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势不可挡，志愿者涌进灾区

多维社记者纪军编译报导／郝林(音译)跟妻子撒完谎，便踏上飞往成都的飞机，然后又借来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便鞋穿过农村来到一个刚刚被大地震摧毁的小村。心理学家出身的他在向幸存者提供免费辅导。

装满志愿者的巴士沿着通往鲁次村(音译)的土路上颠簸着。来自成都一家私人公司的员工正在清理着一个小镇。来自中国各地的其它志愿人员已经向灾区运送着食品、水，也运送着他们的同情和慰问。

“我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今年36岁的郝林，在5月17日晚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说道。“现在，普通百姓都知道自己如何采取行动了。”

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长篇文章指出，在5月12日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派遣士兵、警察和救援人员赶往灾区现场。

但官方媒体对这场异常严峻的灾难所进行的全方位报导，则出人意料地把中国的普通百姓动员起来。在这场惊人的没有脚本的公众回应中，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涌向灾区，捐款的数额也创下纪录。

用烛光为死于汶川地震的受难者祈福

文章称，北京对这种公众的积极性一直保持着本能的警惕，长期以来始终对政府控制以外的私立慈善机构、宗教和社会及环保团体进行严密监视。然而，这场民众积极参与的救灾行动是如此的势不可挡，已让一些分析家开始辩论它是否将会造成政治上的余震，向政府施压给予民间组织更多的空间。

纽约时报引述一些私人团体代表的话说，在大地震发生后，中共官员一开始曾部署共青团来负责监督私人救济。但许多个人、企业和民间组织，还有非政府组织只是直接采取救援行动，以补充或协助他们所说的不堪重负的中国红十字会进行救援。

文章指出，面对一场潜在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共官方最后放松了对救援行动的控制。不过，官方从一开始便以安全考虑为由，警告志愿者不要进入地震灾区。然而，此时已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正在灾区展开救援行动。

在成都，赈灾志愿者已经建立了一个指挥框架，称为“非政府组织救济行动组”，协调着30个民间组织。他们已经收集到社会各界捐出的方便面、饼干、大米、药品、衣服和被褥。

“我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贡献，”39岁的非政府组织资深组织者、专门对志愿者进行培训的云南发展研究所所长邢莫(音译)说。

志愿者在向灾民分发食品

纽约时报指出，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志愿人员都表示，他们认同政府处理救援和努力救济的做法。一些专家认为，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疏导这股民间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加强自己的权力，就像在西藏发生骚乱和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时遭到抗议后，他们帮助挑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那样。

文章称，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通常都会把这种少见的公众参与国内事务，视为对国家稳定的一个威胁。而公众对四川大地震的反应也表明，现在中国新出现的财富、手机、短信和集体运输能力，如何让当局想控制民众对一场重大事件的反应，变得更加困难。

与民众蔑视有关规定，自发涌向灾区去当志愿者一样，中国的媒体也在大地震后集体性地无视中共宣传部一开始下达的禁令。

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资深研究协调员鲍曙明(音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将溶解一些在政府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界限。人民正变得拥有更高的教育和更多的组织性，社会正变得更加开放。”

志愿者奔赴重灾区

纽约时报指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公众对这场自然灾难的反应就是一种悲痛和渴望帮助之情的自然流出，这是一个社会反映－－现在有更多人的富裕起来，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回赠社会。

尽管传统主义者对现代中国的道德水准降低，并信奉唯物主义而感到懊悔，但这场预测将造成七八万人死亡的自然灾难，已经引起一阵深刻的共鸣。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都背诵过孔子的‘人之初，性本善’，但它需要象这样的一场灾难，才能把人的善良本性带出来，”41岁的上海投资家梁艾伦(音译)说。“人们被那些儿童被埋的场面和人生的价值而感动着。在我们所成长的社会，人们往往认为，中国人的生命要比外国人生命更不值钱。”

