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被三任中宣部长批评的记者

亚洲周刊纪硕鸣／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曾因三次探访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及写敏感话题，被三任中宣部长点名批评，他的几本书也被禁，但他仍不改实事求是、求真理、讲真话、做真人的原则，坚持在权力面前讲真话。

应香港大学中国传媒中心邀请，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为港大的学生及学者公开演讲“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大量的数据、事例，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观点，吸引了听众。站在课堂讲课，拿起笔写评论、写报道、写学术性文章，即使退休后担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出书逾十本，杨继绳还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名记者，这大概就是他终身的职业和追求。杨继绳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应景、随潮流的文章让别人去写吧”，他认为，记者纪录历史，反映历史，新闻和历史相通，共同点就是一个字“信”，反映的就是真实。当了四十年的记者，杨继绳走的就是一条追求历史真实的路。

在杨继绳的记者生涯中，他就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其中被中央领导人（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的调查报告就有三十多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因为不“听话”、专门揭露一些真相，杨继绳曾经被三任中宣部长批评过，但被他批评过的中共领导干部就更多了；也因为想留下历史的真实，杨继绳三次偷偷地到北京富强胡同，去见当年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还因为要在他写作的书中讲真话，结果他的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和《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在大陆被禁，退休后所在党支部要他作检查。杨继绳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感觉还是很良好，虽然有三届中宣部长都批评过我，而且不是批评过一次，我的书被禁，但我照样生存、思考、写作。”杨继绳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一无所惧，二无所求，生活在自由的天地之间。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思考的人，和一个自由写作的人”。他把领导人批评他的事都写到了书里，并表示：“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杨继绳可能真有做自由写作者这样的天赋，他从小就爱好写作，小时的作文，还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一九六零年报考大学时，杨继绳与全国仅有的两家有新闻系的中国人民大学及复旦大学失之交臂，而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拖拉机制造。不过，杨继绳似乎注定要成为新闻记者，大学毕业后，新华社要招一些学工科的记者跑工业经济新闻，杨继绳被选上了，派到天津分社。

七二年内参转发全国

新华社的特殊渠道，提供了说真话的平台，除了公开报道，还可以写内参，向北京高层报告基层的真实情况。一九七二年，杨继绳看到天津驻军占了民房、学校、医院，资本家被抄家后的小别墅等，杨继绳撰写了《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的内参，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作了批示，党中央并以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第二十八号文件”转发全国，全军开始退出在支援地方文革时所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民房三十九万平方米。

出于记者的责任，在文革期间杨继绳还用大量时间调查军队腐败问题，他用笔揭露了案犯宋某利用和军队某些干部的关系，将一批退役军车私自倒卖获取暴利的黑幕，引起军队领导的重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杨继绳关注企业及经济发展，写了不少文章和内参，包括有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天津经济地位下降等，就天津经济地位问题，连续写了四篇调查报告。跨入市场经济年代，火柴按市场价格上涨，但天津的火柴坚持不涨价，背后是搞财政补贴，表面上稳定了物价，实质是违反经济规律、影响经济改革。杨继绳撰写《孤岛的困窘》，揭露了天津是价格孤岛的现象，让当时的市委领导李瑞环很不满意，一九八八年李瑞环连续九次指出：“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要下沉，这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

因为坚持讲真话，杨继绳承受很大的压力，有一次，驻天津部队六十六军有军事表演，记者们都去了，驻军军长接见记者一一握手。但因为杨继绳几次揭露驻军的问题，该军长走到杨继绳跟前不仅不握手，还瞪了他一眼，杨继绳也回瞪了军长一眼，事后他还笑著说是“以眼还眼”。

关注军队被责毁长城

军队有人到新华社总部告状，指“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搜集军队黑材料，想毁我长城，希望新华社严肃处理”，这份材料曾经放在杨继绳的档案内，直到六十六军军长下台才暴露出来。一九八八年，新华社将杨继绳调回总部，想不到原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升迁调北京，在中南海，李瑞环还耿耿于怀说：“天津有个杨继绳，还反对我，一调查是个书呆子。”

四十年的记者生涯，杨继绳聊以自慰的是，“后二十年没有讲假话”，他说当记者的前十年讲了不少假话，整理所撰写的稿子，头十年到粉碎四人帮，只有两篇稿子值得留下来，一篇是“驻军占房”，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是凭良知写的，其他的稿子是跟著潮流推波助澜，都要烧掉，不仅要烧掉，还感到十分羞愧”。

在杨继绳看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小学时就能念了，但真正懂得足足花了十年的青春，“我用十年的时间才学会这四个字，凡跟潮流跑的写出的东西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凭著自己的良知，倾听群众呼声写的文章才留得下来”。第二个十年杨继绳改变自己，他提出“成就三角性”的理念，如果一个记者的成就是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三角形的三个边，三条边越长，成就的面积就会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面积就等于零。独立思考，独立调查，杨继绳给自己定位是“研究型记者”，以研究思考作出解读及深度的分析。

前些年，杨继绳退休离开新华社，他觉得还是没有离开记者这个行业，因为他始终不变的特点就是讲真话。“讲真话、求真理、做真人”，杨继绳的“三真”原则始终不变。杨继绳表示：“讲真话是为了追求真理，我讲的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我追求真理，讲真话，追求真理，必须做真人，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人就不会追求真理。”

四十年记者生涯，杨继绳认识到舆论监督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舆论监督有几个层次，一是揭露坏人坏事；二是对政策层面的分析研究；三是理论层面的提出见解”。杨继绳希望媒体的积极进取和官方的改良可以良性互动，也就是媒体积极促进，促使官方改良。他认为，即使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都不会有很大的突破，“不会有戏剧的变化。因为，新闻和媒体的改革是和政治改革连在一起的，没有宽松的民主政治，不可能有自由的新闻”。

即使中国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的环境并不宽松，但并不等于记者可以违背良心说话。杨继绳指出：“在中国大陆的记者，如果说好话、写表扬文章肯定升官的机会大；你站在正义和良心的底线写文章，肯定要吃亏。问题是看你愿不愿意吃亏，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杨继绳坚持记者的良知，四十年来在权力面前讲真话，他不计较吃亏，虽然不断被人告状、受批评警告，还失去了升官的机会，但他找回的却是记者的正义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