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男孩遇刺 宋彬彬虽去世，但文革阴魂仍在?

近日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引发中国舆论关注，一是文革中的标志性人物、曾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在美国去世；二是"九∙一八"纪念日当天，在深圳的日本学校男童被一名中国男子刺伤后，不治身亡。这两件表面孤立的事件背后，是否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呢？

9月16日，中国社媒平台上传出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在美国死亡的消息。她的兄长宋克荒透过微信发出讣告，后被其友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其中说，宋彬彬“在家人的陪伴下，于2024年9月16日零点20分，走完了她77岁的一生。没有任何痛苦，极其安祥的、平静默默的、心怀感恩的告别了其亲人、同学和朋友。”

宋彬彬病死美国 网友：文革阴魂还在

同时，本台记者也从宋彬彬的中学校友、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退休教授王友琴处证实了这一消息。她告诉本台：“附中的同学来告诉（我）的。她们两年前就告诉我，她得了胰腺癌。她们说，她妹妹讲的，她在纽约去世。她出了医院住回纽约的家里，说是回家3天以后死了。”

针对宋彬彬去世，网友们纷纷在国际社媒平台X上给本台留言。有的说：“愿她去地狱好好忏悔。”也有人说：“最著名的红卫兵死了，但红卫兵还远没有走进历史。文革的阴魂还在肆虐，文革余孽还在网上和生活中横行，有些甚至还在掌权指引方向。”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本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认为，宋彬彬病死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反讽：“因为宋彬彬是第一批红卫兵而且是老红卫兵，是带头制造武斗，打死校长、老师的红卫兵头目，当时文革是反美、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受反美宣传洗脑的狂热的红卫兵宋彬彬后来却定居美国，还成了美国公民，后来病死在美国。她的一生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 宋彬彬被赐名"要武"

“北京师范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就说：要武嘛！” 这是1966年8月，中国官媒拍摄的一段纪录影片的内容。

1966年，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袖章。（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是中共建政后的开国上将，原正国级领导人。作为中共高干的“红二代”，宋彬彬在文革期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并成为红卫兵头目。1966年6月2日，她率先在学校贴出大字报，攻击校领导，掀起了该校的文革行动。8月5日，时任该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在红卫兵批斗中被残酷殴打，并在被折磨数小时后死亡。卞仲耘也成为文革中首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文革暴力运动由此揭开帷幕。

同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一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因此出现了上述官媒纪录的那一幕。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人民日报》也随后转载了此文。文章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但据宋彬彬后来表示，这篇文章并不是她写的，她也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而她是在数月后改名宋岩。

然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并说出“要武”，已经传递出支持暴力运动的政治讯号。“宋要武”也成了红卫兵运动暴力与动乱的符号。据中国官方内部估计，在1966年8月到9月间，北京有将近1800人在红卫兵等造反派的暴力下死亡，其中主要是教师。

打死卞仲耘凶手至今不明 宋彬彬道歉不被接受

与宋彬彬同龄、熟悉这段历史的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告诉本台，在文革初期的“红八月”，全国各地中学都发生了严重的学生打老师、打校长事件，而风暴发源地就是在最早成立“红卫兵”的清华附中以及师大女附中开始的。这些也是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

“当时，毛有句话就是，‘过去17年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于对文革前的教育系统进行了一个很彻底的否定，就把过去那些老师、校长统统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平表示，一些学生因此而对老师、校长们大打出手：“你在场的话，也只好去跟着动手，才表示你的阶级感情深。所以，争先恐后地去表现、去打人，这样很多人当场就被打死了。 ”

公开资料显示，宋彬彬所代表的一派红卫兵很快失势。1968年4月，她和母亲被押到沈阳软禁。1969年，她逃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之后参加插队下乡。1972年，她成为长春地质学院的工农兵学员，1975年毕业。1980年，宋彬彬以留学为名移民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她曾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并在美工作，退休后曾回国居住。

