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笑话我也得说：我为什么不回国？

你在国内有7位数的收入还出国，我估计只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脑子浸水了，再一个就是你的钱见不得光。

收起您的旗子，公务员同志，算是为国家做了件好事。 我从上班起就不是公务员，到是你是公务员，我钦佩你敬业，从来不会漏回贴，每贴必骂！向狗至敬！你真是终于你的主人啊！ 我和你不一样，我还是中国人，从心里，到外面最爱的是中国，过一段就要回国了，谢谢你，我来这也不是因为喜欢这里，我骄傲无论中国是穷，是不好，我会努力让她变的更好，绝对不会为了一点狗食就不为人了！ 另外我也加拿大好，因为她也给我了很多，让我学到了很多。这就是我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想法！

不管什么党，只要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光我中华，就拥护！但不要伪民主，不要汉奸！ 收起您的旗子，公务员同志，算是为国家做了件好事。

俺认定中华民国，不管你是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民主同盟法轮功，要执政的可以在和平公平的全民普选的平台上一争高低，只求不要用原子弹颠覆我们的亚洲第一共和国，管你什么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法轮主义，只要选民接受。

中国国旗历史 http://my.opera.com/yumumao/blog/show.dml/230610 中国从清末起曾用的国旗，也有几个是特殊地方旗。 刚才在我自己的个人资料里看到了“龙旗”，就想到，还是把其它的国旗也发一发，觉得还是有些意义的，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该知道的历史。 以上几张图，从左到右，自上到下依次是： 1. 1873-1890年的中国国旗 2. 1890-1912年的中国国旗 3. 1911.10 武昌起义时的旗帜 4. 1912.-1915.10.22 中华民国五色国旗 5. 1915.10.22-1916.3.22的中华帝国旗 6. 1928.10.8- 中华民国国旗 7. 1949.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下面是一些历史上的地方旗： 以上几张图，从左到右，自上到下依次是： 1. 1931.9.18-1932.3.9 满洲国旗子 2. 1932.9.3-1934.10.15的中华苏维埃旗 3. 1934.4-1936.6.28 内蒙古伪政权旗帜 4. 1939-1940年的伪民国政府旗 5. 西藏地方政府使用过的旗帜 6. 中华苏维埃时期使用过的党旗 博主不够意思，把中华苏维埃时期使用过的党旗，中华苏维埃旗，满洲国旗子，内蒙古伪政权旗帜，伪民国政府旗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归于一类。

不管什么党，只要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光我中华，就拥护！但不要伪民主，不要汉奸！

中国大陆网友几乎不能访问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本来就是政治纲领和集团利益都水火不相容，想互相利用罢了。豁了嘴说豁了缝——谁也别说谁！

揭露的有理有据！ 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有理想，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极力鼓动的，煽风点火的，欲选领袖的，想立新党的。 如果你不吞吞吐吐的，我才能回答你的问题和挑战。学一下范跑跑，好吗？

联俄容共是孙文晚年所推动，引入外援改造中国国民党，建立党军的政策。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不足，两次护法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孙文认为必须建造自己的军队。在西方列强拒绝给予孙文援助的情况下，新成立的苏俄却宣布废除前沙俄与中国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孙越宣言俄方表示会从外蒙古撤军，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孙文与苏俄的关系日益密切。孙文在1923年（民国12年）与共产国际合作，苏俄方面给予孙文大量武器和财政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孙文建军北伐，隔年黄埔军校成立。在苏联的影响下，孙文同意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中国分部）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史称“联俄容共”，共产党在后来将其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单方面称孙文的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而这与国民党人对“容共”政策的理解并不一样。 孙文逝世后，共产党受苏俄指使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控制了国民党的诸多重要职务，引起国民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蒋中正率领的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在财政上不再需要苏俄的援助，蒋中正随即发动清党。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到此结束。 四·一二事件（1927年4月12日中国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的示意下于上海对中国共产党的镇压。 1923年孙中山认为苏联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支持者。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提出联俄容共政策。次年成立黄埔军校。大量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有些任要职。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为政治上的领袖，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则掌握军权。7月，群众运动到达高峰，斗争土豪轰动一时；造成许多地主受害。 1926年在政治顾问鲍罗廷影响下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共产党势力日增，并新成立农林部（谭平山）与劳工部（苏兆征），均以共产党员担任部长，另组成武汉总工会以向忠发、刘少奇、李立三为首，组织武装卫队杀害工贼。3月，蒋介石用武力平息中山舰事件，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之间产生龃龉。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蒋介石时任总司令。11月，北伐军已经控制了长江流域，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则极力主张迁都他控制的南昌。11月2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中共代表谭平山表示北伐是农民革命的契机，会后便采取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上的双重支持策略。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一个月后，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中央党部驻南昌。 1927年国民党三全会后，史达林派罗亦到武汉协助鲍罗廷组织农工阶层展开群众运动，农民协会、土地委员会成为有武装权力的组织。3月10日，武汉政府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突然免除蒋中正一切公职。蒋乃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并建立起一支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迎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 3月24日，北伐军攻下南京。入南京时，北伐军和当地外侨冲突。英美军舰以此为理由炮击南京，遂形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在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举发“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 3月25日白崇禧说：工人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3月29日中共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4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 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势力日益膨胀，“党中有党”，如不早日剪除今后会更难控制。再加上共产党人在北伐军攻克的地方搞“打土豪、分田地”的恐怖政策被大量国民党员所反对，于是蒋介石准备发动清党。各国租界在蒋保证不以武力改变租界现状后答应提供援助。 造成紧张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采取军事行动，冲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躲藏在其中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还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大量文献资料，证明苏联确实全面指挥了中国的颠复政府的运动。（4月28日，李大钊等人被执行绞刑）四·一二事件（1927年4月12日中国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的示意下于上海对中国共产党的镇压。

总计登陆：2,265 次 日均登陆：27.29 次 发布论坛帖子数量： 2991 （平均每天 35.70 帖） 揭露的有理有据！

难得有任何我的想法相同，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才移民。英雄所见略同。

你怎么要求爱国的留学生留在加拿大呢？他们热爱党妈妈，恨不得现在就回去报效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我提议，还是让他们回去的好，越快越好。 让他们回去的好，越快越好。

能不能不再打了中国人，不能团结起来吗？成天打最后谁受苦，谁得利！

抗戰電影下載(rmvb)：八百壯士(R.O.C中央電影公司1976) http://www.uocn.org/bbs/redirect.php?tid=13618&goto=lastpost#lastpost 本主题由 roc_1010 于 2008-7-2 17:38 提升 原版電影(rmvb)：八百壮士(R.O.C中央電影公司1976) 民國26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國軍投入70余萬兵力死守上海。會戰尾聲，我國國軍在達成戰略目的以及粉碎日本“三月亡華”的迷夢之後，隨即轉進南京。為向國際宣示我中華民國絕不放棄對日抵抗之決心，我88師524團第1營八百壯士在團長謝晉元少校的率領之下死守四行倉庫，在激戰四晝一夜之後，通過蘇州河退往英租界。在這期間，中國女童軍楊慧敏小姐(林青霞飾)冒死橫渡蘇州河，將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送至四行倉庫並升了起來，上海民心為之大振。這一段傳奇的“冒死送旗”故事流傳為千古不朽的佳話…… 如果您是下载的新手，如果您反复下载仍有困难，请看下面的帖子，教会您完美成功的下载！ （配图教学）请学会：从fs2you网络硬盘网站下载视频的方法 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6004&extra=page%3D1 第一部分（288MB） 下载网页：点开下面的下载网页获取下载地址（大陆地区网友请关掉代理软件如无界浏览和自由门以后再点击下面网页链接，代理软件运行则无法下载） 这个地址不是下载的直接链接，而是获取下载地址的导向网页，点开以后才能看到下载地址！！！！ http://www.fs2you.com/files/c2effd61-44f8-11dd-8be5-0014221f4662/ 第二部分（287MB） 下载网页：点开下面的下载网页获取下载地址（大陆地区网友请关掉代理软件如无界浏览和自由门以后再点击下面网页链接，代理软件运行则无法下载） 这个地址不是下载的直接链接，而是获取下载地址的导向网页，点开以后才能看到下载地址！！！！ http://www.fs2you.com/files/13187dca-4504-11dd-9402-001143e7b41c/ 这些电影都是上传到了大陆的网站，大陆同胞进入反而更快，不用任何破网软件！大陆同胞要细心看说明，不要再说什么大陆封网上不了。下载电影的网址都是大陆的，根本不被封锁！

《走向共和》最后一集被大陆中共CCTV删掉的孙中山演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wb1Mnpp3hs&feature=related 有人说，哦，不是一个人，是些人说，共和国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那些，太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好比一个气球，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 我想请问你!难道我们就不要共和了吗?难道共和真的错了吗?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留给我们的就永远是专制!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民众就永远会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嘛! 我追求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 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他!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欢迎参观网站（大陆地区需用突破封锁软件）： http://www.uocn.org/bbs/ 中华民国建国大纲—孙文书 来源：《孙中山选集》 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孙文书 一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二　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 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 、运河,以利民行。 三　其次为民权。故对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免权 ,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四　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 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五　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六　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 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七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府止之日。 八　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 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九　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 ,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 十　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 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 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　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 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 十二各县之天然富源,与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之资力不能发展与兴办,而须外资乃能经营者,当由中央政府为之协助;而所获之纯利,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十三　各县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当以每县之岁收百分之几为中央岁费,每年由国民代表定之;其 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加于百分之五十。 十四　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以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与中央政事。 十五　凡候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铨定资格者乃可。 十六　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 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 十七　在此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 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十八　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 十九　在宪政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治,其序列如上:曰行政院;曰 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 二十　行政院暂设如下各部:一内政部;二外交部;三军政部;四财政部;五农矿部;六工商部; 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二十一　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二十二　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 备到时采择施行。 二十三　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国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 宪法而颁布之。 二十四　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 治权则归于民国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治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 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 二十五　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 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走向共和》最後一幕---孫中山的演講在央視播出時曾被全部刪除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SAos5CUx14&feature=related 里最后一集孙中山演讲稿 “我知道各位很着急。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我知道!我急的不是这个。我这些日子想了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共和国是平等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天赋的权利。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只有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嘛。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官员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任意蹂躏的妓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应该是大总统既一整套文官制度! 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 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 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哦，不是一个人，是些人说，共和国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那些，太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好比一个气球，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 我想请问你!难道我们就不要共和了吗?难道共和真的错了吗?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留给我们的就永远是专制!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民众就永远会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嘛! 我追求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 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他!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 如果我说着是为了完善共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 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 这里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很熟悉，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钟的是直接民权。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 一个是考试权，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后来科举废除了!当然着对大兴新学有好处!不过当官就不需要考试了!这个不好!就好比倒脏水把孩子也倒掉一样呀!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装在这儿。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民众地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所以你要战战兢兢党官!老老实实为民办事! 说到这里更有人会说我孙文是个疯子了!穿衣吃饭都讲共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对!他说的没错!我孙文就只认共和!就只认共和这两个字!我们有很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地希望，就一个希望， 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地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地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虽然我们要的共和还没有来到!不过我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它是一定能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大陆不敢播的完整版国父原音】中山先生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与叮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34ksLl1oDA&feature=related 共产党的电视台做的所有关于国父中山先生的专辑影片 只敢播前3分钟的演讲录音从来都不敢播完整版 中山先生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与叮咛 希望大家耐心聆听最重要的后面几段 这段演讲是目前保存中山先生原音最完整、最长的演说 并且是中山先生病逝前1924年在广州的演讲 （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的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民国13年1924年广州的演讲 诸君：我们大家是中国的人。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的文明 进步，在各国之先。当中国顶强盛的时代，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中国的 文明在世界上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强国。到了现在怎幺样呢？ 现在的时代，我们的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中国人 的。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列强，对于中国都有瓜分中国的念头，也就是近来各国有共管中国的 意思。为什幺我们从前顶强的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 这就是中国我们近几百年，我们国民睡着了，我们睡了，不知道世界各国进步的地方。我们睡着之后，还是以为我们几百年前是这样的富强的。因为睡着了，所以我们几百年来文明退步，政治堕落，变成现在不得了的局面。我们中国人，在今天应该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地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样来挽救，那末我们中国还可以有的救。不然，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亡国 灭种的地位大家要警醒！警醒！ 今天，中国的安危存亡，全在我们中国的国民睡还是醒。如果我们还是睡，那末，就很危险 。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就醒起来，那末，中国前途的命运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现在世界的潮流，都进到新的文明，我们如果大家能醒起来，向新的文明这条路去走，我们才可以跟得到各国来追向前去，那幺，要醒起来，中国才能有望，为什幺呢？怎幺样说法呢？就是我们能醒起来，我们大家才有思想，有动作，大家才能立志来救这个国家。大家能知道这一件事，中国不难来有救的。今天，我们要来救这个中国，要从哪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拿这个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 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就是所谓的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就是拿中国要做到同现在列强处在平等地位，民族主义就是图国际上在平等地位：民权主义，就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平等地位，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民生主义，就是弄到人人生计上、经济上平等。那幺这个样的三民主义，如果我们能实行，中国也可以跟到列强来进步，不久也可以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诸君：今天听了我的话，大家想中国再恢复我们从前几千年的强盛不想啊？如果大家想的话 ，就是要大家立志，要立志，大家就要研究这个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我近来在广东高师学校，每个礼拜讲一次，每次讲了两点多钟。民族主义，我讲了六个礼拜才讲完。民权主义也讲了六个礼拜才讲完，不久再来开始讲民生主义，大概也要讲六个礼拜，八个礼拜，说不定 的。 这个三民主义讲完之后，我们将演词刻了单行本。现在民族主义已经出书，民权主义，不久 也要出书，将来民生主义讲完，也是一样刻单行本出书，广传到中国各省，望诸君要留心找这个书三民主义三个原则，来详详细细研究，其中很多好道理，很多新思想，很多新发明，是中国人从前没有听过的，这个演说，我以为是很有趣味的，望诸君要买这个书来看，看过之后要留心详详细细地研究。如果能把三民主义详细来读过，详细来了解，那末，诸君就懂得怎幺样来立志救中国。既已懂得之后，把三民主义宣传到大家都知道。 那幺令大家都立志来救中国，那末中国很快可以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与列强并驾齐驱，这 就是我所望于诸君的。

不过，觉得你来错了地方，51这里绝大多数跟你是不一样的，小心被骂影响心情，还是看戏好了。 同意

一、虎国在自己的国度，对本国实施民主，即便你是外国人。 不过他们到了别国通常实施的是主子对奴仆的民主，奴仆们有选举他们指定代理人的民主。 二、有些民运人士通常不只是民运人士自身，他们的背后有虎国狼国豺国，因此回到第一点。 三、民主与你只是福利，非你之信仰，是吧，你想想看。 四、俺那地方是十几亿俺的，不是胡哥的。我会关心那里的民主。胡哥不肯实施民主，会被赶到太平洋里去或者扫入历史垃圾堆。 五、你说的没有冒犯谁，也绝非胡言乱语。 同意你的这几点说法，我感觉你的基本理念是和我一样的，但愿不是我高攀。五一上有个和我观念近似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的确很开心。 仔细考虑了一下，你说的对，民主对于我是福利，甚至于可以说是沾光或北美的恩赐，远未达到信仰的高度，但我依然以为，本人评判事务，唯民主人权自由的马首是瞻。刚从基督教堂的一个十一年级的男女高中生的音乐敬拜晚会里出来，我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西人学生们唱到一首歌词里有‘哈里露亚’的歌时，大多数中学生泪流满面，那时，我很感动。我是个欠缺信仰的人，我盼望最终能树立真正的民主信仰。在此之前，且先享受了再说。这也是我亲近高行键而非民运人士的原因。但是从整体上，藏着一份对民运人士的敬重，因为我以为他们是在和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专制集团作战，其中的凶险自不必说，即使其中不乏败类，但那不是民主的错，也不能就此映衬gcd的正确，甚至更突显一个专制政权的手段狡诈而已。好了，这些都与我无关，再说下去，要违背我自私的天性了，好像自己也是个斗士似的。肚子饿了，吃大米饭去了，拜拜。

米国的动机如何，与中国人无关，无论米国试图利用民主达到什么目的，民主还是民主，难道因为别国，中国人就该放弃对民主的追求吗？从毛泽东到胡哥都从来没有说过民主的坏话，甚至胡哥之流还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只不过是说人话不办人事而已。另外民运人士无皮可被人谋，因为政权不在他们手里，他们无非是倡导民主的理念罢了，何苦如此讽刺挖苦。如果我们大陆同胞对民运人士也要如此相逼，我除了感到羞耻，为你们而耻辱，此外就是远离，因为你我不是同类，虽然曾经共有一个出生地。 声明，本人既不是李大师座下的徒子徒孙，因为我想保持一份清醒；本人也不是民运份子，因为本人对那个国家和人民爱得没有民运人士那么深，并且对中国绝望，所以来到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哪怕她是番邦。民主对我这样的人有如信仰，但是我只想享受民主和自由。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为民主做出贡献，首先要看那个地方的人值得不值得我这样做。像你那个胡哥所在的国家，不值得我为之付出半分的努力。记得以前我不是这种状态的，可是旁观了海外爱国贼们的愚蠢的表演后，本人从此觉醒。拜拜了您呐。 祝你好运，能从胡哥那儿谋得一块皮，或分得一杯羹。我这番话并不是为了冒犯你，从你的文字能感到你是个理智的人，其实我的上述言论，不是针对你的，而是自己由感而发，就当做胡言乱语好了。从来没打算去说服谁，只管自己心身如一的生活。 一、虎国在自己的国度，对本国实施民主，即便你是外国人。 不过他们到了别国通常实施的是主子对奴仆的民主，奴仆们有选举他们指定代理人的民主。 二、有些民运人士通常不只是民运人士自身，他们的背后有虎国狼国豺国，因此回到第一点。 三、民主与你只是福利，非你之信仰，是吧，你想想看。 四、俺那地方是十几亿俺的，不是胡哥的。我会关心那里的民主。胡哥不肯实施民主，会被赶到太平洋里去或者扫入历史垃圾堆。 五、你说的没有冒犯谁，也绝非胡言乱语。

米国的动机如何，与中国人无关，无论米国试图利用民主达到什么目的，民主还是民主，难道因为别国，中国人就该放弃对民主的追求吗？从毛泽东到胡哥都从来没有说过民主的坏话，甚至胡哥之流还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只不过是说人话不办人事而已。另外民运人士无皮可被人谋，因为政权不在他们手里，他们无非是倡导民主的理念罢了，何苦如此讽刺挖苦。如果我们大陆同胞对民运人士也要如此相逼，我除了感到羞耻，为你们而耻辱，此外就是远离，因为你我不是同类，虽然曾经共有一个出生地。 声明，本人既不是李大师座下的徒子徒孙，因为我想保持一份清醒；本人也不是民运份子，因为本人对那个国家和人民爱得没有民运人士那么深，并且对中国绝望，所以来到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哪怕她是番邦。民主对我这样的人有如信仰，但是我只想享受民主和自由。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为民主做出贡献，首先要看那个地方的人值得不值得我这样做。像你那个胡哥所在的国家，不值得我为之付出半分的努力。记得以前我不是这种状态的，可是旁观了海外爱国贼们的愚蠢的表演后，本人从此觉醒。拜拜了您呐。 祝你好运，能从胡哥那儿谋得一块皮，或分得一杯羹。我这番话并不是为了冒犯你，从你的文字能感到你是个理智的人，其实我的上述言论，不是针对你的，而是自己由感而发，就当做胡言乱语好了。从来没打算去说服谁，只管自己心身如一的生活。 不过，觉得你来错了地方，51这里绝大多数跟你是不一样的，小心被骂影响心情，还是看戏好了。

跟米国和民运分子谋民主才是与虎谋皮呢。 米国的动机如何，与中国人无关，无论米国试图利用民主达到什么目的，民主还是民主，难道因为别国，中国人就该放弃对民主的追求吗？从毛泽东到胡哥都从来没有说过民主的坏话，甚至胡哥之流还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只不过是说人话不办人事而已。另外民运人士无皮可被人谋，因为政权不在他们手里，他们无非是倡导民主的理念罢了，何苦如此讽刺挖苦。如果我们大陆同胞对民运人士也要如此相逼，我除了感到羞耻，为你们而耻辱，此外就是远离，因为你我不是同类，虽然曾经共有一个出生地。 声明，本人既不是李大师座下的徒子徒孙，因为我想保持一份清醒；本人也不是民运份子，因为本人对那个国家和人民爱得没有民运人士那么深，并且对中国绝望，所以来到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哪怕她是番邦。民主对我这样的人有如信仰，但是我只想享受民主和自由。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为民主做出贡献，首先要看那个地方的人值得不值得我这样做。像你那个胡哥所在的国家，不值得我为之付出半分的努力。记得以前我不是这种状态的，可是旁观了海外爱国贼们的愚蠢的表演后，本人从此觉醒。拜拜了您呐。 祝你好运，能从胡哥那儿谋得一块皮，或分得一杯羹。我这番话并不是为了冒犯你，从你的文字能感到你是个理智的人，其实我的上述言论，不是针对你的，而是自己由感而发，就当做胡言乱语好了。从来没打算去说服谁，只管自己心身如一的生活。

推倒了，谁来？ 😕 俄罗斯那种休克疗法，差点没死过去。现在他们的总统是选举出来的？北极熊的实力与伏特加，无人敢打他的鬼主意而已。不然后果难以想象。 在中国使用休克疗法，那是死定的，不但民主没有，还要国破家亡，八国联军肯定不止，连鬼子也会找到他们想要的。 另外一条路，就是GCD自我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使所有的权利受到制衡和受到监督。这个现在而言，要看胡哥的了。 [/QUOTE俄罗斯那时是婴儿尿床,咱那儿是老年人大小便失禁,另外,你的期望恐怕是与虎谋皮. 跟米国和民运分子谋民主才是与虎谋皮呢。

