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藏女奴隶到歌唱家 忆采访才旦卓玛

才旦卓玛。西藏藏族青年歌唱家。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藏族班学习。藏族班已开办了几届，班主任是优秀教师王品素。我事先采访了王品素老师，了解了整个藏族班的情况，才旦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在背景情况掌握後，约才旦在教室--采访。空旷的教室--只有我和才旦对坐。我发现她的汉语已讲得相当不错。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是汉族，是进藏解放军中的一个团长，这对她的汉语进步大有帮助。

才旦卓玛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她对我介绍了西藏民主改革前，她和她全家过的农奴生活，为文明社会所不敢想象。她是一个西藏农奴的孩子，祖父、父亲都是农奴。她出生在雅鲁藏布江畔的日喀则市。十叁、四岁就给农奴主放羊。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後，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时，每天仍像牛马一样为农如奴主劳动，吃不饱,穿不暖，有时还要挨农奴主的皮鞭。那个时候，她很想支去读小学，但父亲不同意，一方面因家中缺乏劳动力，衣食还顾不上，哪里能去读书呢？另一方面，父亲受到上层反动分子的欺骗宣传，说什麽共产党抢东西，大人杀掉，青年、小孩骗走，所以她到十九岁还是一个女文盲。

她说她从小就喜欢唱歌，但那时艺人被人瞧不起。她家--，爸爸、妈妈不让她出去唱。她就在家--要父亲唱藏戏给她听。1956去年日喀则有了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她背着父母参加了，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从一个女艺人那--学会了唱民歌，在一次演唱会上，和一任位男青年对唱，引起了大家注意，被推选为日喀则青年代表，到拉萨参加了西藏青年代表大会，并参加了青年团。会议结束後又随西藏青年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去参观。参观了十四个省、市,包括上海，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当她和毛主席握手时,她热泪盈眶。回到家後，父母都非常激动。不久,她参加了日喀则文工团，学了许多西藏民歌和古典歌曲。後来又全团去西安西藏公学学习。

1958年，她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初来院时时，藏文化小水平低，汉语也说不上几句。白天课堂上情绪不高，晚上在宿舍--哭。学院领导派了优秀教师、全国「叁八红旗手」王品素老师担任她的声乐课教师，并指出要在保持藏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提高她的歌唱水平。她过去唱歌时，只知道拉开嗓子就唱，没有受过训练，唱歌缺乏科学方法，喉音重，音位低，要教好这样一个学生，教师要化很大功夫。王品素老师向她们藏族学生学藏语；在琴房--领着她们一句一句地唱，有时一连教几十遍。

1959年，才旦到北京参加了建国十周年演出。受到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副委员长的接见。刘主席说，「西藏就要进行民主改革了。」1960年7月，才旦当选为音协代表去北京参加了第叁次全国文代会。

才旦被保送到上音藏族班後，遇到像母亲一样的班主任王品素，她感到新社会没有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有的是民族团结和友爱，使她这朵西藏高原上的小花逐渐绽松开来。她一边讲，一边为我唱起《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藏族民歌。歌声穿过教室窗户，飞向上音院中，飞向上海上空，飞向全国各民族心中。

我回到报社，很快写出一篇记者采访散记《从女奴隶到歌唱家----访上海音乐学院藏族学生才旦卓玛》。文艺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黎家健先生通过了。但第二天我想了一下，采访散记不如用才旦自己的名义发表更有感染力。於是我又同黎家健先生商量了一下，把稿子要回来，改写为才旦第一人称，题目是《我要永远为党歌唱》，署名「上海音乐学院藏族学生才旦卓玛」。题目与署名，我叫才旦写在一作纸上，制版上版面。我只在文末括弧内附注叁个字「元叁记」。

这篇稿子，近五千字，放在1961年12月10日星期天的《朝花》头条，以近四十万份的《解放日报》印数传向海内外，引起海内外读者热烈和强烈反响。当时离1959年部分西藏奴隶主叛乱，并裹胁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只有一年多，国内外舆论不一致。这篇女奴隶自述的新旧社会的两重天，对海内外为西藏农奴制辩护者和西藏分离主义者们不啻是当头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