会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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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结构限制发展

此次巴以冲突的烈度之大，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之惨烈、外溢趋势之明显前所未有，这种情况对于“抵抗轴心”而言考验大于机遇，如何在避免全面战争的前提下做出足够的回应，避免被外界看作外强中干的“纸老虎”、雷声大雨点小的“忍者”，取决于主导国伊朗的综合实力与战略意志。但显然，伊朗自身能力有限，追随的各非国家行为体也存在明显软肋，各成员采取行动的背后均有自己的“小算盘”，无法以铁板一块、同仇敌忾视之。

首先，“抵抗轴心”领头羊伊朗苦美西方制裁打压久矣，在伊核协议破裂后，高通胀、货币贬值、石油收入减少、国内生产总值出现持续衰退，国内民生维艰。与此同时，巨大的贫富差距为其国内政局埋下“定时炸弹”。即便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的当选反映了民意，但无法从根源上改善目前的困境，甚至可能激化派别斗争徒增乱局。

而此次哈尼亚遇刺事件，或被强硬派利用来打压温和派的政治话语权，这在伊朗兑现报复诺言的犹豫不决与温和派副总统扎里夫的辞职中已经间接体现，反映了领导层变更后内部更加激烈的对外政策分野。此外，老龄化的宗教实权高层在不远的未来还面临着交棒的未知数与不稳定性。最为关键的国家安全领域也被渗透，以致革命卫队高层、核科学家、重要政治人物频繁遭到美以定点清除。

伊朗的核心利益首先是维持自身政权稳定，其次是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外部环境。“抵抗轴心”说到底是其进行反以反美代理人战争的工具，是其维持低烈度冲突的提前部署，介入巴以冲突也是同理，它绝不会为了巴勒斯坦赌上国家前程。

其次，作为“抵抗轴心”中相对实力较强的两个成员：黎巴嫩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两者积极介入巴以冲突，并非为伊朗充当“马前卒”，最终目标同样是为了自身发展。

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一手扶持的抵抗组织，接受并传播伊朗最高宗教领袖的理论学说，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形成了紧密联系。1992年后，真主党走向合法化参政道路，这也导致其卷入国内政治纷争，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灵活性。虽然在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等什叶派聚居区有广泛支持，但在全国范围内，其影响力因宗教派别的隔阂而受到限制，更因激进反以立场给黎普通民众带来许多“无妄之灾”。

自2006年以来，真主党通过军事支持、情报共享、政治协调和宣传合作等多种方式积极策应哈马斯，至此对以色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种合作不仅增强了哈马斯的抵抗能力，也巩固了真主党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但是，鉴于与以色列之间存在巨大实力差距，非对称作战方式仍是优先选项，难以从根本上真正撼动以方。

相较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嫡系”地位，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关系更加松散灵活，属于效仿与伙伴关系，在胡塞武装受到沙特公开围攻后双方形成了基于现实利益的“准联盟”。从意识形态上说，其对伊朗也不存在宗教忠诚。

从诞生背景上说，胡塞武装起源于对也门政府的反抗，其军事行动和政治策略更多基于也门的内部局势，以往也未被纳入伊朗的战略体系之中。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希望打破沙伊和解后的“被边缘化”态势，主动策应加入反以大军，从而增强内部支持率，并在未来获得更多伊朗援助。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首次介入巴以冲突，盖因实力强大而挑起民族主义大旗，试图寻求周边阿拉伯国家对其合法和有效管理权的承认，而非一如既往视其为非国家行为体。胡塞武装的参与策略也是量力而行，并提出加沙停火为止战条件，并非以“灭以”为终极诉求。

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与真主党相似，以反以反美基本盘为支撑，致力于将自身整合进伊拉克的现有政治体系中，近年来一直在走合法化与去激进化道路，并在国家力量失位时提供“代偿”。比如说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崛起时，伊拉克政府军独木难支，无法有效保护平民，“人民动员组织”在此时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填补了安全真空，2018年，“人民动员组织”被政府正式收编，目前已成为伊拉克四大武装力量之一。

由此可见，伊拉克的什叶派力量志在拓展其国内政治版图，无心无力过多介入中东地缘争端，更多在巴以冲突中充当桥梁中介角色，以及进行各种象征性声援和策应活动，包括远程袭击以色列目标，就近袭扰本国和叙利亚境内的美军基地等。

总之，与国家行为体间的联盟不同，“抵抗轴心”各成员以抵抗话语为轴灵活合作，之间没有正式的集体安全协议，伊朗也没有控制各成员行为的绝对权力。作为地区被打压者与少数派力量的整合，各个非国家行为体在融入本国政治体系时尚存挑战，更别提撼动或取代美以为首、海湾君主国打配合的“守成阵营”或土耳其、卡塔尔为首，穆兄会势力主导的“变革阵营”。但这股力量经过数十年的积淀，也足以搅动中东现有秩序，并为地区的动荡与和平注入新的不确定性。（马晓霖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杨府鑫系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