如果是真正象的一二三讲那么做了，49年会被从大陆赶到台湾？中国人民已经被三民主义和高喊三民主义的人忽悠一次了，还听你忽悠？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下） 作者：孙中山 　来源：孙中山选集 第 三 讲 （八月十七日） 　　今天所讲的是吃饭问题。大家听到讲吃饭问题，以为吃饭是天天做惯了的事。常常有人说，天下无论什么事都没有容易过吃饭的。可见吃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一件常常做惯了的事。为什么一件很容易又是做惯了的事还有问题呢？殊不知道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吃饭问题不能够解决，民生主义便没有方法解决。所以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古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可见吃饭问题是很重要的。 　　未经欧战以前，各国政治家总没有留意到吃饭问题。在这个十年之中，我们留心欧战的人，研究到德国为什么失败呢？正当欧战剧烈的时候，德国都是打胜仗，凡是两军交锋，无论是陆军的步队、炮队和骑兵队，海军的驱逐舰、潜水艇和一切战斗舰，空中的飞机、飞艇，都是德国战胜，自始至终，德国没有打过败仗。但是欧战结果，德国终归于大败，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德国之所以失败，就是为吃饭问题。因为德国的海口都被联军封锁，国内粮食逐渐缺乏，全国人民和兵士都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终归失败。可见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 　　近来有饭吃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美国每年运送许多粮食去接济欧洲。其次是俄国，俄国地广人稀，全国出产的粮食也是很多。其他象澳洲、加拿大和南美洲阿根廷那些国家，都是靠粮食做国家的富源，每年常有很多粮食运到外国去卖，补助各国粮食之不足。不过当欧战时候，平时许多供运输的轮船都是被国家收管，作军事的转运，至于商船是非常缺乏。所以澳洲和加拿大、阿根廷那些地方多余的粮食，便不能运到欧洲，欧洲的国家便没有饭吃。中国当欧战的时候，幸而没有水旱天灾，农民得到了好收成，所以中国没有受到饥荒。如果在当时遇着象今年的水灾，农民没有收成，中国一定也是没有饭吃。当时中国能够逃过这种灾害，不至没有饭吃，真是一种天幸了。现在世界各国有几国是有饭吃的，有许多国是没有饭吃的。象西方三岛的英国，一年之中所出的粮食只够三个月吃，有九个月所吃的粮食都是靠外国运进去的。所以当欧战正剧烈的时候，德国的潜水艇把英国的海口封锁了，英国便几乎没有饭吃。东方三岛的日本国，每年也是不够饭吃，不过日本所受粮食缺乏的忧愁，没有象英国那些〔样〕厉害。日本本国的粮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给十一个月，不够的约有一个月。德国的粮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给十个月，还相差约两个月。其他欧洲各小国的粮食，有许多都是不够的。德国的粮食在平时已经是不够，当欧战时候许多农民都是去当兵士，生产减少，粮食更是不够。所以大战四年，归到结果，便是失败。由此可见全国的吃饭问题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一个人没有饭吃，便容易解决；一家没有饭吃，也很容易解决。至于要全国人民都有饭吃，象要中国四万万人都是足食，提到这个问题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决。到底中国粮食是够不够呢？中国人有没有饭吃呢？象广东地方每年进口的粮食要值七千万元，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外间没有米运进来，广东便马上闹饥荒，可见广东是不够饭吃的。这是就广东一省而言，其他有许多省分都是有和广东相同的情形。至于中国土地的面积是比美国大得多，人口比美国多三四倍，如果就吃饭这个问题用中国和美国来讨论，中国自然比不上美国。但是和欧洲各国来比较，德国是不够饭吃的，故欧战开始之后两三年国内便有饥荒。法国是够饭吃的，故平时不靠外国运进粮食，还可足食。用中国和法国来比较，法国的人口是四千万，中国的人口是四万万，法国土地的面积为中国土地面积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国的人口比法国是多十倍，中国的土地是比法国大二十倍。法国四千万人口，因为能够改良农业，所以得中国二十分一的土地，还能够有饭吃。中国土地的面积比法国大二十倍，如果能够仿效法国来经营农业，增加出产，所生产的粮食至少要比法国多二十倍。法国现在可以养四千万人，我们中国至少也应该可以养八万万人，全国人口不但是不怕饥荒，并且可以得粮食的剩余，可以供给他国。但是中国现在正是民穷财尽，吃饭问题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呢？全国人口现在都是不够饭吃，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过千万。这还是平时估算的数目，如果遇着了水旱天灾的时候，饿死的人数更是不止千万了。照外国确实的调查，今年中国的人数只有三万万一千万。中国的人数在十年以前是四万万，现在只有三万万一千万，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万，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应该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人口在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万的原故，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没有饭吃。 　　中国之所以没有饭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农业不进步，其次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从前讲民族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外国用经济势力来压迫中国，每年掠夺中国的利权，现在有十二万万元。就是中国因为受外国经济的压迫，每年要损失十二万万元。中国把这十二万万元，是用什么方法贡献到外国呢？是不是把这十二万万元的金钱运送到外国呢？这十二万万元的损失，不是完全用金钱，有一部分是用粮食。中国粮食供给本国已经是不足，为什么还有粮食运送到外国去呢？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照前几天外国的报告，中国出口货中，以鸡蛋一项，除了制成蛋白质者不算，只就有壳的鸡蛋而论，每年运进美国便有十万万个；运进日本及英国的也是很多。大家如果是到过了南京的，一抵下关便见有一所很宏伟的建筑，那所建筑是外国人所办的制肉厂，把中国的猪、鸡、鹅、鸭各种家畜都在那个制肉厂内制成肉类，运送到外国。再象中国北方的大小麦和黄豆，每年运出口的也是不少。前三年中国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汉、京奉铁路一带饿死的人民本是很多，但是当时牛庄、大连还有很多的麦、豆运出外国。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因为受了外国经济的压迫，没有金钱送到外国，所以宁可自己饿死，还要把粮食送到外国去。这就是中国的吃饭问题还不能够解决。 　　现在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吃。要全国的个个人都有便宜饭吃，那才算是解决了民生问题。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研究起呢？吃饭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大家天天都是睡觉吃饭，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中国的穷人常有一句俗话说：“天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吃饭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详细来研究。 　　我们人类究竟是吃一些什么东西才可以生存呢？人类所吃的东西有许多是很重要的材料，我们每每是忽略了。其实我们每天所靠来养生活的粮食，分类说起来，最重要的有四种。第一种是吃空气。浅白言之，就是吃风。我讲到吃风，大家以为是笑话，俗语说“你去吃风”--是一句轻薄人的话，殊不知道吃风比较吃饭还要重要得多。第二种是吃水。第三种是吃动物，就是吃肉。第四种是吃植物，就是吃五谷果蔬。这个风、水、动、植四种东西，就是人类的四种重要粮食。现在分开来讲。第一种吃风，大家不可以为是笑话。如果大家不相信吃风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大家不妨把鼻孔、口腔都闭住起来，一分钟不吃风，试问要受什么样的感觉呢？可不可以忍受呢？我们吃风每分钟是十六次，就是每分钟要吃十六餐。每天吃饭最多不过是三餐，象广东人吃饭，连消夜算起来，也不过每天吃四餐；至于一般穷人吃饭，大概都是两餐，没有饭吃的人就是一餐也可以渡生活。至于吃风，每日就要吃二万三千零四十餐，少了一餐便觉得不舒服，如果数分钟不吃，必定要死。可见风是人类养生第一种重要的物质。第二种是吃水，我们单独靠吃饭不吃水，是不能够养生的。一个人没有饭吃，还可以支持过五六天，不至于死；但是没有水吃，便不能支持过五天，一个人有五天不吃水便要死。第三种是吃植物，植物是人类养生之最要紧的粮食，人类谋生的方法很进步之后，才知道吃植物。中国是文化很老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多是吃植物。至于野蛮人多是吃动物，所以动物也是人类的一种粮食。风、水、动、植这四种物质，都是人类养生的材料。不过风和水是随地皆有的。有人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在河边或者是在陆地，不是有河水，便有泉水，或者是井水，或者是雨水，到处皆有水；风更是无处不有。所以风和水虽然是很重要的材料，很急需的物质，但是因为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天给与人类，不另烦人力的，所谓是一种天赐。因为这个情形，风和水这两种物质不成问题。但是动植物质便成为问题。原始时代的人类和现在的野蛮人都是在渔猎时代，谋生的方法只是打鱼猎兽，捉水陆的动物做食料。后来文明进步，到了农业时代便知道种五谷，便靠植物来养生。中国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植物虽然是靠土地来生长，但是更要费许多功夫，经过许多生产方法才可以得到。所以要解决植物的粮食问题，便先要研究生产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就是生产粮食的一件大工业。我们要把植物的生产增加，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目的呢？中国的农业从来都是靠人工生产，这种人工生产在中国是很进步的，所收获的各种出品都是很优美的，所以各国学者都极力赞许中国的农业。中国的粮食生产既然是靠农工〔民〕，中国的农民又是很辛苦勤劳，所以中国要增加粮食的生产，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种种规定来保护农民。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要增加粮食生产，便要规定法律，对于农民的权利有一种鼓励、有一种保障，让农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障农民的权利，要怎么样令农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前几天，我们国民党在这个高师学校开了一个农民联欢大会，做农民的运动，不过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点。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中国现在的农民，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形呢？中国现在虽然是没有大地主，但是一般农民有九成都是没有田的。他们所耕的田，大都是属于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来讲，农民应该是为自己耕田，耕出来的农品要归自己所有。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农民耕田所得的粮食，据最近我们在乡下的调查，十分之六是归地主，农民自己所得到的不过十分之四，这是很不公平的。若是长此以往，到了农民有知识，还有谁人再情愿辛辛苦苦去耕田呢？假若耕田所得的粮食完全归到农民，农民一定是更高兴去耕田的。大家都高兴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产。但是现在的多数生产都是归于地主，农民不过得回四成。农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获的粮食，结果还是要多数归到地主，所以许多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不能生产了。 　　我们对于农业生产，除了上说之农民解放问题以外，还有七个加增生产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灾问题。 　　第一个方法就是机器问题。中国几千年来耕田都是用人工，没有用过机器。如果用机器来耕田，生产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向来用人工生产，可以养四万万人，若是用机器生产，便可以养八万万人。所以我们对于粮食生产的方法，若用机器来代人工，则中国现在有许多荒田不能耕种，因为地势太高、没有水灌溉，用机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开辟来耕种。已开辟的良田，因为没有旱灾，更可以加多生产。那些向来不能耕种的荒地，既是都能够耕种，粮食的生产自然大大增加了。现在许多耕田抽水的机器，都是靠外国输运进来的，如果大家都用机器，需要增加，更要我们自己可以制造机器，挽回外溢的利权。 　　第二个方法就是肥料问题。中国向来所用的肥料，都是人与动物的粪料和各种腐败的植物，没有用过化学肥料的。近来才渐渐用智利硝做肥料，象广东河南有许多地方近来都是用智利硝来种甘蔗。甘蔗因为得了智利硝的肥料，生长的速度便加快一倍，长出来的甘蔗也加大几倍；凡是没有用过智利硝做肥料的甘蔗，不但是长得很慢，并且长得很小。但是智利硝是由南美洲智利国运来的，成本很高，卖价很贵，只有种甘蔗的人才能够买用，其他普通的农业都用不起。除了智利硝之外，海中各种甲壳动物的磷质和矿山岩石中的灰质，也是很好的肥料。如果硝质、磷质和灰质三种东西再混合起来，更是一种很好的肥料，栽培甚么植物都很容易生长，生产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比方耕一亩田，不用肥料的可以收五箩谷，如果用了肥料便可以多收二三倍。所以要增加农业的生产，便要用肥料；要用肥料，我们便要研究科学，用化学的方法来制造肥料。 　　制造肥料的原料，中国到处都有，象智利硝那一种原料，中国老早便用来造火药。世界向来所用的肥料，都是南美洲智利国所产；近来科学发达，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到处可以用电来造硝，所以现在各国便不靠智利运进来的天然硝，多是用电去制造人工硝。这种人工硝和天然硝的功用相同，而且成本又极便宜，所以各国便乐于用这种肥料。但是电又是用什么造成的呢？普通价钱极贵的电，都是用蒸汽力造成的；至于近来极便宜的电，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来外国利用瀑布和河滩的水力来运动发电机，发生很大的电力，再用电力来制造人工硝。瀑布和河滩的天然力是不用费钱的，所以发生电力的价钱是很便宜。电力既然是很便宜，所以由此制造出来的人工硝也是很便宜。 　　这种瀑布和河滩，在中国是很多的。象西江到梧州以上，便有许多河滩。将近南宁的地方有一个伏波滩，这个滩的水力是非常之大，对于往来船只是很阻碍危险的；如果把滩水蓄起来，发生电力，另外开一条航路给船舶往来，岂不是两全其利吗？照那个滩的水力计算，有人说可以发生一百万匹马力的电。其他象广西的抚河、红河也有很多河滩，也可以利用来发生电力。再象广东北部之翁江，据工程师的测量说，可以发生数万匹马力的电力，用这个电力来供给广州各城市的电灯和各工厂中的电机之用，甚至于把粤汉铁路照外国最新的方法完全电化，都可以足用。又象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象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又象黄河的龙门，也可以发生几千万匹马力的电力。由此可见，中国的天然富源是很大的。加果把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用新方法来发生电力，大约可以发生一万万匹马力。一匹马力是等于八个强壮人的力，有一万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万人的力。一个人力的工作，照现在各国普通的规定，每天是八点钟。如果用人力作工多过了八点钟，便于工人的卫生有碍，生产也因之减少。这个理由，在前一回已经是讲过了。用人力作工，每天不过八点钟，但是马力作工，每天可以作足二十四点钟。照这样计算，一匹马力的工作，在一日夜之中便可等于二十四个人的工作。如果能够利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发生一万万匹马力的电力，那便是有二十四万万个工人来做工，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行驶火车汽车、制造肥料和种种工厂的工作，都可以供给。韩愈说，“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国家便一天穷一天。中国四万万人到底有多少人做工呢？中国年轻的小孩和老年的人固然是不作工，就是许多少年强壮的人，象收田租的地主，也是靠别人做工来养他们。所以中国人大多数都是不做工，都是分利，不是生利，所以中国便很穷。如果能够利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发生一万万匹马力，有了一万万匹马力，就是有二十四万万个人力，拿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所以对于农业生产，要能够改良人工，利用机器，更用电力来制造肥料，农业生产自然是可以增加。 　　第三个方法就是换种问题。象一块地方，今年种这种植物，明年改种别种植物；或者同是一样的植物，在今年是种广东的种子，明年是种湖南的种子，后年便种四川的种子。用这样交换种子的方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产力便可以增。而种子落在新土壤，生于新空气，强壮必加，结实必伙。所以能换种，则生产增加。 　　第四个方法是除物害问题。农业上还有两种物害：一是植物的害，一是动物的害。象稻田本来是要种谷，但是当种谷的时候，常常生许多秕和野草。那些草和秕比禾生长得快，一面阻止禾的生长，一面吸收田中的肥料，于禾稻是很有害的。农民应用科学的道理，研究怎么样治疗那些草批，以去植物之灾害；同时又要研究怎么样去利用那些草秕，来增加五谷的结实。至于动物的害是些什么呢？害植物的动物很多，最普通的是蝗虫和其他各种害虫。当植物成熟的时候，如果遇着了害虫，便被虫食坏了，没有收成。象今年广东的荔枝，因为结果的时候遇着了毛虫，把那些荔枝花都食去了，所以今年荔枝的出产是非常之少。其他害植物的虫是很多的，国家要用专门家对于那些害虫来详细研究，想方法来消除。象美国现在把这种事当作是一个大问题，国家每年耗费许多金钱来研究消除害虫的方法。美国农业的收入，每年才可以增加几万万元。现在南京虽然是设了一个昆虫局来研究消除这种灾害，但是规模太小，没有大功效。我们要用国家的大力量，仿美国的办法来消除害虫，然后全国农业的灾害才可以减少，全国的生产才可以增加。 　　第五个方法就是制造问题。粮食要留存得长久，要运送到远方，就必须要经过一度之制造方可。我国最普通的制造方法就有两种：一是晒干，一是碱咸。好象菜干、鱼干、肉干、咸菜、咸鱼、咸肉等便是。近来外国制造新法，就有将食物煮熟或烘熟，入落罐内而封存之，存留无论怎么长久，到时开食，其味如新。这是制造食物之最好方法。无论什么鱼肉果蔬饼食，皆可制为罐头，分配全国或卖出外洋。 　　第六个方法就是运送问题。粮食到了有余的时候，我们还要彼此调剂，拿此地的有余去补彼地的不足。象东三省和北方是有豆有麦没有米，南方各省是有米没有豆和麦，我们就要把北方、东三省多余的豆、麦拿来供给南方，更要把南方多余的米拿去供给北方和东三省。要这样能够调剂粮食，便要靠运输。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运输，因为运输不方便，所以生出许多耗费。现在中国许多地方，运送货物都是靠挑夫。一个挑夫的力量，顶强壮的每日只能够挑一百斤，走一百里路远，所需要的工钱总要费一元。这种耗费，不但是空花金钱，并且空费时间，中国财富的大部分于无形中便在运输这一方面消耗去了。讲到中国农业问题，如果真是能够做到上面所说的五种改良方法，令生产加多，但是运输不灵又要成什么景象呢？象前几年我遇着了一位云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的，每年收入很多租谷。他告诉我说：“每年总要烧去几千担谷。”我说：“谷是很重要的粮食，为什么要把他来烧去呢？”他说：“每年收入的谷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又无商贩来买。转运的方法，只能够挑几十里路远，又不能运去远方去卖。因为不能运到远地去卖，所以每年总是新谷压旧谷，又没有多的仓库可以储蓄，等到新谷上了市，人民总是爱吃新谷，不爱吃旧谷，所以旧谷便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用处，所以每年收到新谷的时候，只好烧去旧谷，腾出空仓来储新谷。”这种烧谷的理由，就是由于生产过剩、运输不灵的原故。中国向来最大的耗费，就是在挑夫。象广州这个地方从前也有很多挑夫，现在城内开了马路，有了手车，许多事便可以不用挑夫。一架手车可以抵得几个挑夫，可以省几个挑夫的钱；一架自动车更可以抵得十几个挑夫，可以省十几个挑夫的钱。有手车和自动车来运送货物，不但是减少耗费，并可省少时间。至于西关没有马路的地方，还是要用挑夫来搬运。若是在乡下，要把一百斤东西运到几十里路远，更是不可不用挑夫。甚至于有钱的人走路，都是用轿夫。中国从前因为这种运输方法不完全，所以就是极重要的粮食还是运输不通，因为粮食运输不通，所以吃饭问题便不能解决。 　　中国古时运送粮食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道及运河。有一条运河是很长的，由杭州起，经过苏州、镇江、扬州、山东、天津以至北通州，差不多是到北京，有三千多里路远，实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这种水运是很利便的，如果加多近来的大轮船和电船，自然更加利便。不过近来对于这条运河都是不大理会。我们要解决将来的吃饭问题，可以运输粮食，便要恢复运河制度。已经有了的运河，便要修理；没有开辟运河的地方，更要推广去开辟。在海上运输，更是要用大轮船，因为水运是世界上运输最便宜的方法。其次便宜的方法就是铁路，如果中国十八行省和新疆、满洲、青海、西藏、内外蒙古都修筑了铁路，到处联络起了，中国粮食便可以四处交通，各处的人民便有便宜饭吃。所以铁路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铁路只可以到繁盛的地方才能够赚钱，如果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去经过，便没有什么货物可以运输，也没有很多的人民来往。在铁路一方面，不但是不能够赚钱，反要亏本了。所以在穷乡僻壤的地方便不能够筑铁路，只能够筑车路，有了车路，便可以行驶自动车。在大城市有铁路，在小村落有车路，把路线联络得很完全，于是在大城市运粮食便可以用大火车，在小村落运粮食便可以用自动车。象广东的粤汉铁路，由黄沙到韶关，铁路两旁的乡村是很多的。如果这些乡村都是开了车路，和粤汉铁路都是联络起来，不但是粤汉铁路可以赚许多钱，就是各乡村的交通也是很方便。假若到两旁的各乡村也要筑许多支铁路，用火车去运送，不用自动车去输送，那就一定亏本。所以现在外国乡下就是已经筑成了铁路，火车可以通行，但是因为没有多生意，便不用火车，还是改用自动车。因为每开一次火车要烧许多煤，所费成本太大，不容易赚钱；每开一次自动车，所费的成本很少，很容易赚钱，这是近来办交通事业的人不可不知道的。又象由广州到澳门向来都是靠轮船，近来有人要筹办广澳铁路，但是由广州到澳门不过二百多里路程远，如果筑了铁路，每天来往行车能开三次，还不能够赚钱，至于每天只开车两次，那便要亏本了。而且为节省经费，每天少开几次车，对于交通还是不大方便。所以由广州到澳门，最好是筑车路，行驶自动车。因为筑车路比筑铁路的成本是轻得多。而且火车开行一次，一个火车头至少要拖七八架车，才不致亏本，所费的人工和煤炭的消耗是很多的，如果乘客太少，便不能够赚钱。不比在车路行驶自动车，随便可以开多少架车，乘客多的时候便可开一架大车，更多的时候可多开两三架大车，乘客少的时候可以开一架小车。随时有客到，便可以随时开车，不比火车开车的时候有一定，如果不照开车的一定时候，便有撞车的危险。所以由广州到澳门筑车路和筑铁路比较起来，筑车路是便宜得多。有了车路之后，更有穷乡僻壤，是自动车不能到的地方，才用挑夫。由此可见，我们要解决运输粮食问题，第一是运河，第二是铁路，第三是车路，第四是挑夫。要把这四个方法做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四万万人才有很便宜的饭吃。 　　第七个方法就是防天灾问题。象今年广东水灾，在这十几天之内便可以收头次谷，但是头次谷将成熟的时候，便完全被水淹没了。一亩田的谷最少可以值十元，现在被水淹浸了，便是损失了十元。今年广东全省受水灾的田该是有多少亩呢？大概总有几百万亩，这种损失便是几千万元。所以要完全解决吃饭问题，防灾便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关于这种水灾是怎么样去防呢？现在广东防水灾的方法，设得有治河处，已经在各江两岸低处地方修筑了许多高堤。那种筑堤的工程都是很坚固的，所以每次遇到大水，便可以抵御，便不至让大水泛滥到两岸的田中。我去年在东江打仗，看见那些高堤都是筑得很坚固，可以防水患，不至被水冲破。这是筑堤来防水灾的方法，是一种治标的方法；只可以说是防水灾的方法之一半，还不是完全治标的方法。完全治标的方法，除了筑高堤之外，还要把河道和海口一带来浚深，把沿途的淤积沙泥都要除去。海口没有淤积来阻碍河水，河道又很深，河水便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时候，便不至泛滥到各地，水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筑高堤岸两种工程要同时办理，才是完全治标方法。 　　至于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是怎么样呢？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所以对于吃饭问题，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国的水祸。我们讲到了种植全国森林的问题，归到结果，还是要靠国家来经营；要国家来经营，这个问题才容易成功。今年中国南北各省都有很大的水灾，由于这次大水灾，全国的损失总在几万万元。现在已经是民穷财尽，再加以这样大的损失，眼前的吃饭问题便不容易解决。 　　水灾之外，还有旱灾，旱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呢？象俄国在这次大革命之后有两三年的旱灾，因为那次大旱灾，人民饿死了甚多，俄国的革命几乎要失败，可见旱灾也很厉害的。这种旱灾，从前以为是天数不能够挽救，现在科学昌明，无论是什么天灾都有方法可以救。不过，这种防旱灾的方法，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来防止。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至于地势极高和水源很少的地方，我们更要用机器抽水，来救济高地的水荒。这种防止旱灾的方法，好象是筑堤防水灾，同是一样的治标方法。有了这种的治标方法，一时候的水旱天灾都可以挽救。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至于水旱两灾的治标方法，都是要用机器来抽水和建筑高堤与浚深河道。这种治标与治本两个方法能够完全做到，水灾〔旱〕天灾可以免，那么粮食之生产便不致有损失之患了。 　　中国如果能解放农民和实行以上这七个增加生产之方法，那么吃饭问题到底是解决了没有呢？就是以上种种的生产问题能够得到了圆满解决的时候，吃饭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大家都知道欧美是以工商立国，不知道这些工商政府对于农业上也是有很多的研究。象美国对于农业的改良和研究，便是无微不至；不但对于本国的农业有很详细的研究，并且常常派专门家到中国内地并满洲、蒙古各处来考察研究，把中国农业工作的方法和一切种子都带回美国去参考应用。美国近来是很注重农业的国家，所有关于农业运输的铁路、防灾的方法和种种科学的设备，都是很完全的。但是美国的吃饭问题到底是解决了没有呢？依我看起来，美国的吃饭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美国每年运输很多粮食到外国去发卖，粮食是很丰足的，为什么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美国的农业还是在资本家之手，美国还是私人资本制度。在那些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生产的方法太发达，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问题便不能够解决。 　　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够实行的。因为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住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因为粮食的生产是以赚钱做目标，所以粮食在本国没有高价的时候，便运到外国去卖，要赚多钱。因为私人要赚多钱，就是本国有饥荒，人民没有粮食，要饿死很多人，那些资本家也是不去理会。象这样的分配方法，专是以赚钱为目标，民生问题便不能够完全解决。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还要注重分配问题。我们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中国的粮食现在本来是不够，但是每年还有数十万万个鸡蛋和谷米、大豆运到日本和欧美各国去，这种现象是和印度一样的。印度不但是粮食不够，且每年都是有饥荒，但是每年运到欧洲的粮食数目，印度还占了第三个重要位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印度受了欧洲经济的压迫，印度尚在资本制度时代，粮食生产的目标是在赚钱。因为生产的目标是在赚钱，印度每年虽是有饥荒，那般生产的资本家知道拿粮食来救济饥民是不能够赚钱的，要把他运到欧洲各国去发卖便很可以赚钱，所以那些资本家宁可任本地的饥民饿死，也要把粮食运到欧洲各国去卖。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中国现在是已经不够饭吃，每年还要运送很多的粮食到外国去卖，就是因为一般资本家要赚钱。如果实行民生主义，便要生产粮食的目标不在赚钱，要在给养人民。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便要把每年生产有余的粮食都储蓄起来，不但是今年的粮食很足，就是明年、后年的粮食都是很足，等到三年之后的粮食都是很充足，然后才可以运到外国去卖；如果在三年之后还是不大充足，便不准运出外国去卖。要能够照这样做去，来实行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够很充足。 　　所以，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我们的目的，本是要中国粮食很充足，等到中国粮食充足了之后，更进一步便容易把粮食的价值弄到很便宜。现在中国正是米珠薪桂，这个米珠薪桂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粮食被外国夺去了一部分，进出口货的价值不能相抵，受外国的经济压迫，没有别的货物可以相消，只有拿人民要吃的粮食来作抵。因为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中国有很多人没有饭吃，因为没有饭吃，所以已生的人民要死亡，未生的人民要减少。全国人口逐渐减少，由四万万减到三万万一千万，就是由于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民生主义没有实行。 　　对于吃饭的分配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呢？吃饭就是民生的第一个需要。民生的需要，从前经济学家都是说衣、食、住三种；照我的研究，应该有四种，于衣食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行。行也是一种很重的需要；行就是走路。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够享受。所以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来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如果国家把这四种需要供给不足，无论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国家对于人民的需要固然是要负责任，至于人民对于国家又是怎么样呢？人民对于国家应该要尽一定的义务，象做农的要生粮食，做工的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无，做士的要尽才智。大家都能各尽各的义务，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种需要。我们研究民生主义，就要解决这四种需要的问题。 　　今天先讲吃饭问题，第一步是解决生产问题，生产问题解决之后，便在粮食的分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每年储蓄，要全国人民有三年之粮，等到有了三年之粮以后，才能够把盈余的粮食运到外国去卖。这种储蓄粮食的方法，就是古时的义仓制度。不过这种义仓制度，近来已经是打破了。再加以欧美的经济压迫，中国就变成民穷财尽。所以这是解决民生问题最着急的时候，如果不趁这个时候来解决民生问题，将来再去解决便是更难了。我们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来立国，现在讲到民生主义，不但是要注重研究学理，还要注重实行事实。在事实上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吃饭。我们要解决这个吃饭问题，是先要粮食的生产很充足，次要粮食的分配很平均；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都解决了，还要人民大家都尽义务。人民对于国家能够大家尽义务，自然可以得到家给人足，吃饭问题才算是真解决。吃饭问题能够解决，其余的别种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而决。 第 四 讲 （八月二十四日） 　　今天所讲的是穿衣问题。在民生主义里头，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吃饭，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穿衣。所以在吃饭问题之后，便来讲穿衣问题。 　　我们试拿进化的眼光来观察宇宙间的万物，便见得无论什么动物植物都是要吃饭的，都是要靠养料才能够生存，没有养料便要死亡。所以吃饭问题，不但是在动物方面是很重要，就是在植物那方面也是一样的重要。至于穿衣问题，宇宙万物之中，只是人类才有衣穿，而且只是文明的人类才是有衣穿。他种动物植物都没有衣穿，就是野蛮人类也是没有衣穿。所以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就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现在非洲和南洋各处的野蛮人都是没有衣穿，可见我们古代的祖宗也是没有衣穿。由此更可见，穿衣是随文明进化而来，文明愈进步，穿衣问题就愈复杂。原人时代的人类所穿的衣服是“天衣”。什么叫天衣呢？象飞禽走兽，有天生的羽毛来保护身体，那种羽毛便是禽兽的天然衣服，那种羽毛是天然生成的，所以叫做天衣。原人时代的人类，身上也生长得有许多毛，那些毛便是人类的天衣。后来人类的文明进化，到了游牧时代，晓得打鱼猎兽，便拿兽皮做衣。有了兽皮来做衣，身上生长的毛渐渐失了功用，便逐渐脱落。人类文明愈进步，衣服愈完备，身上的毛愈少。所以文明愈进步的人类，身上的毛便是很少；野蛮人和进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还是很多。拿中国人和欧洲人来比较，欧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国人多，这个原因，就是欧洲人在天然进化的程度还不及中国人。由此可见，衣的原始，最初是人类身上天然生长的毛。后来人类进化，便打死猛兽，拿兽肉来吃，拿兽皮来穿，兽皮便是始初人类的衣。有一句俗语说：“食肉寝皮。”这是一句很古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本是骂人做兽类，但由此便可证明古代人类打死兽类之后，便拿他的肉来做饭吃，拿他的皮来做衣穿。后来人类渐多，兽类渐少，单用兽皮便不够衣穿，便要想出别种材料来做衣服，便发明了别种衣服的材料。什么是做衣服的材料呢？我前一回讲过，吃饭的普通材料，是靠动物的肉和植物的果实。穿衣的材料和吃饭的材料是同一来源的，吃饭材料要靠动物和植物，穿衣材料也是一样的要靠动物和植物。除了动物和植物以外，吃饭穿衣便没有别的大来源。 　　我们现在要解决穿衣问题，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呢？穿衣是人类的一种生活需要。人类生活的程度，在文明进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满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说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级的需要，是人类的生活不可少的。人类得了第一级需要生活之外，更进一步便是第二级，这一级叫做安适。人类在这一级的生活，不是为求生活的需要，是于需要之外更求安乐，更求舒服。所以在这一级的生活程度，可以说是安适。得了充分安适之后，再更进一步，便想奢侈。比方拿穿衣来讲，古代时候的衣服所谓是夏葛冬裘，便算了满足需要；但是到了安适程度，不只是夏葛冬裘，仅求需要，更要适体，穿到很舒服；安适程度达到了之后，于适体之外，还要更进一步，又求美术的雅观，夏葛要弄到轻绡幼绢，冬裘要取到海虎貂鼠。这样穿衣由需要一进而求安适，由安适再进而求雅观。便好象是吃饭问题，最初只求清菜淡饭的饱食，后来由饱食便进而求有酒有肉的肥甘美味，更进而求山珍海味。好象现在广东的酒席，飞禽走兽，燕窝鱼翅，无奇不有，无美不具，穷奢极欲，这就是到了极奢侈的程度。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安适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奢侈问题，只要解决需要问题。这个需要问题，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 　　我在前一回讲过，中国人口的数目是由四万万减到三万万一千万，我们现在对于这三万万一千万人的穿衣问题，要从生产上和制造上通盘计划，研究一种方法来解决。如果现在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三万万一千万人恐怕在一两年之后还要减少几千万。今年的调查已经只有三万万一千万，再过几年，更是不足。现在只算三万万人，我们对于这三万万人便要统筹一个大计划，来解决这些人数的穿衣问题。要求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首先当要研究是材料的生产。就穿衣问题来讲，穿衣需要的原料是靠动物和植物，动物和植物的原料一共有四种。这四种原料，有两种是从动物得来的，有两种是从植物得来的。这四种原料之中，第一种是丝，第二种是麻，第三种是棉，第四种是毛。棉和麻是从植物得来的原料，丝和毛是从动物得来的原料。丝是由于一种虫叫做蚕吐出来的，毛是由于羊和骆驼及他种兽类生出来的。丝、毛、棉、麻这四种物件，就是人生穿衣所需要的原料。 　　现在先就丝来讲。丝是穿衣的一种好材料。这种材料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中国人在极古的时候便穿丝。现在欧美列强的文化虽然是比我们进步得多，但是中国发明丝的那个时候，欧美各国还是在野蛮时代，还是茹毛饮血。不但是没有丝穿，且没有衣穿；不但是没有衣穿，并且身上还有许多毛，是穿着“天衣”，是一种野蛮人。到近两三百年来，他们的文化才是比我们进步，才晓得用丝来做好衣服的原料。他们用丝不只是用来做需要品，多是用来做奢侈品。中国发明丝来做衣服的原料，虽然有了几千年，但是我们三万万人的穿衣问题，还不是在乎丝的问题。我们穿衣的需要品并不是丝，全国人还有许多用不到丝的。我们每年所产的丝，大多数都是运到外国，供外国做奢侈品。在中国最初和外国通商的时候，出口货物之中第一大宗便是丝。当时中国出口的丝很多，外国进口的货物很少。中国出口的货物和外国进口的货物价值比较，不但是可以相抵，而且还要超过进口货。中国出口货物，除了丝之外，第二宗便是茶。丝、茶这两种货物，在从前外国都没有这种出产，所以便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货。外国人没有茶以前，他们都是喝酒，后来得了中国的茶，便喝来代酒，以后喝茶成为习惯，茶便成了一种需要品。因为从前丝和茶，只有中国才有这种出产，外国没有这种货物，当时中国人对于外国货物的需要也不十分大，外国出产的货物又不很多，所以通商几十年，和外国交换货物，我们出口丝茶的价值便可以和外国进口货物的价值相抵消，这就是出口货和进口货的价值两相平均。但是近来外国进口的货物天天加多，中国出口的丝茶天天减少，进出口货物的价值便不能相抵消。中国所产的丝近来被外国学去了，象欧洲的法兰西和意大利现在就出产许多丝。他们对于养蚕、纺丝和制丝种种方法，都有很详细的研究，很多的发明，很好的改良。日本的丝业不但是仿效中国的方法，而且采用欧洲各国的新发明，所以日本丝的性质便是很进步，出产要比中国多，品质又要比中国好。由于这几个原因，中国的丝茶在国际贸易上便没有多人买，便被外国的丝茶夺去了。现在出口的数量，更是日日减少。中国丝茶的出口既是减少，又没有别的货物可以运去外国来抵消外国进口货的价值，所以每年便要由通商贸易上进贡于各国者约有五万万元大洋，这就是受了外国经济的压迫。中国受外国的经济压迫愈厉害，民生问题愈不能够解决。中国丝在国际贸易上，完全被外国丝夺去了。品质没有外国丝的那么好，价值也没有外国丝那么高，但是因为要换外国的棉布棉纱来做我们的需要品，所以自己便不能够拿丝来用，要运去外国换更便宜的洋布和洋纱。 　　至于讲到丝的工业，从前发明的生产和制造方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一成不易，总不知道改良。后来外国学了去，加以近来科学昌明，更用科学方法来改良，所以制出的丝便驾乎中国之上，便侵占中国蚕丝的工业。我们考究中国丝业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在乎生产方法不好。中国所养的蚕很多都是有病的，一万条蚕虫里头，大半都是结果不良，半途死去；就是幸而不死，这些病蚕所结的茧，所出的丝，也是品质不佳，色泽不好。而且缫丝的方法不完全，断口太多，不合外国织绸机器之用。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丝便渐渐失败，便不能敌外国丝。在几十年以前，外国养蚕的方法也是和中国一样。中国农民养蚕，有时成绩很优，有时完全失败；这样结果，一时好一时不好，农民没有别的方法去研究，便归之于命运。养蚕的收成不好，便说是 “命运不佳”。外国初养蚕的时候，也有许多病蚕，遇着失败没有方法去挽救，也是安于命运。后来科学家发明生物学，把一切生物留心考察，不但是眼所能看得见的生物要详细考究，就是眼看不见、要用几千倍显微镜才能看见的生物，也要过细去考究。由于这样考究，法国有一位科学家叫做柏斯多，便得了一个新发明。这个发明就是：一切动物的病，无论是人的病或是蚕的病，都是由于一种微生物而起；生了这种微生物，如果不能够除去，受病的动物便要死。他用了很多功夫，经过了许多研究，把微生物考究得很清楚，发明了去那种微生物来治疗蚕疾的方法，传到法国、意国的养蚕家。法国、意国人民得了这个方法，知道医蚕病，于是病蚕便少了很多，到缫丝的时候成绩便很好，丝业便很进步。后来日本学了这个方法，他们的丝业也是逐渐进步。中国的农家一向是守旧，不想考究新法，所以我们的丝业便一天一天的退步。现在上海的丝商设立了一间生丝检查所，去考究丝质，想用方法来改良。广东岭南大学也有用科学方法来改良蚕种，把蚕种改良了之后，所得丝的收成是很多，所出丝的品质也是很好。但是这样用科学方法去改良蚕种，还只是少数人才知道，大多数的养蚕家还没有知道。中国要改良丝业来增加生产，便要一般养蚕家都学外国的科学方法，把蚕种和桑叶都来改良，蚕种和桑叶改良之后，更要把纺丝的方法过细考究，把丝的种类、品质和色泽都分别改良，中国的丝业便可以逐渐进步，才可以和外国丝去竞争。如果中国的桑叶、蚕种和丝质没有改良，还是老守旧法，中国的丝业不止是失败，恐怕要归天然的淘汰，处于完全消灭。现在中国自己大多数都不用丝，要把丝运出口去换外国的洋布洋纱，如果中国的丝质不好，外国不用中国丝，中国丝便没有销路，不但是失了一宗大富源，而且因为没有出口的丝去换外国洋布洋纱，中国便没有穿衣的材料。所以中国要一般人有穿衣的材料，来解决穿衣问题，便要保守固有的工业，改良蚕种、桑叶，改良纺丝的方法。至于中国丝织的绫罗绸缎，从前都是很好，是外国所不及的。现在外国用机器纺织所制出的丝织品，比中国更好得多；近来中国富家所用顶华美的丝织品，都是从外国来的。可见我们中国的国粹工业，现在已经是失败了。我们要解决丝业问题，不但是要改良桑叶、蚕种，改良养蚕和纺丝方法来造成很好的丝，还要学外国用机器来织造绸缎，才可以造成顶华美的丝织品，来供大众使用。等到大众需要充足之后，才把有余的丝织品运去外国，去换别种货物。 　　穿衣所需要的材料除了丝之外，第二种便是麻。麻也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中国古代时候，便已经发明了用麻制布的方法，到今日大家还是沿用那种旧方法。中国的农工业总是没有进步，所以制麻工业近来也被外国夺去了。近日外国用新机器来制麻，把麻制成麻纱，这种用机器制出来的麻纱，所有的光泽都和丝差不多。外国更把麻和丝混合起来织成种种东西，他们人民都是很乐用的。这种用麻、丝混合织成的各种用品，近来输入中国很多，中国人也是很欢迎，由此便夺了中国的制麻工业。中国各省产麻很多，由麻制出来的东西，只供夏天衣服之用，只可以用一季。我们要改良制麻工业，便要根本上从农业起，要怎么样种植，要怎么样施用肥料，要怎么样制造细麻线，都要过细去研究，麻业才可以进步，制得的出品才是很便宜。中国制麻工业完全是靠手工，没有用机器来制造。用手工制麻，不但是费许多工夫，制出的麻布不佳，就是成本也是很贵。我们要改良麻业，造出好麻，一定要用一种大计划。这种计划，是先从农业起首来研究，自种植起以至于制造麻布，每步工夫都要采用科学的新方法。要能够这样改良，我们才可以得到好麻，才可以制出很便宜的衣料。 　　丝、麻这两种东西用来做穿衣的材料，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但是现在穿衣的材料，不只是用丝、麻，大多数是用棉，现在渐渐用毛。棉、毛这两种材料，现在都是人人穿衣所需要的。中国本来没有棉，此种吉贝棉是由印度传进来的。中国得了印度的棉花种子，各处种植起来，便晓得纺纱织布，成了一种棉花工业。近来外国的洋布输入中国，外国洋布比中国的土布好，价钱又便宜，中国人便爱穿洋布，不爱穿土布，中国的土布工业便被洋布打销了。所以中国穿衣的需要材料便不得不靠外国，就是有些土布小工业，也是要用洋纱来织布。由此可见中国的棉业，根本上被外国夺去了。中国自输入印度棉种之后，各处都是种得很多，每年棉花的出产也是很多。世界产棉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其次是印度，中国产棉花是算世界上的第三等国。中国所产的棉虽然是不少，天然品质也是很好，但是工业不进步，所以自己不能够用这种棉花来制成好棉布棉纱，只可将棉花运到外国去卖。中国出口的棉花大多数是运到日本，其余运到欧美各国。日本和欧美各国来买中国棉花，是要拿来和本国的棉花混合，才能够织成好布。所以日本大阪各纺纱织布厂所用的原料，不只一半是中国的棉花。他们拿中国的棉花织成布之后，再把布又运到中国来赚钱。本来中国的工人是顶多的，工钱也是比各国要便宜的，中国自己有棉花，又有贱价的工人，为什么还要把棉花运到日本去织布呢？为什么自己不来织布呢？日本的工人不多，工价又贵，为什么能够买中国棉花，织成洋布，运回中国来赚钱呢？推究这个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工业不进步，不能够制造便宜布；日本的工业很进步，能够制造很便宜的布。 　　所以要解决穿衣问题，便要解决农业和工业的两个问题。如果农业和工业两个问题不能够解决，不能够增加生产，便没有便宜衣穿。中国自己既是不能织造便宜布，便要靠外国运布进来。外国运布来中国，他们不是来尽义务，也不是来进贡，他们运货进来是要赚钱的，要用一块钱的货，换两块中国钱。中国的钱被外国赚去了，就是要受外国的经济压迫。追究所以受这种压迫的原因，还是由于工业不发达。因为工业不发达，所以中国的棉花都要运去外国，外国的粗棉布还要买进来。中国人天天的衣服都是靠外国运进来，便要出很高的代价；这种很高的代价，便是要把很贵重的金银、粮食运到外国去抵偿。这样情形，便很象破落户的败家子孙自己不知道生产，不能够谋衣食，便要把祖宗留传下的珍宝玩器那些好东西卖去换衣食一样。这就是中国受外国经济压迫的现状。 　　我从前在民族主义中已经是讲过了，中国受外国经济的压迫，每年要被外国夺去十二万万至十五万万元。这十五万万元的损失之中，顶大的就是由于进口货同出口货不相比对。照这两三年海关册的报告，出口货比进口货要少三万万余两。这种两数是海关秤，这种海关秤的三万万余两，要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五万万元，若果折合广东毫银便有六万万元。这就是出口货同进口货不能相抵销的价值。进口货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顶大的是洋纱洋布，这种洋纱洋布都是棉花织成的，所以中国每年进口的损失，大多数是由于棉货。据海关册的报告，这种进口棉货的价值，每年要有二万万海关两，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三万万元。这就是中国用外国的棉布每年要值三万万元，拿中国近来人口的数目比较起来，就是每一个人要用一块钱来穿洋布。由此可见现在中国民生的第二个需要，都是用外国材料。中国本来有棉花，工人很多，工钱又贱，但是不知道振兴工业来挽回利权，所以就是穿衣便不能不用洋布，便不能不把许多钱都送到外国人。要送钱到外国人，就是受外国的经济压迫，没有方法来解决。我们直接穿衣的民生问题，更是不能解决。大家要挽回利权，先解决穿衣问题，便要减少洋纱洋布的进口。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好方法呢？ 　　当欧战的时候，欧美各国没有洋布运进中国，到中国的洋布都是从日本运来的。日本在那个时候，供给欧洲协约国的种种军用品，比较运洋布来中国还要赚钱得多，所以日本的大工厂都是制造军用品去供给协约国，只有少数工厂才制造洋纱洋布运到中国来卖。中国市面上的布便不够人民穿，布价便是非常之贵。当时中国的商人要做投机事业，便发起设立许多纱厂布厂，自己把棉花来纺成洋纱，更用洋纱织成洋布。后来上海设立几十家工厂，都是很赚钱，一块钱的资本差不多要赚三四块钱，有几倍的利息。一般资本家见得这样的大利，大家更想发大财，便更投许多资本去开纱厂布厂，所以当时在上海的纱厂布厂真是极一时之盛。那些开纱厂布厂新发财的资本家，许多都称为棉花大王。但是到现在，又是怎么样情形呢？从前有几千万的富翁，现在都是亏大本，变成了穷人。从前所开的纱厂布厂，现在因为亏了本，大多数都是停了工。如果再不停工，还更要亏本，甚至于要完全破产。 　　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般人以为外国的洋布洋纱之所以能够运到中国来的原故，是由于用机器来纺纱织布。这种用机器来纺纱织布，比较用手工来纺纱织布，所得的品质是好得多，成本是轻得多；所以外国在中国买了棉花，运回本国织成洋布之后，再运来中国，这样往返曲折，还能够赚钱。推究他们能够赚钱的原因，是由于用机器。由于他们都是用机器，所以中国一般资本家都是学他们，也是用机器来织布纺纱，开了许多新式的大纱厂大布厂，所投的资本大的有千万，小的也有百几十万。那些纱厂和布厂在欧战的时候本赚了许多钱，但是现在都是亏本，大多数都是停工，从前的棉花大王现在多变成了穷措大。推到我们现在的纱厂和布厂也是用机器，同是一样的用机器，为什么他们外国人用机器织布纺纱便赚钱，我们中国人用机器织布纺纱便要亏本呢？而且外国织布的棉花还是从中国买回去的，外国买到棉花运回本国去，要花一笔运费；织成洋布之后再运来中国，又要花一笔运费。一往一返，要多花两笔运费。再者，外国工人的工钱又比中国高得多。中国用本地的土产来制造货物，所用的机器和外国相同，而且工钱又便宜，照道理是应该中国的纱厂布厂能够赚钱，外国的纱厂布厂要亏本。为什么所得结果恰恰是相反呢？ 　　这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棉业受了外国政治的压迫。外国压迫中国，不但是专用经济力。经济力是一种天然力量，就是中国所说的“王道”。到了经济力有时而穷，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便用政治来压迫。这种政治力，就是中国所说的“霸道”。当从前中国用手工和外国用机器竞争的时代，中国的工业归于失败，那还是纯粹经济问题；到了欧战以后，中国所开纱厂布厂也学外国用机器去和他们竞争，弄到结果是中国失败，这便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外国用政治力来压迫中国是些什么方法呢？从前中国满清政府和外国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外国便强迫中国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外国至今都是用那些条约来束缚中国。中国因为受了那些条约的束缚，所以无论什么事都是失败。中国和外国如果在政治上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在经济一方面可以自由去和外国竞争的，中国还可以支持，或不至于失败。但是外国一用到政治力，要拿政治力量来做经济力量的后盾，中国便没有方法可以抵抗、可以竞争。 　　外国束缚中国的条约，对于棉业问题是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外国运洋纱到中国，在进口的时候，海关都是要行值百抽五的关税；进口之后，通过中国内地各处，再要行值百抽二点五的厘金。统计起来，外国的洋纱洋布只要百分之七·五的厘税，便可以流通中国各处，畅行无阻。至于中国纱厂布厂织成的洋布，又是怎么样呢？在满清的时候，中国人都是做梦，糊糊涂涂，也是听外国人主持。凡是中国在上海等处各工厂所出的布匹，都要和外国的洋布一样，要行值百抽五的关税；经过内地各处的时候，又不能和外国洋布一样只纳一次厘金，凡是经过一处地方便要更纳一次厘金，经过几处地方便要纳几次厘金。讲到中国土布纳海关税是和外国洋布一样，纳厘金又要比外国洋布多几次，所以中国土布的价钱便变成非常之高。土布的价钱太高，便不能流通各省，所以就是由机器织成的布，还是不能够和外国布来竞争。外国拿条约来束缚中国的海关厘金，厘金厂对于外国货不能随便加税，对于中国货可以任意加税。好象广东的海关，不是中国人管理，是外国人管理，我们对于外国货物便不能自由加税。中国货物经过海关，都由外国人任意抽税，通过各关卡更要纳许多数次厘金。外国货物纳过一次税之后，便通行无阻。这就是中外货物的税率不平均。因为中外货物的税率不平均，所以中国的土布便归失败。 　　至于欧美平等的独立国家，彼此的关税都是自由，都没有条约的束缚，各国政府都是可以自由加税。这种加税的变更，是看本国和外国的经济状态来定税率的高下。如果外国有很多货物运进来，侵夺本国的货物，马上便可以加极重的税来压制外国货；压制外国货就是保护本国货。这种税法，就叫做“保护税法”。譬如中国有货运到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货物最少也要抽值百分之三十的、税；他们本国的货物便不抽税。所以日本货物原来成本是一百元的，因为不纳税，仍是一百元，日本货物如果卖一百二十元，便有二十元的利。中国货运到日本去，若卖了一百二十元，便要亏十元的血本。由此日本便可以抵制中国货，可以保护本国货。这种保护本国货物的发达，抵制外国货物的进口，是各国相同的经济政策。 　　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保护本国工业不为外国侵夺，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够来保护工业。中国现在受条约的束缚，失了政治的主权，不但是不能保护本国工业，反要保护外国工业。这是由于外国资本发达，机器进步，经济方面已经占了优胜；在经济力量之外，背后还有政治力量来做后援。所以中国的纱厂布厂，当欧战时候没有欧美的洋布洋纱来竞争，才可以赚钱；欧战之后，他们的洋布洋纱都是进中国来竞争，我们便要亏本。讲到穿衣问题里买，最大的是棉业问题，我们现在对于棉业问题没有方法来解决。中国棉业还是在幼稚时代，机器没有外国的那样精良，工厂的训练和组织又没有外国的那么完备，所以中国的棉业就是不抽厘金关税，也是很难和外国竞争。如果要和外国竞争，便要学欧美各国的那种政策。 　　欧美各国对于这种政策是怎么样呢？在几十年以前，英国的工业是占世界上第一个地位，世界所需要的货物都靠英国来供给。当时美国还是在农业时代，所有的小工业完全被英国压迫，不能够发达。后来美国采用保护政策，实行保护税法，凡是由英国运到美国的货物，便要行值百抽五十或者值百抽一百的重税。因此英国货物的成本便要变成极大，便不能和美国货物去竞争，所以许多货物便不能运去美国。美国本国的工业便由此发达，现在是驾乎英国之上。德国在数十年之前也是农业国，人民所需要的货物也是要靠英国运进去，要受英国的压迫。后来行了保护政策，德国的工业也就逐渐发达，近来更驾乎各国之上。由此可见，我们要发达中国的工业，便应该仿效德国、美国的保护政策，来抵制外国的洋货，保护本国的土货。 　　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能够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能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达。中国要提倡土货、抵制洋货，从前不知道运动了好几次，但是全国运动不能一致，没有成功；就令全国运动能够一致，也不容易成功。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国家的政治力量太薄弱，自己不能管理海关。外国人管理海关，我们便不能够自由增减税率；不能够自由增减税率，没有方法令洋布的价贵，土布的价贱，所以现在的洋布便是便宜过土布。洋布便宜过土布，无论是国民怎么样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国民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那便是和个人的经济原则相反，那便行不通。比方一家每年要用三十元的洋布，如果抵制洋布、改用土布，土布的价贵，每年便不止费三十元，要费五六十元，这就是由于用土布每年便要多费二三十元。这二三十元的耗费，或者一时为爱国心所激动，宁可愿意牺牲。但是这样的感情冲动，是和经济原则相反，决计不能够持久。我们要合乎经济原则，可以持久，便要先打破不平等的条约，自己能够管理海关，可以自由增减税率，令中国货和外国货价钱平等。譬如一家每年穿洋布要费三十元，穿土布也只费三十元，那才是正当办法，那才可以持久。我们如果能够更进一步，能令洋布贵过土布，令穿外国洋布的人一年要费三十元，穿本国土布的人一年只费二十元，那便可以战胜外国的洋布工业，本国的土布工业便可以大发达。由此可见我们讲民生主义，要解决穿衣问题，要全国穿土布、不准外国洋布进口，便要国家有政治权力，穿衣问题才可以解决。 　　讲到民生主义的穿衣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丝、麻、棉、毛四种。这四种材料之中的毛，中国也是出产好多，品质也是比外国好。不过中国的这种工业不发达，自己不制造，便年年运到外国去卖。外国收中国的毛，制成绒呢，又再运回中国来卖，赚中国的钱。如果我们恢复主权，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毛业，也可以和棉业同时来发达。毛工业能够发达，中国人在冬天所需要的绒呢，便可以不用外国货。有盈余的时候，更可以象丝一样，推广到外国去销行。现在中国的制毛工业不发达，所以只有用带皮的毛；脱皮的散毛在中国便没有用处，便被外国用贱价收买，织成绒呢和各种毡料，运回中国来赚我们的钱。由此可见，中国的棉业和毛业，同是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所以我们要解决穿衣问题，便要用全国的大力量统筹计划，先恢复政治的主权，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丝、麻、棉、毛的农业和工业；更要收回海关来保护这四种农业和工业，加重原料之出口税及加重洋货之入口税。我国之纺织工业必可立时发达，而穿衣材料之问题方能解决。 　　衣服的材料问题可以解决，我们便可来讲穿衣之本题。穿衣之起源前已讲过，就系用来御寒，所以穿衣之作用第一就系用来保护身体。但是后来文明渐进，就拿来彰身，所以第二之作用就系要来好看，叫做壮观瞻。在野蛮时代的人无衣来彰身，就有图腾其体的，就是用颜色涂画其身，即古人所“文身”是也。至今文明虽进，而穿衣作用仍以彰身为重，而御寒保体的作用反多忽略了。近代穷奢斗侈，不独材料时时要花样翻新，就衣裳之款式也年年有宽狭不同。而习俗之好尚，又多有视人衣饰以为优劣之别，所以有“衣冠文物”就是文化进步之别称。迨后君权发达，则又以衣服为等级之区别，所以第三个作用，衣饰即为阶级之符号。至今民权发达，阶级削平，而共和国家之陆海军，亦不能除去以衣饰为等级之习尚。照以上这三个衣服之作用，一护体、二彰身、三等差之外，我们今天以穿衣为人民之需要，则在此时阶级平等、劳工神圣之潮流，为民众打算穿衣之需要，则又要加多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要方便。故讲到今日民众需要之衣服之完全作用，必要能护体、能美观、又能方便不碍于作工，乃为完美之衣服。 　　国家为实行民生主义，当本此三穿衣之作用，来开设大规模之裁缝厂于各地。就民数之多少，寒暑之节候，来制造需要之衣服，以供给人民之用。务使人人都得到需要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此就是三民主义国家之政府对于人民穿衣需要之义务。而人民对于国家，又当然要尽足国民之义务，否则失去国民之资格。凡失去国民之资格者，就是失去主人之资格。此等游惰之流氓，就是国家人群之蟊贼，政府必当执行法律以强迫之，必使此等流氓渐变为神圣之劳工，得以同享国民之权利。如此，流氓尽绝，人人皆为生产之分子，则必丰衣足食，家给人足，而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矣。 　　注　释： 　　①按照孙中山原来的计划，民生主义部分还准备讲两次，即住和行的问题。后来未续讲。 　　据孙文讲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民生主义》（广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

