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我与两个副官的故事

【我和易副官】

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我从小就叫他“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扬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远要拖长。家里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进他的告别仪式现场之前，我都以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里，一进大门，穿过院子，进来的第一间。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就是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以至于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隐瞒。

易走了以后，我常常很怕自己会忘记他，毕竟，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记得他多少？但后来发现，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没有人算得清楚。传说曾祖父时代，还不到“民国”的时候，他十三岁就在湖南老家担任所谓“家仆”。而后我公公去上学，他的职务就变成书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学，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决定从军。那年，祖父只有十四岁，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纪，但公公还是谎报年龄上了黄埔。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即使“少爷”起了爱国心，热血沸腾的要报效国家，“易副官”的责任还是没有变。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的是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去了俄国念书，易无法跟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留学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诞生，他就变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家里有了姑姑，当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晒腊肉、他的糖醋排骨，都是一绝，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我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务，就是当我的保姆。

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

另外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从那个糖罐子里偷钱，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另外，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红的芒果干。后来听姑姑说，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也许，易，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

我的小学就在我家后头，走路十五分钟的距离。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就像他当年陪公公去学堂一样。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地理所当然，我从来不会珍惜，只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书包，而是他帮我提着。有几次，我都故意一放学，在校门口，把书包一丢给他，跑着回家。以他的年纪，再加上脚上那双黄色的塑胶拖鞋，理当我会比他先到家。接着公公听到门铃声就会说：“易副官没去接你吗？”我就会说：“不知道，没看到。”小孩子事实上是不单纯的。真想用一下小叮当的任意门，回到那个时候，把当时的我毒打一顿消消气。

我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爸爸是船长，跑远洋的，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我嘴上从来不提爸爸，因为他实在太遥远了。我对他的印象有时不是脑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听说他要回来，我就会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往门口望着。易，总会走过来无声地拍拍我的衣服，帮我把皱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终于，那帅气的船长爸爸回来了，全家围坐在餐桌前，听他说着国外的奇闻轶事，虽然我完全听不懂，灯光还是显得出奇温暖。婆婆告诉他说，易帮我买了辆自行车。瞬息间，爸爸突然翻脸，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亲的责任，说不可以。他的说词是：“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我。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买。”他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我突然吓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了起来。是因为我将失去得来不易的自行车，或是爸爸终究破坏了我对他的美好等待，我现在已不复记忆。

就在爸爸无休止大发雷霆的时候，突然易的声音从屋外出现了。他隔着纱窗大怒说：“你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

爸爸住口了，因为他知道，易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易也是他的保姆。没几天，爸爸又离开了，我的自行车也被偷了。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我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说他是抽烟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学校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婆婆带着我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她说易住在里面，但不让我进去，说怕传染。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再两个月，一个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那个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叠叠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和她过好日子……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那些老荣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在我家服务了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惟有这种阴差阳错，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带孝，我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姆。

【我和萧副官 】

相信《长日将尽》这部电影感动了不少人。我除了感动，还多了很多回忆，因为我周围也存在过这样的角色。萧副官就是一个。我喊他“萧”。萧永远西装笔挺地在清晨六点半准时到达我家。每天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六份报纸从门缝里抽出来，然后一张张用熨斗烫好，以防我祖父的手沾染到油墨。再一份份重新叠好，放在早餐桌上。看似有点搞笑的程序，他却永远态度严肃，一丝不苟。

打开萧副官的礼簿

他也是湖南人，从大陆就在祖父麾下，之后跟着来到台湾。大陆时期，他的正职是祖父办公室的卫兵，当时二十来岁，已婚，育有三儿一女。军队撤退过程中，祖父考虑到他的家眷不能随行，曾经问过他要不要干脆退役，以免与家人分离？他坚决表示，他必须保护着所有工作上的文件，以便有一天回大陆时，资料能完整无缺。我一直不太明白，冰冷的文件怎么可能比得上骨肉的生离死别。还是说，在萧的教养中，忠孝不能两全是天经地义的。

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国民党撤出大陆的那年，祖父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兼全国人事部部长。当下工作之一是安排所有的部队人员和辎重安然撤离。最后的一个月间，萧副官就跟着祖父在成都机场奔波煎熬。据说当时祖父先人后己，一直等到最后一架飞机，他才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离去。当天很多人都想上那架飞机，最后关头，祖父要萧副官把自己所有私人行李、包括婆婆的细软全都丢弃，能多带走多少人就带走多少人。那一天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祖父同顾视同将军一道，经海南岛到达台湾。

