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单案子 法盲加国闹革命愈闹愈倒霉

(加拿大都市报)讲起来难以置信，在加国，不懂法的法盲移民，竟然与警察对著干，结果是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令自己陷入僵局，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样的故事虽然匪夷所思，却是值得我们去探讨。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本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有相当大部分的人在工作场所使用母语。数据令社区担忧的是，新移民无法融入本地生活的情况，愈来愈严重。

其实，根据记者以往的采访发现，很多新移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除了语言这个最大的障碍之外，有很多问题是由不懂法律所引起的。他们在原居地本来是个知法守法者，但人在加拿大，却不知不觉沦为法盲。一些看似十分完备和全面的社团服务，对法律的普及往往是隔三差五、蜻蜓点水式的花架子，无法保证新移民对法律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致使在生活中往往自陷僵局。而政府也没有意识到新移民的语言障碍，阻碍了他们对法律的了解，社团组织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做到这一点，这个空白由谁填补呢？

法盲闹“革命” 有理变无理

居住在多伦多东区华埠的刘先生是一位来自福建的老移民，那幢被他称之为“家”的半独立屋也有近十年的历史。刘先生的邻居是一位白人老妇。鉴于语言的原因，这么多年来双方很少打交道，也一直相安无事。后来因为一道栅栏的问题，刘先生被赶得有家不能回。

据刘先生介绍，刘家与白人老妇家的后院一直没有栅栏相隔，去年邻居老妇人在后院两家的边界上竖起了一道栅栏。刚开工时，栅栏的起点是在后墙的中间，但等到建成后，刘先生才发现栅栏越走越歪，已跃过中线伸进他家的院子内。

本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刘先生完全可以通过投诉，或者借助法律，控告对方并要求他的邻居拆除栅栏。可惜刘先生并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自己是真理在握的一方，对方应该无条件立刻拆除违规建筑。刘先生认为，只要他和对方理论明白就行了，完全没有闹上法庭的必要。

于是他放弃了诉讼，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开始自己动手“闹革命”。刘先生几乎不会什么英语，也就和对面的邻居说不上太多的道理，面对堵在心口的这道栅栏，他只要趁对方不在，就用力去试图推倒栅栏，此外还不时向墙外扔一些杂物，想让对方感受到他的愤怒。按照刘先生的思维，他认为这样闹一闹，邻居一定会知难而退，将栅栏拆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先生的这些举动引至这位白人邻居的极大恐惧，她立刻联络了附近的邻居，守候在家中，等到刘先生再次发难的时候，几位邻居目睹了一切，而这些都成了邻居报警的绝好证人。没过几天，刘先生就被所在区局的警员带走了，由于情节轻微，警方并没有对他作出任何处理，白人邻居的律师在刘先生被释放回来之后，希望和刘先生签订一个和平协议，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再接近这位女邻居。

刘先生天真地以为这就是个简简单单的和平协议，也不知道其中一条是禁止他靠近对方，因此就签了协议。随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还时不时地站在栅栏边上，不时凝望对方的院子若有所思。几天后，邻居再次报警，声称他越过栅栏闯入她家后院，而且还有监控录像为证。警员再次把刘先生带走，除了控告他私闯他人物业之外，还违反了和平协议。这次警方为了保证邻居的安全，给他签发了一个新的禁止令，那就是不许他再回到自己的家中。

即使到了这一步，刘先生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明明是邻居占了自己的地，到头来却闹得有家难回，每天在亲属朋友家四处游走，白天在咖啡馆里度日。令人惊讶的是，随后的几个月里，他连续被警方拘捕多次，原因都是因为有邻居看到他违反禁止令回到家中，几宗案子的出庭时间，前后相连交错，接下来的日子，刘先生估计会在庭审中度过。

刘先生在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他还坚称没有回过家，都是白人邻居串通其他邻居诬告他，想把他赶出那条街。记者问他有没有证人证明那段时间他在做什么时，刘先生似乎很有道理地告诉记者，案发时他在咖啡店里，没有人认识他，所以没有人作证。

当刘先生的女儿劝他找律师为自己辩护时，他却固执地认为，本来是对方的错，自己是冤枉的，要自己说。问题是，不谙英语，不懂法律的他，又怎么能将道理说得清楚呢？

刘先生说他要找媒体，因为他坚信媒体可以帮助他，可以为他申冤。记者一再向他解释，媒体仅仅起报道的作用，加拿大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谁有罪谁冤枉，法官将根据证据来判断，何况在刘先生所述的事实和违反禁止令行为上来看，他处于劣势，不找律师辩护而找记者，完全是错误的举动。