推倒了，谁来？ 😕 俄罗斯那种休克疗法，差点没死过去。现在他们的总统是选举出来的？北极熊的实力与伏特加，无人敢打他的鬼主意而已。不然后果难以想象。 在中国使用休克疗法，那是死定的，不但民主没有，还要国破家亡，八国联军肯定不止，连鬼子也会找到他们想要的。 另外一条路，就是GCD自我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使所有的权利受到制衡和受到监督。这个现在而言，要看胡哥的了。 [/QUOTE俄罗斯那时是婴儿尿床,咱那儿是老年人大小便失禁,另外,你的期望恐怕是与虎谋皮.

本以为路旁有块金元宝,,趋前方知是洋垃圾,最终明白一堆毛狗屎.一篇让人哭笑不得的文章.

http://www.wenhuacn.com/lishi/article.asp?classid=93&articleid=4826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下） 作者：孙中山 　来源：孙中山选集 第 三 讲 （八月十七日） 　　今天所讲的是吃饭问题。大家听到讲吃饭问题，以为吃饭是天天做惯了的事。常常有人说，天下无论什么事都没有容易过吃饭的。可见吃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一件常常做惯了的事。为什么一件很容易又是做惯了的事还有问题呢？殊不知道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吃饭问题不能够解决，民生主义便没有方法解决。所以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古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可见吃饭问题是很重要的。 　　未经欧战以前，各国政治家总没有留意到吃饭问题。在这个十年之中，我们留心欧战的人，研究到德国为什么失败呢？正当欧战剧烈的时候，德国都是打胜仗，凡是两军交锋，无论是陆军的步队、炮队和骑兵队，海军的驱逐舰、潜水艇和一切战斗舰，空中的飞机、飞艇，都是德国战胜，自始至终，德国没有打过败仗。但是欧战结果，德国终归于大败，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德国之所以失败，就是为吃饭问题。因为德国的海口都被联军封锁，国内粮食逐渐缺乏，全国人民和兵士都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终归失败。可见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 　　近来有饭吃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美国每年运送许多粮食去接济欧洲。其次是俄国，俄国地广人稀，全国出产的粮食也是很多。其他象澳洲、加拿大和南美洲阿根廷那些国家，都是靠粮食做国家的富源，每年常有很多粮食运到外国去卖，补助各国粮食之不足。不过当欧战时候，平时许多供运输的轮船都是被国家收管，作军事的转运，至于商船是非常缺乏。所以澳洲和加拿大、阿根廷那些地方多余的粮食，便不能运到欧洲，欧洲的国家便没有饭吃。中国当欧战的时候，幸而没有水旱天灾，农民得到了好收成，所以中国没有受到饥荒。如果在当时遇着象今年的水灾，农民没有收成，中国一定也是没有饭吃。当时中国能够逃过这种灾害，不至没有饭吃，真是一种天幸了。现在世界各国有几国是有饭吃的，有许多国是没有饭吃的。象西方三岛的英国，一年之中所出的粮食只够三个月吃，有九个月所吃的粮食都是靠外国运进去的。所以当欧战正剧烈的时候，德国的潜水艇把英国的海口封锁了，英国便几乎没有饭吃。东方三岛的日本国，每年也是不够饭吃，不过日本所受粮食缺乏的忧愁，没有象英国那些〔样〕厉害。日本本国的粮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给十一个月，不够的约有一个月。德国的粮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给十个月，还相差约两个月。其他欧洲各小国的粮食，有许多都是不够的。德国的粮食在平时已经是不够，当欧战时候许多农民都是去当兵士，生产减少，粮食更是不够。所以大战四年，归到结果，便是失败。由此可见全国的吃饭问题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一个人没有饭吃，便容易解决；一家没有饭吃，也很容易解决。至于要全国人民都有饭吃，象要中国四万万人都是足食，提到这个问题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决。到底中国粮食是够不够呢？中国人有没有饭吃呢？象广东地方每年进口的粮食要值七千万元，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外间没有米运进来，广东便马上闹饥荒，可见广东是不够饭吃的。这是就广东一省而言，其他有许多省分都是有和广东相同的情形。至于中国土地的面积是比美国大得多，人口比美国多三四倍，如果就吃饭这个问题用中国和美国来讨论，中国自然比不上美国。但是和欧洲各国来比较，德国是不够饭吃的，故欧战开始之后两三年国内便有饥荒。法国是够饭吃的，故平时不靠外国运进粮食，还可足食。用中国和法国来比较，法国的人口是四千万，中国的人口是四万万，法国土地的面积为中国土地面积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国的人口比法国是多十倍，中国的土地是比法国大二十倍。法国四千万人口，因为能够改良农业，所以得中国二十分一的土地，还能够有饭吃。中国土地的面积比法国大二十倍，如果能够仿效法国来经营农业，增加出产，所生产的粮食至少要比法国多二十倍。法国现在可以养四千万人，我们中国至少也应该可以养八万万人，全国人口不但是不怕饥荒，并且可以得粮食的剩余，可以供给他国。但是中国现在正是民穷财尽，吃饭问题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呢？全国人口现在都是不够饭吃，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过千万。这还是平时估算的数目，如果遇着了水旱天灾的时候，饿死的人数更是不止千万了。照外国确实的调查，今年中国的人数只有三万万一千万。中国的人数在十年以前是四万万，现在只有三万万一千万，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万，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应该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人口在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万的原故，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没有饭吃。 　　中国之所以没有饭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农业不进步，其次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从前讲民族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外国用经济势力来压迫中国，每年掠夺中国的利权，现在有十二万万元。就是中国因为受外国经济的压迫，每年要损失十二万万元。中国把这十二万万元，是用什么方法贡献到外国呢？是不是把这十二万万元的金钱运送到外国呢？这十二万万元的损失，不是完全用金钱，有一部分是用粮食。中国粮食供给本国已经是不足，为什么还有粮食运送到外国去呢？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照前几天外国的报告，中国出口货中，以鸡蛋一项，除了制成蛋白质者不算，只就有壳的鸡蛋而论，每年运进美国便有十万万个；运进日本及英国的也是很多。大家如果是到过了南京的，一抵下关便见有一所很宏伟的建筑，那所建筑是外国人所办的制肉厂，把中国的猪、鸡、鹅、鸭各种家畜都在那个制肉厂内制成肉类，运送到外国。再象中国北方的大小麦和黄豆，每年运出口的也是不少。前三年中国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汉、京奉铁路一带饿死的人民本是很多，但是当时牛庄、大连还有很多的麦、豆运出外国。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因为受了外国经济的压迫，没有金钱送到外国，所以宁可自己饿死，还要把粮食送到外国去。这就是中国的吃饭问题还不能够解决。 　　现在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吃。要全国的个个人都有便宜饭吃，那才算是解决了民生问题。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研究起呢？吃饭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大家天天都是睡觉吃饭，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中国的穷人常有一句俗话说：“天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吃饭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详细来研究。 　　我们人类究竟是吃一些什么东西才可以生存呢？人类所吃的东西有许多是很重要的材料，我们每每是忽略了。其实我们每天所靠来养生活的粮食，分类说起来，最重要的有四种。第一种是吃空气。浅白言之，就是吃风。我讲到吃风，大家以为是笑话，俗语说“你去吃风”--是一句轻薄人的话，殊不知道吃风比较吃饭还要重要得多。第二种是吃水。第三种是吃动物，就是吃肉。第四种是吃植物，就是吃五谷果蔬。这个风、水、动、植四种东西，就是人类的四种重要粮食。现在分开来讲。第一种吃风，大家不可以为是笑话。如果大家不相信吃风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大家不妨把鼻孔、口腔都闭住起来，一分钟不吃风，试问要受什么样的感觉呢？可不可以忍受呢？我们吃风每分钟是十六次，就是每分钟要吃十六餐。每天吃饭最多不过是三餐，象广东人吃饭，连消夜算起来，也不过每天吃四餐；至于一般穷人吃饭，大概都是两餐，没有饭吃的人就是一餐也可以渡生活。至于吃风，每日就要吃二万三千零四十餐，少了一餐便觉得不舒服，如果数分钟不吃，必定要死。可见风是人类养生第一种重要的物质。第二种是吃水，我们单独靠吃饭不吃水，是不能够养生的。一个人没有饭吃，还可以支持过五六天，不至于死；但是没有水吃，便不能支持过五天，一个人有五天不吃水便要死。第三种是吃植物，植物是人类养生之最要紧的粮食，人类谋生的方法很进步之后，才知道吃植物。中国是文化很老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多是吃植物。至于野蛮人多是吃动物，所以动物也是人类的一种粮食。风、水、动、植这四种物质，都是人类养生的材料。不过风和水是随地皆有的。有人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在河边或者是在陆地，不是有河水，便有泉水，或者是井水，或者是雨水，到处皆有水；风更是无处不有。所以风和水虽然是很重要的材料，很急需的物质，但是因为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天给与人类，不另烦人力的，所谓是一种天赐。因为这个情形，风和水这两种物质不成问题。但是动植物质便成为问题。原始时代的人类和现在的野蛮人都是在渔猎时代，谋生的方法只是打鱼猎兽，捉水陆的动物做食料。后来文明进步，到了农业时代便知道种五谷，便靠植物来养生。中国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植物虽然是靠土地来生长，但是更要费许多功夫，经过许多生产方法才可以得到。所以要解决植物的粮食问题，便先要研究生产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就是生产粮食的一件大工业。我们要把植物的生产增加，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目的呢？中国的农业从来都是靠人工生产，这种人工生产在中国是很进步的，所收获的各种出品都是很优美的，所以各国学者都极力赞许中国的农业。中国的粮食生产既然是靠农工〔民〕，中国的农民又是很辛苦勤劳，所以中国要增加粮食的生产，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种种规定来保护农民。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要增加粮食生产，便要规定法律，对于农民的权利有一种鼓励、有一种保障，让农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障农民的权利，要怎么样令农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前几天，我们国民党在这个高师学校开了一个农民联欢大会，做农民的运动，不过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点。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中国现在的农民，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形呢？中国现在虽然是没有大地主，但是一般农民有九成都是没有田的。他们所耕的田，大都是属于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来讲，农民应该是为自己耕田，耕出来的农品要归自己所有。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农民耕田所得的粮食，据最近我们在乡下的调查，十分之六是归地主，农民自己所得到的不过十分之四，这是很不公平的。若是长此以往，到了农民有知识，还有谁人再情愿辛辛苦苦去耕田呢？假若耕田所得的粮食完全归到农民，农民一定是更高兴去耕田的。大家都高兴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产。但是现在的多数生产都是归于地主，农民不过得回四成。农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获的粮食，结果还是要多数归到地主，所以许多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不能生产了。 　　我们对于农业生产，除了上说之农民解放问题以外，还有七个加增生产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灾问题。 　　第一个方法就是机器问题。中国几千年来耕田都是用人工，没有用过机器。如果用机器来耕田，生产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向来用人工生产，可以养四万万人，若是用机器生产，便可以养八万万人。所以我们对于粮食生产的方法，若用机器来代人工，则中国现在有许多荒田不能耕种，因为地势太高、没有水灌溉，用机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开辟来耕种。已开辟的良田，因为没有旱灾，更可以加多生产。那些向来不能耕种的荒地，既是都能够耕种，粮食的生产自然大大增加了。现在许多耕田抽水的机器，都是靠外国输运进来的，如果大家都用机器，需要增加，更要我们自己可以制造机器，挽回外溢的利权。 　　第二个方法就是肥料问题。中国向来所用的肥料，都是人与动物的粪料和各种腐败的植物，没有用过化学肥料的。近来才渐渐用智利硝做肥料，象广东河南有许多地方近来都是用智利硝来种甘蔗。甘蔗因为得了智利硝的肥料，生长的速度便加快一倍，长出来的甘蔗也加大几倍；凡是没有用过智利硝做肥料的甘蔗，不但是长得很慢，并且长得很小。但是智利硝是由南美洲智利国运来的，成本很高，卖价很贵，只有种甘蔗的人才能够买用，其他普通的农业都用不起。除了智利硝之外，海中各种甲壳动物的磷质和矿山岩石中的灰质，也是很好的肥料。如果硝质、磷质和灰质三种东西再混合起来，更是一种很好的肥料，栽培甚么植物都很容易生长，生产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比方耕一亩田，不用肥料的可以收五箩谷，如果用了肥料便可以多收二三倍。所以要增加农业的生产，便要用肥料；要用肥料，我们便要研究科学，用化学的方法来制造肥料。 　　制造肥料的原料，中国到处都有，象智利硝那一种原料，中国老早便用来造火药。世界向来所用的肥料，都是南美洲智利国所产；近来科学发达，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到处可以用电来造硝，所以现在各国便不靠智利运进来的天然硝，多是用电去制造人工硝。这种人工硝和天然硝的功用相同，而且成本又极便宜，所以各国便乐于用这种肥料。但是电又是用什么造成的呢？普通价钱极贵的电，都是用蒸汽力造成的；至于近来极便宜的电，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来外国利用瀑布和河滩的水力来运动发电机，发生很大的电力，再用电力来制造人工硝。瀑布和河滩的天然力是不用费钱的，所以发生电力的价钱是很便宜。电力既然是很便宜，所以由此制造出来的人工硝也是很便宜。 　　这种瀑布和河滩，在中国是很多的。象西江到梧州以上，便有许多河滩。将近南宁的地方有一个伏波滩，这个滩的水力是非常之大，对于往来船只是很阻碍危险的；如果把滩水蓄起来，发生电力，另外开一条航路给船舶往来，岂不是两全其利吗？照那个滩的水力计算，有人说可以发生一百万匹马力的电。其他象广西的抚河、红河也有很多河滩，也可以利用来发生电力。再象广东北部之翁江，据工程师的测量说，可以发生数万匹马力的电力，用这个电力来供给广州各城市的电灯和各工厂中的电机之用，甚至于把粤汉铁路照外国最新的方法完全电化，都可以足用。又象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象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又象黄河的龙门，也可以发生几千万匹马力的电力。由此可见，中国的天然富源是很大的。加果把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用新方法来发生电力，大约可以发生一万万匹马力。一匹马力是等于八个强壮人的力，有一万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万人的力。一个人力的工作，照现在各国普通的规定，每天是八点钟。如果用人力作工多过了八点钟，便于工人的卫生有碍，生产也因之减少。这个理由，在前一回已经是讲过了。用人力作工，每天不过八点钟，但是马力作工，每天可以作足二十四点钟。照这样计算，一匹马力的工作，在一日夜之中便可等于二十四个人的工作。如果能够利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发生一万万匹马力的电力，那便是有二十四万万个工人来做工，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行驶火车汽车、制造肥料和种种工厂的工作，都可以供给。韩愈说，“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国家便一天穷一天。中国四万万人到底有多少人做工呢？中国年轻的小孩和老年的人固然是不作工，就是许多少年强壮的人，象收田租的地主，也是靠别人做工来养他们。所以中国人大多数都是不做工，都是分利，不是生利，所以中国便很穷。如果能够利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发生一万万匹马力，有了一万万匹马力，就是有二十四万万个人力，拿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所以对于农业生产，要能够改良人工，利用机器，更用电力来制造肥料，农业生产自然是可以增加。 　　第三个方法就是换种问题。象一块地方，今年种这种植物，明年改种别种植物；或者同是一样的植物，在今年是种广东的种子，明年是种湖南的种子，后年便种四川的种子。用这样交换种子的方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产力便可以增。而种子落在新土壤，生于新空气，强壮必加，结实必伙。所以能换种，则生产增加。 　　第四个方法是除物害问题。农业上还有两种物害：一是植物的害，一是动物的害。象稻田本来是要种谷，但是当种谷的时候，常常生许多秕和野草。那些草和秕比禾生长得快，一面阻止禾的生长，一面吸收田中的肥料，于禾稻是很有害的。农民应用科学的道理，研究怎么样治疗那些草批，以去植物之灾害；同时又要研究怎么样去利用那些草秕，来增加五谷的结实。至于动物的害是些什么呢？害植物的动物很多，最普通的是蝗虫和其他各种害虫。当植物成熟的时候，如果遇着了害虫，便被虫食坏了，没有收成。象今年广东的荔枝，因为结果的时候遇着了毛虫，把那些荔枝花都食去了，所以今年荔枝的出产是非常之少。其他害植物的虫是很多的，国家要用专门家对于那些害虫来详细研究，想方法来消除。象美国现在把这种事当作是一个大问题，国家每年耗费许多金钱来研究消除害虫的方法。美国农业的收入，每年才可以增加几万万元。现在南京虽然是设了一个昆虫局来研究消除这种灾害，但是规模太小，没有大功效。我们要用国家的大力量，仿美国的办法来消除害虫，然后全国农业的灾害才可以减少，全国的生产才可以增加。 　　第五个方法就是制造问题。粮食要留存得长久，要运送到远方，就必须要经过一度之制造方可。我国最普通的制造方法就有两种：一是晒干，一是碱咸。好象菜干、鱼干、肉干、咸菜、咸鱼、咸肉等便是。近来外国制造新法，就有将食物煮熟或烘熟，入落罐内而封存之，存留无论怎么长久，到时开食，其味如新。这是制造食物之最好方法。无论什么鱼肉果蔬饼食，皆可制为罐头，分配全国或卖出外洋。 　　第六个方法就是运送问题。粮食到了有余的时候，我们还要彼此调剂，拿此地的有余去补彼地的不足。象东三省和北方是有豆有麦没有米，南方各省是有米没有豆和麦，我们就要把北方、东三省多余的豆、麦拿来供给南方，更要把南方多余的米拿去供给北方和东三省。要这样能够调剂粮食，便要靠运输。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运输，因为运输不方便，所以生出许多耗费。现在中国许多地方，运送货物都是靠挑夫。一个挑夫的力量，顶强壮的每日只能够挑一百斤，走一百里路远，所需要的工钱总要费一元。这种耗费，不但是空花金钱，并且空费时间，中国财富的大部分于无形中便在运输这一方面消耗去了。讲到中国农业问题，如果真是能够做到上面所说的五种改良方法，令生产加多，但是运输不灵又要成什么景象呢？象前几年我遇着了一位云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的，每年收入很多租谷。他告诉我说：“每年总要烧去几千担谷。”我说：“谷是很重要的粮食，为什么要把他来烧去呢？”他说：“每年收入的谷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又无商贩来买。转运的方法，只能够挑几十里路远，又不能运去远方去卖。因为不能运到远地去卖，所以每年总是新谷压旧谷，又没有多的仓库可以储蓄，等到新谷上了市，人民总是爱吃新谷，不爱吃旧谷，所以旧谷便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用处，所以每年收到新谷的时候，只好烧去旧谷，腾出空仓来储新谷。”这种烧谷的理由，就是由于生产过剩、运输不灵的原故。中国向来最大的耗费，就是在挑夫。象广州这个地方从前也有很多挑夫，现在城内开了马路，有了手车，许多事便可以不用挑夫。一架手车可以抵得几个挑夫，可以省几个挑夫的钱；一架自动车更可以抵得十几个挑夫，可以省十几个挑夫的钱。有手车和自动车来运送货物，不但是减少耗费，并可省少时间。至于西关没有马路的地方，还是要用挑夫来搬运。若是在乡下，要把一百斤东西运到几十里路远，更是不可不用挑夫。甚至于有钱的人走路，都是用轿夫。中国从前因为这种运输方法不完全，所以就是极重要的粮食还是运输不通，因为粮食运输不通，所以吃饭问题便不能解决。 　　中国古时运送粮食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道及运河。有一条运河是很长的，由杭州起，经过苏州、镇江、扬州、山东、天津以至北通州，差不多是到北京，有三千多里路远，实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这种水运是很利便的，如果加多近来的大轮船和电船，自然更加利便。不过近来对于这条运河都是不大理会。我们要解决将来的吃饭问题，可以运输粮食，便要恢复运河制度。已经有了的运河，便要修理；没有开辟运河的地方，更要推广去开辟。在海上运输，更是要用大轮船，因为水运是世界上运输最便宜的方法。其次便宜的方法就是铁路，如果中国十八行省和新疆、满洲、青海、西藏、内外蒙古都修筑了铁路，到处联络起了，中国粮食便可以四处交通，各处的人民便有便宜饭吃。所以铁路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铁路只可以到繁盛的地方才能够赚钱，如果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去经过，便没有什么货物可以运输，也没有很多的人民来往。在铁路一方面，不但是不能够赚钱，反要亏本了。所以在穷乡僻壤的地方便不能够筑铁路，只能够筑车路，有了车路，便可以行驶自动车。在大城市有铁路，在小村落有车路，把路线联络得很完全，于是在大城市运粮食便可以用大火车，在小村落运粮食便可以用自动车。象广东的粤汉铁路，由黄沙到韶关，铁路两旁的乡村是很多的。如果这些乡村都是开了车路，和粤汉铁路都是联络起来，不但是粤汉铁路可以赚许多钱，就是各乡村的交通也是很方便。假若到两旁的各乡村也要筑许多支铁路，用火车去运送，不用自动车去输送，那就一定亏本。所以现在外国乡下就是已经筑成了铁路，火车可以通行，但是因为没有多生意，便不用火车，还是改用自动车。因为每开一次火车要烧许多煤，所费成本太大，不容易赚钱；每开一次自动车，所费的成本很少，很容易赚钱，这是近来办交通事业的人不可不知道的。又象由广州到澳门向来都是靠轮船，近来有人要筹办广澳铁路，但是由广州到澳门不过二百多里路程远，如果筑了铁路，每天来往行车能开三次，还不能够赚钱，至于每天只开车两次，那便要亏本了。而且为节省经费，每天少开几次车，对于交通还是不大方便。所以由广州到澳门，最好是筑车路，行驶自动车。因为筑车路比筑铁路的成本是轻得多。而且火车开行一次，一个火车头至少要拖七八架车，才不致亏本，所费的人工和煤炭的消耗是很多的，如果乘客太少，便不能够赚钱。不比在车路行驶自动车，随便可以开多少架车，乘客多的时候便可开一架大车，更多的时候可多开两三架大车，乘客少的时候可以开一架小车。随时有客到，便可以随时开车，不比火车开车的时候有一定，如果不照开车的一定时候，便有撞车的危险。所以由广州到澳门筑车路和筑铁路比较起来，筑车路是便宜得多。有了车路之后，更有穷乡僻壤，是自动车不能到的地方，才用挑夫。由此可见，我们要解决运输粮食问题，第一是运河，第二是铁路，第三是车路，第四是挑夫。要把这四个方法做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四万万人才有很便宜的饭吃。 　　第七个方法就是防天灾问题。象今年广东水灾，在这十几天之内便可以收头次谷，但是头次谷将成熟的时候，便完全被水淹没了。一亩田的谷最少可以值十元，现在被水淹浸了，便是损失了十元。今年广东全省受水灾的田该是有多少亩呢？大概总有几百万亩，这种损失便是几千万元。所以要完全解决吃饭问题，防灾便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关于这种水灾是怎么样去防呢？现在广东防水灾的方法，设得有治河处，已经在各江两岸低处地方修筑了许多高堤。那种筑堤的工程都是很坚固的，所以每次遇到大水，便可以抵御，便不至让大水泛滥到两岸的田中。我去年在东江打仗，看见那些高堤都是筑得很坚固，可以防水患，不至被水冲破。这是筑堤来防水灾的方法，是一种治标的方法；只可以说是防水灾的方法之一半，还不是完全治标的方法。完全治标的方法，除了筑高堤之外，还要把河道和海口一带来浚深，把沿途的淤积沙泥都要除去。海口没有淤积来阻碍河水，河道又很深，河水便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时候，便不至泛滥到各地，水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筑高堤岸两种工程要同时办理，才是完全治标方法。 　　至于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是怎么样呢？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所以对于吃饭问题，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国的水祸。我们讲到了种植全国森林的问题，归到结果，还是要靠国家来经营；要国家来经营，这个问题才容易成功。今年中国南北各省都有很大的水灾，由于这次大水灾，全国的损失总在几万万元。现在已经是民穷财尽，再加以这样大的损失，眼前的吃饭问题便不容易解决。 　　水灾之外，还有旱灾，旱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呢？象俄国在这次大革命之后有两三年的旱灾，因为那次大旱灾，人民饿死了甚多，俄国的革命几乎要失败，可见旱灾也很厉害的。这种旱灾，从前以为是天数不能够挽救，现在科学昌明，无论是什么天灾都有方法可以救。不过，这种防旱灾的方法，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来防止。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至于地势极高和水源很少的地方，我们更要用机器抽水，来救济高地的水荒。这种防止旱灾的方法，好象是筑堤防水灾，同是一样的治标方法。有了这种的治标方法，一时候的水旱天灾都可以挽救。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至于水旱两灾的治标方法，都是要用机器来抽水和建筑高堤与浚深河道。这种治标与治本两个方法能够完全做到，水灾〔旱〕天灾可以免，那么粮食之生产便不致有损失之患了。 　　中国如果能解放农民和实行以上这七个增加生产之方法，那么吃饭问题到底是解决了没有呢？就是以上种种的生产问题能够得到了圆满解决的时候，吃饭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大家都知道欧美是以工商立国，不知道这些工商政府对于农业上也是有很多的研究。象美国对于农业的改良和研究，便是无微不至；不但对于本国的农业有很详细的研究，并且常常派专门家到中国内地并满洲、蒙古各处来考察研究，把中国农业工作的方法和一切种子都带回美国去参考应用。美国近来是很注重农业的国家，所有关于农业运输的铁路、防灾的方法和种种科学的设备，都是很完全的。但是美国的吃饭问题到底是解决了没有呢？依我看起来，美国的吃饭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美国每年运输很多粮食到外国去发卖，粮食是很丰足的，为什么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美国的农业还是在资本家之手，美国还是私人资本制度。在那些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生产的方法太发达，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问题便不能够解决。 　　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够实行的。因为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住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因为粮食的生产是以赚钱做目标，所以粮食在本国没有高价的时候，便运到外国去卖，要赚多钱。因为私人要赚多钱，就是本国有饥荒，人民没有粮食，要饿死很多人，那些资本家也是不去理会。象这样的分配方法，专是以赚钱为目标，民生问题便不能够完全解决。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还要注重分配问题。我们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中国的粮食现在本来是不够，但是每年还有数十万万个鸡蛋和谷米、大豆运到日本和欧美各国去，这种现象是和印度一样的。印度不但是粮食不够，且每年都是有饥荒，但是每年运到欧洲的粮食数目，印度还占了第三个重要位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印度受了欧洲经济的压迫，印度尚在资本制度时代，粮食生产的目标是在赚钱。因为生产的目标是在赚钱，印度每年虽是有饥荒，那般生产的资本家知道拿粮食来救济饥民是不能够赚钱的，要把他运到欧洲各国去发卖便很可以赚钱，所以那些资本家宁可任本地的饥民饿死，也要把粮食运到欧洲各国去卖。