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病？有病？ 新移民身心健康谁关心？

(加拿大都市报)多伦多大学小区工作专业助理教授Izumi Sakamoto博士和几位华裔同事，在专门针对来自大陆的中国新移民精神健康问题进行的研究中发现，生活落差问题、就业问题、语言问题，令不少人第一次感到了经济和生存的危机，心理压力巨大，甚至不堪重负。

多伦多西区医院亚裔人士精神健康计划医疗主任冯溥伦在接受《加拿大都市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们团队的专题研究表明，新移民尤其是近年来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的新移民，面对各种压力精神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已经非常普遍。

不幸的是，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原因，很多人对精神健康问题给予的是忽视和漠视，面对一些精神方面的病症，往往认为自己仅仅是性格问题，而没有从病理方面寻求答案。且错误地将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混为一谈，前者是需要巨额花费接受心理治疗师的调理，后者则是作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可以享受的医疗福利，如果确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患者在医院治疗是属于健康卡的支付的范围。这对于华裔移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医疗服务选择。

有黑社会在追杀我

两年前，记者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一位居住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张先生称自己多年来被黑社会无端骚扰、追杀，他报警多次竟然无人理睬。

张先生原籍是福建，偷渡来到加拿大之后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8年多了他还一直居住在租住的一间地下室内。由于市中心房屋历史及久远的缘故，室内散发着永远不会散去的潮湿霉味。他表示几年来，一直有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周围出没，不是偷他的自行车，就是跟踪他。跟踪的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每次都不同。记得有一次一个黑人跟着他走了很远，他猛然回过头质问对方：你为什么跟着我。对方一惊迟疑一下就跑了。

至于对方是什么黑社会组织他也完全不知，只是表示他们人很多，且无处不在，除了跟踪之外甚至连他曾经拥有过的一部汽车发动机都给搞坏了。按理张先生出身贫寒，以前在福建农村务农种地，偷渡来了之后语言存在问题，只有在唐人街靠摆摊卖菜为生，也从未得罪过任何人，除非是他隐瞒了什么，不然实在找不出有人加害于他的理由。

张先生曾经向所属的多伦多警队第14分局多次报警，因为语言问题每次也都很难讲清楚，警方的答复他也是一知半解，总之他的感觉是警方漫不经心，要他自己小心。记得当时14分局一位警员表示，张先生报告的案情都是缺少很多要素，要么没有嫌疑人的任何特征数据，要么就是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或者说很牵强。比如他有一次报案称，有人到他的住址要强行进入检查，实际上经过调查是市政公司应房东的要求，来做一些例行检查工作，他以为是有人害他就报了警。还有一次有人路过他的窗前，往里面看了一眼，他认为是有人监视他也报了警。诸如此类发生很多次，很多无法查证，因此警方也是哭笑不得。

记者后来和同事分析，他们觉得可能是张先生一直生活不顺，导致心理压力过大，又将自己的种种不顺遭遇强行联系起来，得出一种遭到迫害的结论。

老公的健身教练在监视我

另一位来自上海的王女士，6年前以结婚的方式来到加拿大。她在报料的时候声称她发现了老公的婚外情。根据王女士的叙述，她是在几年前和这位西人丈夫在一个酒吧里认识，结婚移民多伦多之后丈夫就经常去健身房锻炼，新女友也就是他的健身教练。

据王女士介绍，丈夫每天晚上都回来，也从不出去，只是常常利用白天和女友约会。记者问她如何知道他白天约会，她表示每天中午上班吃饭时间他就不接电话，因此一定是约会了。随后她又讲了很多丈夫和她吵架的细节，比如说她经常追问那个女教练是怎么训练他的，用了什么姿势等，丈夫始终避而不答。她觉得一对男女在健身中穿那么少，你摸摸我，我扶扶你，能做出什么好事来？

王女士在陈述中突然向记者表示：“丈夫的女友有遥控监视能力，我在屋里干什么她知道。”她回忆说，有一天下午她正在家里床上看小说，翻到第二页的时候读到小说中有一个名字，和丈夫健身教练的名字一样，恰恰就在这时那个女教练就打来电话，问他丈夫在家吗。

记者问这中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她表示女教练打电话就是想说明，我知道你看到我的名字了，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之中。记者听到这句话，就马上意识到记者再次遇到了一个妄想症的人。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记者的热线电话每周都会接到类似的故事。一般来说，打电话进来求助的人，不是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是不会轻易向人诉说的。但听到一些类似这样荒唐的逻辑和让人苦笑的故事，记者甚为同情却又深感无奈，为什么我们的同胞在精神空间里多了那么多折磨，到底该如何帮助他们呢。

