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消失5600所，中国招不到人的小学纷纷倒闭了

“中国最美小学”在今年夏天关闭了。

嵊泗县嵊山镇小学，坐落在嵊山岛的西南面。学校三面临着水，每间教室都拥有开阔的海景。而今年九月，这些教室的窗户都关得严实，校园空了。

嵊山镇小学与枸杞岛小学合并，嵊山岛上近百名小学生坐校车穿越跨海大桥，走进了建造在小山脚下的东山小学。教室外的蔚蓝海景成为葱葱山景。

小学关停潮袭来。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幼儿园、小学数量分别为27.44万所、14.35万所。2022年，这两个数字还是28.92和14.91万所。这意味着一年间，幼儿园减少1.48万所，小学减少5600所。少子化的冲击如一场尴尬的多米诺骨牌，从幼儿园开始，逐渐波及小学，并向着初高中蔓延。

在枯燥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和他们骤变的生活。

少子化浪潮的第一批孩子，7岁了

从9月1日开始，六年级学生吴怡凡需要坐校车去上学。

他每天六点半登上校车，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叽叽喳喳说一路，吵闹着到了新学校。当班主任跟车时，他们就忍住玩闹安静坐着，于是时间会变得长些。

“一个学校竟然有几百人。”吴怡凡为同学从17人变成20多人而感到新奇，顾不得为母校关闭遗憾。

“新学校比旧学校还漂亮。”吴怡凡说。新学校每个教室都有空调，校园里有环形跑道，有操场，有四个篮球架，老学校只有两个。教学楼前还有正在造的公益图书馆，簇新的木质横梁散发出新鲜味道。

一年级时，吴怡凡随着父母从陕西来到嵊山岛，就读嵊山小学——岛上唯一一所小学。吴怡凡是个吵闹的男孩，从汉中平原搬到中国最东端的海岛，他爱上了大海。他留着溜圆的寸头，喜欢在港口码头上疯跑，对教室窗外的这片海如此熟悉。“大海是游乐场。”吴怡凡在他的诗里写。

纪录片导演张藢苎第一次来就被嵊山小学惊艳了。学校如此漂亮，尤其是美术教室，窗外是海景，教室里则是学生们做剪纸做出的海洋，游着各种各样的鱼。

嵊山小学创办于1941年，被称作“全国最美“海岛小学。它见证了嵊山岛辉煌的渔火，岛上曾住着十万渔民。现在，越来越多的岛民搬离。

2023年时，嵊山小学已经只剩下6个班、73名学生，其中将近一半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学校即将关闭的传言在今年九月成真，嵊山小学正式与隔壁岛的枸杞小学并为东海小学。

“学生荒”袭来，小规模的学校需要撤点、合并，来整合教育资源。

不少地区都闹起了这样的“学生荒”。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新生儿人口902万人，相比于2016年的高点减少了49.5%。

从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首次下降开始，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被推倒了。2021年，幼儿园在园人数首次出现负增长。2024年，少子化浪潮的第一批孩子7岁了，小学的关停潮也由此初现端倪。

这在全国范围构成了一副不均匀的庞杂图景。

最早出现学生荒的是东北，2013年至2022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各关停了两千上下所小学，比例达到五成。

占有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中部六省则面临着更大量级的问题。据财新网报道，中部教育人口“大基数塌陷”，对比2023年，预计到2027年，中部六省在校小学生将减少15%，即400万量级的学生规模缩减，等于空出5000余所18个班的小学。

乡村小学总是最先减少。去年，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的一所乡村小学因招生不足十人，教育成本过高而宣布停办；黑龙江青冈县一所村小空置的校舍和操场以20年20万的价格出租。

这些乡村小学位置分散，生源在少子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夹击下更是稀少，继续办学又是一笔财政支出压力。

2023年，教育部就提出“适当整合小、散、弱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继21世纪初那轮针对乡村中小学的撤点并校后，新一轮的撤并又来了。

民办小学，在生源抢夺战中倒下

“开学发现学校人去镂空。”这出荒诞剧发生在山西朔州。8月29日，当家长前往朔州星辰双语学校领取学籍卡时，才发现学校停办了，学校既没有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也没有书面告知家长。

有学校工作人员告诉媒体，学校去年和今年的招生名额均为0，很多家长感到担心，中途就将孩子转走了。去年一年就转走了近400名学生。学校只能像被挤兑的银行那样倒闭。

即便是在教育人口持续增长的广州，莎莎（化名）也遭遇了一样的问题。她儿子原本就读的天河区岭南中英文学校突然停了。从一张微信截图开始，家长群里就在传学校停办的风声。3月26日，消息坐实，天河区教育局称收到了岭南中英文学校关于终止办学的报告。

此后莎莎连续几个晚上睡不着。这所中英文学校由广州岭南教育集团创办，有26年的历史，是她为儿子精心挑选的。“学校在黄金地段，CBD中的CBD，”莎莎细数这所学校的优势，“生源、老师团队都超过天河一级公立学校。”现在学校突然停办，她措手不及。

校方给出的理由是“业主方要收回场地”，莎莎也只好一边失眠，一边接受事实。

她不愿接受后续的分流方案，因为无法就近读公立学校，也不想让儿子去读同区更远的民办寄宿学校，“寄宿学校跟坐牢一样”。最终她给儿子选择了跨区的另一所双语学校，不得不为此赔进了这一套学区房的大价钱。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0年至2024年间，广州市共有5个区超20家民办中小学停止办学、停止招生。