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中国现在是已经不够饭吃，每年还要运送很多的粮食到外国去卖，就是因为一般资本家要赚钱。如果实行民生主义，便要生产粮食的目标不在赚钱，要在给养人民。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便要把每年生产有余的粮食都储蓄起来，不但是今年的粮食很足，就是明年、后年的粮食都是很足，等到三年之后的粮食都是很充足，然后才可以运到外国去卖；如果在三年之后还是不大充足，便不准运出外国去卖。要能够照这样做去，来实行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够很充足。 　　所以，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我们的目的，本是要中国粮食很充足，等到中国粮食充足了之后，更进一步便容易把粮食的价值弄到很便宜。现在中国正是米珠薪桂，这个米珠薪桂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粮食被外国夺去了一部分，进出口货的价值不能相抵，受外国的经济压迫，没有别的货物可以相消，只有拿人民要吃的粮食来作抵。因为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中国有很多人没有饭吃，因为没有饭吃，所以已生的人民要死亡，未生的人民要减少。全国人口逐渐减少，由四万万减到三万万一千万，就是由于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民生主义没有实行。 　　对于吃饭的分配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呢？吃饭就是民生的第一个需要。民生的需要，从前经济学家都是说衣、食、住三种；照我的研究，应该有四种，于衣食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行。行也是一种很重的需要；行就是走路。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够享受。所以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来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如果国家把这四种需要供给不足，无论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国家对于人民的需要固然是要负责任，至于人民对于国家又是怎么样呢？人民对于国家应该要尽一定的义务，象做农的要生粮食，做工的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无，做士的要尽才智。大家都能各尽各的义务，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种需要。我们研究民生主义，就要解决这四种需要的问题。 　　今天先讲吃饭问题，第一步是解决生产问题，生产问题解决之后，便在粮食的分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每年储蓄，要全国人民有三年之粮，等到有了三年之粮以后，才能够把盈余的粮食运到外国去卖。这种储蓄粮食的方法，就是古时的义仓制度。不过这种义仓制度，近来已经是打破了。再加以欧美的经济压迫，中国就变成民穷财尽。所以这是解决民生问题最着急的时候，如果不趁这个时候来解决民生问题，将来再去解决便是更难了。我们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来立国，现在讲到民生主义，不但是要注重研究学理，还要注重实行事实。在事实上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吃饭。我们要解决这个吃饭问题，是先要粮食的生产很充足，次要粮食的分配很平均；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都解决了，还要人民大家都尽义务。人民对于国家能够大家尽义务，自然可以得到家给人足，吃饭问题才算是真解决。吃饭问题能够解决，其余的别种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而决。 第 四 讲 （八月二十四日） 　　今天所讲的是穿衣问题。在民生主义里头，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吃饭，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穿衣。所以在吃饭问题之后，便来讲穿衣问题。 　　我们试拿进化的眼光来观察宇宙间的万物，便见得无论什么动物植物都是要吃饭的，都是要靠养料才能够生存，没有养料便要死亡。所以吃饭问题，不但是在动物方面是很重要，就是在植物那方面也是一样的重要。至于穿衣问题，宇宙万物之中，只是人类才有衣穿，而且只是文明的人类才是有衣穿。他种动物植物都没有衣穿，就是野蛮人类也是没有衣穿。所以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就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现在非洲和南洋各处的野蛮人都是没有衣穿，可见我们古代的祖宗也是没有衣穿。由此更可见，穿衣是随文明进化而来，文明愈进步，穿衣问题就愈复杂。原人时代的人类所穿的衣服是“天衣”。什么叫天衣呢？象飞禽走兽，有天生的羽毛来保护身体，那种羽毛便是禽兽的天然衣服，那种羽毛是天然生成的，所以叫做天衣。原人时代的人类，身上也生长得有许多毛，那些毛便是人类的天衣。后来人类的文明进化，到了游牧时代，晓得打鱼猎兽，便拿兽皮做衣。有了兽皮来做衣，身上生长的毛渐渐失了功用，便逐渐脱落。人类文明愈进步，衣服愈完备，身上的毛愈少。所以文明愈进步的人类，身上的毛便是很少；野蛮人和进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还是很多。拿中国人和欧洲人来比较，欧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国人多，这个原因，就是欧洲人在天然进化的程度还不及中国人。由此可见，衣的原始，最初是人类身上天然生长的毛。后来人类进化，便打死猛兽，拿兽肉来吃，拿兽皮来穿，兽皮便是始初人类的衣。有一句俗语说：“食肉寝皮。”这是一句很古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本是骂人做兽类，但由此便可证明古代人类打死兽类之后，便拿他的肉来做饭吃，拿他的皮来做衣穿。后来人类渐多，兽类渐少，单用兽皮便不够衣穿，便要想出别种材料来做衣服，便发明了别种衣服的材料。什么是做衣服的材料呢？我前一回讲过，吃饭的普通材料，是靠动物的肉和植物的果实。穿衣的材料和吃饭的材料是同一来源的，吃饭材料要靠动物和植物，穿衣材料也是一样的要靠动物和植物。除了动物和植物以外，吃饭穿衣便没有别的大来源。 　　我们现在要解决穿衣问题，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呢？穿衣是人类的一种生活需要。人类生活的程度，在文明进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满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说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级的需要，是人类的生活不可少的。人类得了第一级需要生活之外，更进一步便是第二级，这一级叫做安适。人类在这一级的生活，不是为求生活的需要，是于需要之外更求安乐，更求舒服。所以在这一级的生活程度，可以说是安适。得了充分安适之后，再更进一步，便想奢侈。比方拿穿衣来讲，古代时候的衣服所谓是夏葛冬裘，便算了满足需要；但是到了安适程度，不只是夏葛冬裘，仅求需要，更要适体，穿到很舒服；安适程度达到了之后，于适体之外，还要更进一步，又求美术的雅观，夏葛要弄到轻绡幼绢，冬裘要取到海虎貂鼠。这样穿衣由需要一进而求安适，由安适再进而求雅观。便好象是吃饭问题，最初只求清菜淡饭的饱食，后来由饱食便进而求有酒有肉的肥甘美味，更进而求山珍海味。好象现在广东的酒席，飞禽走兽，燕窝鱼翅，无奇不有，无美不具，穷奢极欲，这就是到了极奢侈的程度。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安适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奢侈问题，只要解决需要问题。这个需要问题，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 　　我在前一回讲过，中国人口的数目是由四万万减到三万万一千万，我们现在对于这三万万一千万人的穿衣问题，要从生产上和制造上通盘计划，研究一种方法来解决。如果现在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三万万一千万人恐怕在一两年之后还要减少几千万。今年的调查已经只有三万万一千万，再过几年，更是不足。现在只算三万万人，我们对于这三万万人便要统筹一个大计划，来解决这些人数的穿衣问题。要求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首先当要研究是材料的生产。就穿衣问题来讲，穿衣需要的原料是靠动物和植物，动物和植物的原料一共有四种。这四种原料，有两种是从动物得来的，有两种是从植物得来的。这四种原料之中，第一种是丝，第二种是麻，第三种是棉，第四种是毛。棉和麻是从植物得来的原料，丝和毛是从动物得来的原料。丝是由于一种虫叫做蚕吐出来的，毛是由于羊和骆驼及他种兽类生出来的。丝、毛、棉、麻这四种物件，就是人生穿衣所需要的原料。 　　现在先就丝来讲。丝是穿衣的一种好材料。这种材料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中国人在极古的时候便穿丝。现在欧美列强的文化虽然是比我们进步得多，但是中国发明丝的那个时候，欧美各国还是在野蛮时代，还是茹毛饮血。不但是没有丝穿，且没有衣穿；不但是没有衣穿，并且身上还有许多毛，是穿着“天衣”，是一种野蛮人。到近两三百年来，他们的文化才是比我们进步，才晓得用丝来做好衣服的原料。他们用丝不只是用来做需要品，多是用来做奢侈品。中国发明丝来做衣服的原料，虽然有了几千年，但是我们三万万人的穿衣问题，还不是在乎丝的问题。我们穿衣的需要品并不是丝，全国人还有许多用不到丝的。我们每年所产的丝，大多数都是运到外国，供外国做奢侈品。在中国最初和外国通商的时候，出口货物之中第一大宗便是丝。当时中国出口的丝很多，外国进口的货物很少。中国出口的货物和外国进口的货物价值比较，不但是可以相抵，而且还要超过进口货。中国出口货物，除了丝之外，第二宗便是茶。丝、茶这两种货物，在从前外国都没有这种出产，所以便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货。外国人没有茶以前，他们都是喝酒，后来得了中国的茶，便喝来代酒，以后喝茶成为习惯，茶便成了一种需要品。因为从前丝和茶，只有中国才有这种出产，外国没有这种货物，当时中国人对于外国货物的需要也不十分大，外国出产的货物又不很多，所以通商几十年，和外国交换货物，我们出口丝茶的价值便可以和外国进口货物的价值相抵消，这就是出口货和进口货的价值两相平均。但是近来外国进口的货物天天加多，中国出口的丝茶天天减少，进出口货物的价值便不能相抵消。中国所产的丝近来被外国学去了，象欧洲的法兰西和意大利现在就出产许多丝。他们对于养蚕、纺丝和制丝种种方法，都有很详细的研究，很多的发明，很好的改良。日本的丝业不但是仿效中国的方法，而且采用欧洲各国的新发明，所以日本丝的性质便是很进步，出产要比中国多，品质又要比中国好。由于这几个原因，中国的丝茶在国际贸易上便没有多人买，便被外国的丝茶夺去了。现在出口的数量，更是日日减少。中国丝茶的出口既是减少，又没有别的货物可以运去外国来抵消外国进口货的价值，所以每年便要由通商贸易上进贡于各国者约有五万万元大洋，这就是受了外国经济的压迫。中国受外国的经济压迫愈厉害，民生问题愈不能够解决。中国丝在国际贸易上，完全被外国丝夺去了。品质没有外国丝的那么好，价值也没有外国丝那么高，但是因为要换外国的棉布棉纱来做我们的需要品，所以自己便不能够拿丝来用，要运去外国换更便宜的洋布和洋纱。 　　至于讲到丝的工业，从前发明的生产和制造方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一成不易，总不知道改良。后来外国学了去，加以近来科学昌明，更用科学方法来改良，所以制出的丝便驾乎中国之上，便侵占中国蚕丝的工业。我们考究中国丝业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在乎生产方法不好。中国所养的蚕很多都是有病的，一万条蚕虫里头，大半都是结果不良，半途死去；就是幸而不死，这些病蚕所结的茧，所出的丝，也是品质不佳，色泽不好。而且缫丝的方法不完全，断口太多，不合外国织绸机器之用。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丝便渐渐失败，便不能敌外国丝。在几十年以前，外国养蚕的方法也是和中国一样。中国农民养蚕，有时成绩很优，有时完全失败；这样结果，一时好一时不好，农民没有别的方法去研究，便归之于命运。养蚕的收成不好，便说是 “命运不佳”。外国初养蚕的时候，也有许多病蚕，遇着失败没有方法去挽救，也是安于命运。后来科学家发明生物学，把一切生物留心考察，不但是眼所能看得见的生物要详细考究，就是眼看不见、要用几千倍显微镜才能看见的生物，也要过细去考究。由于这样考究，法国有一位科学家叫做柏斯多，便得了一个新发明。这个发明就是：一切动物的病，无论是人的病或是蚕的病，都是由于一种微生物而起；生了这种微生物，如果不能够除去，受病的动物便要死。他用了很多功夫，经过了许多研究，把微生物考究得很清楚，发明了去那种微生物来治疗蚕疾的方法，传到法国、意国的养蚕家。法国、意国人民得了这个方法，知道医蚕病，于是病蚕便少了很多，到缫丝的时候成绩便很好，丝业便很进步。后来日本学了这个方法，他们的丝业也是逐渐进步。中国的农家一向是守旧，不想考究新法，所以我们的丝业便一天一天的退步。现在上海的丝商设立了一间生丝检查所，去考究丝质，想用方法来改良。广东岭南大学也有用科学方法来改良蚕种，把蚕种改良了之后，所得丝的收成是很多，所出丝的品质也是很好。但是这样用科学方法去改良蚕种，还只是少数人才知道，大多数的养蚕家还没有知道。中国要改良丝业来增加生产，便要一般养蚕家都学外国的科学方法，把蚕种和桑叶都来改良，蚕种和桑叶改良之后，更要把纺丝的方法过细考究，把丝的种类、品质和色泽都分别改良，中国的丝业便可以逐渐进步，才可以和外国丝去竞争。如果中国的桑叶、蚕种和丝质没有改良，还是老守旧法，中国的丝业不止是失败，恐怕要归天然的淘汰，处于完全消灭。现在中国自己大多数都不用丝，要把丝运出口去换外国的洋布洋纱，如果中国的丝质不好，外国不用中国丝，中国丝便没有销路，不但是失了一宗大富源，而且因为没有出口的丝去换外国洋布洋纱，中国便没有穿衣的材料。所以中国要一般人有穿衣的材料，来解决穿衣问题，便要保守固有的工业，改良蚕种、桑叶，改良纺丝的方法。至于中国丝织的绫罗绸缎，从前都是很好，是外国所不及的。现在外国用机器纺织所制出的丝织品，比中国更好得多；近来中国富家所用顶华美的丝织品，都是从外国来的。可见我们中国的国粹工业，现在已经是失败了。我们要解决丝业问题，不但是要改良桑叶、蚕种，改良养蚕和纺丝方法来造成很好的丝，还要学外国用机器来织造绸缎，才可以造成顶华美的丝织品，来供大众使用。等到大众需要充足之后，才把有余的丝织品运去外国，去换别种货物。 　　穿衣所需要的材料除了丝之外，第二种便是麻。麻也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中国古代时候，便已经发明了用麻制布的方法，到今日大家还是沿用那种旧方法。中国的农工业总是没有进步，所以制麻工业近来也被外国夺去了。近日外国用新机器来制麻，把麻制成麻纱，这种用机器制出来的麻纱，所有的光泽都和丝差不多。外国更把麻和丝混合起来织成种种东西，他们人民都是很乐用的。这种用麻、丝混合织成的各种用品，近来输入中国很多，中国人也是很欢迎，由此便夺了中国的制麻工业。中国各省产麻很多，由麻制出来的东西，只供夏天衣服之用，只可以用一季。我们要改良制麻工业，便要根本上从农业起，要怎么样种植，要怎么样施用肥料，要怎么样制造细麻线，都要过细去研究，麻业才可以进步，制得的出品才是很便宜。中国制麻工业完全是靠手工，没有用机器来制造。用手工制麻，不但是费许多工夫，制出的麻布不佳，就是成本也是很贵。我们要改良麻业，造出好麻，一定要用一种大计划。这种计划，是先从农业起首来研究，自种植起以至于制造麻布，每步工夫都要采用科学的新方法。要能够这样改良，我们才可以得到好麻，才可以制出很便宜的衣料。 　　丝、麻这两种东西用来做穿衣的材料，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但是现在穿衣的材料，不只是用丝、麻，大多数是用棉，现在渐渐用毛。棉、毛这两种材料，现在都是人人穿衣所需要的。中国本来没有棉，此种吉贝棉是由印度传进来的。中国得了印度的棉花种子，各处种植起来，便晓得纺纱织布，成了一种棉花工业。近来外国的洋布输入中国，外国洋布比中国的土布好，价钱又便宜，中国人便爱穿洋布，不爱穿土布，中国的土布工业便被洋布打销了。所以中国穿衣的需要材料便不得不靠外国，就是有些土布小工业，也是要用洋纱来织布。由此可见中国的棉业，根本上被外国夺去了。中国自输入印度棉种之后，各处都是种得很多，每年棉花的出产也是很多。世界产棉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其次是印度，中国产棉花是算世界上的第三等国。中国所产的棉虽然是不少，天然品质也是很好，但是工业不进步，所以自己不能够用这种棉花来制成好棉布棉纱，只可将棉花运到外国去卖。中国出口的棉花大多数是运到日本，其余运到欧美各国。日本和欧美各国来买中国棉花，是要拿来和本国的棉花混合，才能够织成好布。所以日本大阪各纺纱织布厂所用的原料，不只一半是中国的棉花。他们拿中国的棉花织成布之后，再把布又运到中国来赚钱。本来中国的工人是顶多的，工钱也是比各国要便宜的，中国自己有棉花，又有贱价的工人，为什么还要把棉花运到日本去织布呢？为什么自己不来织布呢？日本的工人不多，工价又贵，为什么能够买中国棉花，织成洋布，运回中国来赚钱呢？推究这个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工业不进步，不能够制造便宜布；日本的工业很进步，能够制造很便宜的布。 　　所以要解决穿衣问题，便要解决农业和工业的两个问题。如果农业和工业两个问题不能够解决，不能够增加生产，便没有便宜衣穿。中国自己既是不能织造便宜布，便要靠外国运布进来。外国运布来中国，他们不是来尽义务，也不是来进贡，他们运货进来是要赚钱的，要用一块钱的货，换两块中国钱。中国的钱被外国赚去了，就是要受外国的经济压迫。追究所以受这种压迫的原因，还是由于工业不发达。因为工业不发达，所以中国的棉花都要运去外国，外国的粗棉布还要买进来。中国人天天的衣服都是靠外国运进来，便要出很高的代价；这种很高的代价，便是要把很贵重的金银、粮食运到外国去抵偿。这样情形，便很象破落户的败家子孙自己不知道生产，不能够谋衣食，便要把祖宗留传下的珍宝玩器那些好东西卖去换衣食一样。这就是中国受外国经济压迫的现状。 　　我从前在民族主义中已经是讲过了，中国受外国经济的压迫，每年要被外国夺去十二万万至十五万万元。这十五万万元的损失之中，顶大的就是由于进口货同出口货不相比对。照这两三年海关册的报告，出口货比进口货要少三万万余两。这种两数是海关秤，这种海关秤的三万万余两，要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五万万元，若果折合广东毫银便有六万万元。这就是出口货同进口货不能相抵销的价值。进口货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顶大的是洋纱洋布，这种洋纱洋布都是棉花织成的，所以中国每年进口的损失，大多数是由于棉货。据海关册的报告，这种进口棉货的价值，每年要有二万万海关两，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三万万元。这就是中国用外国的棉布每年要值三万万元，拿中国近来人口的数目比较起来，就是每一个人要用一块钱来穿洋布。由此可见现在中国民生的第二个需要，都是用外国材料。中国本来有棉花，工人很多，工钱又贱，但是不知道振兴工业来挽回利权，所以就是穿衣便不能不用洋布，便不能不把许多钱都送到外国人。要送钱到外国人，就是受外国的经济压迫，没有方法来解决。我们直接穿衣的民生问题，更是不能解决。大家要挽回利权，先解决穿衣问题，便要减少洋纱洋布的进口。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好方法呢？ 　　当欧战的时候，欧美各国没有洋布运进中国，到中国的洋布都是从日本运来的。日本在那个时候，供给欧洲协约国的种种军用品，比较运洋布来中国还要赚钱得多，所以日本的大工厂都是制造军用品去供给协约国，只有少数工厂才制造洋纱洋布运到中国来卖。中国市面上的布便不够人民穿，布价便是非常之贵。当时中国的商人要做投机事业，便发起设立许多纱厂布厂，自己把棉花来纺成洋纱，更用洋纱织成洋布。后来上海设立几十家工厂，都是很赚钱，一块钱的资本差不多要赚三四块钱，有几倍的利息。一般资本家见得这样的大利，大家更想发大财，便更投许多资本去开纱厂布厂，所以当时在上海的纱厂布厂真是极一时之盛。那些开纱厂布厂新发财的资本家，许多都称为棉花大王。但是到现在，又是怎么样情形呢？从前有几千万的富翁，现在都是亏大本，变成了穷人。从前所开的纱厂布厂，现在因为亏了本，大多数都是停了工。如果再不停工，还更要亏本，甚至于要完全破产。 　　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般人以为外国的洋布洋纱之所以能够运到中国来的原故，是由于用机器来纺纱织布。这种用机器来纺纱织布，比较用手工来纺纱织布，所得的品质是好得多，成本是轻得多；所以外国在中国买了棉花，运回本国织成洋布之后，再运来中国，这样往返曲折，还能够赚钱。推究他们能够赚钱的原因，是由于用机器。由于他们都是用机器，所以中国一般资本家都是学他们，也是用机器来织布纺纱，开了许多新式的大纱厂大布厂，所投的资本大的有千万，小的也有百几十万。那些纱厂和布厂在欧战的时候本赚了许多钱，但是现在都是亏本，大多数都是停工，从前的棉花大王现在多变成了穷措大。推到我们现在的纱厂和布厂也是用机器，同是一样的用机器，为什么他们外国人用机器织布纺纱便赚钱，我们中国人用机器织布纺纱便要亏本呢？而且外国织布的棉花还是从中国买回去的，外国买到棉花运回本国去，要花一笔运费；织成洋布之后再运来中国，又要花一笔运费。一往一返，要多花两笔运费。再者，外国工人的工钱又比中国高得多。中国用本地的土产来制造货物，所用的机器和外国相同，而且工钱又便宜，照道理是应该中国的纱厂布厂能够赚钱，外国的纱厂布厂要亏本。为什么所得结果恰恰是相反呢？ 　　这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棉业受了外国政治的压迫。外国压迫中国，不但是专用经济力。经济力是一种天然力量，就是中国所说的“王道”。到了经济力有时而穷，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便用政治来压迫。这种政治力，就是中国所说的“霸道”。当从前中国用手工和外国用机器竞争的时代，中国的工业归于失败，那还是纯粹经济问题；到了欧战以后，中国所开纱厂布厂也学外国用机器去和他们竞争，弄到结果是中国失败，这便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外国用政治力来压迫中国是些什么方法呢？从前中国满清政府和外国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外国便强迫中国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外国至今都是用那些条约来束缚中国。中国因为受了那些条约的束缚，所以无论什么事都是失败。中国和外国如果在政治上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在经济一方面可以自由去和外国竞争的，中国还可以支持，或不至于失败。但是外国一用到政治力，要拿政治力量来做经济力量的后盾，中国便没有方法可以抵抗、可以竞争。 　　外国束缚中国的条约，对于棉业问题是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外国运洋纱到中国，在进口的时候，海关都是要行值百抽五的关税；进口之后，通过中国内地各处，再要行值百抽二点五的厘金。统计起来，外国的洋纱洋布只要百分之七·五的厘税，便可以流通中国各处，畅行无阻。至于中国纱厂布厂织成的洋布，又是怎么样呢？在满清的时候，中国人都是做梦，糊糊涂涂，也是听外国人主持。凡是中国在上海等处各工厂所出的布匹，都要和外国的洋布一样，要行值百抽五的关税；经过内地各处的时候，又不能和外国洋布一样只纳一次厘金，凡是经过一处地方便要更纳一次厘金，经过几处地方便要纳几次厘金。讲到中国土布纳海关税是和外国洋布一样，纳厘金又要比外国洋布多几次，所以中国土布的价钱便变成非常之高。土布的价钱太高，便不能流通各省，所以就是由机器织成的布，还是不能够和外国布来竞争。外国拿条约来束缚中国的海关厘金，厘金厂对于外国货不能随便加税，对于中国货可以任意加税。好象广东的海关，不是中国人管理，是外国人管理，我们对于外国货物便不能自由加税。中国货物经过海关，都由外国人任意抽税，通过各关卡更要纳许多数次厘金。外国货物纳过一次税之后，便通行无阻。这就是中外货物的税率不平均。因为中外货物的税率不平均，所以中国的土布便归失败。 　　至于欧美平等的独立国家，彼此的关税都是自由，都没有条约的束缚，各国政府都是可以自由加税。这种加税的变更，是看本国和外国的经济状态来定税率的高下。如果外国有很多货物运进来，侵夺本国的货物，马上便可以加极重的税来压制外国货；压制外国货就是保护本国货。这种税法，就叫做“保护税法”。譬如中国有货运到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货物最少也要抽值百分之三十的、税；他们本国的货物便不抽税。所以日本货物原来成本是一百元的，因为不纳税，仍是一百元，日本货物如果卖一百二十元，便有二十元的利。中国货运到日本去，若卖了一百二十元，便要亏十元的血本。由此日本便可以抵制中国货，可以保护本国货。这种保护本国货物的发达，抵制外国货物的进口，是各国相同的经济政策。 　　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保护本国工业不为外国侵夺，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够来保护工业。中国现在受条约的束缚，失了政治的主权，不但是不能保护本国工业，反要保护外国工业。这是由于外国资本发达，机器进步，经济方面已经占了优胜；在经济力量之外，背后还有政治力量来做后援。所以中国的纱厂布厂，当欧战时候没有欧美的洋布洋纱来竞争，才可以赚钱；欧战之后，他们的洋布洋纱都是进中国来竞争，我们便要亏本。讲到穿衣问题里买，最大的是棉业问题，我们现在对于棉业问题没有方法来解决。中国棉业还是在幼稚时代，机器没有外国的那样精良，工厂的训练和组织又没有外国的那么完备，所以中国的棉业就是不抽厘金关税，也是很难和外国竞争。如果要和外国竞争，便要学欧美各国的那种政策。 　　欧美各国对于这种政策是怎么样呢？在几十年以前，英国的工业是占世界上第一个地位，世界所需要的货物都靠英国来供给。当时美国还是在农业时代，所有的小工业完全被英国压迫，不能够发达。后来美国采用保护政策，实行保护税法，凡是由英国运到美国的货物，便要行值百抽五十或者值百抽一百的重税。因此英国货物的成本便要变成极大，便不能和美国货物去竞争，所以许多货物便不能运去美国。美国本国的工业便由此发达，现在是驾乎英国之上。德国在数十年之前也是农业国，人民所需要的货物也是要靠英国运进去，要受英国的压迫。后来行了保护政策，德国的工业也就逐渐发达，近来更驾乎各国之上。由此可见，我们要发达中国的工业，便应该仿效德国、美国的保护政策，来抵制外国的洋货，保护本国的土货。 　　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能够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能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达。中国要提倡土货、抵制洋货，从前不知道运动了好几次，但是全国运动不能一致，没有成功；就令全国运动能够一致，也不容易成功。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国家的政治力量太薄弱，自己不能管理海关。外国人管理海关，我们便不能够自由增减税率；不能够自由增减税率，没有方法令洋布的价贵，土布的价贱，所以现在的洋布便是便宜过土布。洋布便宜过土布，无论是国民怎么样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国民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那便是和个人的经济原则相反，那便行不通。比方一家每年要用三十元的洋布，如果抵制洋布、改用土布，土布的价贵，每年便不止费三十元，要费五六十元，这就是由于用土布每年便要多费二三十元。这二三十元的耗费，或者一时为爱国心所激动，宁可愿意牺牲。但是这样的感情冲动，是和经济原则相反，决计不能够持久。我们要合乎经济原则，可以持久，便要先打破不平等的条约，自己能够管理海关，可以自由增减税率，令中国货和外国货价钱平等。譬如一家每年穿洋布要费三十元，穿土布也只费三十元，那才是正当办法，那才可以持久。我们如果能够更进一步，能令洋布贵过土布，令穿外国洋布的人一年要费三十元，穿本国土布的人一年只费二十元，那便可以战胜外国的洋布工业，本国的土布工业便可以大发达。由此可见我们讲民生主义，要解决穿衣问题，要全国穿土布、不准外国洋布进口，便要国家有政治权力，穿衣问题才可以解决。 　　讲到民生主义的穿衣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丝、麻、棉、毛四种。这四种材料之中的毛，中国也是出产好多，品质也是比外国好。不过中国的这种工业不发达，自己不制造，便年年运到外国去卖。外国收中国的毛，制成绒呢，又再运回中国来卖，赚中国的钱。如果我们恢复主权，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毛业，也可以和棉业同时来发达。毛工业能够发达，中国人在冬天所需要的绒呢，便可以不用外国货。有盈余的时候，更可以象丝一样，推广到外国去销行。现在中国的制毛工业不发达，所以只有用带皮的毛；脱皮的散毛在中国便没有用处，便被外国用贱价收买，织成绒呢和各种毡料，运回中国来赚我们的钱。由此可见，中国的棉业和毛业，同是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所以我们要解决穿衣问题，便要用全国的大力量统筹计划，先恢复政治的主权，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丝、麻、棉、毛的农业和工业；更要收回海关来保护这四种农业和工业，加重原料之出口税及加重洋货之入口税。我国之纺织工业必可立时发达，而穿衣材料之问题方能解决。 　　衣服的材料问题可以解决，我们便可来讲穿衣之本题。穿衣之起源前已讲过，就系用来御寒，所以穿衣之作用第一就系用来保护身体。但是后来文明渐进，就拿来彰身，所以第二之作用就系要来好看，叫做壮观瞻。在野蛮时代的人无衣来彰身，就有图腾其体的，就是用颜色涂画其身，即古人所“文身”是也。至今文明虽进，而穿衣作用仍以彰身为重，而御寒保体的作用反多忽略了。近代穷奢斗侈，不独材料时时要花样翻新，就衣裳之款式也年年有宽狭不同。而习俗之好尚，又多有视人衣饰以为优劣之别，所以有“衣冠文物”就是文化进步之别称。迨后君权发达，则又以衣服为等级之区别，所以第三个作用，衣饰即为阶级之符号。至今民权发达，阶级削平，而共和国家之陆海军，亦不能除去以衣饰为等级之习尚。照以上这三个衣服之作用，一护体、二彰身、三等差之外，我们今天以穿衣为人民之需要，则在此时阶级平等、劳工神圣之潮流，为民众打算穿衣之需要，则又要加多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要方便。故讲到今日民众需要之衣服之完全作用，必要能护体、能美观、又能方便不碍于作工，乃为完美之衣服。 　　国家为实行民生主义，当本此三穿衣之作用，来开设大规模之裁缝厂于各地。就民数之多少，寒暑之节候，来制造需要之衣服，以供给人民之用。务使人人都得到需要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此就是三民主义国家之政府对于人民穿衣需要之义务。而人民对于国家，又当然要尽足国民之义务，否则失去国民之资格。凡失去国民之资格者，就是失去主人之资格。此等游惰之流氓，就是国家人群之蟊贼，政府必当执行法律以强迫之，必使此等流氓渐变为神圣之劳工，得以同享国民之权利。如此，流氓尽绝，人人皆为生产之分子，则必丰衣足食，家给人足，而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矣。 　　注　释： 　　①按照孙中山原来的计划，民生主义部分还准备讲两次，即住和行的问题。后来未续讲。 　　据孙文讲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民生主义》（广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