2014年，宋彬彬与其他一些女红卫兵回到母校，在时任副校长卞仲耘的半身像前鞠躬，公开表示忏悔与道歉。她在发言中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她辩称自己不是凶手，反而在红卫兵殴打卞仲耘时，曾和另一名红卫兵头目到操场和后院阻止。

宋彬彬的道歉随即引发中国舆论的广泛争论与质疑。有人认为道歉值得肯定，有人则认为来得太迟，甚至是虚伪掩饰。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对此发表声明，强调在真相大白之前，“不接受虚伪道歉”。2021年8月29日，王晶垚在未能等到杀妻凶手被严惩的情况下，抱憾离世。

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社交平台X）

谁应为历史悲剧负责？

公开资料显示，文革初期，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的工作组领导下，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于1966年6月6日成立，主席为刘进，宋彬彬为4名副主席之一。不久，毛泽东对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工作组撤离师大女附中。7月31日，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一时成了“保守派”。8月8日，刘进与宋彬彬等“革命师生代表会”骨干又成立了该校“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她们也成为该校红卫兵组织的头目。

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打、并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披露了很多细节的王友琴认为，宋彬彬对于卞仲耘之死负有重要责任，因为她曾参与策划了那场批斗：“宋彬彬她们是预谋的，她们当然不知道（会）打死。但是她们上午就组织好的，就通知了那些校领导，说下午要斗你们，必须在，不许溜走。”

谈到具体打人者到底是谁，王友琴说：“我说要组织审判我，才可以讲出谁打的人。其中就有后来当了大官的女人、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就是那天在台上打（人）的。宋彬彬只是站在那个台下，因为那个台太小了。”

针对宋彬彬在卞仲耘之死中应付多大责任，胡平表示：“当然，她（宋彬彬）说没有动手，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当时她的同学有谁指证她动了手。有人指证就是说，打的时候她在旁边看着，就说了一句，‘煞煞她们的威风也好’。”但胡平也认为，作为当时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宋彬彬是有可能阻止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

卞仲耘（中左一）与家人合影（百度百科）

不过，也有中国舆论指出，当时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尚未成立，宋彬彬与打人的红卫兵并非一派，她也没有权威阻止。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

宋彬彬曾在公开道歉时表示“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并说“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她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旅美人权律师陈闯创对本台表示，宋彬彬自己就没有说出真相：“你作为当时的领导层，你知道是谁打人的、什么情况，你并没有说出来。而且一个最关键的是，不仅是说出事实，还有一个历史的、道义的责任。”他也感到遗憾，宋彬彬在生前始终没有和中共做出一个彻底的切割，“她在文革暴力运动中，（作为）非常突出的一个标志，可以说是中共把她钉上了耻辱柱。她也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从耻辱柱上摘下来。”

陈破空同样认为，宋彬彬的道歉只是一种掩饰。他在2014年撰写的《宋彬彬应该投案自首》一文中强调：“宋彬彬们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批判毛泽东的罪恶——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现行制度的罪恶——文革得以发生的环境条件，那么，那样的道歉，就永远是浅薄的、廉价的。没有深度，缺乏真诚，等于另一种意义上的盲目。”

对毛泽东与文革的反思至今仍被压制

谈到卞仲耘之死及文革悲剧，上述受访者们一致认为，文革的始作俑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必须要负首要责任，他为了维护个人权力而发动了文革。不过，中国当局至今对于文革历史和毛泽东的罪恶缺乏彻底的清算与反思。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但中国至今仍没有一座文革历史纪念馆，相关的历史研究、文艺作品也受到压制。

文革历史研究者宋永毅在1999年从美国回中国搜集民间资料时，曾被北京当局以窃取国家机密为名逮捕，遭羁押半年后才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呼吁下获得自由。2000年10月，长期专注于文革历史研究的王友琴创办了网上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但仅17个月后就被北京当局封杀。今年8月26日，曾创作批评文革作品的艺术家高兟回中国探亲时被抓，理由是“涉嫌侵害英烈名誉罪”，他创作过毛泽东下跪忏悔等一系列塑像作品。

