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核武器的他，28年后被“解密”.....

发布：2024年09月30日 02:10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发布：2024年09月30日 02:10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1984年，邓稼先在查阅书籍资料。

“我要干好了这件事，

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你听说过邓稼先吗？”

上世纪80年代，杨振宁在中国向一名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提问。见对方摇头，杨振宁极为震惊，说邓稼先为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中国学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是因为，出于保密的需要，“邓稼先”这3个字不能和核武器有联系。直到198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解密”工作才展开。

1996年7月29日，中国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核试验，并宣布从次日起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是邓稼先去世10周年。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返回器着陆，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一天，是邓稼先诞辰100周年。

对他的怀念，这样深切地铭刻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无数个细节里。

邓稼先的妻侄许进，这些年来一直在宣传“邓稼先精神”。他经常要回答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要从邓稼先身上学习什么？“我们有权利追求美好生活，邓稼先当年不顾一切奋斗，目标就是让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过得更好。但是，一旦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我们能够服从国家利益，这就是学习邓稼先的意义。”许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许进关于姑爹邓稼先的回忆文章被收入《邓稼先，知识分子的榜样》一书。（本刊记者侯欣颖 / 摄）

一种信念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在美留学期间还曾住同屋，用杨振宁的话说，“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杨振宁对邓稼先的评价是：“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

他的道路，就是要让贫穷落后的祖国强大起来。

1948年，邓稼先前往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临行前，好友袁永厚对他说：“新中国的诞生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天快亮了！”带着“天快亮了”的信念，邓稼先一反在国内求学时的潇洒做派，在美国学习异常刻苦。仅用了1年零11个月的时间，邓稼先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他才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学成归国。图为杨振宁（左一）和弟弟杨振平（右一）与邓稼先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合影。

在普渡大学期间，邓稼先没少接受杨振宁的资助。假期时，邓稼先还会到杨振宁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所找他。杨振宁是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而1945年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时在该研究所担任所长。

直至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将邓稼先和奥本海默作对比。杨振宁跟奥本海默共事了17年，跟邓稼先是挚友，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他说：“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

杨振宁有个一针见血的评价：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如果换个位置，都不可能成功领导各自国家的原子弹工程。

从1950年拒绝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而选择归国的那一天起，邓稼先的命运就和中国的原子弹联系在一起了。

在他归国的第二年，1951年10月，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请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带口信给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放射性镭交给杨承宗，让他带回了中国。

在他归国的第五年，1955年1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在他归国的第八年，1958年8月，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隐姓埋名，为祖国研制核武器。

一个秘密

“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邮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在调动工作的那天晚上，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促膝长谈，彻夜未眠。他们聊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又聊到朝鲜战争。末了，邓稼先突然说了一句：“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交给今后的工作了，我要干好了这件事，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开始掉眼泪，她才30岁出头，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邓稼先的父母患有肺病，许鹿希的母亲身体也不好，家里的担子很重。但她还是坚定地说：“我支持你。”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北京的大街上挤满了抢着买《人民日报》号外的人，大家奔走相告，感觉扬眉吐气。

几天后，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到许德珩家中做客。许德珩兴奋地问：“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搞了出来？”严济慈笑着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女婿呀！”

“那句话等于捅破窗户纸了。”许进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祖父许德珩给全家人立下规矩，邓稼先到家里来，谁也不能问他工作方面的事情。

直到如今，许进再怎么努力在记忆中搜索，想找到姑爹当年话语中可能露出的“破绽”，也“只有两次，似乎跟他的工作稍微沾一点儿边”。

一次，是邓稼先跟许进闲聊，说“大家叫我福将，我是甲子年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是福将”。许进一头雾水，不明白姑爹说的“福将”是什么意思。直到邓稼先去世后，关于他的贡献解密，许进才恍然大悟，原来1964年到1986年这22年中，中国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15次是邓稼先负责并亲自在现场指挥的，次次成功，同事们因此称他为“福将”。