新移民压力精神过大

多伦多大学小区工作专业助理教授Izumi Sakamoto博士和几位华裔同事，在2004至2005年专门针对来自大陆的中国新移民精神健康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选择了移民时间在4到1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一些人原来有专中国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到了加拿大却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大部分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因一部分回流中国，一部分人则心理健康受到损伤。

研究发现就业问题是处于移民早期阶段（4到10年）最大的压力，尤其是移民3年以上还找不到专业工作，压力最为明显。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在本地重新上学，才会有找回专业工作的可能，但年龄和家庭的负担也是其中一个主要障碍。就业问题使他们很多人人生第一次感到了经济和生存的危机，心理压力巨大，甚至不堪重负。

其次就是语言问题，多伦多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对于大陆新移民来说，英语不好是一个问题，粤语不好竟然也成了问题，这在北美主要移民城市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早期华裔移民多来自香港，他们制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大陆移民要求进入这个同是华人的圈子，不会粤语也很难找到工作。感到自己既像个哑巴又像个瞎子，交流竟然成为生存的障碍。

由此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落差感”和精神健康。在调查中，他们很容易从被访者的口中听到“落差”、“迷失自我”、“没面子”、“没希望”、“浪费生命”等消极词汇来形容自己的移民生活。他们普遍认为打工（体力工作）是很羞耻的，主要是他们以前在中国大部分从事的都是研究、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工作，在社会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从管理者到“民工”两者对比形成巨大的落差感。

面对这些问题，大陆新移民在使用社会资源的时候也存在一定的偏差，那就是就业咨询的社工往往忙得不可开交，但负责对新移民心理帮助的社工却相当清闲。结果造成一种新移民不需要心理咨询的假象，从而使这一服务更加削弱。究其原因，完全是文化差异所致。中国人有家丑不可外扬的祖训，同时也有爱面子的传统。怎么可以对一个陌生人说自己的难言之隐，怎么可以承认自己心理有病。况且对于精神上存在问题的人来说，大多数是不愿意面对或承认这一事实的。

为华人服务的精神科医生

《加拿大都市报》之前曾报道过4年前自杀的新移民耿朝晖家庭现状的故事，提及部分新移民精神状态不佳和精神疾病的困扰，但如果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费用较高，大部分人无力承担，因此都颇感无奈。

多伦多西区医院的精神健康临床治疗师杨坚博士看到这篇报道，就马上打电话过来表示西区医院早就有亚裔人士精神健康计划，而且在去年11月又增添了一个思觉失调早期干预计划，专门针对华裔人士。临床主任和临床治疗师都是华人，可以流利使用国语的就有3人，这个项目还是居民健康卡支付的范畴，因此对大陆新移民的精神健康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病，是从英文原名psychosis翻译而来。目前国际比较流行的称呼是思觉失调。杨坚解释psychosis 指的是由大脑机能失调而产生的心理异常状况，主要涉及到感知觉和思维的异常。精神病一词易使人联想到一种疾病，思觉失调意味着一种状况，它可能是一种在心理压力下的急性反应。另外，思觉失调指一组症状群，不代表某一具体的疾病，可能为一些不同诊断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病情发作的表现。此外，精神病一词常会带给负面的印象，思觉失调仅表示思维和知觉则是人脑的功能，功能的失调一方面是一个很可以接受的病理现象，而失调的功能可以经过治疗有望得到调整。因此，思觉失调较之精神病不仅更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其英文原意和病理特征，对患者的心理压力也会小一些。

思觉失调可发生于任何人，病变部位在大脑，表现为各心理层面和过程的异常。移民适应过程中的各种压力以及缺乏社会支持的环境，都可能触发思觉失调的发病。思觉失调会给患者和家人在心理上带来巨大的冲击，困惑和痛苦。早期以药物，心理治疗，社会支持，康复技术及家庭心理教育技术进行全面，系统和人性化的干预可使患者得到很好的康复。延误治疗则会使治疗难度增大，最终可能导致慢性精神疾病。

安河卫生厅之所以设立这个专门针对华人的精神健康计划，就是考虑到飞速增长的华裔人群以及他们面临的困扰。但是华裔新移民通常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思觉存在问题这一现实，往往是把一些病态归罪于性格。“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是经常听到自我安慰的一句话。实际上精神疾病也属于医学上的疾病，只是它的病变部位在大脑而不在躯体，这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据杨坚介绍，这个计划自去年11月开展以来，患者并不是很多。杨坚表示，这并不是说明华裔精神健康不存在问题，而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医疗服务，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在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有的家庭每天争吵不断，甚至上升为暴力行为。有的孩子不愿意上学，不愿意写作业，家长只是想到孩子偷懒。有的人经常想到上班就害怕，不愿意和人交往等。对此，华人可能不把这当作一种病态，这就是一种忽视，如果不加以早期干预治疗，就有可能酿成大祸，耿朝晖的案例就比较典型。

