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的嫁妆，丈夫能动吗？

发布：2024年11月08日 13:25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发布：2024年11月08日 13:25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新娘缓缓转过身，盖上红盖头，离家、出嫁。嫁妆也跟着新娘来到了夫家。由此，一个婚后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便出现了：

在古代，嫁妆究竟是妻子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又或者是整个大家庭的共享财产呢？妻子真的能独立支配自己的嫁妆吗？

能是能，但此事没这么简单。

早期嫁妆支配权：面子上能，里子上难说

这种大手笔花钱的习俗，总是源于贵族。

先秦时期，奴隶主贵族间以“媵婚”为婚制。“媵”意为“陪送”，贵族女子出嫁时必须陪送一定的媵妾、媵臣和媵器。《春秋公羊传》中就有记载：“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诗经·大雅·韩奕》中也有记载：“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是说韩国国君娶妻迎亲时，随新娘一起出嫁的，有数辆四马八銮的车和多不胜数的媵妾。

后来，聘礼和奁产的婚嫁习俗开始流行，《诗经·卫风·氓》中“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的“贿”即有奁产之意。奁产就是嫁妆，“奁”原指古代女子的梳妆盒，后来引申为女子嫁妆之意。

至秦汉，原本流行于上层贵族的奢靡婚嫁之风在上行下效中逐渐蔓延于平民阶层，“厚嫁女”成为社会风气，且内卷严重。据《盐铁论·国病》载，汉代无论贫富，举凡嫁女，妆奁定要极尽奢华；在旺盛的攀比心理之下，富人们有的为此倾尽家财以致破产，穷人们更是因之生计艰难。

由于数额巨大，奁产的归属问题日渐突出。秦汉时期，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令规定奁产具体属于谁，但是竹简上的案例可以给出线索。《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有：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

也就是说，在夫家有罪，罚没家产时，妻子的陪嫁不属于夫家财产，官府不能收走。而且，当时也有女子利用嫁妆来补贴夫家生活、孝顺舅姑的事例，可以佐证妻子对自己的奁产是有支配权的。

法律有法律的说法，但观念有观念的坚持。春秋以来，儒学家们向来强调宗法制礼法，如“宗族一体”“同居共财”和“家长制统治”。儒学典籍《礼记》中更有“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若是媳妇获得了财物，也要“受而献诸舅姑”。

如此来看，矛盾已现。在家长制下，“共财”与“异财”显然对立，由于这时人们以宗族式的大家庭同居共财为主，所以妻子的奁产往往会被并入夫家，其拥有的仅是有限的所有权。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妆奁的风气只增不减，初唐时期甚至盛行起“财婚”。这倒和过去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唐代的一项重要制度直接赋予了嫁妆颇为功利的用途，也将它的重要性数倍放大。这项制度就是大名鼎鼎的科举制。

科举制带来了一批新兴贵族，才俊们凭借优异的考试成绩谋得了不错的官位，先前的门第观念自然受到了冲击，门第在婚姻交易中的分量也随之减轻。

这样一来，出于与科举才俊联姻的需求，家族中若有未婚女子，家长们往往会为其准备颇为丰厚的嫁妆，甚至将具体的妆奁标准明文写进族规，如：

“凡男女婚嫁之礼，（男）言定后用钏子一对，绯绿彩两段，下饷钱五贯……女则银十两，钱三贯。”

由于整个社会都非常重视妆奁，未婚女性应从家中分得的奁产数额渐渐作为律令被固定下来。唐《户令》规定：

“兄弟亡者，子承父分（继绝亦同）。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

对于婚后嫁妆的所有权，《唐律》对奁产是否能够独立于家庭财产同样做出了规定：

“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婢，妻家并不得追理。”

即妻子从娘家获得的财产是可以独立支配的，并且延续了汉代“弃妻，畀（bì）所赍”的规定，女性可以在婚姻关系结束后带走嫁妆。

但是，法律条令的落地并不代表观念的退场。当时的社会极为推崇“夫妻一体”的婚姻观念，且鼓励女性将自己的奁产贡献于夫家。《唐律》也明文禁止女性“蓄私产”，并以“七出”中的“盗窃”来限制女性财产权。

嫁妆支配权的强化

宋代沿袭了唐代关于奁产的一系列法律规定，并进一步做出了细化。如对奁田的过户手续及税收进行了详细规定，以此来明确妇女的田产嫁妆归属。

宋徽宗也曾有敕令：“凡民有遗嘱并嫁女，承书令输钱给印文凭。”当时甚至还有丈夫去世后，妻子二话不说就带着自己的奁田光速跑路的案例。

这一时期，女性的私有财产权观念得到强化，奁产逐渐从家长支配下的家产，成为夫妻间的专属财产，且约定俗成由妻子来支配。

既然奁产由妻子说了算，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看着那么大一笔钱却不能动用，保不齐就起了“坏心思”。同时，在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观念驱使下，不少男子其实是冲着女方丰厚的嫁妆而娶亲的。

就这样，各式各样的算计就生成了五花八门的奁产纠纷案。

据说，宋仁宗景祐年间，有一个进士叫韩元卿。他被调到京城后，总想着要娶一位“富室之女”，命运似乎也顺应了他的心愿，他最终迎娶了一位家境殷实的女子。这位女子带着丰厚的嫁妆，随韩元卿回到了他的故乡。

然而，这位女子很快发现丈夫早已有了家室，还育有多个子女，她如晴天霹雳，立刻提笔写信给家人，希望揭露韩元卿“已有妻室却再娶”的卑劣行径。但韩元卿为了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且一心想要霸占富家姑娘的嫁妆，多次阻挠信件的传递，牢牢控制着她。

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却没有一封能送到家人手里。最后，这位女子“恺抑而卒”。

韩元卿的丑恶行径最终也为世人所知，遭社会唾弃。他不堪承受社会压力，留下一张“赃滥分明，罪宜处斩”的字条，割喉自尽。

士大夫骗取奁产及抢夺妻子私财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上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直接助长了平民阶层的弃妻之风。

南宋时期，还有一个叫江滨臾的人，在妻子虞氏不存在“七出”和“义绝”的情况下，既想抛弃发妻，又贪图她的嫁妆，谎称虞氏与人私通，提起诉讼。后在执法官员的一再追问之下，江滨臾不敢再称其妻与人私通，又改诬陷虞氏盗取江家财产，还扬言这些赃物就在妻子房中。衙门的人逐一调查了妻子房中被称为“赃物”的东西，发现件件都是娘家早些年置办的嫁妆。于是，经执法官员判决，江滨臾原地离婚，同时被施以杖刑。

从这一案例也可看出，宋朝时期，妻子对奁产有明确的独立所有权。但是“同居共财”的观念毕竟在宗法制社会中长期存在，因此对于丰厚的嫁妆，不仅丈夫惦记，丈夫的族人也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