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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也爱做风俗业?一名游客的日本风俗业观察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来到日本的第三天,在大阪一家酒店内,东赫遇到了一名从事风俗行业的本科毕业生。

“读了大学,为什么还要从事风俗业呢?”东赫满心疑惑。

女孩略带羞赧地答道,“因为我不是名校毕业,找不到好的工作。生活很艰难。”

今年8月份,亚洲人东赫前往日本,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体验了当地风俗业的部分服务。在日本这个现代化国家里,风俗行业女性被凝视、物化的程度,令作为游客的东赫意外且震惊。

作为“色情大国”,当前日本风俗业店铺数量达61000家。据日本夜生活商业协会的一名代表理事推算,2020年日本约有100万女性进入到风俗行业,这其中不乏高学历者。

《东京贫困女子》作者中村淳彦道出了日本风俗业的现状——从事风俗业的女性,不再是受人哄骗误入歧途,此外,因消费过高破产或卷入高利贷不得不入行的情形也大量减少,如今,日本女性进入风俗业,只是为了填补每月三到五万日元的日常开销。

多重社会因素,以及性别不平等导致的女性贫困问题,是风俗业兴盛背后的残酷现实。

初到日本风俗街

日本,大阪,一家高档餐厅。

众目睽睽之下,那个戴着面具的少女正面朝天花板,全身赤裸地陈于餐桌之上。胸口上薄薄几片紫苏叶勉强覆盖住私密部位。这显然是刻意为之,不为遮羞,只为营造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

很快,一粒粒寿司被小心翼翼地码放在这些叶子上。伴随着服务生的一声“请慢用”,筷箸开始不停起落,周围也随即响起饮酒作乐声。不时有人开起黄色笑话,换来了一片哗笑;也有人不怀好意地用筷子在叶子上轻轻一戳,故意来试探少女的反应。

少女始终纹丝不动,沉默得犹如砧板上的鱼。

这是一场典型的“女体盛”筵席,顾名思义,是以女性身体作为盛器,取代碗碟,来盛放各种食物。食客皆是男性,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倒不如说是在追寻着感官上的刺激。在封建时代,这样的形式或许尚可归结为男尊女卑的落后思维作祟,可一切在现代日本社会依旧发生着,就显得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东赫是这场“女体盛”的参与者之一。他在东亚某国经营一家企业,因为对日本风俗业充满好奇,所以花费了相当于十几万人民币的天价,加入了一个“高端旅行团”,得以来到日本一窥究竟。而其他参与者与他类似,都有着一个体面的身份——或是金融从业者,或是有着自己的公司,年收入普遍有数百万人民币,乃至更多。如此一掷千金,换来坐在桌上,望着一个陌生女孩“心甘情愿”地躺在桌边,东赫坦言,“刚开始,感觉很怪异。很难想象一个女人会把自己当成物品,让人随意摆弄。可以说,算是大开眼界了。”

但“大开眼界”的旅途还没完成。“女体盛”过后,紧接着,所有人便在导游的带领下,来到了“飞田新地”。这是大阪的一条街,也是日本著名的“红灯区”,白天时,道路两侧房屋紧锁,但是一到夜晚,随着灯光接连亮起,街道变得格外热闹。屋檐下的灯笼散发出奶黄色的光芒,一扇扇大门也随之敞开,每一个门内都有一个精心打扮的年轻女孩子,或是跪坐,或是侧卧,在美妆灯的照射下,像一个又一个芭比娃娃,正对着过往行人展露笑容。

飞田新地(东赫供图)

这其实并不是东赫第一次来到红灯区,他曾经去过阿姆斯特朗,见识过闻名欧洲的“橱窗女郎”。但日本还是让他有一种大吃一惊的感觉,“每一个人都像人偶一样。并不是那种活生生的‘人’,而是努力把自己弄得像漫画里的人一样。具体来说,就像是来到了漫画店。”

这很二次元,也很日本,但同时一想到这些明明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却正在像出售漫画书一样出售自己,他便有一些不好受。尤其看到每一个女孩子面前都有价目表,明码标价,只要花费上一两万日元的价格,就能换来短暂的欢愉,他不禁想,“欢愉”只属于流连至此的男性,至于这些女孩子呢?