之后，萧副官继续跟着祖父在国防部工作。祖父办国防丛刊，他被调到那里去做文书，到了五十多岁退休。祖父见他退役后也没事，干脆要他来家里帮忙，每个月还是给他津贴。至此，家里所有与记账、文书有关的事就落到他的头上。

我有记忆以来，他已经在家里工作了。他每天除了弄报纸，最常听到的就是跑银行。我不明白哪有那么多钱需要去银行？后来才知道，是他自己认为那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每天都得去查查账户，看看钱数还对不对。

另外一个勉强跟账有关的工作是收送礼。家里有一本礼簿，就是他管的。每逢过年过节，他就一一用毛笔详细记下，谁送来的礼？几点送到？本人亲自送来的，还是司机参谋送来的？大约价值多少？这些资料不是为了明察秋毫，而是有助于回礼。人送礼来了，你就得回，怎么回，只要打开萧副官的礼簿，自是一目了然。

礼又回到我家

年年的中秋节，都早早开始有人送月饼来，数量之多，十年的中秋节也吃不完。所以收到之后，萧副官登记下来，都会再转送出去。有这么一次，看到一盒包装特别精美的月饼盒，我受其外表吸引，想拆开来看，才撕了一角，就见萧慌张地从我手上夺走，瞪大了眼对我说：“这是要转送给秦公公的，你不要弄坏了！”然后看他小心翼翼地用火把小刀片烤热，仔细把原本贴在包装纸上的名片剥下来，重新贴上我祖父的名片。我吐吐舌头，转身走掉，没敢告诉他，其实包装纸的底部已被我弄破了一个洞。

当天接近晚饭时间，门铃又响了，不一会儿，见萧副官拎着一盒月饼进来说，吴先生送的礼。我一眼就觉得面熟，冲上前去，把礼盒翻过来，看了那缺了一角的包装，哈哈大笑说：“这盒月饼出去旅行了一圈，又绕回我们家了！”

数十年过去，身为账房跟礼宾官，萧副官从昂首陪着祖父参加各种喜寿宴，再慢慢扶着祖父参加同辈友人的告别式。所有的礼数细节，就像他的白衬衫般无懈可击。直到有次，又是一个葬礼回来，他显得比平时消沉。我问他，他回说：“你祖父的朋友这样一个个走了，参加葬礼的人也愈来愈少，大家都不敢去想，下次这样的聚会，自己是坐在下面的，还是躺在那里的……”

由于他独来独往，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他在台湾是单身，后来才知他再娶了个本省籍老婆，还跟亲戚领养了个女儿。是他五十多岁退休时，认为真的回不去了，心一横，决心在台湾有一个家。

他迷茫望着远方，淡淡地说：“想回去，想回去看看，就算能说声对不起也好……”

到八十岁了，他还坚持每天来家里帮忙，直到真的病得走不动了。祖父问他，他还有什么想做。他迷茫望着远方，淡淡地说：“想回去，想回去看看，就算能说声对不起也好，然后静静地躺在她身边。”不久前，他得知在家乡的老婆盼不到他了。

我祖父给了他一笔钱，让张叔带他回去。年纪也不小的张叔，就这么背着病重的萧副官，踏上回乡路。那是他盼了四十年的一趟路，去了，回了，也就是终点站了。那天两老过境从香港转机，遇上了台风，飞机飞不了。当时旧机场人满为患，连找块可以躺下的地方都没有。张叔就这么看着萧副官，在香港机场熬了阖不上眼的一夜。到了长沙，直奔湘乡又是迢迢长路，夜里车子抛锚，受困半途，气温陡降，那又是什么样的折磨？他们可曾疑问，回家也就回家了，何苦受困如此？他们可曾怨恨，一生戎马，老来为何无依无助？或者，对老家的思念，始终能抹平上天对他们的残酷，直到最后一天？

前一阵子搬家，看见很多老木箱子用封条贴着，上头用毛笔字写着各种资料的名目，那应该便是萧副官不愿除役留在大陆的理由。现在老房子拆除了，资料已交回国防部，一切似乎烟消云散。但又不应该烟消云散。我短短记下几笔，想做个微弱的见证，一箱箱的资料即使早为人遗忘、即使一无是处，但确实始终完好无缺。萧副官求仁得仁。

那是萧副官盼了四十年的一趟路，去了，回了，也就是终点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