为何中国当局如此害怕公众了解、反思那段历史？胡平指出：“虽然后来掌权的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对文革的痛恨程度不亚于一般人，但是他们就出于维护一党专制。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面子，如果毛泽东都批倒了，共产党就立不住了，他们是这么想的。”

“红二代”当政 新一代“宋彬彬”仍在

9月18日，即中国官方高调宣传的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又一场悲剧发生在广东深圳。当地日本学校的一名10岁男孩在该校附近被一名中国男子用刀刺伤腹部，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去世。

“和平万岁！中日友谊万岁！反对仇恨教育！”一位前往事发地送鲜花悼念的深圳市民告诉媒体：“我是深圳的普通市民，作为老百姓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反对仇恨教育。我们的很多人就是这样，长期在仇恨教育之下，导致这种恶果。”

一名日本男孩在前往深圳日本人学校上学途中遇刺后于2024年9月19日去世。图为手持花束站在该校校外的一名男子。（路透社）

近几个月来，中国发生多起针对外国人的持刀行凶事件。今年6月，苏州一家日本学校的校车遭到一名持刀中国男子的袭击，在站台候车的一对日本母子被其砍伤。同月，来自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的4名教师在东北吉林市一个公园散步时，被一名55岁的男子用刀刺伤。

陈破空认为，这种伤人事件虽然发生在民间，但根子却都在掌控舆论宣传的中南海：“是中南海的人在坚持文革思维，对中国人民继续的荼毒。”陈破空表示，近年来，中国当局持续加强对内洗脑教育和宣传，导致民众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愈演愈烈：“今天仍然是太子党、红二代的天下，习近平就是总代表，做了总书记。所以，他所鼓吹的就是向左转，崇尚文革，崇尚毛时代。可见文革之风并没有化为灰烬，而且随时会死灰复燃，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国内的小粉红、老粉红是这样一副模样，反美、反日都是被中共洗脑的结果。他们本身都是悲剧人物，他们的悲剧程度不亚于宋彬彬。”

胡平也指出，在所谓“邓、江、胡”时代并没有所谓“小粉红”群体，因为在那时，中国社会对于毛泽东、毛时代罪恶的批评还有一定的空间。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批判和揭露都遭到了更严厉的压制，以至于这十几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罪恶所知甚少。再加上中国表面的经济繁荣，很多人因此而盲目自豪，以至于很容易被当局的宣传鼓动所左右。

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持续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控制。9月初，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刊登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的教育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也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

陈闯创律师认为，习近平的说法凸显中共试图一直掩盖历史真相，以维持其统治：“他非常清楚如果人们知道了真相之后，这些人是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而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不管他是否真心相信这些，他都是要维持住这些假的东西，来对年轻人进行洗脑，来煽动他们。这个就很可悲。”

土壤和根子还在 文革2.0版正在上演？

宋彬彬去世后，有网友评论说，这标志着文革一代的结束，或者是红卫兵时代的落幕。不过，陈破空认为：“毛泽东死亡，文革没有落幕，宋彬彬死亡，文革也不会落幕。因为，文革的土壤和根子还在，就是一党专政的制度－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

陈破空谈到，虽然陈小鲁、任志强、刘亚洲等部分红二代从文革中有所觉悟，但他们并未掌握权力；而像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依然是过去的旧脑袋。他说：“很不幸的是，酝酿文革的制度还在，有文革思维的人还是最高领导人。文革怎么能说结束呢？远未结束，而且随时可能死灰复燃。”

陈破空认为，当年毛泽东死亡之后，中国曾有十年左右“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却昙花一现。现在的中共领导层还在搞所谓“枫桥经验”，所以距离思想上的文革结束还非常遥远。

“有人说，‘习时代’可以叫它是‘文革2.0版’，也就是文革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在中国呈现。它的极端意识形态、反美和反西方，以及在香港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都是新文革的表现。”他说。

陈破空指出，要想让文革悲剧不在中国重演，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走向民主和宪政才能避免文革般的红色恐怖：“这一点对中国来说，看上去还很艰难，但是至少可以做到反思。”他强调，中国公众首先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反思、反省，这样才可能让文革真正走向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