那天回酒店的路上,同伴还在热烈讨论方才的见闻,东赫却陷入了一阵迷思之中。望着窗外的繁华,他觉得尽管灯光明亮,自己却似乎走进了一团阴影。

女性贫困

近几年,由于日元的贬值,像东赫这样选择来到日本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数据,截至到7月份,今年访日人数已经超过了2100万,比2023年高出了61.7%。

导游小张是一名日籍华人。据他观察,2024年,来到日本的外国游客明显增多,尤其是来自欧美和东南亚的客户。有人来到这里为了樱花;有人为了富士山;当然也有人像东赫一样,怀着心照不宣的目的——为了日本的风俗业。

资料显示,当前日本风俗业店铺数量达61000家,传言市场规模为5.7万亿日元。2023年日本GDP为591.482万亿日元,若以此推算,风俗业产值接近GDP的1%。

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卖春防止法》,其中第3条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卖春,或成为卖春的对象(即买春)。”还特别规定了以卖淫为目的,将处以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0日元以下罚金。该法律迄今依然有效。

不过,日本又制定了对风俗业进行管制和规范的《风俗营业法》。根据《风俗营业法》,风俗店可以在合法范围内提供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阴茎——阴道性交”以外的各式色情服务,性接触服务、在单间浴室为异性客人提供服务、脱衣舞表演、色情录像等行业都受到了法律保护。

风俗业繁荣的背后,是迟迟未能改善的女性贫困问题。2014年,一名30岁的日本女性来到大阪市政机构咨询生活保障事宜,工作人员答复“去做性服务业就好啊”,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就在2014年,日本国税厅民间薪酬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男性平均薪酬为22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女性仅为147.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3万元),在当时,收入低于122万日元即为“相对贫困”人群。工作人员这一回复固然冷漠,却也道出了不争的事实。

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未随着时代真正改观。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3》里,日本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18名,仅高于科摩罗、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等国。在工作参与度上,女性只有54.8%;收入上,较之男性少了24.63%;至于管理人员,女性更是只占了12.9%的比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在受教育程度上,男女几无差别。

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所有女性雇佣者里,52.89%的女性为非正式就业者,即兼职工作者或临时工,男性就业者中,只有25.39%的男性为非正式就业者。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23年非正式就业者时薪只有正式员工的约70%。在日本,非正式就业者无论是实际收入,还是福利保障,与正式员工都存在明显差距。

收入上的不公,带来严重的贫困问题。NHK电视台曾对日本女性的困境做过深入性报道,并整理成《女性贫困》一书。根据书中所写,在2013年,非正式雇佣者中,女性占比70%,年收入未满两百万日元的女性合同工高达两百八十九万人。

花田美纪(化名)27岁,是一名单亲妈妈。白天时,她在一家塑料加工厂做办公室文员,身为派遣工,十三万日元的月收入,根本无法负担起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开支,因此每个礼拜,她都要拿出几天,不情不愿地穿上公主裙,化上浓妆,来夜总会里兼职赚钱。

夜总会的工作要到凌晨三点,而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算下来美纪每天要连轴转20个小时无法合眼。她讨厌酩酊大醉的男人,很想立马辞掉夜总会的工作,希望通过读书可以成为护士,然而贫困像一个漩涡,她被拖入其中难以自拔,始终逃不出穷忙的命运。成为护士的念头最终被束之高阁,她说:“我做不到,我已经什么都不想去想了。”

花田美纪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为教育原因,“万万没想到,高中退学会让我付出这么的代价”。然而通过调查,NHK记者发现,就算读书,接受高等教育,许多女性也并不能改变滑入贫穷的命运。