以“自杀”相威胁 亏了自己赔了老公

另一宗案子如果放在中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加拿大却合情合理。

孙女士和丈夫结婚近十年了，虽说不是双方的首次婚姻，但两个人感情融洽，打打闹闹的十分亲热。按照孙女士的话说，有点像年轻人那么浪漫，要是在兴头上甚至还要超过一点。

今年1月的时候，他们两口和往常一样在街头散步，双方在交谈过程中突然发生了小小的意见分歧，至于什么原因，到底双方推扯的动作有多大，孙女士没有向记者描述得十分清晰。总之，最终的结果是她当街大哭，双方的脸上都有伤痕。即使如此，在孙女士的眼中，这不过是平时生活片段的一个重现，如果在家里双方的动作幅度可能会更大。但此刻，他们是在大街上，附近的路人看到他们的这般举动，毫不迟疑地报了警。

孙女士回忆说，当时呼啦啦来了4、5部警车，把现场全部封锁，开始她也十分惊讶，认为现场什么都没发生，警察来干嘛？好像是有了惊天大案一样。不料警察却径直向他们走来，简单的询问之后，就把丈夫铐上并要带走。此时，孙女士才感到事情严重，她觉得太冤枉了，家里的私事关别人什么事儿呢？难道也要闹得惊天动地的。后来，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一旦被带走，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了，于是她就对警察说：“你们带他去哪儿，我也就去哪儿，反正我也不认路。”

无奈之下，警察将他们一并带回警局，但是仅仅拘捕了丈夫，没有拘捕她。在警局之内，孙女士还一直试图和警员解释丈夫并没有打她，也不会控告丈夫。警员则表示，有证人指控他打人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孙女士作证亦可。看到警员执意要关押丈夫，她就使出了最后的一招，表示如果警察坚持不放人她就不走了，她要死在警察局里。

据孙女士介绍，警察一听她要死在警察局，马上追问她：“你准备怎么死？”

她回答：“自杀。”

警察又追问：“你脸上的伤痕是谁打的？”

她担心警察把这笔帐又算到丈夫头上，就表示：“我自己打的。”

警察问：“你经常自己打自己吗？”

她回答：“是。”

警察又问：“你常常想要自杀吗？”

她以为警察怕了，就坚决地回答：“是。”

警察问完话，作好记录，几名警员立刻给她戴上手铐，以她有自杀倾向为名，押往精神病院进行检查。在经过5个多小时的检查之后，折腾了一天的孙女士终于通过诊断表明，她的精神没有问题。她表示，加拿大不是有言论自由吗？我说说想自杀都不行？这还不如中国自由呢！

回到家中不久的孙女士立刻透过《加拿大都市报》报料热线找到记者，她希望记者可以和她一同前往警局将丈夫接回来。记者根据过往采访的经验告诉孙女士，她的丈夫必需有人担保才能出来，记者还告诉她，即使她先生放出来了，警方可能也会颁布禁止令，暂时禁止她先生回家住。孙女士一点也不相信，以为是记者推托之词不想帮她忙。

之后，记者与孙女士母女一起前往警局，英文十分流畅的女儿向警员讲述了母亲的要求。但警员经过查询之后表示，探员已经决定当晚将其父亲关押在警局之内，第二天一早就会去法庭过堂，到时候再说保释的事情。

女儿担心父亲的身体健康，也采取了母亲的方式，表示警察不放人的话她就不会离开警局。母亲一听女儿口出此言，立刻联想到白天自己的遭遇，马上劝女儿千万不要班门弄斧，搞不好娘俩还要去精神病医院走一遭，那才叫个冤枉。

移民应懂法 补课未为晚

从以上两宗案例可以看出来，新移民无论移民的时间长短，除了坚持使用母语之外，还都生活在原有的观念和法律意识之中。当他们的感觉和法律相抵触的时候，经常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感受，以自认为正确的方法去行事。诚然，他们的做法放在中国来说，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作用，不过对于熟悉和固守法律的当地居民和警察来说，这些举动显然是无法理解的违法行为。

试图和警察说理，是很多华裔新移民面对警察时的第一个反应。新移民经常犯的错误，是把自认为合理的行为，和对方不合理的行为告诉警察，说服警察相信自己。和警察理论的结果，不但不会帮助自己减轻责任，往往会因在理论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冲动的举动，而招致新的罪名或者怀疑，比如孙女士被送进精神病院作诊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一些新移民不相信法律的效力，因为语言的问题也惧怕介入官司之中。他们相信加拿大的司法执行进程缓慢，不如自己解决来得快，还有巨额的律师费用，往往也成为新移民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的心理门槛。华裔律师杨如意表示，实际上加拿大的法律是一种十分具有效力和科学的框架，对于问题的处理和评判是合理的。新移民往往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对于法律和自己行为有不同的解读，造成一种误会。

