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临终前，真的选定蒋介石为“接班人”吗？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政府从1912年成立到1949年，期间共经历了8位“总统”。

他们分别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蒋介石、李宗仁（代总统）。

不同的是，蒋、李二人所在的是民国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时期，而前几位则为北洋政府时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后，民国政府的大权就掌握在了蒋介石手中。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都以为蒋介石就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而蒋介石本人，也常以

“总理唯一的接班人”

自居。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这一说法，主要来源于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谱初稿》中的一段描述：孙中山在临终前，口中直呼“介石”，其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此外，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先生生前与蒋的关系不错，而且非常器重他，因此自然就会将他选作“接班人”。

但其实不然！

床前侍卫李荣在孙中山先生离世前，寸步不离先生病榻，对先生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据他回忆说：

“（1925年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中山）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1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令’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撒手人寰，魂归天国。”

所以你看，孙中山先生在临终前，并没有喊到蒋介石的名字，如果按照蒋介石修订书中的逻辑来看的话，那么孙指定的接班人也应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

除此之外，常常自诩为“总理唯一的接班人”的蒋介石，当时既不是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也不是国民

政府

委员，更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都不是。

那时候的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人物而已！

事实上，孙中山先生至临终前一刻，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所以蒋自不可能是孙的“唯一接班人”。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结识，是1905年在日本东京，由陈其美介绍认识的。

不过，当时孙中山所倚重的军事人才，首先是黄兴、陈其美，然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

陈其美殉难时，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

这两人离世后，孙中山便对陈炯明寄予厚望，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所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生前所依靠的并不是蒋介石，而是上面这些人。

正因如此，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均未委派蒋以重任。

有趣的是，最先赏识蒋介石的不是孙中山，而是孙中山的手下干将、后来背叛革命的——陈炯明。

陈炯明和蒋介石相处后，觉得此人的才能绝不仅限于参谋方面，而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蒋介石在陈炯明手下干了一段时间的作战科主任后，想要辞职，陈炯明极力挽留，并向他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不得不说，陈炯明对他的“赞誉”还是非常之高的，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后竟然败在了蒋介石的手里。

事实上，蒋、陈二人的关系一直都很不错。

1922年4月，陈炯明决定叛变，于是向孙中山辞去了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之职。

不明缘由的蒋介石，在闻讯后还想为自己的这个好朋友说情，如果不成功的话，他也将跟着辞职。

在回上海的船上，蒋给陈写信，说：“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结果，后来陈炯明宣布叛变时，蒋介石立刻抛弃友谊，精明的选择站在了孙中山这一边。

而也正是因为此事，让孙中山重新认识了蒋介石。以至于后来蒋介石还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序言中写道：

“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于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根据国民党党史中记载：

在孙北上前两日，孙命令黄埔新军改称为党军，并任命蒋介石为军事秘书。

而这一职务，也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

在之后的时间里，一直到孙中山去世，都没有给过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1963年11月，身居台湾的蒋介石曾回忆说：

“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其言语之中，颇有些怀才不遇、委屈之感。

所以你看，说蒋介石是孙中山钦定的“接班人”，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可信。

那么，既然孙中山没有派给他高职位，那么他又是如何快速掌握国民政府的大权呢？

其实这一切，都跟一个苏联顾问有关，他就是——

鲍罗廷。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离不开鲍罗廷的大力相助，

他是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的人。

也许很多人对鲍罗廷并不是很熟悉，但他却是一个对中国大革命影响非常大的人物。

鲍罗廷，最初是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引荐给孙中山的，孙中山接受并将其任命为大革命时期的顾问，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

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当然，这个“教练员”，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教练员可不一样，

他实际上是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者，

而也正是他，把蒋介石一手推上了中国近代历史舞台。

比如我们熟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由鲍罗廷亲自起草，共产党人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

所以由此可见，此人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之大。

那么，他又是如何把蒋介石推向权力高峰的呢？

要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资历老、权力大的人比比皆是，蒋介石想要掌控大权，基本不太现实，其中至少有3个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

军事部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部长廖仲恺。

军政大权、财权都掌握在这三人手中，一般来说，蒋介石的胜算是非常之低的。

但这看似不可能，结果却在几个月后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廖仲恺，被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

廖仲恺的死讯传来，国民政府内部立刻变得慌乱起来！

廖仲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非常大，一般人是不敢这样做的，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

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人们都将目光集中向了鲍罗廷！

那时候的鲍罗廷，完全可以用“权倾朝野”来形容，孙中山去世后，他就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

表面上看，很多决议都得由国民党的几个领导人一起商量决定，但实际上是鲍罗廷一个人说了算。

因此，廖仲恺的事情，很难说和他没有关系，但也没有人能提供有效的证据。

在紧急会议上，鲍罗廷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予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而鲍罗廷则担任这个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廖仲恺意外被刺，反而成就了蒋介石？

没错，这就是当时大概的情况！

在这3人中，汪精卫本身就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部长，唯有蒋介石未曾担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

事实证明，他是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而成就他现在这一切的，正是鲍罗廷。

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蒋介石就已经在秘密准备了！

这三人中，汪、许二人很少到特别委员会来，因此主要干事的就

成了

蒋介石。

为了掌控大权，他首先将目光对准了掌握军事大权的军事部部长许崇智。

蒋利用自己在特别委员会中的职务，马上启动黄埔党军，一举包围了许崇智，指责他涉及廖仲恺案。

许崇智哪里知道这是一个早已为他设置好的“局”，纵然百口莫辩，也没有丝毫作用，最后只好仓皇逃亡到上海。

许崇智被扳倒后，接下来就是胡汉民了！

当时，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蒋介石抓住这一点，不顾其元老身份，毅然决然将其拘留审查，胡汉民最后只能被迫出使苏联。

在一番操作之后，廖仲恺最后体面下葬，许崇智、胡汉民这两块“挡路”的大石头也被顺利搬开了。

一个“廖案”，蒋介石一石三鸟，3个夺取权力的障碍就被一扫而光。

等到鲍罗廷反应过来，蒋介石已经跻身进入到权力的巅峰了！

1926年“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汪精卫悄然离去，鲍罗廷成为摆设。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他规划的

“让蒋自然灭亡”

的策略，即：利用北伐，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

但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不管是保定系，还是云南讲武堂、湖南讲武堂，都不能抑制住蒋了。

金一南将军在其著作《浴血荣光》一书中说：

“加拉罕当年送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鲍罗廷确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有功，他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权位，但他扶持蒋介石，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最后使自己从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近代中国就是一个大舞台，这个舞台之上演绎了多少的兴衰、美丑、胜败。

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而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