由于民办政策影响、办学成本持续升高，生源争夺战在人口流入城市也上演着，败下阵来的学校只好默默关停。

城市化进程也在放缓。数据显示，浙江义务教育在校生常年有一半左右的外省户籍学生，2016年达到64.3%的峰值。但此后这一数字一再下滑，到2022年仅有不到三成。

“这是一个无法未雨绸缪的行业。”浙江嘉兴某镇某校的校长李新河（化名）说。

镇上几年内已经接连造了三所小学，新学校都投资数亿，他所在的学校也拥有2300多名学生，共48个班，设计时按36个班的规模远远不够。

然而与此同时，幼儿园的关闭潮开始了，教育局原本年年都会因学位满额而向家长发出红色预警，今年这些学校的学位却是绰绰有余。但眼前的学生们必须完成义务教育，学校只能先扩张。

被剩下的老师和孩子

城市化进程中，全国范围都在发生着因人口流动而产生的教育人口危机。浙江嘉兴市某街道的初中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样本。这里原本是乡级行政单位，几年前并入镇上的街道。随着人们都搬去镇上，乡里的人越来越少，初中也因此撤消并入小学。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所初中的语文老师赵夏（化名）觉得身上的干劲统统被抽空了。初中校舍被拆除，全校被搬进了马路对面的小学校园。初中三个年级共六个班，每个班二十来个人，分到了小学实验楼的中间两层。

学生们搬进去前，老师们花了两天时间，自己把废弃的多功能教室清理出来。与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们挤在一个校园里，初中的老师和学生都感到不习惯。小学生们额外的精力没有感染他们，反倒让他们在那些乱糟糟的课间不胜其烦。

老师人数也少了。全校只剩四个语文老师，其中两个还是校长和副校长。一旦另一位老师去培训，赵夏就得一天上六节课，说话说到嘴角发麻。

高强度的劳动也带不来成就感。赵夏说，她们是被剩下的老师，而一百多学生，则是被剩下的孩子。

具备经济实力的家长都努力往外走，城镇离这里只有半小时车程，有本事的家长都在镇上买了房，送孩子去上学。

而留在赵老师班上的学生，不是单亲家庭，就是成绩普通且家长也毫不在意教育的。并校前，这所初中每年都有将近二十人考上镇上重点高中的，如今除了保送名额，已经一个也没有了。

随着人口迁出，这里变得萧索，连马路上的沙尘似乎都变得大了些。赵夏试着苦中作乐，她发现，留下来的学生们自己倒不觉得是被剩下的。

不强调成绩的时候，大家都开开心心。班上就这么点人，师生也变得更亲密。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孩总爱往她身边凑，女孩不喜欢学习，却喜欢这位语文老师。

呆了二十多年的学校没了，拥有红色平顶的双子楼拆得只剩地基，赵夏心里蔓延开一种绵长的失落。

被拆掉记忆的大人，习惯了分别的孩子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当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质量有没有明显提高。现在我国小学、初中平均班额是38人、46人，而发达国家基本上在20人左右，最高不超过25人。如果将小学班额下调到25人以下，“很多学校可能就不用撤并，或者有限地撤并”。

但事实是，过去45年里，全中国消失了93.87万所小学，平均每天消失57所。

大多数人的记忆里从幼儿园到高中，总有一两所母校消失。辽宁抚顺的阿新运气差一些，他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全关了，真成了段子里“没根”的人。学校都因招不到生而早早关闭。阿新介绍，私立学校卷硬件、卷师资，抢走了这些学生。

阿新去找过学校旧址，小学拆迁变成了小区，初中的楼还在，如今成了老干部活动中心。“抚顺街头尽是老头老太太。”阿新感慨。

而那些正在搬进新校园的孩子们，却并没有这些大人的多愁善感。

现在，嵊山岛上渔火暗了些，吴怡凡的妈妈说，本地人都去城里或是更大的岛买房了，留在这里的学生大多是他们这样从外地来的新居民。

她也希望吴怡凡能抓住现在的好时光多学一点，附近没有初中，他很快就要去更远的地方上寄宿制中学了。妈妈担心他跟不上县城的学习水平。

但补习班仍然是没条件上的，岛上没有，外面的又太耗时耗钱。吴怡凡的爸爸忙于出海打鱼，妈妈也在岛上工作，如今正是贻贝收获的季节，她从早忙到晚。

没有补习班上的吴怡凡，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十一假期，他没顾上回到关闭的嵊山小学逛一逛，吴怡凡有整个岛可以撒欢。

他早就习惯了分别。从一年级开始，吴怡凡班里几乎年年都会换老师，隔断时间就会有同学转走。对这些没有手机的小学生来说，这样的分离大约就是永别了。

小学生吴怡凡忙着憧憬未来，也许可以跟最要好的几个哥们儿周游世界吧。至于未来他还会不会想念嵊山小学，想念这座全中国最漂亮的海景小学，吴怡凡说，他不知道，“也许会吧。”

参考资料：

1、财新周刊《“学生荒”大考》

2、智谷趋势《一年消失5600所，小学也开始关停了》

3、城市进化论《是时候正视“关停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