日本是世界上女子大学数量最多的国家,女子大学的课程大多仅限于文科,多数毕业生只能从事非职业导向的全职工作,并在结婚或生育后离职。重返职场的生育女性,大多只能选择兼职工作或者临时工。2021年,日本有近40%的母亲为非正式就业者,只有30%的母亲拥有正式工作。

24岁的小爱就是一名非正式就业者,虽然在工作内容上与正式工无异,但两年里薪资却仅涨了10日元(约0.5元人民币)。每个月14万的薪水中,房租和水电燃气费用占据了一大半,除此之外,还要支付三万日元的助学金贷款。这让她的生活捉襟见肘,连结婚都成为奢望,“没人会喜欢对方一身债吧。”

同病相怜的,是她的好友真纪。真纪为了攒学费,高中时就在一家卡拉OK店里打工,等到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还是在这家卡拉OK店里工作,唯一不同的,是身上多出了六百万的助学贷款债务。每个月十六万日元的收入远远称不上丰厚,不过将将维持生活,她不由得感慨:“人们常说,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但现实却是,大学毕业根本找不到好工作,也还不了助学金,形成恶性循环。”

低廉的收入,没有保障的工作,成了许多年轻女性的梦魇。2007年,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曾发布数据,26岁到64岁的单身女性中,约有32%的人正处在贫困状态,65岁以上的高龄女性和单亲母子家庭贫困率更高达50%以上。十几年过去,这些群体的贫困境况并未得到改善,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2021年,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仍保持在50%左右,另有统计显示,这些单亲家庭中,87%由母亲一人供养。

在2020年,日本人均GDP在为40040.8美金;等到2023年,人均GDP已跌至33834.4美金。同样的,在2021年1月,一美元可以兑换88日元;到了2024年8月,一美金的日元汇率已经跌至140日元。与此同时,日本人均薪资变化并不显著,2023年的人均月薪为318000日元,较之2020年的307700日元,仅有3%的增长。这意味着无形之中,每个人的财富缩水了40%。

对于本就处于贫穷状态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导游小张明显能够感觉到,在疫情过后,有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加入到了风俗业当中,几乎每次陪客户到熟悉的店里面,都能见到许多陌生的年轻女孩。

不得不说,日本社会对于女性就业的系统性歧视,导致了女性贫困现状。也正是这种系统性歧视所带来的贫穷,才让很多人在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委身于风俗行业。

被盘剥的风俗业女性

与网络上流传的各种说法不同,尽管风俗业店铺在日本社会司空见惯,但日本社会对于从事于风俗业的女性充满鄙夷。尽管在面对风俗业女性时,日本人表现得并无寻常,但导游小张告诉东赫,这只是因为日本人习惯于彬彬有礼,嘴上不明说罢了。选择风俗业,对很多女性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其中家庭因素的影响格外巨大。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说,“要么是家暴的老公、要么是不争气的弟弟、要么是嗷嗷待哺的孩子。若不是走投无路,谁又愿意出来卖春呢?”

东赫在与一名女性闲谈中,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弟弟沉迷于柏青哥(一种弹子球赌博游戏),欠下了数百万日元的巨额债务,家中无力偿还,于是她不得不白天在便利店工作,晚上到酒店里从事上门服务。

为什幺弟弟欠下债务,姐姐就要来卖身还债呢,这不是古代才有的事情吗?东赫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想,日本女性的家庭地位未免也太低一点了吧。

与东赫想法相印证的另一个故事,来自NHK 的纪录片《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扩大的性被害与生活苦》。其中提到了“爸爸活”现象——贫困女性通过社交网络,联系年长的男性,线下进行有偿服务,名义上只是吃饭、游玩,但有时候也包括色情行为。因为经济原因,近几年间,爸爸活的数量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

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家庭主妇真理子,她的丈夫从事自由职业。由于收入大减,他不仅减少真理子的生活费、家庭饭钱、孩子的尿布钱,还时常施加言语暴力,诸如“明明是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少说漂亮话”、“我在外面工作,你什么都不做,也太狡猾了”等等。