http://www.wenhuacn.com/lishi/article.asp?classid=93&articleid=4825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上） 作者：孙中山 　来源：孙中山选集 第 一 讲 （八月三日） 诸君： 　　今天来讲民生主义。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我们常说什么“国计民生”，不过我们所用这句话恐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见得涵有几多意义的。但是今日科学大明，在科学范围内拿这个名词来用于社会经济上，就觉得意义无穷了。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欲明白这个主义，断非几句定义的话可以讲得清楚的；必须把民生主义的演讲从头听到尾，才可以彻底明白了解的。 　　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推到这个问题的来历，发生不过一百几十年。为什么近代发生这个问题呢？简单言之，就是因为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商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着实言之，就是由于发明了机器，世界文明先进的人类便逐渐不用人力来做工，而用天然力来做工，就是用天然的汽力、火力、水力及电力来替代人的气力，用金属的铜铁来替代人的筋骨。机器发明之后，用一个人管理一副机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所以机器的生产力和人工的生产力便有大大的分别。在没有机器以前，一个最勤劳的人，最多不过是做两三个人的工夫，断不能做得十个人以上的工夫。照此推论起来，一个人的生产力，就本领最大、体魄最强和最勤劳的人说，也不过是大过普通人十倍。平常人的生产力都是相等的，没有什么大差别。至于用机器来做工的生产力，和用人做工的生产力两相比较，便很不相同。用人来做工，就是极有能干而兼勤劳的人，只可以驾乎平常人的十倍；但是用机器来做工，就是用一个很懒惰和很寻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产力也可以驾乎一个人力的几百倍，或者是千倍。所以这几十年来机器发明了之后，生产力比较从前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拿眼前可以证明的事实来说一说。比方在广州市街上所见最多的人，莫如运送的苦力，这种苦力就叫做挑夫。这种挑夫的人数，占广州市工人中一大部分。挑夫中之体魄最强壮的人，最重只可以挑二百斤东西，每日不过是走几十里路远，这种挑夫是很不容易得的。寻常的挑夫，挑了几十斤重，走了几十里路远，便觉得很辛苦。如果拿挑夫和运送的机器来比较，是怎么样的情形呢？象广州市黄沙的火车运送货物，一架火车头可以拖二十多架货车，一架货车可以载几百担重的货物，一架货车能够载几百担，二十多架货车便能够载一万担。这一万担货物，用一架火车头去拉，只要一两个人管理火车头的机器，或者要几个人管理货车，一日便可以走几百里。譬如广东的粤汉铁路，由黄沙到韶关约有五百里的路程，象从前专用人力去运货物，一个人挑一担，一百人挑一百担，如果有一万担货物，就要有一万个工人。用工人所走的路程计算，一个人一天大概只能够走五十里，五百里的路程就要走十天的时间。所以一万担货物，从前专用人工去运送，就要一万个工人，走十天之久。现在用火车去运送，只要八点钟的时间，一直便由黄沙到韶关，所用的工人最多不过是十个人。由此便知道用十个人所做的工便可以替代一万人，用八点钟便可替代十天。机器和人工比较的相差，该是有多少呢！用火车来运送的工，不但是用一个人可以替代一千人，用一点钟可以替代一日，是很便利迅速的。就是以运货的工钱来说，一个工人挑一担货物，走五十里路远，每天大约要一元；要用一万工人，挑一万担货物，走十天的路，统共就要十万元。如果用火车来运送，顶多不过是几千元。机器和人工的比较，单拿挑夫来讲便有这样的大差别。其他耕田、织布、做房屋以及种种工作，也是有几百倍或千倍的差别。所以机器发明了之后，世界的生产力便生出一个大变动。这个大变动，就是机器占了人工，有机器的人便把没有机器人的钱都赚去了。再象广州，没有经过鸦片战争以前，是中国独一的通商口岸，中国各省的货物都是先运来广州，然后再由广州运去外洋；外国的货物也是先运到广州，然后再由广州运进各省。所以中国各省的进出口货物，都是经过湖南、江西，走南雄、乐昌，才到广州。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南雄、乐昌到韶关的这两条路，在当时沿途的挑夫是很多的，两旁的茶馆饭店也是很热闹的。后来海禁大开，各省的货物或者是由海船运到广东，或者是由上海、天津直接运送到外洋，都不经过南雄、乐昌到韶关的这两条路。所以由南雄、乐昌到韶关两条路的工人，现在都减少了。从前那两条路的繁盛，现在都变成很荒凉了。到了粤汉铁路通了火车之后，可以替代人工，由广州到韶关的挑夫更是绝迹。其他各地各国的情形都是一样。所以从机器发明了之后，便有许多人一时失业，没有工做，没有饭吃。这种大变动，外国叫做“实业革命”。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为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近几十年来便发生社会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就是今天所讲的民生主义。我今天为什么不学外国直接来讲社会主义，要拿民生这个中国古名词来替代社会主义呢？这是很有道理，我们应该要研究的。因为机器发明以后，经过了实业革命，成为社会问题，便发生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之发生已经有了几十年。但是这几十年中，欧美各国对于社会主义，还没有找出一个解决方法，现在还是在剧烈战争之中。这种学说和思想现在流入中国来了，中国一班新学者也是拿他来研究。因为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很流行，所以共产主义现在中国也是很流行。中国学者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研究，想寻出一个解决方法，也是很艰难的。因为外国发明这种学理已经有了几十年，到现在还不能够解决，此时传入中国，我们就想要解决，当然是不容易的。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便要先把他的源委、性质和定义来研究清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名词，现在外国是一样并称的，其中办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通称的名词都是用社会主义。现在中国有人把社会主义同社会学两个名词作一样的看待，这实在是混乱。这种混乱，不但专是中国人有的，就是外国人也是一样有的。因为社会这个名词在英文是“梳西乙地”，社会学是“梳西柯罗之”，社会主义是“梳西利甚”①。这三个字头一半的英文串字都是相同的，所以许多人便生出混乱。其实英文中的社会主义“梳西利甚”那个字，是从希腊文变出来的。希腊文社会主义的原意是“同志”，就象中国俗话说是“伙计”两个字一样。至于说到社会学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的情状、社会的进化和群众结合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这个问题的真性质表明清楚。要一般人一听到这个名词之后，便可以了解。 　　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发生了几十年，研究这种学理的学者不知道有千百家，所出的书籍也不知道有千百种。其中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说之多，真是聚讼纷纷。所以外国的俗语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究竟不知那一种才是对的。由此便可见普通人对于社会主义无所适从的心理了。欧战发生了之后，社会的进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经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时期。凡是从前不理会社会主义的人，在此时也跟上社会主义的路来走。就时势的机会讲，社会党应该可以做很多事，应该可以完全解决社会问题。但是社会党的内部，便生出许多纷争。在各国的社会党，一时风起云涌，发生种种派别，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谓共产党、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各党派之复杂，几乎不止五十七种。所以从前旁观者对于社会党派别复杂的批评，至此时正所谓不幸而言中。至于欧战没有发生以前，世界各国只有赞成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两种人。反对的那种人，大多数都是资本家。所以从前只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同社会党来战争。到欧战发生了之后，反对的人都似降服了，社会党似乎可以乘机来解决社会问题。不过当时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在事前没有想到好办法，所以社会党内部便临时生出许多纷争。这种纷争，比较从前反对派和赞成派的纷争，更要厉害。所以社会问题至今不能解决，我们到了今日还是要来研究。在从前资本家、工人和学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世界各国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不论是本国外国，都是认为同志。到了近来，不但是德国的社会党反对俄国的社会党，或者是俄国的社会党反对英国、美国的社会党，有国际的纷争；就是一国的社会党内部，也演出种种纷争。所以社会问题愈演愈纷乱，到现在还找不出一个好方法来解决。 　　今天我所讲的民生主义，究竟和社会主义有没有分别呢？社会主义中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经济问题。这种问题，就是一班人的生活问题。因为机器发明以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机器夺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够生存，便发生社会问题。所以社会问题之发生，原来是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故专就这一部分的道理讲，社会问题便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现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各有各的主张，所以各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社会主义到底是民生主义中的一部分呀，或者是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中的一部分呢？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马克思对于社会问题，好象卢骚对于民权问题一样，在一百多年以前欧美研究民权问题的人，没有那一个不是崇拜卢骚为民权中的圣人，好象中国崇拜孔子一样；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 　　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所以后来学者把社会主义的人分作两派：一是叫做“乌托邦派”，这个乌托邦和中国黄老所说的华胥氏之国意思相同；一是叫做“科学派”，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之解决。至于乌托邦派是专从理想上来把社会来改良成一个安乐的国家，便有这种子虚乌有的寄托。这种寄托是由于人类受了很多痛苦，那些极有道德和悲天悯人的人，见了很不忍心但是又没有力量去改良，所以只好说理想上的空话，作一种寄托。中国俗话说：“天生一条虫，地生一片叶；天生一只鸟，地生一条虫。”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了虫就有叶来养，有了鸟就有虫来养。但是人类的天然形体不完全，生来没有羽毛，必需衣以御寒，必需食以养生。在太古吃果实的时候，地广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觅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渔猎时代，人民就要打鱼猎兽，才可以有鱼肉吃，才可以生活，就是要做工才有饭吃。到了游牧时代，人类要从事畜牧才可以生活，当时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时常迁徙，所有的工作是很辛苦勤劳。至于农业时代，人类要树艺五谷才可以生活，彼时人类的生活更是复杂，所有的工作更是辛苦勤劳。到了工商时代，遇事都是用机器，不用人力，人类虽然有力也没有用处，想去卖工，找不到雇主。在这个时候，便有很多人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尽。一般道德家，见得天然界的禽兽不用受痛苦尚且可以得衣食，人类受了痛苦反不容易得衣食，这是很可悯的；想要减少这些痛苦，令人人都可以得衣食，便发明了社会主义的学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前一般讲社会主义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赞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只有在经济上已经成功、自私自利、不顾群众生活的资本家才去反对，才不理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既然是为世界大多数人谋生活的问题，先知先觉的人发明了这个道理之后，自然可以得多数人的同情心来表示赞成。所以这个学说一经出世之后，便组织得有社会党。社会党一经成立之后，团体便一天发达一天，一天加大一天，扩充到各国。但是从前讲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乌托邦派，只希望造一个理想上的安乐世界，来消灭人类的痛苦；至于怎么样去消灭的具体方法，他们毫没有想到。 　　到了马克思出世之后，便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他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他照经济原理作透彻的研究之后，便批评从前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有个人的道德心和群众的感情作用；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至于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好象卢骚发明了民权主义之后，凡是研究民权的人都信仰卢骚一样。从马克思以后，社会主义里头便分两派，一个是乌托邦派，一个是科学派。乌托邦派的情形，刚才已经讲过了。至于科学派，是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近几十年来，物质文明极发达，科学很昌明，凡事都是要凭科学的道理才可以解决，才可以达到圆满的目的。就是讲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是要从科学一方面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得出结果。 　　讲到这地，便要归宿到我的学说--知难行易。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得到。比方今天讲堂里很热，我们不用人力，只用电气风扇便可以解热。这件事如果是古人或者是乡下毫没有知识的人看见了，一定以为是神鬼从中摇动，所谓巧夺天工，对于这种奇怪的风扇一定要祈祷下拜。现在大家虽然不明白电气风扇的详细构造，但是已经明白电磁吸引的道理，因为由电能够吸引风扇，所以风扇能够转动，决不以为是很奇怪的事。难道古人的聪明不及我们吗？推论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人不知道科学，故不能发明风扇，不是古人没有本领，不能用风扇。近来因为知道科学，有了科学家能够发明风扇，所以大家便能够用这种风扇来享受清凉。如果古人知道科学，以古人的聪明才智所做出来的东西，或者要比我们做的还要巧妙得多。 　　讲到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以前，以为是一种希望，是做不到的事。到马克思本人，也以为单靠社会主义的理想去研究，还是一种玄想，就令全世界人都赞成，也是做不成功；一定要凭事实，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清楚，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一生研究社会主义，便在科学方法上去做工夫。他研究社会主义的工作，更是很辛苦的。当他亡命在英国的时候，英国是近代世界上顶文明的国家，没有那一国可以驾乎英国之上的，所以英国在当时关于文化的设备也是很齐备。有一间图书馆，其中所藏的书籍总有好几百万种，无论关于什么问题的书籍都是很丰富的。马克思便每天在那间图书馆内去研究，用了二三十年的功，费了一生的精力，把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 不管他是古人著作的，或者是时人发表的--都搜集在一处，过细参考比较，想求出一个结果。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办法，就是科学方法。故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由于他这种详细深奥的研究，便求出一个结果，说世界上各种人事的动作，凡是文字记载下来令后人看见的，都可以作为历史。他在这种历史中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马克思的这种发明，有人比之牛顿发明天文学之重心学说一样。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因为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所以从前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后来都变为赞成社会主义。如果是过细研究了马克思学说的人，更是信仰他。 　　经过欧战以后，世界上差不多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社会党可以为所欲为，本来可以解决各国的社会问题。当时势力最大的社会党是马克思派。马克思派是科学派，从前的是乌托邦派。在当时各国的社会，秩序一乱，社会党内的科学派和乌托邦派固然是发生了冲突，就是科学派的社会党也是互相冲突。因为内部有冲突，所以欧战之后，至今还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至于推到社会党的圣人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这个道理究竟是怎么样呢？马克思的门徒，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在比利时开了一个国际社会党大会，定了许多办法。现在各国马克思派的社会党所用的办法，许多还是奉行那年所定的大纲。当欧战发生以后，俄国便拿那种主义去实行，现在俄国已经把那种主义改变了，其中理由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研究俄国的情形不多，不敢判断。但是照俄国人自己说，俄国从前所行的革命办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战时政策。这种战时政策并不是俄国独行的，就是英国、德国和美国当欧战的时候，把全国的大实业象铁路、轮船和一切大制造厂都收归国有。同是一样的办法，为什么英国、美国实行出来就说是战时政策，在俄国实行出来大家便说是马克思主义呢？理由就是由于俄国革命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欲施之实行的原故。照俄国人说，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象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所以在理论一方面讲，马克思的信徒在欧战以后便大家争论起来。德国、法国和俄国的社会党，本来都是服从马克思主义，成了“国际派”；但是到了争论的时候，彼此互相攻击，互相低毁，攻击的人总是说被攻击的人不是服从马克思主义。这一派攻击那一派，这一国的社会党攻击那一国的社会党。由于这些攻击低毁，马克思的学说便发生了问题。就是物质到底是不是历史的重心呢？牛顿考究得太阳在宇宙之间，是我们的中心。照天文学和各种科学去研究，那个道理是很对的。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到底这种道理是对不对呢？经过欧战后几年的试验以来，便有许多人说是不对。到底什么东西才是历史的重心呢？我们国民党提倡民生主义已经有了二十多年，不讲社会主义，只讲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范围是什么关系呢？近来美国有一位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马克思的主义，见得自己同门互相纷争，一定是马克思学说还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发表意见，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这位美国学者最近发明适与吾党主义若合符节。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我们提倡民生主义二十多年，当初详细研究，反覆思维，总是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了，故采用之。不图欧战发生之后，事理更明，学问更进，而马克思宗徒亦有发明相同之点。此足见吾党之提倡民生主义正合夫进化之原理，非同时髦学者之人云亦云也。 　　照这位美国学者主张，他说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我们要明白这两家的学说，究竟那一家的主张是对的，便要详细研究他们的主义和近世社会进化的事实是不是相符合。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是专注重物质的。要讲到物质，自无〔然〕不能不注重生产；没有过量的生产，自然不至有实业革命。所以生产是近世经济上头一件事，要知道近世的经济情形，必先要知道近世的生产情形。近世的生产情形是怎么样呢？生产的东西都是用工人和机器，由资本家与机器合作，再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产。至于这种大生产所得的利益，资本家独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常常相冲突，冲突之后，不能解决，便生出阶级战争。照马克思的观察，阶级战争不是实业革命之后所独有的，凡是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战争史。古时有主人和奴的战争，有地主和农奴的战争，有贵族和平民的战争，简而言之，有种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战争。到了社会革命完全成功，这两个互相战争的阶级才可以一齐消灭。由此便可知马克思认定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我们要知道这种因果的道理是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便要考察近来社会进化的事实。 　　近几十年来社会是很进化的，各种社会进化的事实更是很复杂的。就是讲到经济一方面的事实，也不是一言可尽。但是用概括的方法来讲，欧美近年来之经济进化可以分作四种：第一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是运输与交通事业收归公有；第三是直接征税；第四是分配之社会化。这四种社会经济事业，都是用改良的方法进化出来的。从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进步的。这四种社会经济事业是些什么详细情形呢？ 　　譬如就第一种，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护工人的卫生，改良工厂和机器，以求极安全和极舒服的工作。能够这样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极愿意去做工，生产的效力〔率〕便是很大。这种社会进化事业在德国施行最早，并且最有成效。近来英国、美国也是一样的仿行，也是一样的有成效。 　　就第二种的情形说，就是要把电车、火车、轮船以及一切邮政、电政、交通的大事业都由政府办理，用政府的大力量去办理那些大事业，然后运输才是很迅速，交通才是很灵便。运输迅速，交通灵便，然后各处的原料才是很容易运到工厂内去用。工厂内制造的出品，才是很容易运到市场去卖，便不至多费时间，令原料与出品在中道停滞，受极大的损失。如果不用政府办，要用私人办，不是私人的财力不足，就是垄断的阻力极大。归结到运输一定是不迅速，交通一定是不灵便，令全国的各种经济事业都要在无形之中受很大的损失。这种事业的利弊，在德国明白最早，所以他们的各种大运输交通事业老早就是由国家经营。就是美国私有的大运输交通事业，在欧战期内也是收归政府办理。 　　至于第三种直接征税，也是最近进化出来的社会经济方法。行这种方法，就是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行这种税法，就可以令国家的财源多是直接由资本家而来。资本家的入息极多，国家直接征税，所谓多取之而不为虐。从前的旧税法只是钱粮和关税两种，行那种税法，就是国家的财源完全取之于一般贫民，资本家对于国家只享权利、毫不尽义务，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国、英国老早发现这种不公平的事实，所以他们老早便行直接征税的方法。德国政府的岁入，由所得税和遗产税而来的，占全国收入约自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英国政府关于这种收入，在欧战开始的时候也到百分之五十八。美国实行这种税法较为落后，在十年之前才有这种法律，自有了这种法律以后，国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专就所得税一项的收入而论，便约有美金四十万万。欧美各国近来实行直接征税，增加了大财源，所以更有财力来改良种种社会事业。 　　第四种分配之社会化，更是欧美社会最近的进化事业。人类自发明了金钱，有了买卖制度以后，一切日常消耗货物多是由商人间接买来的。商人用极低的价钱，从出产者买得货物，再卖到消耗者，一转手之劳便赚许多佣钱。这种货物分配制度，可以说是买卖制度，也可以说是商人分配制度。消耗者在这种商人分配制度之下，无形之中受很大的损失。近来研究得这种制度可以改良，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或者是由政府来分配。譬如英国新发明的消费合作社，就是由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货物。欧美各国最新的市政府，供给水电、煤气以及面包、牛奶、牛油等食物，就是用政府来分配货物。象用这种分配的新方法，便可以省去商人所赚的佣钱，免去消耗者所受的损失。就这种新分配方法的原理讲，就可以说是分配之社会化，就是行社会主义来分配货物。 　　以上所讲的社会与工业之改良、运输与交通收归公有、直接征税与分配之社会化，这四种社会经济进化，便打破种种旧制度，发生种种新制度。社会上因为常常发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进化。 　　至于这种社会进化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社会上何以要起这种变化呢？如果照马克思的学说来判断，自然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战争。社会上之所以要起阶级战争的原故，自然不能不说是资本家压制工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和，所以便起战争。社会因为有这种战争，所以才有进化。但是照欧美近几十年来社会上进化的事实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增加国家的财富，更用这种财富来把运输和交通收归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卫生和工厂的设备，来增加社会上的生产力。因为社会上的生产很大，一切生产都是很丰富，资本家固然是发大财，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钱。象这样看来，资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工人有了大生产力，便为资本家多生产，在资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产，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钱。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 　　再照马克思阶级战争的学说讲，他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都是从工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把一切生产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譬如中国最新的工业是上海、南通州和天津、汉口各处所办的纱厂布厂，那些纱厂布厂，当欧战期内纺纱织布是很赚钱的，各厂每年所剩的盈余价值少的有几十万，多的有几百万。试问这样多的盈余价值，是属于何人的功劳呢？是不是仅仅由于纱厂布厂内纺纱织布的那些工人的劳动呢？就纺纱织布而论，我们便要想想布和纱的原料，由此我们便要推及于棉花。因为要研究棉花的来源，我们便要推到种种农业问题。要详细讲到棉花的农业问题，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好棉花种子和怎么种植棉花的那些农学家。当未下棉种之初，便不能不用各种工具和机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种之后，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养结棉花的枝干。我们一想到那些器械和肥料，便不能不归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制造家和发明家。棉花收成之后，再要运到工厂内来纺纱织布，布和纱制成之后，再运到各处市场去卖，自然要想到那些运输的轮船火车。要研究到轮船火车之何以能够运动，首先便要归功到那些蒸汽和电气的发明家。要研究到构造轮船火车是些什么材料，自然不能不归功于金属的采矿家、制造家和木料的种植家。就是布和纱制成之后，社会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余各界的人民都不穿那种布、用那种纱，布和纱当然不能畅销。布和纱没有大销路，纱厂布厂的资本家怎么样可以多赚钱，可以多取盈余价值？就这种种情形设想，试问那些纱厂布厂的资本家所取得的盈余价值，究竟是属于谁的呢？试问纱厂布厂内的工人，怎么能够说专以他们的劳动便可以生出那些布和纱的盈余价值呢？不徒是纱布工业盈余价值的情形是这样，就是各种工业盈余价值的情形都是一样。由此可见，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这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会上要占大多数。如果专讲工人，就是在工业极发达的美国，工人的数目也不过是二千多万，只占全美国人口五分之一。至于其他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象我们中国做工的人数，更是很少。象这样讲，就令在一个工业极发达的国家，全国的经济利益不相调和，发生冲突，要起战争，也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是全体社会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这些社会上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因为都要求生存，免去经济上的战争，所以才用公家来分配货物，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遗产税，来发达全国的运输和交通事业，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和工厂的工作，做种种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欧美各国从这种种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发达以后，社会便极有进化，大多数便享幸福。所以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只求得社会上一部分的毛病，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这位美国学者所发明的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 　　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譬如他的门徒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开过一次国际共产大会，发表了种种主张，这次所组织的国际共产党，在普法战争的时候就被消灭了。后来又成立第二次的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国际共产党和第一次国际共产党不同的地方，是第一次国际共产党要完全本阶级战争的原理，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主张不与资本家调和，所谓不妥协。至于党员加入国会去活动是共产党所不许可的，以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但是后来德国的共产党通同走到国会去活动，延到今日，英国工党又在君主立宪政府之下组织内阁。照这些事件来看，世界上所发生许多的政治经济变动，都不是第一次国际共产党所定的办法。因为第一次国际共产党和第二次国际共产党的主张太不相同，所以后来马克思党徒的纷争更是厉害。这都是马克思在当时所没有料到的。由于这些不能料到的事情，便知道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马克思主张用科学来解决社会问题，他致力最大的地方，在第一次国际共产党没有成立以前，用很多工夫把从前的历史和当时的事实都研究得很清楚。由于他研究从前的历史和当时的事实所有的心得，便下一个判断，说将来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他以为资本发达的时候，资本家之中彼此因为利害的关系，大资本家一定吞灭小资本家。弄到结果，社会上便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极富的资本家，一种是极穷的工人。到资本发达到了极点的时候，自己便更行破裂，成一个资本国家，再由社会主义顺着自然去解决，成一个自由社会式的国家。依他的判断，资本发达到极点的国家，现在应该到消灭的时期，应该要起革命。但是从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们所见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是相反。当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人要求八点钟的工作时间，用罢工的手段向资本家要挟。马克思便批评以为这是一种梦想，资本家一定是不许可的，要得到八点钟的工作时间，必须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后来，英国工人八点钟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为事实，并且由英国国家定为一种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国的大工厂、银行、铁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点钟。其他许多事实，在马克思当时自以为是料到了的，后来都是不相符合，令马克思自己也说“所料不中”。别的事实不说，只就资本一项来讲，在马克思的眼光，以为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是到今日，各国的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便可以证明马克思的学理了。 　　我们再来讲德国社会问题的情形。德国当俾士麦执政的时代，用国家力量去救济工人的痛苦，作工时间是由国家规定了八点钟；青年和妇女作工的年龄与时间，国家定了种种限制；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费，国家也有种种规定，要全国的资本家担任去实行。当时虽然有许多资本家反对，但是俾士麦是一位铁血宰相，他便有铁血的手腕去强制执行。当实行的时候，许多人以为国家保护工人的办法改良，作工的时间减少，这是一定于工人有利、于资本家有损的。再照比例的理想来推，从前十六点钟工作的生产力，自然要比八点钟的生产力大得多。但是行了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八点钟的工作比较十六点钟的工作还要生产得多。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工人一天作八点钟的工作，他的精神体魄不至用尽，在卫生上自然是健康得多。因为工人的精神体魄健康，管理工厂内的机器自然是很周到，机器便很少损坏；机器很少损坏，便不至于停工修理，便可以继续的生产，生产自然是加多。如果工人一天做十六点钟的工，他们的精神体魄便弄到很衰弱，管理机器不能周到，机器便时常损坏，要停工修理，不能继续生产，生产力自然要减少。如果大家不信，我可举一个比喻，请诸君各人自己去试验。比方一个人一日要读十五六点钟的书，弄到精神疲倦，就是勉强读得多，也不容易记清楚。如果一日只读八点钟的书，其余的时间便去休息游戏，保养精神，我想读过了的书一定是很容易记得，很容易了解。讲到时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当时所想到了的，以为作工八点钟，生产力一定要减少。后来德国实行时间减少政策，生产力反为加多，驾乎各国之上。于是英国、美国便奇怪起来，以作工时间减少，工人保护费加多，生产力应该要减少，何以德国行这种政策，生产力反加多呢？因为奇怪，便去考察德国的情形。后来英国、美国也明白这个道理，便仿效德国的办法。马克思在当时总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便断错了。 　　再照马克思的研究，他说资本家要能够多得盈余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格。这三个条件是不是合理，我们可以用近来极赚钱的工业来证明。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福特汽车厂，那个厂极大，汽车的出品极多，在世界各国都是很销行的，该厂内每年所赚的钱有过万万。至于那个厂内制造和营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不管是制造厂或者是办事房，所有一切机器陈设都是很完备，都是很精致，很适合工人的卫生。工人在厂内做事，最劳动的工作，最久不过是做八点钟。至于工钱，虽极不关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钱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国钱便有十元；稍为重要的职员，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数。厂内除了给工人的工钱薪水以外，还设得有种种游戏场，供工人的娱乐；有医药卫生室，调治工人的疾病；开设得有学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并代全厂的工人保人寿险，工人死亡之后，遗族可以得保险费，又可以得抚恤金。说到这个厂所制出来的汽车的价格，这是大家买过汽车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车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车最多不过是值一千五百元。这种汽车价值虽然是很便宜，机器还是很坚固，最好的是能够走山路，虽使用极久还不至于坏。因为这个车厂的汽车有这样的价廉物美，所以风行全球。因为这种汽车销路极广，所以这个厂便发大财。我们用这个发财车厂所持的工业经济原理，来和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理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条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减少工人的工钱，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钱；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的价格。象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由此更可见，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 　　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精华，是说资本家所得的钱是剥夺工人的盈余，由此便推到资本家生产要靠工人，工人生产要靠物质，物质买卖要靠商人。凡是一种生产，资本家同商人总是从中取利，剥夺工人的血汗钱。由此便知资本家和商人，都是有害于工人，有害于世界的，都应该要消灭。不过马克思的判断，以为要资本家先消灭，商人才能够消灭。现在世界天天进步，日日改良，如前所讲之分配社会化就是新发明，这种发明叫做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由许多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饮食，如果要向商人间接买来，商人便从中取利，赚很多的钱，工人所得的物品一定是要费很多的钱。工人因为想用贱价去得好物品，所以他们便自行凑合，开一间店子，店子内所卖的货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人常年需要货物，都是向自己所开的店子内去买，供给既便利，价值又便宜。到了每年年底，店中所得的盈利，便依顾主消费的多少分派利息。这种店子分利，因为是根据于顾主消费的比例，所以就叫做消费合作社。现在英国许多银行和生产的工厂，都是由这种消费合作社去办理。由于这种合作社之发生，便消灭了许多商店，所以从前视此种合作社为不关重要的商店，现在便看作极有效力的组织。英国因为这种组织很发达，所以国内的大商家现在都变成生产家。就是象美国的三达火油公司，在中国虽然是一家卖油的商店，在美国便是制造火油的生产家。其他英国的各种大商家，现在都有变成生产家的趋势。用这种合作社来解决社会问题，虽然是旁枝的事情，但是马克思当时的判断，以为要资本家先消灭，商人才可以消灭；现在合作社发生，商人便先消灭。马克思的判断和这种事实又是不相符合。马克思的判断既然是和事实不对，可见我的学说- -知难行易，是的确不能磨灭的。 　　再照马克思的学理说，世界上的大工业要靠生产，生产又要靠资本家。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产和大资本家，工业便可以发展，便可以赚钱。就我们中国工业的情形来证明，是怎么样呢？中国最大的工业是汉冶萍公司，汉冶萍公司是专制造钢铁的大工厂。这个公司内最大的资本家，从前是盛宣怀。这个工厂每年所出的钢铁，在平常的时候，或者是运到美洲舍路埠去卖①，或者是运到澳洲去卖；当欧战的时候，都是运到日本去卖。钢铁本来是中国的大宗进口货，中国既是有了汉冶萍可以制造钢铁，为什么还要买外国的钢铁呢？因为中国市面所需要的钢铁都是极好的建筑钢、枪炮钢和工具钢，汉冶萍所制造的只是钢轨和生铁，不合市面的用途，所以市面要买外来的进口货，不买汉冶萍的钢铁。至于美国每年所出的钢有四千万吨、铁有四五千万吨，中国只有汉冶萍每年出铁二十万吨、出钢十几万吨，中国所出这样少数的钢铁，为什么还要运到美国去卖呢？美国出那样多的钢铁，为什么还可以消受中国的钢铁呢？就是因为汉冶萍没有好炼钢厂，所出的生铁要经过许多方法的制造才可以用，在中国不合用途，所以要运到外国去卖。美国有极多的制钢厂，只要有便宜铁，不管他是那里来的，便可以消纳，便可以制造好钢来赚钱。所以本国虽然出很多的钢铁，就是中国运去的便宜铁，还可以买。汉冶萍公司所出的钢铁，因为是运到外国去卖，所以在欧战的时候，对于工人减时间、加工价，还是很赚钱；现在是亏本，许多工人失业。照马克思的学理讲，汉冶萍公司既是有钢铁的好出产，又有大资本，应该要赚钱，可以大发展，为什么总是要亏本呢？由汉冶萍这一个公司的情形来考究，实业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本。汉冶萍虽然有大资本，但是生产的钢铁在中国没有消费的社会，所以不能发展，总是不能赚钱。因为实业的中心要靠消费的社会，所以近来世界上的大工业，都是照消费者的需要来制造物品。近来有知识的工人，也是帮助消费者。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所以工业实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象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 　　从前的社会主义错认物质是历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种种纷乱。这好象从前的天文学错认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计算历数，每三年便有一个月的大差；后来改正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每三年后的历数，才只有一日之差一样。我们现在要解除社会问题中的纷乱，便要改正这种错误，再不可说物质问题是历史中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 第 二 讲 （八月十日） 　　民生主义这个问题，如果要从学理上详细来讲，就是讲十天或二十天也讲不完全。况且这种学理，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所以单就学理来讲，不但是虚耗很多时间，恐怕讲演理论，越讲越难明白。所以我今天先把学理暂且放下不说，专拿办法来讲。 　　民生主义的办法，国民党在党纲里头老早是确定了。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至于世界各国，因为情形各不相同，资本发达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各国也是不能相同。我们中国学者近来从欧美得到了这种学问，许多人以为解决中国民生问题，也要仿效欧美的办法。殊不知欧美社会党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至今还是纷纷其说，莫衷一是。 　　照马克思派的办法，主张解决社会问题要平民和生产家即农工专制，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这种是激烈派。还有一派社会党主张和平办法，用政治运动和妥协的手段去解决。这两派在欧美常常大冲突，各行其是。用革命手段来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办法，俄国革命时候已经采用过了。不过俄国革命六年以来，我们所看见的，是他们用革命手段，只解决政治问题。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俄国近日改变一种新经济政策，还是在试验之中。由此便知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因为这个原因，欧美许多学者便不赞成俄国专用革命的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主张要用政治运动去解决这种问题。行政治运动去解决政治经济问题，不是一日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派人都主张缓进。这派主张缓进的人，就是妥协家同和平派。他所想得的方法，以为英美资本发达的国家，不能用马克思那种方法立时来解决社会问题，要用和平的方法才可以完全解决。这种方法就是前一次已经讲过了的四种方法：第一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运输与交通事业收归公有；第三直接征税，就是收所得税；第四为分配之社会化，就是合作社。这四种方法，都是和马克思的办法不同；要主张行这种方法来改良经济问题，就是反对马克思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欧美各国已经陆续实行这四种方法，不过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期望的目的。但是大家都以为用这四种方法，社会问题便可以解决，所以英美便有许多社会党很赞成这四种方法。这四种方法都是和平手段，所以他们便很反对马克思革命手段。俄国当初革命的时候，本来想要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在其次。但是革命的结果，政治问题得了解决，社会问题不能解决，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由于这种事实，反对马克思的一派便说：“俄国行马克思办法，经过这次试验，已经是办不通，归于失败。”至于马克思的党徒便答复说：“俄国行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失败，是由于俄国的工商业还没有发达到英美那种程度，俄国的经济组织还没有成熟，所以不能行马克思的方法。如果在工商业极发达、经济组织很成熟的国家，一定可以行马克思的办法。所以马克思的方法若是在英美那种国家去实行，一定是能够成功的，社会问题一定是可以根本解决的。”照这两派学说比较起来，用马克思的方法，所谓是“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反对马克思的方法，是和平手段。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究竟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好呀，还是用和平手段、象上面所讲的四种政策好呢？这两派的办法，都是社会党所主张的，是和资本家相反对的。 　　现在欧美的工商业进步到很快，资本发达到极高，资本家专制到了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会党想为人民解除这种专制的痛苦，去解决社会问题，无论是采用和平的办法或者是激烈的办法，都被资本家反对。到底欧美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现在还是看不出，还是料不到。不过主张和平办法的人，受了资本家很多的反对、种种的激烈〔刺激〕，以为用和平手段来改良社会，于人类极有利益，于资本家毫无损害，尚且不能实行，便有许多人渐渐变更素来的主张，去赞成激烈的办法，也一定要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照马克思的党徒说：“如果英国工人真能够觉悟，团结一致，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英国是一定可以成功的。美国的资本发达和英国相同，假若美国工人能行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家专制到万分，总是设法反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进行，保守他们自己的权利。现在资本家保守权利的情形，好象从前专制皇帝要保守他们的皇位一样。专制皇帝因为要保守他们的皇位，恐怕反对党来摇动，便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打消他们的反对党；现在资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也是用种种专制的方法来反对社会党，横行无道。欧美社会党将来为势所迫，或者都要采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也是未可定的。 　　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究竟到什么时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观察，是在金钱发生之后。大家有了金钱，便可以自由买卖，不必以货易货，由交易变成买卖，到那个时候共产制度便渐渐消灭了。由于有了金钱，可以自由买卖，便逐渐生出大商家。当时工业还没有发达，商人便是资本家。后来工业发达，靠机器来生产，有机器的人便成为资本家。所以从前的资本家是有金钱，现在的资本家是有机器。由此可见，古代以货易货、所谓“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时候，还没有金钱，一切交换都不是买卖制度，彼此有无相通，还是共产时代。后来有了货币，金钱发生，便以金钱易货，便生出买卖制度，当时有金钱的商人便成为资本家。到近世发明了机器，一切货物都靠机器来生产，有机器的人更驾乎有金钱的人之上。所以由于金钱发生，便打破了共产；由于机器发明，便打破了商家。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一般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不忍见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来解除这种战争，减少工人的痛苦，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想把古代的共产制度恢复起来。因为从前人类顶快活的时代，是最初脱离禽兽时代所成的共产社会，当时人类的竞争，只有和天斗，或者是和兽斗。后来工业发达，机器创出，便人与之〔人〕斗。从前人类战胜了天同兽之后，不久有金钱发生，近来又有机器创出，那些极聪明的人把世界物质都垄断起来，图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争的极剧烈时代。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必要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同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我们国民党在中国所占的地位、所处的时机，要解决民生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这个方法，不是一种玄妙理想，不是一种空洞学问，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不是外国所独有的，就是中国也是有的。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个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科学上最初发明的许多学理，一百种之中有九十九种是不能够实行的，能够实行的学理不过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学理去定办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解决社会问题，一定是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 　　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过一个贫人，可见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弄到大家平均，都没有大贫，要用什么方法呢？大概社会变化和资本发达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后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资本家。地主之产生，是由于封建制度。欧洲现在还没有脱离封建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便已经打破了。当封建制度的时候，有地的贵族便是富人，没有地的人便是贫民。中国到今日脱离封建制度虽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发达，今日的社会情形还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会情形一样。中国到今日，虽然没有大地主，还有小地主。在这种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 　　不过，近来欧美的经济潮流一天一天的侵进来了，各种制度都是在变动，所受的头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土地问题。比方现在广州市的土地在开辟了马路之后，长堤的地价，和二十年以前的地价相差是有多少呢？又象上海黄浦滩的地价，比较八十年以前的地价相差又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说相差一万倍。就是从前的土地大概一块钱可以买一方丈，现在的一方丈便要卖一万块钱，好象上海黄浦滩的土地现在每亩要值几十万，广州长堤的土地现在每亩要值十几万。所以中国土地先受欧美经济的影响，地主便变成了富翁，和欧美的资本家一样了。经济发达、土地受影响的这种变动，不独中国为然，从前各国也有这种事实。不过各国初时不大注意，没有去理会，后来变动越大才去理会，便不容易改动，所谓积重难返了。我们国民党对于中国这种地价的影响，思患预防，所以要想方法来解决。 　　讲到土地问题，在欧美社会主义的书中，常说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象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有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糊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讲到这种事实，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良，毫没有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元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象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又象我们用广州做中国南部工商业的中心点，广州的地价也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广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或者另外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或广州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业家垄断物质的价值来赚钱，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业家还要劳心劳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价是由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是增涨。地价一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经营工商业所赚的钱，在间接无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抢去了。 　　至于中国社会问题，现在到了什么情形呢？一般研究社会问题和提倡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所有的这种思想学说，都是从欧美得来的。所以讲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除了欧美各国所主张的和平办法和马克思的激烈办法以外，也没有别的新发明。此刻讲社会主义，极时髦的人是赞成马克思的办法。所以一讲到社会问题，多数的青年便赞成共产党，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 　　我们国民党的旧同志，现在对于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不知道我们一般同志，在二十年前都是赞成三民主义互相结合。在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譬如当时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满。在进会的时候，我要他们宣誓，本是赞成三民主义；但是他们本人的心理，许多都是注意在民族主义，要推翻清朝，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就他们宣誓的目的，本是要实行三民主义，同时又赞成中国人来做皇帝，这不是反对民权主义吗？