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的对话:学子精神永不磨灭
加中时报编按:八九“六四”事件一晃已过了15年,淡忘的人越来越多,但每当纪念日时,总会勾起人们点点回忆。尽管世人对“六四”及当初的民运人士的评价各有不同,可是当大陆重新响起“六四”平反的强烈呼声时,海外华人是否也在为历史及未来在深思。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时间做出公断,相信重新评价“六四”的一天不会久远,褒贬可能已非过往或是现时所能定论,但无论如何,热血青年的理想、追求,将永留史册。
本报纪录了一段曾经历北京、上海“六四”学运的两人对话,他们安居加拿大,也远离海外民运,回望15年前,他们反思着这段经历,或许可以引发读者更多的对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思考。
黄欣 原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以下简称“欣”
陈平 原北京大学学生,以下简称“平”
“六四”永远是不可封尘的历史一章
欣:阿平,认识你很久才知道你当年也是热血青年,好像现在大家来了加拿大,越来越少去谈论“六四”经历,如果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到“六四”,别人就觉得很怪,所以看到香港每年举办万人“六四”烛光晚会,心中很感佩。不过我觉得历史不会被封尘,聊聊过去,更可看清现实,15年了,“六四”无论如何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平:这里面有一个因素须考虑到,就是在大陆那样一个新闻封锁的环境里,15年来灭绝了一切关于六四的真实报道。要知道今天一个20岁的青年人,当年不过是一个5岁的孩子,他们没有任何机会了解历史的真相。六四事件,没有目睹过的人有怀疑、有困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对于所有曾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我相信不管他们今天是否公开谈论六四,那段历史绝不会从他们的记忆中谈忘。今年蒋彦永医生上书中共之后,海外设立过一个征集为六四正名的签名网站。至今已有近万人签名。其中的许多留言真的是催人泪下。
欣:当时上海学生、教师、新闻工作者等,看到北京发生的一切,心中激愤,记得当时的诉求是“反腐败”、“反官倒”,追求“五四”青年的理想,到今时今刻我都认为学生的理想是纯洁光辉的,也一样适用于今日的中国社会。
平:八九年发起于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实际上与八六年源于安徽、上海的学潮有真接的渊源。我感觉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那一代的青年学生有一种可贵的责任感和崇高的道德使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我记得在绝食请愿书上有这样一句话:“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今天仍有许多人相信,六四与当时中共内部的权利斗争扯到了一起,但这是历史的因缘。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青年一代理想的光辉,失去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将会黯然失色。看一看当今的中国社会,就会更加明白这一点。
“六四”迟早会重新评价
欣:大陆最近蒋彦永医生上书中央要求平“六四”,我相信这只是一个预兆,在胡温新政之下,“六四”重新评价不会太久。“文革”经历十多年后得到全面否定,更何况是学生流血的“六四”事件,在世界史上任何学运流血事件,最终都会得到重新评价,因为学生是热情无私,为国家前途呼求,他们注定不会成功,也注定被人利用,但有了他们的呼求声,就已足够了。我对胡温新政抱以厚望,相信只要持之以恒,注重民生、民本,未必真正达到民主,中国会有一个理念的大跃进,对“六四”的评价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平:在这一点上我是持悲观态度的。我承认胡温比起李鹏、江泽民来,更加亲民,开放,但他们受到中共体制的诸多限制,有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前车之鉴。我以为,人民不需要中共来为六四平反,他们只能像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为自己的罪行忏悔,乞求人民的宽恕。
“六四”精神永不抹杀
欣:现在很多人一谈到“六四”,就将对民运人士的不满渲泄在整个事件中,我觉得相当不公平,这才是真正牺牲了学生们的热诚。这也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有关,总是以为有领导人出头,就如“救世主”一样,可以完全带领改变一切,却不知道自己就是改变现实的一份子,这种缺乏“民”来“主”的观念,也制约了中国人的思维。一旦所谓“领导人”有错,一棒打死一群人。学运领袖的所为评价不 一,但这不能抹杀学生的理想追求。
平:六四时代的学生领袖,也是20岁出头的青年。可以说,是历史把他们推到了连他们自已也没有准备好的位置。他们在1989年运动中与此后在海外民运中的表现,也有许多令我失望的地方。但我不认为在道德上应该对他们有什么苛求。我想说的是,第一,他们当年从千千万万个学生中走出来,他们对正义与理想的追求,与千千万万个爱国学生是没有区别的。第二,他们在青年学生时代,就成为全国闻名的“通缉犯”,许多人坐过牢,忍受过与亲人天各一方的痛苦,他们人生所经历的苦难,是我们这些人难以想像的。第三,他们流亡海外之后,依然面临着求学、生存、事业发展等一系列挑战。总之,我不认为因为他们选择了民运,人们就应该以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就算有些民运人士后来沉落了,诚如你所言,没理由一棒打死一群人。对学运领袖的所为评价不 一,不能抹杀学生的理想追求。
割舍不断的中国情
欣:现在有种倾向,就是海外大家争着与中国做生意,见到“六四”有关的事就心里害怕,少谈少碰为妙,我觉得很可笑,实际上这是既成的历史,说不定有一天重新评价“六四”,而且确实这也不会太久,到时一定会有一大批人又说自己如何、如何支持民运。
平:海内外的中国人都有一种思维,不愿为天下先,但唯恐让别人感觉落伍于“时代”。我近两年亦有机会回大陆探亲,亦感到以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谈论六四是多么不合时宜。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确实大大提高了。加入世贸、取得奥运主办权、载人航天飞机上天,极大地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国内很多20来岁的青年人愤怒地以为,谈论六四,只是海外那些“假洋鬼子”、“汉奸”跟中国过不去。可他们如何了解,那一代人曾经怎么样舍命爱过这个国家,无情的现实又带给他们怎样的心灵创伤。就像当年不堪屈辱、投湖自尽的老舍先生曾经写的:“我爱咱们的国家,可谁爱我呀!”
欣:我知道你不会忘记那段历史,如果当年学生的热诚,甚至鲜血能够唤起民族的自觉,那我想这值得,我最近越来越喜读鲁迅的诗文,只是我不需要鲁迅当年的悲情。
平:说起悲情,六四带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悲情,就是它灭绝了我们同这个国家感情的纽带。六四是一段断肠的回忆。它令我们弃家背国,孤悬海外。六四又是一段血泪中伴着温情的回忆。毕竟北京的父老曾以血肉之躯为我们这些学生阻挡过坦克和枪弹。那些善良的人们在强权与暴政面前所表现的勇气与尊严,每每令我震颤,令我心碎。在我宣誓成为加拿大公民那天,在我唱起加拿大国歌的时候,我曾经泣不成声。因为我不曾忘记,亦不忍丢弃那些故国的乡亲。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怀,这一段放不下的恩怨,也许将困扰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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