加拿大本地居民普法的教育包含在学校教育之中，居民的法律意识也相对很高，因此政府对于普法并不非常看重。因为这完全是通过个人努力就可以达到的，不需要大规模的全国普法。政府也设立了法律汇总网站，居民如有需要，自己就可以上网查阅，以及配套的法律援助网络，使居民接触法律变得非常简单和方便。

自解法规易出错 普通教育待加强

俗话说入乡随俗，连“俗”都要随，更何况法呢？其实，新移民不懂法，也不能完全归罪于移民本身。目前服务新移民的社团不下上百，其服务项目还都局限在安家、办证、招工、语言的基础上，很少有很留意到对新移民的普法培训。新移民对于法律的了解途径，仅仅是通过媒体一个个孤立的案例和自己生活经历，来掌握一些支离破碎的法律概念，导致学法的过程可能要穷尽一生才会有所了解。

一位新移民的母亲，上周曾经致电记者询问有关《青少年法》的问题，她表示女儿越来越大，交友和生活已经超出了她所能控制的范围，随时都有违法的可能。目前她已经不能担保女儿不会违法了，现在就是担心女儿在不到18岁以前违法的话，她有没有连带责任。她曾经问了几个社团组织都没有回信，也曾经问律师，律师表示只有出了事他们才会根据个案分析，律师没有普法的义务。

由此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社区里不少社团在关注新移民吃喝拉撒的同时，却忽视了新移民对法律的理解。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册子里，讲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却没有一个中文法律读本，有的只是一些个别法律的片断注释。尽管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几十年都过来了，凭感觉都知道绝对不会轻易违法。话虽这样说，每个人都知道杀人放火肯定是不行，但具体到一些细节的规定，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的。例如小小的肢体冲突，华裔可能就会认为没啥，两口子之间更要打是亲骂是爱，只要大错不犯就行。这些传统的思维方式，往往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所拆散。

我们可以把考车、入籍的试题收集起来，翻译成中文，教你如何过关考照拿身份，为什么没有人将加拿大一系列的法律翻译成中文，因成小册子发给新移民去参考呢？很简单，因为考车、入籍可以成为一种生意去经营，普法则没有利润的闪光点。

政府对于新移民的普法教育显然不够。首先是语言的障碍，很多人连简单的英文文章都很难读懂，更不要说上网翻阅措辞古怪的法律条文了；其次，原住国传统习惯和法律观念，多多少少还在控制著新移民的行为，很多时候违法也不知，鸡蛋愣往石头上碰。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别人提起，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单独留在家中，并绘声绘色讲述很多邻居报警，儿童保护组织把孩子带走的案例。令不少华裔家长把孩子当成了包袱，夫妻二人被孩子牵著团团转。这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安省原来并没有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单独留在家中的法律规定，只要孩子可能料理自己的吃喝拉撒行为，知道在家中什么行为是安全和适当的，就可以独自在家。

司法从业人员对此的解释是，之所以不硬性规定年龄作为独自在家的界限，是因为每个儿童的发育水平不同。比如，同样是12岁的孩子，一个可能是小大人一般，什么都可以自理，另一个可能连喝口水都会呛著，安全常识全无。如果法律硬性规定12岁以上就可以独自在家，就有点一刀切的嫌疑了。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如果遇到案例警员往往会对孩子做一些简单的测验，看其是否有生活自理的能力，是否具有基本的安全常识，如果孩子很懂事就没有问题，所以说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是关键。

类似这样对法律的混乱理解相信还有很多案例，无一不说明华裔新移民对法律普及的需求是多么的强烈。如果都像那位律师所称的：等出了事再说。这样是不是有些太晚呢？随著华裔专业人士的增多，也随著华人社团服务进一步的完善，希望早日可以看到这种法律普及服务的出现。两单案子 一种命运 法盲加国闹革命愈闹愈倒霉

讲起来难以置信，在加国，不懂法的法盲移民，竟然与警察对著干，结果是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令自己陷入僵局，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样的故事虽然匪夷所思，却是值得我们去探讨。

原文请见：

http://www.ccue.com/ccp_east/2008-03-06/1204854674d872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