在四川灾区以外，民众的反响早已水涨船高。中国公民和公司向灾区捐款的准确数字每天都在变化着，据官方媒体统计，目前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香港富翁、著名爱国人士邵逸夫捐款1400万美元(1亿港元)，为灾区师生重建校舍，这是至今单一捐献的最高金额。

志愿者在灾民提供饮用水

纽约时报说，中国社会各界已为四川灾区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赈灾活动，如排队献血、糕点销售、慈善筹款、艺术品拍卖会等等。还有许多人放下手头的一切，急忙赶赴灾区。在四川省会成都，一家私人汽车俱乐部的40名会员，往返于成都和什邡之间，从灾区运走了100多名受伤的幸存者。还有不少人往自己的车里装满各种赈灾物品，千里迢迢直奔四川山区。

中国官方媒体所发表的令人心碎的灾区图片和故事，牵动着普通百姓的心。官方电视台不断重播着救援人员努力抢救被困人员的画面，官方报纸也破例描述着这场灾难所带来的恐怖而惨不忍睹的细节。

“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官方电视台进行的24小时报导，”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与发展经济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赛奇(Anthony Saich)。赛奇补充说：“由于对奥运会敏感性的提高，再加上西藏事件所激发的民族自豪感，也许这场灾难可以比较容易地调动起高度的爱国责任感。”

赛奇教授指出，中国更年轻的城市一代早前已表现出对农村人的困境不太感兴趣，“但现在他们真的对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感到震惊了。”

纽约时报指出，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发展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步骤，而一些支持者正希望这场地震能成为一个决定性时刻，去激励民众推动未来的更多改变。然而，非政府组织仍然扮演着很小角色，云南发展研究所所长邢莫承认，只被允许进入灾区现场并不意味着私营团体已经有了他们想要的影响。

“最令人沮丧的是，运输是一大令人头痛的难题，”邢莫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物资滞留在路上。我们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迫切需要这些，但我们根本无法把它运进灾区。”

文章指出，在全体中国人都在努力赈灾之际，最近也出现了几个警告的信号。一些公司正要求员工进行捐献，但不鼓励从事志愿服务。此外，中文博客也出现了一股“修理名人”风，其中包括球星姚明，有人认为他的救济捐款与其收入和名气都不相符。

志愿者在四川灾区

而捐款的洪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对腐败问题的关注，不少人担心这些捐款是否会被用于救灾。政府官方也开始就如何使救援工作更有效率征求专家的意见。

在偏远的鲁次村，当地的一家玻璃厂只剩下一个外壳，而村民们用砖盖起来的农舍也被夷为平地。67岁的稻农刘烈(音译)家的情况就更可怕了。他现在与家里7名成员一起睡在塑料棚里。他家的所有墙都倒塌了，但刘烈指着塑料棚边的几箱瓶装水和几箱零食还有两袋大米说，所有这些都是志愿者送来的。

“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人民，”这位纯朴的农民说。“你必须了解新社会与旧社会之间的区别。20多年前，我们没有粮吃，现在人们从广州和全国各地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

刘烈还必须重建自己的家园，他要在这些志愿者返回他们正常的生活后，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刘烈的63岁妻子郭必华(音译)担忧地表示，“我担心我们将如何建起这座房子，我太老了。”

虽然这个临时的“家”很简陋，但却有了一些生活气息

不远处，文章一开头所提到的心理学家郝林，正与另外两人骑着自行车赶到鲁次村，其中包括曾在纽约市居住30多年的拉里.王(Larry Wang)。他们是在成都相遇的，然后就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过遭到严重破坏的灾区农村，向灾民提供心理辅导。

郝林居住在进出口生意兴隆的深圳市，他的背包内塞满了足以用两个星期的用品。他说，当他与幸存者尤其是跟孩子们交谈，并帮助他们应对难关时，他感到非常兴奋。

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次行动如实地告诉妻子。“我妻子并不知道我在这里，”郝林承认说，“她会太害怕的。她认为我现在还在广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