为了赚钱,她不得已开始从事于“爸爸活”,先后与十几名男性外出。渐渐,也有人开始谋求肉体上的关系,一次服务,可以获得数万日元(几千人民币)的收入,对于亟需金钱渡过难关的真理子来说,这是不小的诱惑,“孩子以后开销会越来越多,只光靠喝喝茶赚钱是不够的。想要更多的钱。”

她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婚的问题,但是自从结婚后,她便离开了工作,现在想独自带着孩子重返职场,需要极大的勇气。她承认自己缺少强大的信念,可面对丈夫的暴力,要继续生活下去又找不到别的出路。谈到“爸爸活”时,她说“除了这样的方法,实在想不出其他。”

真理子对于职场的担忧其实并非没有道理。在日本社会,存在着一个默认的规则:女人早晚要结婚、回归家庭,不必自己养活自己。虽然离婚自由,但大多数女性在离婚后,都要面对膳食费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吃饭问题。在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东京都爱情单亲家庭援助中心”的会长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人家中没有一点儿大米,只能日日吃挂面;也有人煮三根胡萝卜当菜,与孩子分食;也有人因为交不起费用,被停气停电。

很难想象,在繁华的日本,居然有人因为饥饿问题,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而最终走入色情行业,很多女性最初的原因也只是为了吃饱饭。一家性服务派遣公司的老板表示,在自己的店里面,单亲妈妈占了绝大多数。而另一家老板在谈及女性从事风俗业的几大原因时,“年纪轻轻就有了孩子”这个理由赫然在列。

陷入“牛郎债务陷阱”

日本一向以服务周到而闻名,风俗业也不例外。在这场以风俗业为卖点的旅途中,东赫见到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时刻带着笑容,保持着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这样的礼貌姿态让他觉得有些不舒服,仿佛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玩偶,而非活生生的人。

他明白,这只是出于行为上的惯性,只为了取悦于人,哪怕聊起悲惨身世,也要眼含笑意,不露声色。东赫不由得感慨,日本的规矩真是深入骨髓。

那么,风俗业女性对待这一职业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

NHK电视台同样疑问。在访问了多名女性后发现,他们发现,在这项以陌生人为对象的交易里,女性并不快乐,很多人背负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有人接完客后,会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呕吐;也有人为了减轻压力,选择到“牛郎店”借酒浇愁。

日本街头的牛郎广告(东赫供图)

在日本,牛郎也被称之为“男公关”,客户皆为女性,“牛郎们”会陪对方做游戏、喝酒。从如何说话,到如何给人点烟倒酒,牛郎们经过精心培训,唯一的目的便是讨女性欢心,然后从昂贵的酒钱中来赚取提成。

他们被称之为“贩卖‘爱’的男子们”。对于许多渴望慰藉的女性来说,来到牛郎店与牛郎相处,可以逃避掉现实烦恼,也只有在这里,她们才能体会到被男性关怀的感觉。但这种关怀只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

为了怂恿女性来购买昂贵的香槟,牛郎店可以实行赊账的支付方式,即由店家暂时垫付消费金额,然后再由女性偿还。看似体贴的服务,实际上却是一个陷阱,这只是为了让女性可以大方消费,即使这些金额远超于她们手上所能自由支配的资金。

一名曾经的牛郎这样说道:“如果没有这样的支付方式,牛郎们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他们的生意。”

因为痴迷于和牛郎之间的短暂欢乐,而被推入债务深渊,最终沦落风尘,这样的故事在日本并不罕见。《朝日新闻》曾报道过一名东京女孩的遭遇。三年前,受朋友邀请,她第一次接触牛郎。聊天间,牛郎反复称赞她“可爱”,这让从小对容貌充满不自信的她一下子就陷入到了痴迷。

