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都市报林枫：解决西藏问题的思维

(加拿大都市报)有些意想不到的，上星期五我应邀出席新时代电视节目“传媒对焦”关于西藏问题的討论，事后收到好些观眾的来邮来电，一位余姓观眾透过我的朋友向我转达，认为我本来应该坚持如此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身为媒体人，不能一边倒。在此，感谢这些听眾对我的支持和理解。

星期五的电视节目，除邀请“329集会”发言人夏河先生出席外，还先后向苏賡哲、冯玉兰和关卓中三人发出邀请，只因为他们三人都有工作安排，难以 抽出时间参加，为此，鉴于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与学生们以及夏河先生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在本专栏已有表达），监制提出由我与夏河先生对话。

比较有趣的是，当关卓中获悉我会持不同观点与夏河对话时，他很担心地问我：你真的找不到別人吗？言下之意，我是个爱中国的人，在西藏问题上，能讲出什么观点来呢？

关先生这个疑问十分好，也正是我花了那么多笔墨所要表明的，我与那些“逢中必反”或“逢中共必反”的评论者不同之处，我所持的评论观，在评论中国 政府的表现时，是以事实效果为判断標准。这就是说，今日中国政府的所为，假如是于国家于民眾有益的，我会为之鼓掌；假如是于国家于民眾无益的，我会提出批 评。中国是我们的祖籍国，我们对这个国家最深的期望，就是希望它日益好起来。

回到西藏问题上，我在节目中的主要观点是：这次借奥运的召开，在全球各地爆发的藏人示威事件，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西藏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同时也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中共自1949年建国后，至今长达60年，仍未能解决西藏的稳定，中央政府是有责任的。

今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治，將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宗教问题被边缘化，这是矛盾交缠的症结。现在大家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对西藏问题的处理思维是， 假如达赖放弃暴力，就有可能对话；如果达赖不臣服中央政府，对话就无法展开，中央政府会用“拖”的办法，等待达赖后的机会来临。这种思维在中国国內获得比 较多数的赞同，但却是危险的。因为“达赖后时代”，年青一代更推崇暴力对抗，这次借奥运体现出的全球示威，已充分证实了达赖对年青一代的控制力正在减弱， 由此推断，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良机，是“后达赖时代”，而不是“达赖后时代”。

中央政府能不能在“后达赖时代”找到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呢？当然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59年以前，达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很好，那时中央政府 给予西藏足够的自治空间，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可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自己的领袖，上层贵族的权益获得保护，从1949年到1959年这10年，是西 藏地区自治的“蜜月期”，其特区特办远胜于今日的香港特別行政区。

假设我们將香港特区与西藏自治区比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些解决的思路呢？香港人上街游行要求“双普选”，中央政府最后给出一个终极目標，无论这 个目標要走5年好10年好，但总算是有所承诺，有所寄托。假如，中央政府与达赖马上进行对话，双方找到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终极目標，这个目標的精神是： 中央政府保持西藏党政军的领导权，在这个基础上，给予西藏充分的宗教自由、地区自治权利，只要达赖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则迎达赖回西藏，给予达赖在宗 教上的领袖地位，削弱汉文化在西藏的影响，并从经济上支持该地区的建设，包括传统文化的维护，把西藏建成一个独特的民族特区，不但可以阻止西藏从中国分离 出去，同时可以为台湾回归中国建立一个样板。

今日藏人在全球发起抗爭，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矛盾的激烈冲突，意味著解决矛盾的机会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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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ue.com/ccp_east/2008-04-10/1207879905d9498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