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住做去，没有别样枝节。所以他们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当时都没有过细研究。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是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说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满清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象拿到了广东地盘的军人，便想把广东的地盘去扩充；拿到云南、湖南地盘的军人，便想把云南、湖南的地盘去扩充；拿到了山东、直隶的军人，也想把山东、直隶的地盘去扩充。扩充到极大的时候，羽毛丰满了之后，他们便拿自己的力量来统一中国，才明目张胆来推翻共和。这种由革命所成的军阀，或由满清投降到民国的军阀，在当时都是怀抱这种心事。他们以为自己一时的力量不能统一中国，又不愿意别人来统一中国，大家立心便沉机观变，留以有待。所以这种军阀，在当时既不明白共和，又来赞成民国，实在是想做皇帝；不过拿赞成民国的话来做门面，等待他们地盘扩充到极大之后，时机一到，便来反对民国，解决国家问题。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初的民国还能够成立。在这十三年之中的民国，便有许多人想来推翻，但是他们的力量都不甚大，所以民国的名义还能够苟延残喘，继续到现在。由此便可见当时同盟会人的心理，对于民权主义便有许多都是模棱两可，对于民生主义更是毫无心得。 　　现在再来详细剖解。革命成功之后，改大清帝国为中华民国，我们国民党至今还是尊重民国。一般革命同志对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什么情形呢？民国政治上经过这十三年的变动和十三年的经验，现在各位同志对于民族、民权那两个主义，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对于民生主义的心理，好象革命以后革命党有兵权的人对于民权主义一样无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为什么我敢说我们革命同志对于民生主义还没有明白呢？就是由于这次国民党改组，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行三民主义便够了，共产主义是决不能容纳的。然则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前一次讲演有一点发明，是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象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 　　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既是不能以个人的行为便反对全体主义，那么，我们同志中何以发生这种问题呢？原因就是由于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殊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的制度，就是先才讲过并不是由马克思发明出来的。照生物进化家说，人类是由禽兽进化而来的。先由兽类进化之后，便逐渐成为部落。在那个时候，人类的生活便与兽类的生活不同。人类最先所成的社会，就是一个共产社会。所以原人时代，已经是共产时代。那个原人时代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考察现在非洲和南洋群岛的土人生番毫未有受过文明感化的社会，是什么制度。那些土人生番的社会制度，通通是共产。由于现在那些没有受过文明感化的社会都是共产，可见我们祖先的社会一定也是共产的。 　　近来欧美经济的潮流侵入中国，最先所受的影响就是土地。许多人把土地当作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原来有许多地皮毫不值钱，要到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以值高价钱的；但是因为有投机的人从中操纵，便把那块地价预先抬高。这种地价的昂贵，更是不平均。 　　由于土地问题所生的弊病，欧美还没有完善方法来解决。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趁现在的时候，如果等到工商业发达以后，更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中国现在受欧美的影响，社会忽生大变动，不但是渐渐成为贫富不齐，就是同是有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齐。比方甲有一亩地是在上海黄浦滩，乙有一亩地是在上海乡下。乙的土地，如果是自己耕种，或者每年可以得一二十元；如果租与别人，最多不过得五元至十元。但是甲在上海的土地，每亩可租得一万几千元。由此便可见上海的土地可以得几千倍，乡下的土地只能够得一倍。同是有一亩土地，便生出这样大的不平。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我们的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 　　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各国不同，而且各国有很多繁难的地方。现在我们所用的办法是很简单很容易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讲到解决土地问题，平均地权，一般地主自然是害怕；好象讲到社会主义，一般资本家都是害怕，要起来反对一样。所以说到解决土地问题，如果我们的地主是象欧洲那种大地主，已经养成了很大的势力，便很不容易做到。不过中国今日没有那种大地主，一般小地主的权力还不甚大，现在就来解决，还容易做到。如果现在失去了这个机会，将来更是不能解决。讲到了这个问题，地主固然要生一种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们国民党的办法，现在的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 　　这种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究竟地价是什么样定法呢？依我的主张，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比方广州长堤的地价，有值十万元一亩的，有值一万元一亩的，都是由地主自己报告到政府。至于各国土地的税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地价值一百元的抽税一元，值十万元的便抽一千元，这是各国通行的地价税。我们现在所定的办法，也是照这种税率来抽税。地价都是由地主报告到政府，政府照他所报的地价来抽税。许多人以为地价由地主任意报告，他们以多报少，政府岂不是要吃亏么？譬如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到政府只报告一万元，照十万元的地价，政府应该抽税一千元，照地主所报一万元的地价来抽税，政府只抽得一百元，在抽税机关一方面，自然要吃亏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两种条例，一方面照价抽税，一方面又可以照价收买。那么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只报一万元，他骗了政府九百元的税，自然是占便宜；如果政府照一万元的价钱去收买那块地皮，他便要失去九万元的地，这就是大大的吃亏。所以照我的办法，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地主既是报折中的市价，那么政府和地主自然是两不吃亏。 　　地价定了之后，我们更有一种法律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要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中国的工商业几千年都没有大进步，所以土地价值常常经过许多年代都没有大改变。如果一有进步，一经改良，象现在的新都市一样，日日有变动，那种地价便要增加几千倍，或者是几万倍了。推到这种进步和改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比方有一个地主，现在报一块地价是一万元，到几十年之后那块地价涨到一百万元，这个所涨高的九十九万元，照我们的办法都收归众人公有，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办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 　　文明城市实行地价税，一般贫民可以减少负担，并有种种利益。象现在的广州市，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经费便有着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杂税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来水和电灯费用，都可由政府来负担，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负担。其他马路的修理费和警察的给养费，政府也可向地税项下拨用，不必另外向人民来抽警捐和修路费。但是广州现在涨高的地价，都是归地主私人所有，不是归公家所有。政府没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费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来抽种种杂捐。一般普通人民负担的杂捐太重，总是要纳税，所以便很穷，所以中国的穷人便很多。这种穷人负担太重的原故，就是由于政府抽税不公道，地权不平均，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地价税完全实行，土地问题可以解决，一般贫民便没有这种痛苦。 　　外国的地价虽然是涨得很高，地主的收入固然是很多，但是他们科学进步、机器发达，有机器的资本家便有极大的生产，这种资本家所有极大生产的收入，比较地主的收入更要多得厉害。中国现在最大收入的资本家，只是地主，并无拥有机器的大资本家。所以我们此时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讲到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就有一重要事件要分别清楚，就是地价是单指素地来讲，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筑。比方有一块地价值是一万元，而地面的楼宇是一百万元，那么照价抽税，照值百抽一来算，只能抽一百元。如果照价收买，就要在给一万元地价之外，还要补回楼字之价一百万元了。其他之地，若有种树、筑堤、开渠各种人工之改良者，亦要照此类推。 　　我们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想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现在外国所行的所得税，就是节制资本之一法。但是他们的民生问题究竟解决了没有呢？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我们的国家现在四分五裂，要发达资本，究竟是从那一条路走？现在似乎看不出、料不到，不过这种四分五裂是暂时的局面，将来一定是要统一的。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兴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象铁路、运河都要兴大规模的建筑；第二是矿产，中国矿产极其丰富，货藏于地，实在可惜，一定是要开辟的；第三是工业，中国的工业非要赶快振兴不可。中国工人虽多，但是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输运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所以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广州做学生的时候，西关的富家子弟一到冬天便穿起皮衣。广州冬天的天气本来不大冷，可以用不着皮衣的，但是那些富家子弟每年到冬天总是要穿皮衣，表示他们的豪富。在天气初冷的时候，便穿小毛；稍为再冷，便穿大毛；在深冬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天气，他们都是穿大毛。有一天，他们都是穿了大毛皮衣，到一个会场，天气忽然变暖，他们便说道： “现在这样的天气，如果不翻北风，便会坏人民了。”照这样说法，以“不翻北风，便会坏人民”，在他们的心理以为社会上大家都是有皮衣穿，所以不翻北风，大家便要受热，是于大家卫生有害的。其实社会上那里个个人有皮衣穿呢？广州人民在冬天，有的穿棉衣，有的是穿夹衣，甚至于有许多人只是穿单衣，那里还怕“不翻北风”呢！现在一般青年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讲到社会主义，便主张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这就是无异“不翻北风就坏人民”一样的口调。不知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这种办法才是正当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来希望翻北风的方法。 　　我先才讲过，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展国家实业是也。其计划已详于《建国方略》第二卷之《物质建设》，又名曰《实业计划》，此书已言制造国家资本之大要。前言商业时代之资本为金钱，工业时代之资本为机器，故当由国家经营，设备种种之生产机器为国家所有。好象欧战时候各国所行的战时政策，把大实业和工厂都收归国有一样，不过他们试行这种政策不久便停止罢了。中国本来没有大资本家，如果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照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第二是工业，第三是矿产。要发达这三种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们自己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中国现在没有机器，交通上不过是六七千英里的铁路，要能够敷用，应该要十倍现在的长度，至少要有六七万英里才能敷用。所以，不能不借助外资来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又不能不借用外国有学问经验的人材来经营这些实业。至于说到矿产，我们尚未开辟。中国的人民比美国多，土地比美国大，美国每年产煤有六万万吨、钢铁有九千万吨，中国每年所产的煤铁不及美国千分之一。所以要赶快开采矿产，也应该借用外资。其他建造轮船、发展航业和建设种种工业的大规模工厂，都是非借助外国资本不可。如果交通、矿产和工业的三种大实业都是很发达，这三种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象外国现在的情形一样。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发生阶级战争来解除这种痛苦。 　　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http://www.wenhuacn.com/lishi/article.asp?classid=93&articleid=4824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下） 作者：孙中山 　来源：孙中山选集 第 四 讲 （四月十三日） 　　照前几次所讲，我们知道欧美人民争民权已经有了两三百年。他们争过了两三百年，到底得到了多少民权呢？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欧美人民在近来两三百年之中所争得民权多少，和他们的民权现在进步到什么地方。 　　民权思想已经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知道民权的意思，是从书本和报纸中得来的。主张民权的书本和报纸，一定是很赞成民权那一方面的；大家平日研究民权，自然都是从赞成一方面的书本和报纸上观察。照赞成一方面的书本和报纸上所说的话，一定是把民权的风潮说得是怎样轰轰烈烈，把民权的思想说得是怎么蓬蓬勃勃。我们看见了这些书报，当然受他们的鼓动，发生民权的思想。以为欧美人民争民权，争过了两三百年，每次都是得到最后的胜利；照这样看起来，以后世界各国的民权一定是要发达到极点，我们中国处在这个世界潮流之中，也当然是应该提倡民权，发达民权。并且，有许多人以为提倡中国民权能够象欧美那一样的发达，便是我们争民权已达到目的了；以为民权能够发达到那个地步，国家便算是很文明，便算是很进步。 　　但是，从书报中观察欧美的民权，和事实上有很多不对的。考察欧美的民权事实，他们所谓先进的国家象美国、法国，革命过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权呢？照主张民权的人看，他们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当时欧美提倡民权的人，想马上达到民权的充分目的，所以牺牲一切，大家同心协力，一致拚命去争。到了胜利的时，他们所争到的民权，和革命时候所希望的民权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差得很多，还不能达到民权的充分目的。 　　现在可以回顾美国对于英国的独立战争，是一个什么情形。那个战争，打过了八年仗，才得到最后的胜利，才达到民权的目的。照美国《独立宣言》来看，说平等和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夺去人人的平等自由。当时美国革命本想要争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争了八年，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为什么争了八年之久只得到很少的民权呢？当初反对美国民权的是英国皇帝，美国人民受英国皇帝的压迫，才主张独立，和英国战争。所以那个战争，是君权和民权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本是民权胜利，照道理讲，应该得到充分的民权。为什么不能达到充分的目的呢？因为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虽然打破了君权，但是主张民权的人便生出民权的实施问题，就是要把民权究竟应该行到什么程度？由于研究这种问题，主张民权的同志之见解各有不同，因为见解不同，便生出内部两大派别的分裂。大家都知道美国革命有一个极著名的首领叫做华盛顿，他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当时帮助他去反抗英国君权的人，还有许多英雄豪杰，象华盛顿的财政部长叫做哈美尔顿①，和国务部长叫做遮化臣②。那两位大人物对于民权的实施问题，因为见解各有不同，彼此的党羽又非常之多，便分成为绝对不相同的两大派。 　　遮氏一派，相信民权是天赋到人类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权，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权的时候一定可以做许多好事，令国家的事业充分进步。遮氏这种言论，是主张人性是善的一说。至于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权，如果有时不能充分发达善性去做好事，反误用民权去作恶，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碍，一时出于不得已的举动。总而言之，人人既是有天赋的自由平等，人人便应该有政权；而且人人都是有聪明的，如果给他们以充分的政权，令个个都可以管国事，一定可以做出许多大事业；大家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治好，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对于民权的信仰。 　　至于哈美尔顿一派所主张的，恰恰和遮氏的主张相反。哈氏以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权，性恶的人便拿政权去作恶。那些恶人拿到了国家大权，便把国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党，无论国家的什么道德、法律、正义、秩序都不去理会。弄到结果，不是一国三公，变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极端，成为无政府。象这样实行民权，不但是不能令国家进步，反要捣乱国家，令国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张，国家政权不能完全给予人民，要给予政府；把国家的大权都集合于中央，普通人只能够得到有限制的民权。如果给予普通人以无限制的民权，人人都拿去作恶，那种作恶的影响对于国家，比较皇帝的作恶还要厉害得多。因为皇帝作恶，还有许多人民去监视防止，一般人若得到了无限制的民权，大家都去作恶，便再没有人可以监视防止。故哈美尔顿说：“从前的君权要限制，现在的民权也应该要限制。”由此创立一派，叫做“联邦派”，主张中央集权，不主张地方分权。 　　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前，本有十三邦，都归英国统辖，自己不能统一。后来因为都受英国专制太过，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国，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标，所以当时对英国作战便联同一气。到战胜了英国以后，各邦还是很分裂，还是不能统一。在革命的时候，十三邦的人口不过三百万。在那三百万人中，反抗英国的只有二百万人，还有一百万仍是赞成英国皇帝的。就是当时各邦的人民，还有三分之一是英国的保皇党，只有三分之二才是革命党。因为有那三分之一的保皇党在内部捣乱，所以美国独立战争费过了八年的长时间，才能够完全战胜。到了战胜以后，那些著名的保皇党无处藏身，便逃到北方，搬过圣罗伦士河以北①，成立了加拿大殖民地，至今仍为英国属地，忠于英国。美国独立之后，国内便没有敌人。但是那三百万人分成十三邦，每邦不过二十多万人，各不相下，大家不能统一，美国的国力还是很弱，将来还是很容易被欧洲吞灭，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险的。于是各邦的先知先觉想免去此种危险，要国家永远图生存，便不得不加大国力；要加大国力，所以主张各邦联合起来，建设一个大国家。当时所提倡联合的办法，有主张专行民权的，有主张专行国权的。头一派的主张，就是地方分权。后一派的主张，就是中央集权，限制民权，把各邦的大权力都联合起来，集中于中央政府，又可以说是“联邦派”。这两派彼此用口头文字争论，争了很久，并且是很激烈。最后是主张限制民权的“联邦派”占胜利，于是各邦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合众国，公布联邦的宪法。美国自开国一直到现在，都是用这种宪法。这种宪法就是三权分立的宪法，把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这是世界上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所行的完全宪法。美国就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成文宪法的第一个国家。世界上有成文宪法的国家，美国就是破天荒的头一个。这个宪法，我们叫做《美国联邦宪法》。美国自结合联邦、成立宪法以后，便成世界上顶富的国家；经过欧战以后，更成世界上顶强的国家。因为美国达到了今 日这样富强，是由于成立联邦宪法，地方人民的事让各邦分开 自治。 　　十多年来，我国一般文人志士想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根本上拿中美两国的国情来比较，只就美国富强的结果而论。以为中国所希望的，不过是在国家富强；美国之所以富强，是由于联邦，中国要象美国一样的富强，便应该联省；美国联邦制度的根本好处，是由于各邦自定宪法、分邦自治，我们要学美国的联邦制度变成联省，根本上便应该各省自定宪法，分省自治；等到省宪实行了以后，然后再行联合成立国宪。质而言之，就是将本来统一的中国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单位，象一百年以前的美国十几个独立的邦一样，然后再来联合起来。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到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象这样只看见美国行联邦制度便成世界顶富强的国家，我们现在要中国富强也要去学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讲的欧美人民争民权，不说要争民权，只说要争自由平等，我们中国人此时来革命也要学欧美人的口号说去争自由平等，都是一样的盲从！都是一样的莫名其妙！ 　　主张联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为美国的地方基础有许多小邦，各邦联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强；中国的地方基础也有许多行省，也应该可以自治，可以富强。殊不知道美国在独立时候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美国当独立之后为什么要联邦呢？是因为那十三邦向来完全分裂，不相统属，所以不能不联合起来。至于我们中国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中国本部形式上向来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东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还有热河、绥远、青海许多特别区域，及蒙古、西藏各属地。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时候，各省也很统一。再推到元朝时候，不但是统一中国的版图，且几几乎统一欧亚两洲。推到宋朝时候，各省原来也是很统一的；到了南渡以后，南方几省也是统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汉朝，中国的各省没有不是统一的。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若是这些武人有口实来各据一方，中国是再不能富强的。如果以美国联邦制度就是富强的原因，那便是倒果为因。 　　外国人现在对于中国为什么要来共管呢？是从什么地方看出中国的缺点呢？就是由于看见中国有知识阶级的人所发表的言论、所贡献的主张，都是这样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们便看中国不起，说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不能管，列强应该来代我们共管。我们现在东亚处于此时的潮流，要把“联邦”二个字用得是恰当，便应该说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或者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抗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至于中国的十八省和东三省以及各特别区，在清朝时候已经是统一的，已经是联属的。我们推翻清朝，承继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象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 　　美国独立时候的十三邦毫不统一，要联成一个统一国家，实在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哈氏和遮氏两派的争论便非常之激烈。后来制成联邦宪法，付之各邦自由投票，最后是哈氏一派占胜利，遮氏一派的主张渐渐失败。因为联邦宪法成立之前，全国人有两大派的主张，所以颁布的宪法弄成两派中的一个调和东西。把全国的大政权，如果是属于中央政府的，便在宪法之内明白规定；若是在宪法所规定以外的，便属于地方政府。比方币制，应该中央政府办理，地方政府不能过问。象外交，是规定由中央政府办理，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国订约。其余象关于国防上海陆军的训练与地方上民团的调遣等那些大权，都是归中央政府办理。至于极复杂的事业，在宪法未有划归中央政府的，便归各邦政府分别办理。这种划分，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调和办法。 　　美国由于这种调和办法，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当时所得的民权，只得到一种有限制的选举权。在那个时候的选举权，只是限于选举议员和一部分的地方官吏；至于选举总统和上议院的议员，还是用间接选举的制度，由人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才去选总统和那些议员。后来民权逐渐发达，进步到了今日，总统和上议院的议员以及地方上与人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各官吏，才由人民直接去选举，这就叫做普通选举。所以美国的选举权，是由限制的选举渐渐变成普通选举。但是这种普通选举，只限于男人才能够享受，至于女子，在一二十年前还是没有这种普通选举权。欧美近二十年以来，女子争选举权的风潮非常激烈。大家都知道，当时欧美的女子争选举权，许多人以为不能成功。所持的理由，就是女子的聪明才力不及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不能够做，所以很多人反对。不但是男人很反对，许多女子自己也是很反对，就是全国的女人都争得很激烈，还料不到可以成功。到了七八年以前，英国女子才争成功，后来美国也争成功。这个成功的缘故，是由于当欧战的时候男子通同去当兵，效力战场，在国内的许多事业没有男人去做。象兵工厂内的职员、散工，街上电车内的司机、卖票，和后方一切勤务事宜，男子不敷分配，都是靠女子去补充。所以从前反对女子选举权的人，说女子不能做男子事业，到了那个时候便无法证明，便不敢反对，主张女子有选举权的人才完全占胜利。所以欧战之后，女子的选举权才是确定了。 　　由此便知，欧美革命的目标本是想达到民权，象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争民权；战争成功之后，主张民权的同志又分出两派，一派是主张应该实行充分的民权，一派是主张民权应该要限制，要国家应该有极大的政权。后来发生许多事实，证明普通人民的确是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权。譬如遮化臣争民权，他的门徒也争民权，弄到结果，所要争的民权还是失败，便可以证明普通民众不知道运用政权。由于这个缘故，欧美革命有了两三百多年，向来的标题都是争民权，所争得的结果，只得到男女选举权。 　　讲到欧洲的法国革命，当时也是主张争民权。所以主张民权的学者，象卢梭那些人，便说人人有天赋的权利，君主不能侵夺。由于卢梭的学说，便发生法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后，就实行民权。于是一般贵族皇室都受大害，在法国不能立足，便逃亡到外国。因为法国人民当时拿充分的民权去做头一次的试验，全国人都不敢说民众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说那些话，大家便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就要上断头台。所以那个时候便成暴民专制，弄到无政府，社会上极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就是真革命党，也有时因为一言不慎，和大众的意见不对，便要受死刑。故当法国试验充分民权的时期，不但是王公贵族被人杀了的是很多，就是平时很热心的革命志士，象丹顿一流人物一样，因为一言不合，被人民杀了的也是很不少。后来法国人民看到这样的行为是过于暴虐，于是从前赞成民权的人反变成心灰意冷，来反对民权，拥护拿破仑做皇帝，因此生出民权极大的障碍。这种障碍，不是由君权发生的。在一百年以前，民权的风潮便已经是很大，象前几次所讲的情形。现在世界潮流已达到了民权的时代，照道理推测，以后应该一天发达一天，为什么到民权把君权消灭了以后，反生出极大的障碍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种原因，是由于赞成民权所谓稳健派的人，主张民权要有一定的限制。这派是主张国家集权，不主张充分民权。这派对于民权的阻力还不甚大，阻碍民权的进步也不很多。最为民权障碍的人，还是主张充分民权的人。象法国革命时候，人民拿到了充分的民权，便不要领袖，把许多有知识有本事的领袖都杀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那般暴徒，对于事物的观察既不明了，又很容易被人利用。全国人民既是没有好耳目，所以发生一件事，人民都不知道谁是谁非，只要有人鼓动，便一致去盲从附和。象这样的现象，是很危险的。所以后来人民都觉悟起来，便不敢再主张民权。由于这种反动力，便生出了民权的极大障碍，这种障碍是由于主张民权的人自招出来的。 　　欧洲自法国以外，象丹麦、荷兰、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发生民权的风潮。民权的风潮在欧美虽然遇了障碍，得到君权的反抗，还是不能消灭；遇到了民权自身的障碍，也是自然发达，不能阻止。那是什么原故呢？因为大势所趋，潮流所至，没有方法可以阻止。由于这个道理，故许多专制国家都是顺应潮流，去看风行事。譬如英国从前革命，杀了皇帝，不到十年再复辟起来，但是英国的贵族知机善变，知道民权的力量太大，不能反抗，那些皇室贵族便不和民权去反抗，要和他去调和。讲到民权的起源，本来是发生于英国的。英国自复辟之后，推翻了民权，便成贵族执政，只有贵族可以理国事，别界人都不能讲话；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后，在贵族之外，才准普通平民有选举权；到了欧战以后，才许女子也有选举权。至于英国对待属地，更是善用退让的手段，顺应民权的潮流。象爱尔兰是英国三岛中的土地，英国始初本是用武力压迫，后来见到民权的风潮扩大，便不去压迫，反主退让，准爱尔兰独立。英国不独对于三岛的内部是如此，就是对于外部，象对付埃及，也是退让。埃及当欧战时候，为英国是很出力的。英国当时要埃及人去助战，也允许过了埃及许多权利，准他们以后独立。到欧战之后，英国食言，把所许的权利都不履行。埃及便要求独立，履行前约，风潮扩大，英国也是退让，许埃及独立。又象印度现在要求英国扩充选举，英国也是一概允许。至于现在英国国内，容纳工党组织内阁，工人执政，便更足以证明英国贵族的退让，民权的进步。英国贵族知道世界民权的大势，能够顺应潮流，不逆反潮流，所以他们的政体至今还可以维持，国家的现状还是没有大危险。 　　世界上经过了美国、法国革命之后，民权思想便一日发达一日。但是根本讲起来，最新的民权思想还是发源于德国。德国的人心向来富于民权思想，所以国内的工党便非常之多，现在世界上工党团体中之最大的还是在德国。德国的民权思想发达本早，但到欧战以前，民权的结果还不及法国、英国。这个理由，是因为德国对付民权所用的手段和英国不同，所以得来的结果也是不同。从前德国对付民权是用什么手段呢？德国是谁阻止民权的发达呢？许多学者研究，都说是由于丕士麦①。 　　丕士麦是德国很有名望、很有本领的大政治家。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业都是由于丕士麦造成的。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麦的范围。所以在三四十年前，德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德国当时之所以强，全由丕士麦一手造成。在丕士麦没有执政之先，德国是一个什么景象呢？德国在那个时候有二十几个小邦，那二十几个小邦的民族虽然是相同，但是各自为政，比较美国的十三邦还要分裂，加以被拿破仑征服之后，人民更是穷苦不堪。后来丕士麦出来，运用他的聪明才力和政治手腕，联合附近民族相同的二十几邦，造成一个大联邦，才有后来的大富强。在十年以前，德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顶富的国家，他们那两国都是联邦。许多人以为我们中国要富强，也应该学德国、美国的联邦。殊不知德国在三四十年前，根本上只有一个普鲁士，因丕士麦执政以后，拿普鲁士做基础，整军经武，刷新内政，联合其余的二十多邦，才有后来的大德意志。当丕士麦联合各邦的时候，法国、奥国都极力反对。奥国所以反对德国联邦的缘故，是因为奥国和德国虽然是同一条顿民族，但是奥皇也想争雄欧洲，故不愿德国联邦，再比奥国还要强盛。无如丕士麦才智过人，发奋图强，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手段和奥国打仗，一战便打败奥国。德国战胜了以后，本来可以消灭奥国，惟丕士麦以为奥国虽然反对德国，但是奥国民族还是和德国相同，将来不至为德国的大患。丕士麦的眼光很远大，看到将来足为德国大患的是英国、法国，所以丕士麦战胜了奥国以后，便马上拿很宽大的条件和奥国讲和。奥国在新败之余，复得德国的宽大议和，便很感激他。从此只有六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国便去打法国，打破拿破仑第三，占领巴黎。到讲和的时候，法国便把阿尔赛士和罗伦两处地方割归德国①②。从这两次大战以后，德国的二十几个小邦便联合得很巩固，成立一个统一国家。德国自联邦成立了之后，到欧战以前，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执欧洲的牛耳；欧洲各国的事，都惟德国马首是瞻。德国之所以能够达到那个地位，全由丕士麦一手缔造而成。 　　因为丕士麦执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国变成很强的国家，有了那种大功业，故德国的民权虽然是很发达，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丕士麦执政的时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种种方面战胜全世界，就是对于民权风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战胜一般民众。譬如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在德法战争以后，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权的战争，并且发生经济的战争。在那个时候，民权的狂热渐渐减少，另外发生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主义，就是我所主张的民生主义。人民得了这种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这种战争，是工人和富人的阶级战争。工人的团体在德国发达最早，所以社会主义在德国也是发达最先。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国人，象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大社会主义家叫做马克思，他就是德国人。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俄国的老革命党都是马克思的信徒。德国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便非常之发达。社会主义本来是和民权主义相连带的，这两个主义发生了以后，本来应该要同时发达的。欧洲有了民权思想，便发生民权的革命；为什么有了那样发达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不发生经济的革命呢？因为德国发生社会主义的时候，正是丕士麦当权的时候。在别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压迫社会主义，但是丕士麦不用这种手段。他以为德国的民智很开通，工人的团体很巩固，如果用政治力去压迫，便是徒劳无功。当时丕士麦本是主张中央集权的独裁政治，他是用什么方法去对付社会党呢？社会党提倡改良社会，实行经济革命，丕士麦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实行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来防范马克思那般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比方铁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东西，国内的一种基本实业，如果没有这种实业，什么实业都不能够发达。象中国津浦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山东和江北一带地方都是很穷苦的，后来那条铁路筑成功了，沿铁路一带便变成很富饶的地方。又象京汉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湖北、河南那几省也是很荒凉的，后来因为得了京汉铁路交通的利便，沿铁路的那几省便变成很富庶。当丕士麦秉政的时候，英国、法国的铁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为基本实业归富人所有，所以全国实业都被富人垄断，社会上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麦在德国便不许有这种毛病，便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全国铁路都收归国有，把那些基本实业由国家经营；对于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时间，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金都一一规定。这些事业，本来都是社会党的主张，要拿出去实行的；但是丕士麦的眼光远大，先用国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国家经营铁路、银行和各种大实业，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德国从前每年都有几十万工人到外国去做工，到了丕士麦经济政策成功时候，不但没有工人出外国去做工，并且有许多外国工人进德国去做工。丕士麦用这样方法对待社会主义，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当冲打消的方法。用这种防止的方法，就是在无形中消灭人民要争的问题。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自然不发生革命。所以这是丕士麦反对民权的很大手段。 　　现在就世界上民权发达一切经过的历史讲：第一次是美国革命，主张民权的人分成哈美尔顿和遮化臣两派，遮化臣主张极端的民权，哈美尔顿主张政府集权，后来主张政府集权派占胜利，是民权的第一次障碍。第二次是法国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权，拿去滥用，变成了暴民政治，是民权的第二次障碍。第三次是丕士麦，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权，成了民权的第三次障碍。这就是民权思想在欧美发达以来所经过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权思想虽然经过了三个障碍，还是不期然而然，自然去发达，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长。民权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问题。世界上的学者，无论是守旧派，或者是革新派，都知道民权思想是不能消灭的。不过在发达的时候，民权的流弊还是免不了的，象从前讲平等自由也生出流弊一样。总而言之，欧美从前争平等自由，所得的结果是民权；民权发达了之后，便生出许多流弊。在民权没有发达之先，欧美各国都想压止他，要用君权去打消民权。君权推倒了之后，主张民权的人便生出民权的障碍；后来实行民权，又生出许多流弊，更为民权的障碍。最后丕士麦见到人民主张民权，知道不能压止，便用国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也是民权的障碍。欧战以后，俄国、德国的专制政府都推倒了，女子选举权也有好几国争到手了，所以民权到了今日更是一个大问题，更不容易解决。 　　推到实行民权的原始，自美国革命之后，人民所得的头一个民权，是选举权。当时，欧美人民以为民权就是选举权算了，如果人民不论贵贱、不论贫富、不论贤愚都得到了选举权，那就算民权是充分的达到了目的。至于欧战后三四年以来，又究竟是怎么样呢？当中虽然经过了不少的障碍，但是民权仍然是很发达，不能阻止。近来瑞士的人民，除了选举权以外，还有创制权和复决权。人民对于官吏有权可以选举，对于法律也应该有权可以创造、修改。创制权和复决权便是对于法律而言的。大多数人民对于一种法律，以为很方便的，便可以创制，这便是创制权；以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复决权。故瑞士人民比较别国人民多得了两种民权，一共有三种民权，不只一种民权。近来美国西北几邦新开辟地方的人民，比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种民权，那种民权是罢官权。在美洲各邦之中，这种民权虽然不能普遍，但有许多邦已经实行过了。所以美国许多人民现在得到了四种民权：一种是选举权，二种是罢官权，三种是创制权，四种是复决权。这四种权在美国西北几州已经行得很有成绩，将来或者可以推广到全美国，或者全世界。将来世界各国要有充分的民权，一定要学美国的那四种民权。由此四种民权实行下去，将来能不能够完全解决民权的问题呢？现在世界学者看见人民有了这四种民权的思想，还不能把民权的问题完全来解决，都以为是时间的问题，以为这种直接的民权思想发生尚不久。从前的神权经过了几万年。君权经过了几千年，现在此刻各国的君权，象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权还有多少问题，不过这种君权将来一定是消灭的。这些直接的民权，新近发生不过是几十年，所以在今日还是一个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照现在世界上民权顶发达的国家讲，人民在政治上是占什么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就最近一百多年来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种选举和被选举权。人民被选成议员之后，在议会中可以管国事。凡是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行。这种政体叫做“代议政体”，所谓“议会政治”。但是成立了这种代议政体以后，民权是否算得充分发达呢？在代议政体没有成立之先，欧美人民争民权，以为得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无上的民权。好象中国革命党希望中国革命以后，能够学到日本或者学到欧美，便以为大功告成一样。如果真是学到了象日本、欧美一样，可不可以算是止境，还要听下文分解。欧美人民从前以为争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心满意足。我们中国革命以后，是不是达到了代议政体呢？所得民权的利益究竟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大家对于这种政体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付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民权初生本经过了许多困难，后来实行又经过了许多挫折，还是一天一天的发达，但是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代议政体。各国到了代议政体就算是止境。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断其究竟，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但是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我们要达到这种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权主义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讲的大意，是要诸君明白欧美的先进国家把民权实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种代议政体。我们拿这种制度到中国来实行，发生了许多流弊。所以民权的这个问题，在今日还是很难解决①。我以后对于民权主义还要再讲两次，便把这个问题在中国求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不能解决，中国便要步欧美的后尘；如果能够解决，中国便可以驾乎欧美之上。 第 五 讲 （四月二十日）① 　　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项说，欧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国进步得多。中国的武器，几千年以来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还是用那几种东西。象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甚至于象欧美的洋枪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厉害，所以发生义和团来反抗欧美。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杨村一战，是由于英国提督西摩带了三千联军，想从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馆，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在义和团一方面，可说是肉体相搏。西摩因为被他们包围了，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到西摩带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直进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请了大兵来帮助，才能够到达北京，解各国公使馆的围。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一项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象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驿站好得多。我们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是快过挑#、便利过挑#；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所用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只才想到、还没有做到的新思想，我们也想拿来实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在义和团以前，中国和外国已经通了商，早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但是全国人的心理还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所以当义和团的时候，便把仿效外国的铁路和电报都毁坏了，就是外国的枪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时候还是要用中国的弓刀。以后因为失败，又反过来信仰外国。在中国所用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由此可见，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对于民权思想也有这种流弊。革命以后举国如狂，总是要拿外国人所讲的民权到中国来实行，至于民权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几次所讲的情形，是把外国争民权的历史和胜利之后所得的什么结果，详细的说明。由于那几次的研究，便知民权政治在外国也不能够充分实行，进行民权在中途也遇到了许多障碍。现在中国主张实行民权，要仿效外国，便要仿效外国的办法。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 　　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外国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学呢？比方用武器讲，到底是外国的机关枪厉害呢，还是中国的弓刀厉害呢？这两种东西没有比较，一定是外国的机关枪要厉害得多。不但是外国的武器要比中国的厉害，就是其他各种东西，外国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但是外国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么样呢？外国的政治哲学和物质科学两种学问的进步，又是那一种最快呢？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譬如兵学就是一种军事科学，专就兵学讲，外国的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良，所谓日新月异。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国兵书，今日有没有人还拿去用呢？那是没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书，到了今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国最大的武器和价值最贵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战斗舰。现在外国的战斗舰，每艘要值五千万元以至于一万万元，能够值这些钱的船，才叫做一只兵船。外国物质的进步以武器为最快；武器的进步又以战斗舰为最快。战斗舰的变动最多不过十年，在欧战以前的战斗舰，至今已成废物。不但是海军的战斗舰有这样的大变动，就是陆军的枪炮也是日日进步，每十年一次变动，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现在我们所用的枪，在外国已经成了无用的废物；欧战时各国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旧式。不但是武器在欧美是日日进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机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时时发明。所以外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于在政治上，外国比较中国又是进步了多少呢？欧美两三百年来经过许多次数的革命，政治上的进步虽然是比中国快得多，但是外国的政治书本，象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腊有一位大政治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他所著的《共和政体》那本书至今还有学者去研究①，对于现在的政体还以为有多少价值可以供参考；不象兵船操典，过了十年便成无价值的废物。由此便知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动，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那种科学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政治理论，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图所写的《共和政体》至今还有价值去研究，还是很有用处。所以外国政治哲学的进步，不及物质进步这样快的。他们现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还没有大变动。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象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 　　外国的物质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们要学他，便很不容易赶上。至于外国政治的进步，比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差得很远的，速度是很慢的。象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能够实行的民权，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实行的民权便没有大分别。现在法国所行的民权，还不及从前革命时候所行的民权。法国在从前革命的时候，所行的民权是很充分的，当时一般人民以为不对，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国的民权还是没有大进步。我们要学外国，便要把这些情形分别清楚。至于外国民权所以没有大进步的原因，是由于外国对于民权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由前几次所讲的情形，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还是没有办法，民权的真理还是没有发明；不过近两三百年以来民权思想逐渐澎涨，在人事上想不通的问题，大家便听其自然，顺着潮流去做罢了。所以近来民权的发达，不是学者从学理上发明出来的，是一般人民顺其自然做出来的。因为总是顺其自然去做，预先没有根本办法，前后没有想过，所以欧美实行民权在中途便遭了许多挫折，遇了许多障碍。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了代议政体，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但是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真是代议政体的一种怪现象。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 　　照前几回所讲，大家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根本上还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我们不完全仿效欧美，究竟要怎么样去做呢？现在中国还有守旧派，那些守旧派的反动力是很大的。他们的主张是要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以为要这样的办法才可以救中国。我们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这个办法是很不对的，所以要反对这个办法，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我们要走政治的正轨，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义。什么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权第一讲的定义说，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虽然管理人类之政治法律条理，也是一种无形的机器，所以我们称行政组织为机关。但是有形的机器是本于物理而成的，而无形的机器之政治是本于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学近数百年来已发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学近二三十年始起首进步，至今尚未有大发明。此所以有别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因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所以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我们要中国进步、民族的前途没有危险，自己来实行民权，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种办法。 　　我们对于民权政治到底能不能够想出办法呢？我们要能够想出办法，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要把欧美已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到清清楚楚。因为欧美民权虽然没有充分发达、根本解决，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学者对于民权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学理的发明，而且在实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经验也是很多的。那些经验和学理，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 　　现在各国学者研究已往民权的事实，得到了许多新学理，那是些什么学理呢？