承认“有病”太难

在日常生活中，思觉失调存在的比例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比如记者在以往采访中常遇到采访对象表现出的幻听、幻视、幻触。还有各种妄想症状，被害妄想、抑郁妄想（患者过分贬低自己的价值，此种妄想包含负罪妄想、疑病妄想、贫穷妄想等）、钟情妄想（患者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认为某人爱上了他）、被控制妄想（患者认为自己的身体、思维、意识被某种外力控制住了）。

还有一种在华人小区比较常见的一种妄想就是夸大妄想，患者认为自己聪明过人、认为自己是天才，这个小区、社会少了自己都不行。或者在名誉、地位、权势上加以妄想，总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用。这种妄想症一定程度上使患者不能和社会融洽相处，总是做出一些引起公愤或者不满的事情。但是患者个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异常，也是满腹怨气深感好心不得好报，常常闹得很不开心，甚至酿成各种悲剧结尾。实际上这都是思觉失调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华裔新移民把一些病态归结为社会竞争压力大、家庭矛盾激化、夫妻感情淡漠等外因，能忍则忍，希望靠自己的功力去消化，这样对身心健康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敢于承认、认识自己“有病”，是新移民需要跨越的一个巨大心理障碍。

杨坚表示网络上也有很多自我测试的题目，但是思觉失调有很多细分，比如说自杀倾向、忧郁症、个性测试、焦虑测试等十几种，他希望大家还是找专业医生进行评估，不要轻易对号入座。这种测试不是儿戏，也不是网上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每个人的症状不同，即使有上述个别症状也不能说明真的有问题。医生需要几个小时才可以断定患者是否存在病态，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为了更好的说明，杨医生还特意举了几个病例，但是为了保护病人隐私，具体人物和细节有所改动。

患者A(中学生):

2005年从中国大陆随家人移居多伦多，学习成绩中上。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与本地同学在许多方面格格不入，有时还受到个别同学的取笑和羞辱。 在2007 年冬季期未考试前感到压力很大，连续几夜通宵失眠。导致上课时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并发思绪紊乱、情绪不稳、焦虑不安等症状。对周围的人敏感多疑，进而发展到害怕遭人谋害。后来经住院治疗一周，情绪逐渐稳定才出院回家休息，但患者仍然害怕去人多的场合和学校，家人为此也忧心重重。思觉失调早期干预计划团队对他进行了专业评估，形成全面和详尽的治疗计划和方案，通过精心治疗，六个月后患者症状完全消失，目前在学校适应颇佳，各科成绩优异。

患者B(中年男国移):

2004 年与其妻子和两个幼童移居多伦多，生意失败后心情焦燥不安，连夜失眠，并怀疑有人要谋害自己及家人，因此高度紧张，并打电话报警。后来由于恐惧无法上班，在经济压力下产生抑郁情绪，对人生绝望，多次出现强烈的轻生念头和拟定计划。由于不懂英语，患者不知到何处寻求帮助。后得到华裔心理专业人员的及时帮助，包括危机干预及随之而来的药物，心理治疗及社会支持（医院帮助患者向政府申请到供给全家的每月生活费用及病残基金）等。随着治疗使病情逐渐改善，数月后恢复正常，现正常上班已有三年。

杨坚医生希望通过这些实例想说明，患者不用担心医疗费用、生活压力（条件符合者可以得到政府补助），治愈后医院方面还有特殊的渠道，整合本地西人社会资源，帮助患者安排就业。这个就业系统是早已存在的福利系统，用人公司和政府间有密切合作，帮助病愈的患者和正常人有同样的就业环境和权利，并为之保密。

他这个早期干预项目主要是开展公众教育，促进华裔新移民对思觉失调的早期识别。进而对有需要的新移民进行评估、诊断，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向患者及家人提供心理健康及康复教育，也提供所需药物和心理治疗。同时还与小区其它组织有广泛的联系，帮助新移民合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使患者能够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协助患者参与技能训练以达成其生活目标，帮助患者找到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

根据以往的经验，很多患者来了之后发现和他们想象的医院不太一样。医患双方完全是朋友式的谈心，杨坚表示很多时候就是坐在咖啡馆里聊天。他表示，大多数患者都是对人生感到绝望才看医生，到了之后才发现人生还有那么多种选择，于是心情就豁然开朗。

当然享受这一服务也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杨坚表示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思觉失调早期发病的患者，或者说是首次就诊的患者，或者接受其它治疗时间不到一年的。患者的年龄在16至45岁之间，要求居住在多伦多。该项目治疗服务期限最长为三年。如有需要，他们在患者离开本服务之前，会帮助他们寻找其它方面的服务。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患者本人或家属可以直接和他们联系，电话是416－603－5349，地址在多伦多西区医院（Toronro Western Hospital），他们将在48小时之内予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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