可由于没有正式工作,女孩根本支撑不起高昂的消费,为了能够继续出入牛郎店,她选择了赊账支付方式,结果债务很快堆积成山。后来在牛郎店一名员工的唆使下,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她开始从事色情行业。

然而就算进入色情行业,牛郎压榨依然未能停止。欠下的债务需要她来偿还,女孩自己也无法抑制住去牛郎店消费的冲动。在无以为继时,她不得不选择向债务公司借款。而这笔债务最终膨胀到了一千万日元以上的天文数字。

回首那段时光,女孩说,“那时候除了牛郎,自己谁也无法信任。”但在牛郎眼中,这不过是一桩生意罢了。自从女孩经济状况恶化后,那名她所信任的牛郎便难觅踪迹,因为无法接受对方正与其他女性打得火热,女孩曾数度割腕。

尽管如今她已经与牛郎中断了联系,并且远离了牛郎店,但到底何时她能够从色情行业中解脱,依旧是未知数。

坂爪真吾是一家非盈利组织的主席,该组织致力于为风俗业女性提供建议和帮助。在他看来,因为家庭等各种因素,许多女性感觉到强烈的孤独感,这份孤独感无人可以诉说,只能寻找牛郎,“应该减轻她们在社会上的孤立感,而非仅仅将她们的遭遇视为‘自作自受’。”

不过,说到底,寻求牛郎的举动,还是源自于风俗行业给女性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就算远离了牛郎,许多女孩子们依旧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慰藉。

也有人选择了更为极端的方式。

李小牧曾在东京歌舞伎町做过多年导游,后来他将自己这段经历整理成了《歌舞伎町案内人》一书。在书中,他记录了一个名叫智子的风俗业女孩,因为吸食毒品,从天台上失足落下,险些身亡的故事。

据李小牧观察,在红灯区,像智子一样沉迷于毒品的女孩并不少。很多人因为债务问题沦落风尘后,为了排解心中抑郁和逃避现实的痛苦,接触到了毒品,结果不光没有还清欠款,反而因为吸毒而背负上了更多的债务。“一旦被毒品困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

这样的女孩子,他亲眼见到的有五六个。她们的命运也如出一辙:被榨干了油水,深陷毒品不能自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街上悄然消失。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

一名游客的风俗业见闻

正如东赫所见所想,某种程度上来说,风俗业里的女性不仅是人,也是商品。而在日本社会,女性成为“商品”,实在太容易了。

“风俗业的招聘并不遮遮掩掩。”导游小张告诉东赫,“所有招聘都是公开的,甚至有流动的广告车在大街小巷来回奔跑。如果报名早,还有额外奖励呢。”

但有的时候,这些招聘具有欺骗性,让很多人不明就里误入其中。Beniko的经历颇有代表性。她是一名画家,现年51岁,在19岁至32岁的十三年里,一直从事于风俗行业。19岁那年,在家中的信箱内,Beniko收到了一张招聘“女招待”的传单,日薪一万日元起。

因为那时正为了职业学校的学费和买绘画材料的费用而发愁,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递交了申请。后来她才了解到,“女招待”的工作地点被称之为“粉色沙龙”,也就是色情服务场所。

这个工作,成了她进入风俗业的第一步。

李小牧在刚来日本时,经济上捉襟见肘,为了生存,他介绍前妻去了自己打工的“相亲俱乐部”。当时他以为“相亲俱乐部”只是陪客人喝喝茶、聊聊天,假装相亲而已,后来才知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

“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便笺簿和一支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经由店员转交到对方的手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的双人包厢……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着了……”

随着前妻在“相亲俱乐部”里越陷越深,两个人最后走到了离婚的境地。

一新是一家旅行社的老板,也是东赫这次旅游的组织者。在谈论起风俗产业吸引女性的手段时,他用了一个词“引诱”,“高额的薪水,对于缺钱的普通人是致命的。许多人一开始只是因为手头紧,想找一份工作试试看,结果一步一步,进入了风俗业,最后深陷其中,无力挣脱。”