最新的对于政治问题的，有一位美国学者说：“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一说是最新发明的民权学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个万能政府。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成为万能呢？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民的话呢？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象前次所讲，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俾士麦当权的政府。在那个时候的德国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那个政府本是不主张民权的，本是要反对民权的，但是他的政府还是成了万能政府。其他各国主张民权的政府，没有那一国可以叫做万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学者说：“各国自实行了民权以后，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这个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总是防范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不许政府是万能。所以实行民治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便应该想方法去解决。想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应该要改变。”从前人民对于政府总是有反抗态度的缘故，是由于经过了民权革命以后，人民所争得的自由平等过于发达，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没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过于充分，政府毫不能够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国家虽然是有政府，便和无政府一样。这位瑞士学者看出了这个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张人民要改变对于政府的态度。他究竟要人民变成什么态度呢？人民的态度对于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譬如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中国人在这几千年中对于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研究历史，总是看见人称赞尧舜禹汤文武；尧舜禹汤文武的政府是中国人常常羡慕的政府，中国人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是希望有那样的政府，替人民来谋幸福。所以欧美的民权思想没有传进中国以前，中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以为有了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乐，便可以享幸福，这就是中国人向来对于政府的态度。近来经过了革命以后，人民得到了民权思想，对于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满意，以为他们都是专制皇帝，虽美亦不足称。由此便知民权发达了以后，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态度，无论如何良善，皆不满意。如果持这种态度，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政治上是很难望进步的。现在世界上要改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呢？欧美学者只想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改变，至于怎么样改变的办法，至今还没有想出。 　　我们革命主张实行民权，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是世界上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我的办法就是象瑞士学者近日的发明一样，人民对于政府要改变态度。近日有这种学理之发明，更足以证明我向来的主张是不错。这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这个权能分别的道理，从前欧美的学者都没有发明过。究竟什么是叫做权与能的分别呢？要讲清楚这个分别，便要把我从前对于人类分别的新发明再拿来说一说。 　　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了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现在政治运动的言词说，第一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譬如建筑一间大洋楼，不是一种寻常人能够造成的，先要有一个工程师，把想做的洋楼，关于各种工程材料都要通盘计算；等到通盘计算好了，便绘一个很详细的图，再把那个图交给工头去看；等到工头把图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运材料，照那个图样去做。做洋楼的工人，都是不能够看图样的，只有照工头的吩咐，听工头的指挥，或者是某处放一块砖，某处加一片瓦，做那种最简单的事。工头又是不能够通盘计算去绘图的，只有照工程师所绘的图，吩咐工人去砌砖盖瓦。所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砖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现在各城市的洋楼，都是靠工人、工头和工程师三种人共同做出来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事业，真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人都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实行民权、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责任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觉的人要有一份，后知后觉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觉的人也要有一份。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来争才交到他们。 　　前几天有一位在高丽做官的日本人来见我，和我谈天，谈了颇久之后，我顺便问他一句话说：“现在高丽的革命是什么样情形呢？能不能够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没有什么话可答。我又问他说：“日本在高丽的官吏，对于高丽的民权态度又是怎么样呢？”他说：“只看高丽人将来的民权思想，究竟是怎么样。如果高丽人都晓得来争民权，我们一定是把政权交还他们的。但是现在的高丽人还不晓得争民权，所以我们日本还是不能不代他们治理高丽。”这种说话未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革命党对待全国人民，就不可象日本对待高丽一样，要等到人民晓得争民权的时候才去给他。因为中国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就是再过几千年，恐怕全体人民还不晓得要争民权。所以自命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人，便不可象日本人一样专是为自己打算，要预先来替人民打算，把全国的政权交到人民。 第 六 讲 （四月二十六日） 　　现在欧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学者，都说政府是机器，法律是机器之中的工具。中国很多的政治法律书籍都是从日本译过来的，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作“机关”。这个机关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所常说的机器一样。我们中国人从前说机关，是机会的意思，从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成了机关之后，就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从前说政府衙门，现在说是行政机关、财政机关、军事机关、教育机关。这种种机关的意思，和日本人所说的政府机关是一样的解释，没有丝毫分别。现在说机关就是机器，好比说机关枪就是机器枪一样。由此便知道机关和机器两个名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机关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机关就可以说是行政机器。至于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制造机器完全是用物质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钢铁和皮带种种东西凑合起来，便做成制造机器。行政机器完全是用人组织成的，种种动作都是靠人去活动，不是靠物去活动。所以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大大的分别。最要紧的分别，就是行政机器是靠人的能力去发动的，制造机器是靠物的能力去发动的。 　　照前几次所讲的民权情形，便知道近来的欧美文化是很发达的，文明是很进步的。分析起来说，他们的物质文明，象制造机器那些东西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人为机器，象政府机关这些东西的进步，是很慢的。这个理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物质机器做成了之后易于试验，试验之后，不好的易于放弃，不备的易于改良。人为机器成立了之后很不容易试验，试验之后，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当作不好的物质机器看待，变成废铁，那是做不来的。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欧美的制造机器进步很快，行政机器进步很慢。譬如民权风潮，在欧美发生了之后，各国都想实行民权。最早的是美国，美国自开国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开国时所行的民权，和现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现在所用的宪法，就是开国时候的联邦宪法。那种联邦宪法经过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没有大更改，至今还是应用他。至于大多数的制造机器，发明的年代也不过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旧机器，现在有没有人去用他呢？从前的旧机器老早变成了废铁，现在农工商业中所有的机器，没有十年以前的旧东西。因为每过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发明，很多的新改良，没有那一年不是有进步的。说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机关，至今还是应用他。这便是由于用人活动的机关，当中活动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改换，但是全体组织不容易根本改造。因为习惯太久，陈陈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时去改造，把旧组织完全废弃，那是做不到的。由于这个道理，欧美的物质机器近来很容易进步，进步是很快的；人为机器向来便难于进步，进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两次讲演民权，便说欧美对于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人为的机器，没有精良去试验。说到物质的机器，自最初发明时代以至于现在，不知道古人经过了几千次的试验和几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们所见的机器。由现在所见的机器回顾到最初发明时代，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大家读过了机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发动机的历史说，在最初发明的时候，只有一个方向的动力，没有和现在一样的两个方向之动力。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象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那个动力的来源，是把水盛在锅内，再用煤在炉底烧很大的火，把水烧到沸腾，变成蒸汽，到了水变成蒸汽之后，便有很大的膨胀力，用一个汽管把蒸汽由锅中导入一个机器箱，这个机器箱，中国话叫做“活塞”，外国话叫做“比士顿”①。这个活塞就是令机器发动的东西，是机器全体中最要紧的一部分。机器之所以发动，是由于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后，由蒸汽之膨胀力，便推动活塞，令活塞前进。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尽了以后，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动活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运动的原料从前用水，现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挥发的油，化为气体去推动活塞。各种机器发动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活塞的运动，往返不已，便旋转机器。我们要想用来做什么工作，便可以做什么工作。譬如行船拉车，就是走路的机器，一天可以走几千里；就是运输的机器，要运多少货物，便可以载多少货物。到现在看起来，是妙极了的东西。但是推到最初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最初发明的活塞，构造极简单，只能够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过去，再不能够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来。所以当初活塞的运动，只有一个前进的方向，再没有回头的方向。因为这个原因，从前用机器做工便有许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发明的机器去弹棉花，每用一架机器，便要用一个小孩子站在机器的旁边，等到活塞前进了之后，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来，然后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过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来帮助。比较现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帮助，该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后来是怎么样造成现在这样便利的活塞呢？当中所经过的阶级是什么情形呢？当时做那种机器的工程师，毫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活塞拉回来。至于在那个时候的棉花工厂本不很大，所用的机器力，虽然是只有一个方向，但是在一个工厂之内，只有十多架机器。不过一架机器要用一个小孩子去帮助，有了十多架机器，便要用十几个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种机器，时时刻刻做一个动作，便觉得很无趣味，很觉得讨厌。因为那些小孩子觉得那种工作讨厌，所以要有工头去监视，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懒。工头一离开了工厂，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机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个很聪明又很懒怠的小孩子，不情愿总是用手去拉那架机器，想用一个方法代手去拉，于是乎用一条绳和一根棍绑在那架机器的上面，令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的拉回来。那个小孩子不必动手去拉他，便可以自动的来回，运转不已。由于那一个小孩子的发明，便传到那十几个小孩子的全体。那些全体的小孩子，因为都得了棍和绳的帮助，机器都可以自动，所以大家都去玩耍，不管机器的工作。等到工头回厂之后，看见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都没有站在机器旁边去拉回活塞棒，便惊讶起来说：“为什么这些小孩子不拉机器，机器还能够自动的来往，继续作工呢？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么把戏呢？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头在当时因为觉得很奇怪，便去考察机器之所以自动来回的缘故，更把考察的结果去报告工程师。后来工程师明白那个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渐改良，做成了今日来回自如的机器。 　　民权政治的机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没有改变。我们拿现在民权政治的机器来看，各国所行的民权，只有一个选举权。这就是人民只有一个发动力，没有两个发动力。只能够把民权推出去，不能够把民权拉回来，这好象始初的发动机一样。但是从前有一个帮助机器的懒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条绳和一根棍，借机器本体的力量，可以令机器自动的来回；至于现在的民权政治中，还没有这种懒小孩子发明那种拉回民权的方法。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民权政治的机器用过了一百多年，至今还只有一个选举权。从有了选举权以后，许久都没有别的进步。选举出来的人究竟是贤与不肖，便没有别的权去管他。象这种情形，就是民权政治的机器不完全。因为这种机器不完全，所以民权政治至今还没有好办法，还没有大进步。我们要这种机器进步，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照前一次所讲的道理，是要把权和能分清楚。 　　现在还是用机器来比喻，机器里头各部的权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发动，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机器说，现在最大的船有五六万吨，运动这样大船的机器，所发出来的力量有超过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个管理的人，要全船怎么样开动，便立刻开动；要全船怎么样停止，便立刻停止。现在机器的进步，到了这种妙境。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候，如果一种机器发出来的力量到了几百匹或者几千匹马力，便不敢用他。因为马力太大，便没有人能够管理。通常说机器的大小，都是用马力做标准。一匹马力是多少呢？八个强壮人的力合垄〔拢〕起来，便是一匹马力。如果说一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个人的力。现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机器所发出的原动力，有从十万匹到二十万匹马力的。象这样大力的机器，是没有别样东西可以抵当得住的。在寻常的机器，一万匹马力便有八万个人的力，若是那么样大力的机器，管理的方法不完全，那么机器全体一经发动之后，便不能收拾，所谓能发不能收。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从前发明机器的人去试验机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于这种结果，在机器界打死的发明家，世界历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国有一个名词叫做“化兰京士丁”①，就是能发不能收的机器。到了后来，机器的构造天天改良，天天进步，虽然有十万匹或者二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从容去管理，没有一点危险。说到十万匹马力，便是有八十万个人的力，二十万匹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万个人的力，若是专有这样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现在军队的力量，到了一两万人便不容易管理。机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万人之多，一个人还可以从容管理。由此便可见近来的机器是很进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现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学者，都以政府为机器，以法律为工具。此刻的民权时代，是以人民为动力。从前的君权时代，是以皇帝为动力，全国的动作是发源于皇帝。在那个时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越显尊严，有了强有力的政府，皇帝的号令才容易实行。因为皇帝是发动机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为所欲为。譬如修内治、勤远略，整军经武，他要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故在君权时代，政府的力越大，对于皇帝只有利而无害。到了民权时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动力，为什么人民不愿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因为政府的力量过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来压迫。从前被政府的压迫太过，所受的痛苦太多，现在要免去那种压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代，一个机器推过去了以后，只用一个小孩子便可以拉回来，由此便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机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过是几匹马力；如果有了一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当然不是一个小孩子可以拉得回来的。当时因为管理机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样小力的机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现在是民权初发达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动力固然是发源于人民，但是人民发出了动力之后，还要随时可以收回来，象那样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几万匹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够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现在欧美各国的人民恐怕强有力的政府，好比从前的工厂怕有大马力的机器是一样的道理。当初那种小力的机器，如果不想方法来改良，那种机器一定是永远没有进步，一定是永远还要人去拉。但是后来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现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机器的自身便可以来回自动。至于政治的机器，人民总不知道想方法来改良，总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发达，民权没有进步。照现在世界的潮流说，民权思想是一天一天的进步，管理民权政治的机器还是丝毫没有进步。所以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就是这个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讲的根本办法说，权与能要分别清楚，用机器来做比喻，什么是有能力的东西呢？机器的本体，就是有能力的东西。譬如十万匹马力的机器，供给了相当的煤和水之后，便可以发生相当的能力。什么是有权的人呢？管理机器的工程师，就是有权的人。无论机器是有多少马力，只要工程师一动手，要机器开动，便立刻开动，要机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师管理机器，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好象轮船火车，一开机器，便可以要轮船火车走得很快，一停机器，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机器是很有能的东西，工程师是很有权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权和能分开了，也要象工程师管理机器一样。在民权极盛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见在国民大会上去发表，对于政府加以攻击，便可以推翻，对于政府加以颂扬，便可以巩固。但是现在的权与能不分，政府过于专横，人民没有方法来管理。不管人民是怎么样攻击，怎么样颂扬，政府总是不理，总是不能发生效力。现在世界上的政治不进步，民权思想很发达，无论那一国的人民，对于政治机关的现状总是不合他们心理上的用法。 　　中国此刻正是改革时代，我们对于政治主张实行民权。这种民权思想，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我们近来想学欧美的新思想，造成一个完全的民治国家。最初想造成这种国家的时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步欧美的后尘，把欧美的东西完全抄过来，中国的民权便算是很发达，便可以算是止境。当初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全错。因为中国从前的专制政体过于腐败，我们如果实行改革，打破了专制以后做建设的事业，能够学到象欧美，就比较上说当然是很好。但是欧美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社会的现状是不是心满意足呢？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欧美的政治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象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他们革命不过一百多年，为什么还要再来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证明我们从前以为学到了象欧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对。由此便知就令是我们学到了象美国、法国一样，法国、美国现在还是要革命，我们到了百十年之后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象这样讲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象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还再要起革命吗？若是再起革命，那么此次的革命岂不是徒劳无功吗？ 　　我们要现在的革命不是徒劳无功，想存一个长治久安之计，所谓一劳永逸，免将来的后患。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呢？欧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国来行呢？我们试拿欧美最新的物质文明说，譬如交通上最要紧的东西是铁路。东方国家仿造铁路最早的是日本，中国近来才知道铁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筑铁路。所以中国仿造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但是用中国和日本现在的铁路来比较，中国和日本的火车，大家如果都是坐过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铁轨是很窄的，车是很小的；中国的沪宁和京汉铁路，那些铁轨都是很宽的，车是很大的。为什么中国建筑铁路在日本之后，所做的车和轨还是比日本的宽大呢？就是因为中国所学的是欧美的新发明，日本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若是中国建筑铁路，不照欧美的新发明，只学日本的旧东西，可不可以算是满足呢？欧美从前只有那样的窄铁路和小火车，日本最初去学他，便在无形之中上了大当。我们现在建筑铁路，可不可以也学那种不便利的旧东西呢？但是中国近来建筑铁路，不学日本不便利的旧东西，要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所以中国现在的铁路好过日本，这所谓是后来者居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 　　我在前一次讲过了，欧美对于民权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彻底。因为不彻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冲突。因为民权是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我们现在要解决民权问题，便要另造一架新机器，造成这种新机器的原理，是要分开权和能。人民是要有权的，机器是要有能的。现在有大能的新机器用人去管理，要开动就开动，要停止就停止。这是由于欧美对于机器有很完全的发明，但是他们对于政治还是没有很完全的发明。我们现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无从学起，便要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要我们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中国人从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无论什么事，以为要自己去做成、单独来发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欧美的后尘，要仿效欧美的办法。至于在义和团之前，我们的自信力是很丰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为中国固有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才力是超过欧美，我们自己要做到什么新发明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现在，便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欧美的文明，只在物质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专就物质文明的科学说，欧美近来本是很发达的。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固然是有特长，但是对于其余的各科学问未必都是很精通的，还有许多都是盲然的。他们的物质科学，一百多年以来发明到了极点，许多新发明真是巧夺天工，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如果说政治学问，他们从前没有想到的我们现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没有理由。欧美的机器近来本有很完全的进步，但是不能说他们的机器是进步，政治也是进步。因为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大科学家对于本行的学问固然是有专长，对于其余的学问象政治哲学等，未必就有兼长。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来证明一证明。 　　英国从前有一位大科学家，在近来世界上的学问家之中，没有那一个能够驾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纽顿①。纽顿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他在物理学中，有很多超前绝后的发明，最著名的是 “万有引力”。纽顿推出来的“万有引力”，是世界上头一次的发明，是至今科学中的根本原理。近来世界上许多科学原理的新发明，没有那一种能够驾乎万有引力学说之上的。纽顿对于科学既是有这样的特别聪明，试看他对于别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聪明呢？照我看起来，却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证明纽顿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纽顿一生除了读书、试验之外，还有一种嗜好，他的嗜好是爱猫。他养了大小不同的两个猫，出入总是跟着他。因为他很爱那两个猫，所以猫要怎样行动，他便怎么样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内读书、试验，猫要出门，他便停止一切工作，亲自去开门让猫出去。如果猫要进到房内，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开房门让猫进来。那两个猫终日总是出出入入，弄到牛顿开门关门，是麻烦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牛顿便要想一个方法，让那两个猫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扰乱他的工作，总是去开门关门。他所想出来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把房门开两个孔，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是很小的。在纽顿的思想，以为在门上所开的大孔，便可以令大猫出入；在门上所开的小孔，便可以令小猫出入。象这种思想还是大科学家的聪明，这件事实还是大科学家做出来的。照普通的常识讲，开一个大孔，大猫可以出入，小猫也当然是可以出入，那么开一个大孔便够了，又何必要枉费工夫多开一个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开一个孔，大科学家的纽顿偏要开两个孔，这是不是可笑呢？科学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呢？由此便可以证明，科学家不是对于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科学家有了一艺的专长，未必就有种种学问的兼长。 　　欧美科学在近几十年以来，本来是进步到了极点，所以做出来的物质机器有往返的两面动力，来回可以自动。但是做成的政治机器，还只有一面的动力，人民对于政府的权力只能够发出去，不能够收回来。我们现在主张民权，来改造民国，将来造成的新民国一定是要彻底。要造成彻底的新民国，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自己便要另想一个新办法。这种新办法，欧美还没有完全想到，我们能不能够想到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自己便不可以轻视自己，所谓妄自菲薄。此刻民权潮流传进中国来了，我们欢迎这种潮流，来改造国家，自己的新办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独立国家，从前政治的发达，向来没有假借过外国材料的。中国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种资格。不过欧美现在的民权政府，还是不能完全仿效。他们的政府已经成了旧机器，我们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机器，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机器，世界上有没有新材料呢？现在散在各国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过要先定一个根本办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张的分开权与能，便是这一种的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定了之后，去实行民权，还要分开国家的组织与民权的行使。欧美的根本办法没有想通，不能分开权与能，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扩充。我们的根本办法已经想通了，更进一步，就是分开政治的机器。要分开政治的机器，先要明白政治的意义。 　　我在第一讲中，已经把政治这个名词下了一个定义，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器就是象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别清楚呢？根本上还是要再从政治的意义来研究。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比有十万匹马力的轮船机器，那架机器能够发生十万匹马力来运动轮船，这便是机器本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样，这种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权。至于这样大的轮船，或者是要前进，或者是要后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转，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师，用很完全的机器，才可以驾驶，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驾驶、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样大力的轮船，要怎么样开动便是怎么样开动，要怎么停止便是怎么样停止。这种开动、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轮船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样，这种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权。我们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一样，船中所装的机器，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当然是很慢，所载的货物当然很少，所收的利息当然是很微。反过来说，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当然是极快，所载的货物当然是极多，所收的利息也当然是极大。假设有一只大轮船，其中所装的机器可发生十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二十海里，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在两个星期之内可以赚十万块钱。如果是另造一只极大的轮船，其中装一架新机器可以发生一百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来，那么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只要一个星期便可赚一百万块钱。现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轮船，每小时不过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们所造的新轮船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没有别的轮船能够来比赛。我们的轮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轮船。创造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在国家之内，所建设的政府只要他发生很小的力量，是没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当然是很微。若是要他发生很大的力量，是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当然是极大。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 　　欧美到了今日，为什么还是只造有大马力的机器之轮船，不造极强有力的政府之国家呢？因为他们现在的人民，只有方法来管理大马力的机器，没有方法来管理强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马力的旧船，另外造一只大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于国家，已经是根深蒂固，有了没有力的旧政府，要另外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说到我们中国人口，有了四万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土宽阔，物产丰富，都要在美国之上。美国成了现在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没有那一国可以和他并驾齐驱。就天然的富源来比较，中国还应该要驾乎美国之上。但是现在的实情，不但是不能驾乎美国之上，并且不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此中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只有天然的资格，缺少人为的工夫，从来没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这种天然的资格，再加以人为的工夫，建设一个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发生极大力量运动全国，中国便可以和美国马上并驾齐驱。 　　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象欧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欧美从前不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只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下的机器，就是因为机器的构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机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现在，机器很进步，机器本体的构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机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极大马力的机器。我们要造政治的机器，要政治的机器进步，也是要跟这一样的路走，要有构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机关，同时又要有管理这个机关很周密的民权方法。欧美对于政府因为没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们的政治机关至今还是不发达。我们要不蹈他们的覆辙，根本上要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分开权与能。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府权，一个是人民权。象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 　　现在机器的构造很进步，不但是有机器知识的人可以来管理，就是没有机器知识的小孩子也可以来管理。譬如现在所用的电灯，从前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因为电是和雷一样，是很危险的东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为这个缘故，从前发明电的科学家不知道受过了多少牺牲。因为所受牺牲太多，危险太大，所以发明了电光很久，还不敢拿来做灯用。后来发明了管理电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转接电钮，便可以开闭。这样一转手之劳，是很便利很安全的，无论是那一种没有电学知识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乡下极无知识愚民，都可以用手来转他。所以现在便把极危险的电光拿来做灯用。其他各种机器的进步，也是和这一样的情形。比方最新发明大机器，是飞天的机器，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最初发明的时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象从前广东的冯如，他是什么人呢？就是制造飞机的人，就是驾驶飞机跌死了的人。在从前发明飞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用这个机器去飞，所以制造飞机的人又要做飞机师。最初做飞机师的人，一来由于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不周密，二来由于向来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样来用这种机器。所以飞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许多人。因为死了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飞机。现在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很周密，许多人都知道飞到了天空之中，象鸟雀一样，来往上下，非常的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飞机。因为普通人都敢去坐这种机器，所以近来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机器。好象我们由广东到四川，道路很远，当中又有敌人，水陆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飞机，由天空之中一直飞到四川。 　　现在中国有了民权的思想，但是关于这种思想的机器，世界上还没有发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个很安全的接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便知道用他，然后才可以把这种思想做成事实。中国人得到民权思想本是在欧美之后，好象筑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一样。日本筑铁路虽然是在我们之先，但是所筑的铁路是旧东西，不合时用，我们新筑成的铁路是很合时用的东西。至于我们在欧美之后，要想有什么方法才可以来使用民权呢？这种方法想通了，民权才可以供我们的使用。若是这种方法没有想通，民权便不能供我们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险，便要打死人。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方法呢？在欧洲有一个瑞士国，已经有了这几部分的方法，已经试验了这几部分的方法。这是彻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权，不过不大完全罢了。至于欧洲的那些大国，就是这不完全的方法还是没有试验。因为试验这几部分之方法的国家，只有瑞士的一个小国，没有别的大国，所以许多人便怀疑起来，说这几部分的方法只有在小国能够使用，在大国不能够用。欧洲的大国为什么不用这几部分的方法呢？这个理由，就是象日本已经有了小铁路，再要改造大铁路，便要费很久的时间，花很多的钱，是很不经济的事。因为畏难苟安，注重经济，所以他们的先进国家就是知道了这些新式的发明，还是不采用他。说到我们中国，关于民权的机器，从前没有旧东西，现在很可以采用最近最好的新发明。 　　关于民权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么最新式的发明呢？第一个是选举权。现在世界上所谓先进的民权国家，普遍的只实行这一个民权。专行这一个民权，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够用呢？专行这一个民权，好比是最初次的旧机器，只有把机器推到前进的力，没有拉回来的力。现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选举权之外，第二个就是罢免权。人民有了这个权，便有拉回来的力。这两个权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机器的自动。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东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谓有了治人，还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么权，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种法律，以为是很有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决定出来，交到政府去执行。关于这种权，叫做创制权，这就是第三个民权。若是大家看到了从前的旧法律，以为是很不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的新法律，废止从前的旧法律。关于这种权，叫做复决权，这就是第四个民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讲过了的，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四万万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这四个民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所以这四个民权，就是四个放水制，或者是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 　　至于政府自己办事的权，又可以说是做工权，就是政府来替人民做工夫的权。人民有了大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什么样的工夫，都要随人民的志愿。就是政府有了大权，一经发动做工夫之后，可以发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随时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便要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好象外国的旧兵船，从前如果是装了十二门大炮，便分成六个炮台，要瞄准放炮打什么敌人，都是由许多炮手去分别执行，做指挥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现在的新兵船，要测量敌人的远近，在桅顶便有测量机；要瞄准放炮，在指挥官的房中便有电机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敌人，不必要许多炮手去瞄准放炮，只要做指挥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测量机的报告，按距离的远近拨动电机，要用那一门炮，打那一方的敌人，或者是要十二门炮同时瞄准，同时放炮，都可以如愿，都可以命中。象这样才叫做是直接管理。但是要这样来直接管理，并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来做工夫，不要自己来做工夫的机器，才叫做灵便机器。 　　人民有了这四个大权来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机关，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权宪法。用五权宪法所组织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机关。有了这种的政府机关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从前说美国有一位学者，对于政治学理上的最新发明，是说在一国之内，最怕的是有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个万能政府，为人民使用，以谋人民的幸福。有了这种政府，民治才算是最发达。我们现在分开权与能，说人民是工程师，政府是机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机器是万能，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师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万能的机器。那么，在人民和政府的两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么的大权，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权刚才已经讲过了，是要有四个权，这四个权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个权，这五个权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们要详细明白这两种大权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图来说明： 就这个图看，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至于这九个权的材料，并不是今日发明的。譬如就政权说，在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个权，不过是没有罢官权。在美国的西北几省，现在除采用瑞士的三个政权以外，并加入一个罢免权。至于选举权，更是世界上各国最通行的民权。所以就世界上民权的情形说，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权，美国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经实行过了四权。他们在那几部分的地方实行这四个民权，有了很周密的办法，得了很好的成绩。就是这四个民权，实在是经验中的事实，不是假设来的理想。我们现在来采用，是很稳健的，并没有什么危险。至于说到政府权，从前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革命之后才分开成三个权。象美国独立之后便实行三权分立，后来得了很好的成绩，各国便都学美国的办法。 　　不过，外国从前只有三权分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五权分立呢？其余两个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象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举行这种制度的大权，就是监察权。监察权就是弹劾权。外国现在也有这种权，不过把他放在立法机关之中，不能够独立成一种治权罢了。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象英国近来举行文官考试，便是说从中国仿效过去的。不过英国的考试制度，只考试普通文官，还没有达到中国考试权之独立的真精神。所以就中国政府权的情形讲，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个权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余监察权和考试权还是独立的。就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从前也可以说是三权分立的，和外国从前的专制政府便大不相同。从前外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权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中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关于考试权和监察权，皇帝还没有垄断。所以分开政府的大权，便可以说外国是三权分立，中国也是三权分立。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外国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过外国近来实行这种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那种三权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我们在政权一方面主张四权，在治权一方面主张五权，这四权和五权各有各的统属，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别清楚，不可紊乱。现在许多人都不能分别，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别，就是专门学者也是一样的不能分别。象近来我会见了一个同志，他是从美国毕业回来的。我问他说：“你对于革命的主义是怎么样呢？”他说：“我是很赞成的。”我又问他说：“你是学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是学政治法律。”我又问他说：“你对于我所主张的民权，有什么意见呢？”他说：“五权宪法是很好的东西呀，这是人人都欢迎的呀！”象这位学政治法律的专门学者，所答非所问，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权和五权还没有分别清楚，对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还是很糊涂。殊不知道五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他的作用说，就是机器权。一个极大的机器，发生了极大的马力，要这个机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绩，便要把他分成五个做工的门径。民权就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有了这四个节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机器的动静。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就是要有五种工作，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样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象有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才可以达到美国学者的目的，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至于民权之实情与民权之行使，当待选举法、罢免法、创制法和复决法规定之后，乃能悉其真相与底蕴。在讲演此民权主义之中，固不能尽述也。阅者欲知此中详细情形，可参考廖仲恺君所译之《全民政治》。 　　　　　　　　　　　　　　　　 　　注　释： 　　据孙文讲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民权主义》（广州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

