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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遗孤定居美国 是否违背烈士遗志?

一些报纸发表了江姐在牺牲前写给表弟的托孤遗书。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公布遗书的全文内容。报道只透露一句:“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江姐和丈夫彭咏梧的孩子彭云——编者注)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报道说,江姐的儿子彭云长大后,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之后去了美国,现已在美国定居。工作人员表示,江姐盼望儿子健康成长的心愿可说已达到,应无遗憾。

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红岩》,几度被英雄们的壮举感动得夜不能寐。江姐的形象在心中一直是很高大的。事实上,在今天,我仍然对于江姐那样为理想而献身的烈士,心怀敬意。

但是,我敬仰她的英勇,却决不赞同她的理想。

她所谓为之付出生命的理想,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浩劫的根源。在凡是信仰她的理想建立的国家,无不充斥着饥饿、迫害、奴役和屠杀。也许为之献出生命的江姐,并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后果,但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带来的灾难,今天当不会有人有什么怀疑。

江姐自己献身了,还谆谆叮嘱自己的表弟,“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可是,现在,烈士的儿子定居美国,显然既没有继承烈士父母的遗志,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烈士的孤儿,其母牺牲前千叮万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红色种子,却根本上抛弃了父母的信仰和期待,到其父母要消灭的美帝国主义那里过幸福生活去了(当初美国数学科学院聘他为副院长),江姐在天有灵,会不会心无遗憾?

对于彭云的选择,有人为之惋惜,痛恨,认为根正苗红的烈士遗孤,放松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可是,在我看来,革命烈士的遗孤而彻底拒绝革命的传统以及红色身份带来的巨大优越,与父母的理想分道扬镳,这足以证明其父母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彻底破产。

附:重庆市三峡博物馆首次展出江姐最后的遗书

昨日,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展示江姐遗书 记者 邹飞 摄

“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博物馆里一封普通的遗书,却让每位观众都看得异常感动。昨天是江姐殉难58周年纪念日,为缅怀为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三峡博物馆首次推出江姐遗书、蔡梦慰的《黑牢诗篇》原件特展,展期为一个月。

竹签蘸棉花灰写就遗书

三峡博物馆一楼特展柜中的江姐遗书为淡黄色毛边纸,字体隽秀,长14.5厘米,宽13厘米,尽管历时久远,但字迹仍清晰可辨。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1949年8月26日,当时由于狱中条件艰苦,没有纸笔,江姐就想办法用棉花烧成灰,加水制成墨,再把竹筷磨成细竹签,当作笔,把信写在如厕用的毛边纸上,托策反的看守带给同为地下党员的亲戚谭竹安。据了解,谭竹安是彭咏梧烈士的前妻——谭政烈(又名谭正伦,人称“幺姐”)的弟弟,解放后,彭云一直是由“幺姐”抚养大,后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49年11月14日,江姐与李青林、杨虞裳等31名难友被敌人杀害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电台岚垭,年仅29岁。这封遗书是江姐写的最后一封遗书,此前江姐还写过几封遗书,1961年征集入馆,曾被评为镇馆之宝。由于珍贵,不轻易展出。

而著名的《黑牢诗篇》,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成都《工商导报》记者的蔡梦慰在香烟纸上写下的250行诗句,1949年11月27日,在被押往松林坡刑场的途中,他将诗稿抛于路边乱草丛,被脱险志士发现,得以保存下来。

遗书展现江姐母爱情怀

“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博物馆文物专家说,作为一名革命者,江姐对党坚贞不屈,经受了严刑拷打,作为一名母亲,她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孩子彭云。这样充满深情厚意的书信,展示出一位伟大母亲的情怀,将她的母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透露,江姐的儿子目前在美国定居,是江姐把儿子托付给丈夫的前妻,由彭的前妻抚养大的。江姐的儿子看过这封信后,读懂了母亲的用心。

昨天特展展出首日,看遗书的观众都表示被书信内容所感动,不少观众还摘抄回家,带给子女看。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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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 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材料内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 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 宋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 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极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 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 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 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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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要听死人的话, 才是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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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 人家那是"深入虎穴". 过去多少共产党员都打入"敌人"内部. 其作用并不比百万大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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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虽然虽然穿这佯装,吃着洋面包,但思想却没有洋化,远不如“坚定的布尔什维克”邓小平老前辈,正是他实行了改革开放,把资本主义引进了中国,中国经济才有今天的高速增长。难道说老邓的做法不也违背了当初革命的理想吗? 老兄,你把书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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