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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临终前,真的选定蒋介石为“接班人”吗?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政府从1912年成立到1949年,期间共经历了8位“总统”。

他们分别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蒋介石、李宗仁(代总统)。

不同的是,蒋、李二人所在的是民国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时期,而前几位则为北洋政府时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后,民国政府的大权就掌握在了蒋介石手中。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都以为蒋介石就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而蒋介石本人,也常以

“总理唯一的接班人”

自居。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这一说法,主要来源于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谱初稿》中的一段描述:孙中山在临终前,口中直呼“介石”,其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此外,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先生生前与蒋的关系不错,而且非常器重他,因此自然就会将他选作“接班人”。

但其实不然!

床前侍卫李荣在孙中山先生离世前,寸步不离先生病榻,对先生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据他回忆说:

“(1925年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中山)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1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令’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撒手人寰,魂归天国。”

所以你看,孙中山先生在临终前,并没有喊到蒋介石的名字,如果按照蒋介石修订书中的逻辑来看的话,那么孙指定的接班人也应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

除此之外,常常自诩为“总理唯一的接班人”的蒋介石,当时既不是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也不是国民

政府

委员,更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都不是。

那时候的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人物而已!

事实上,孙中山先生至临终前一刻,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所以蒋自不可能是孙的“唯一接班人”。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结识,是1905年在日本东京,由陈其美介绍认识的。

不过,当时孙中山所倚重的军事人才,首先是黄兴、陈其美,然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

陈其美殉难时,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

这两人离世后,孙中山便对陈炯明寄予厚望,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所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生前所依靠的并不是蒋介石,而是上面这些人。

正因如此,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均未委派蒋以重任。

有趣的是,最先赏识蒋介石的不是孙中山,而是孙中山的手下干将、后来背叛革命的——陈炯明。

陈炯明和蒋介石相处后,觉得此人的才能绝不仅限于参谋方面,而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蒋介石在陈炯明手下干了一段时间的作战科主任后,想要辞职,陈炯明极力挽留,并向他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不得不说,陈炯明对他的“赞誉”还是非常之高的,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后竟然败在了蒋介石的手里。

事实上,蒋、陈二人的关系一直都很不错。

1922年4月,陈炯明决定叛变,于是向孙中山辞去了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之职。

不明缘由的蒋介石,在闻讯后还想为自己的这个好朋友说情,如果不成功的话,他也将跟着辞职。

在回上海的船上,蒋给陈写信,说:“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结果,后来陈炯明宣布叛变时,蒋介石立刻抛弃友谊,精明的选择站在了孙中山这一边。

而也正是因为此事,让孙中山重新认识了蒋介石。以至于后来蒋介石还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序言中写道:

“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于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根据国民党党史中记载:

在孙北上前两日,孙命令黄埔新军改称为党军,并任命蒋介石为军事秘书。

而这一职务,也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

在之后的时间里,一直到孙中山去世,都没有给过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1963年11月,身居台湾的蒋介石曾回忆说:

“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其言语之中,颇有些怀才不遇、委屈之感。

所以你看,说蒋介石是孙中山钦定的“接班人”,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可信。

那么,既然孙中山没有派给他高职位,那么他又是如何快速掌握国民政府的大权呢?

其实这一切,都跟一个苏联顾问有关,他就是——

鲍罗廷。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离不开鲍罗廷的大力相助,

他是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的人。

也许很多人对鲍罗廷并不是很熟悉,但他却是一个对中国大革命影响非常大的人物。

鲍罗廷,最初是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引荐给孙中山的,孙中山接受并将其任命为大革命时期的顾问,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

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当然,这个“教练员”,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教练员可不一样,

他实际上是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者,

而也正是他,把蒋介石一手推上了中国近代历史舞台。

比如我们熟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由鲍罗廷亲自起草,共产党人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

所以由此可见,此人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之大。

那么,他又是如何把蒋介石推向权力高峰的呢?

要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资历老、权力大的人比比皆是,蒋介石想要掌控大权,基本不太现实,其中至少有3个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

军事部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部长廖仲恺。

军政大权、财权都掌握在这三人手中,一般来说,蒋介石的胜算是非常之低的。

但这看似不可能,结果却在几个月后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廖仲恺,被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

廖仲恺的死讯传来,国民政府内部立刻变得慌乱起来!

廖仲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非常大,一般人是不敢这样做的,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

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人们都将目光集中向了鲍罗廷!

那时候的鲍罗廷,完全可以用“权倾朝野”来形容,孙中山去世后,他就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

表面上看,很多决议都得由国民党的几个领导人一起商量决定,但实际上是鲍罗廷一个人说了算。

因此,廖仲恺的事情,很难说和他没有关系,但也没有人能提供有效的证据。

在紧急会议上,鲍罗廷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予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而鲍罗廷则担任这个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廖仲恺意外被刺,反而成就了蒋介石?

没错,这就是当时大概的情况!

在这3人中,汪精卫本身就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部长,唯有蒋介石未曾担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

事实证明,他是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而成就他现在这一切的,正是鲍罗廷。

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蒋介石就已经在秘密准备了!

这三人中,汪、许二人很少到特别委员会来,因此主要干事的就

成了

蒋介石。

为了掌控大权,他首先将目光对准了掌握军事大权的军事部部长许崇智。

蒋利用自己在特别委员会中的职务,马上启动黄埔党军,一举包围了许崇智,指责他涉及廖仲恺案。

许崇智哪里知道这是一个早已为他设置好的“局”,纵然百口莫辩,也没有丝毫作用,最后只好仓皇逃亡到上海。

许崇智被扳倒后,接下来就是胡汉民了!

当时,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蒋介石抓住这一点,不顾其元老身份,毅然决然将其拘留审查,胡汉民最后只能被迫出使苏联。

在一番操作之后,廖仲恺最后体面下葬,许崇智、胡汉民这两块“挡路”的大石头也被顺利搬开了。

一个“廖案”,蒋介石一石三鸟,3个夺取权力的障碍就被一扫而光。

等到鲍罗廷反应过来,蒋介石已经跻身进入到权力的巅峰了!

1926年“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汪精卫悄然离去,鲍罗廷成为摆设。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他规划的

“让蒋自然灭亡”

的策略,即:利用北伐,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

但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不管是保定系,还是云南讲武堂、湖南讲武堂,都不能抑制住蒋了。

金一南将军在其著作《浴血荣光》一书中说:

“加拉罕当年送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鲍罗廷确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有功,他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权位,但他扶持蒋介石,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最后使自己从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近代中国就是一个大舞台,这个舞台之上演绎了多少的兴衰、美丑、胜败。

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而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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