“所谓的‘福将’并不是说他多么幸运，全都是用巨大的努力换来的。”许进对《环球人物》记者感慨道：“每次核试验起爆之前，姑爹作为技术负责人都要签字，他的手都是抖的，手心冰凉，浑身冒汗，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1979年9月，一次重要的空投核试验发生事故，邓稼先（左）两次进入事故现场，查找原因。

另一次“沾边”发生在恢复高考后。邓稼先也是跟许进聊着天，突然陷入沉思，自顾自地嘀咕：“我们基地太苦了，有些同事们更苦，他们的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啊？父辈已经为国家奉献了一生，可不能把孩子们耽误了……”许进一脸迷茫看着姑爹忧心的样子，不知道他说的“基地太苦”是什么意思。

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刊登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此刻，许进和家人们才同全中国的人们一起，终于知道了姑爹藏在心底28年的“秘密”。“姑姑一直收藏着那天报纸的复印件。35天之后，姑爹就与世长辞了。”

一位普通人

邓稼先去世后，许鹿希提出建议，不要只宣传邓稼先英雄和成就的一面，也写一写他的生活，“他实际上就是一位普通人”。

许进也特意向环球人物记者澄清，外界常有一种误解，以为邓稼先隐姓埋名的28年里，不能回家，也不能见家人，再回来时就已经病重了。“其实不然。那些年，姑爹的工作地点主要在青海和四川的基地，偶尔也会回北京，比如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时，他会回来向党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有时，领导的时间安排不开，他就先回北京西郊的家里和妻儿短暂团聚。用姑爹的话说，是回北京出差来了。”

回京时如果赶上周末，邓稼先会和妻儿一起到老丈人许德珩家里吃午饭。许进见到姑爹的场合，大多是在祖父家的饭桌上。这里记录了“普通人”邓稼先和家人相处的日常。

“姑爹是一个非常爱聊天、非常活跃的人。几乎所有你能想得到的爱好，包括看电影、看京戏、打桥牌、下象棋、打乒乓球、游泳、抽烟、喝酒、下馆子……他都喜欢。”许进说。

有一次，许德珩夫妇知道邓稼先要来，准备了他爱吃的对虾。结果他带着孩子们过了饭点才露面，原来是去西单的鸿宾楼下馆子了。鸿宾楼总是爆满，大家很惊奇他能占到座。邓稼先就笑着跟许进他们分享占座诀窍：“要先判断哪桌菜快上齐了，还要注意他们是不是拼桌，然后就等在这桌人的后面。”

邓稼先素有“美食家”之名。他办公室抽屉里总藏着大白兔奶糖和酸三色糖，工作有进展时，就像变戏法一样拿出来给大家分分。有时，他还会带同事们一起外出打牙祭，尝尝螃蟹，吃点烤红薯。大家一喊“老邓请客”，他马上就掏钱。

邓稼先的生活朴素，没那么多讲究，但他不是苦行僧。“姑爹喜欢抽烟，而且只抽好烟，牡丹牌或者中华牌。”许进说。他后来听姑爹的老同事们告诉他，因为姑爹为人随和，同事们去他那里开会时，还会翻他的衣兜找烟，“在老邓这里抽根好的”。

邓稼先爱看京戏，但没时间排队买票。如果回到北京，下午散会早，他就跑去人民剧场门口碰运气，看有没有人退票。“他能很准确地判断谁手上有退票，马上拿着钱迎上去，把票接过来，基本没有落空过。”许进说，戏迷们管这叫“钓票”。“两弹一星”元勋里的另一位戏迷于敏就不好意思去“钓票”，邓稼先则不管那么多。

有人问许鹿希，邓稼先搞核武器之后，家里最大的牺牲是什么。许鹿希答，“失去了轻松、愉快、休闲、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让他们暂时远离了“普通人”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