以“女体盛”为例,他说,这是许多女孩子进入风俗业的第一步,“店铺告诉女孩子,只是躺着,什么也不用做,而且还戴着面具,没人知道你是谁。就像脱衣服一样,一件一件,卸下了女孩的羞耻心和自尊,慢慢的,女孩对其他服务也就无所谓了。”

在《女性贫困》一书里,NHK的记者特别写道:“在父母们不知道的世界里,毫无防备之心的女孩们逐渐变成成年人的牺牲品。”在日本,有许多提供初中生和高中生服务的零工,比如“高中女生按摩”、“高中女生散步”,以及“相遇咖啡馆”等。

日本KTV一角(东赫供图)

来此的男性大多别有目的,女孩在与成年男性的相处过程里,肢体上的碰触不可避免。虽然严格意义上,这些产业并不属于风俗业,但却对女性进入风俗业,起到了诱导的作用。一位在夜店工作的二十三岁女性坦言,自己在“相遇咖啡馆”里打工时,常被陌生男性动手动脚,后来她对于出卖色相这件事情,慢慢就没有了抵触。

而在沦为男人眼中的“商品”后,经济上最大的受益者,往往并非女性自身,而是风俗产业链条上的一个又一个中间商。他们犹如水蛭一般,蜂拥而至,吸附在女性身上,攫取着金钱。

风俗业女性到客人家里或酒店提供服务,往往要通过派遣公司。派遣公司提供车辆接送,也给无家可归的女性提供住所,甚至还会与附近的托儿所合作,给单身母亲提供育儿服务。很多公司的广告颇为温情,例如“欢迎单身妈妈”、“既可以赚生活费,也可以多陪陪孩子”,乍看上去,俨然一副慈善机构的模样。

然而派遣公司这样做自然不是为了慈善,真实的目的,是吸引走投无路的良家妇女进入到风俗行业,从中谋取利益。羊毛也自然出在羊身上,“风俗业的女性是很辛苦的,和收取的费用相比,赚到的钱并不多。”一新无奈地表示,“男性为此支付的费用里,派遣公司要抽走很大一部分。许多女孩子可能连一半也拿不到。”

同样的,“爸爸活”的兴起,也离不开中介踪影。有人专门从中斡旋,将女性介绍给交际俱乐部,靠收取介绍费为生。一位匿名男性表示,他已经向超过1500名女性传授了爸爸活的知识,并建立了业务联系,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赚取了将近一千二百万日元。

与此同时,牛郎盯上了风俗业,高利贷盯上了风俗业,甚至旅游业也是产业链条上的一部分。导游小张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起现在的工作,靠带着其他国家的人,出入于各个风俗场所为生。做这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钱,“一年一千多万日币”,远高于其他职业的收入。

作为这场天价旅行的组织者,一新坦言,虽然在自己规划的旅游线路中,也包涵了海钓、赛马、温泉等活动,但本质上,还是为了吸引高收入人群,来到日本买春,“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那些女孩子的悲惨遭遇,我也有份。可以这么说,我正在作恶。”

不过随即,他又补充道:“可是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现实就是如此,如果要怪,就怪这个社会吧。”

被当做商品的她们

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现实是,在日本社会上,许多年轻人对于风俗行业的心理底线正在降低。

日本街头(东赫供图)

一名群租房老板告诉NHK电视台记者,很多年轻女孩子盲目来到东京,既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谈好的工作,被问起要如何生活时,不少人回答到夜店里卖春打工。

单身母亲小花的话更令人震惊。被“牛郎”丈夫赶出家门后,靠着每周在夜店里的五天工作,小花每个月可以赚到30万日元。一方面,她一直努力存钱,为女儿将来做打算;另一方面,在谈到女儿长大后的工作时,她丝毫不忌讳女儿正在怀中撒娇,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工作工资高,如果女儿将来说想干这一行的话,我觉得我会同意。”

风尘女子的形象也在随之变化着。在传统印象里,从事风俗业的女性常常浓妆艳抹,穿着暴露,一眼便可以分辨出。而现在,很多风俗业女性的日常穿着与一般打工者没什么两样,已经很难辨别。

在一新看来,这一现象是因为日本经济持续衰退所带来的影响,“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加之过去三十年里经济停滞不前,最近几年更是惨烈。年轻人在生活里看不到希望,于是更提倡活在当下。”

他特别提到了年轻人对于奢侈品的消费现象,过去九年间,日本一直是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市场,现在依然牢牢占据着8%的市场份额。考虑到日本人口为一亿两千万,只占世界总人口数量不足2%,在这个数字不可唯不夸张。

“日本人喜欢奢侈品,街面上有很多二手奢侈品店铺,里面不光有二手包,还有二手衣服等。许多负担不起全新奢侈品的年轻人,都会到这里来淘货。但这也是一个陷阱,就像引诱普通人进入风俗业一样,一点点培养年轻人对于奢侈品的狂热,然后成为奢侈品的奴隶。哪怕为了奢侈品而卖春,也在所不辞。”

在行程的第四天,接待东赫的是一名23岁的年轻女孩。她告诉东赫,在从事风俗行业后,自己疯狂地迷恋上了收藏和服。她洋洋得意地向他展示了那些收藏品的照片,“一件和服可要一百万呢。”

而在稍晚时,另一名女孩子才刚刚进入酒店房间,一下就相中了东赫刚刚购买的LV。东赫对女孩的表情记忆犹新,“看到LV包装袋的时候,真的是眼睛都亮了。”

她百般恳求东赫让自己试背一下。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女孩顾不得穿上衣服,赤身裸体,兴高采烈地背起包,对着镜子摆起了各种姿势。

“这是送给女朋友的吗?”归还时,女孩意犹未尽地问他。

东赫点了点头。

她忽然特别认真地说:“能收到LV做礼物,你的女朋友真幸福。”

这让东赫一度陷入困惑,想不清楚为什么奢侈品会和幸福联系在一块儿。后来在攀谈中,女孩子告诉他,是因为奢侈品能让自己显得很特别。

东赫立马冒出了一个念头:这不就是笑贫不笑娼么?

不过在一新看来,这很普通,“年轻女孩通过奢侈品来获得内心的满足,旅行团里的有钱男人则是通过她们来获得内心的满足。换句话说,每个人都一样,男性眼里面,这些女孩子与她们钟爱的奢侈品一样,都是商品。”

东赫的旅行一共五天四夜,结束时,他感到身心俱疲。坐在飞机上,同行的成员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几日的见闻,然而东赫却兴趣寡然,只想闭上眼睛好好地睡一觉。只是一合上眼,在日本的种种见闻便又浮现,怎么也睡不着。

李小牧将东京歌舞伎町形容为“极度奢靡颓废的美丽,让人惊心动魄。”但在东赫眼里,那些奢靡和颓废是真的,至于美丽,那大概只能是毒发后产生的幻觉,再绚丽,也掩盖不了中毒的现实。

有人小声嘟囔了一句:“应该再来日本一次。”

东赫望着窗外渐渐变得模糊的城市,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再来。

对旅游公司老板一新和导游小张来说,工作还在继续。来日本寻欢作乐的有钱人络绎不绝,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下一拨游客。风俗业也依旧火热,新的人来,新的故事发生。

一新说,这就是日本,在纸醉金迷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数看不清的阴暗和丑陋。

这些阴暗和丑陋来自于观念上对于女性的不公,也来自于对于女性权益的长期漠视,身在社会中的人大可选择对这些视而不见,但社会偏偏是由一个又一个人所构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对于现实问题,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

《女性贫困》一书中,将日本形容为“在人生起点就已被剥夺了‘梦想’与‘希望’的社会”。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如何重塑女性的梦想与希望,避免沉沦于风俗行业,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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