http://www.wenhuacn.com/lishi/article.asp?classid=93&articleid=4823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上） 作者：孙中山 　来源：孙中山选集 第 一 讲 （三月九日） 诸君： 　　今天开始来讲民权主义。什么叫做民权主义呢？现在要把民权来定一个解释，便先要知道什么是民。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那些力量大到同国家一样，就叫做权。力量最大的那些国家，中国话说“列强”，外国话便说“列权”。又机器的力量，中国话说是“马力”，外国话说是“马权”。所以权和力实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么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便先要明白什么是政治。许多人以为政治是很奥妙、很艰深的东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国的军人常常说，我们是军人，不懂得政治。为什么不懂得政治呢？就是因为他们把政治看作是很奥妙、很艰深的，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浅白、很明了的。如果军人说不干涉政治，还可以讲得通，但是说不懂得政治，便讲不通了。因为政治的原动力便在军人，所以军人当然要懂得政治，要明自什么是政治。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现在民权的定义既然是明白了，便要研究民权是什么作用的。环观近世，追溯往古，权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要来维持人类的生存。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才能够生存。养就是觅食。这自卫和觅食，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两件大事。但是人类要维持生存，他项动物也要维持生存；人类要自卫，他项动物也要自卫；人类要觅食，他项动物也要觅食。所以人类的保养和动物的保养冲突，便发生竞争。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权是人类用来奋斗的。 　　人类由初生以至于现在，天天都是在奋斗之中。人类奋斗可分作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太古洪荒没有历史以前的时期。那个时期的长短，现在虽然不知道，但是近来地质学家由石层研究起来，考查得有人类遗迹凭据的石头不过是两百万年，在两百万年以前的石头便没有人类的遗迹。普通人讲到几百万年以前的事，似乎是很渺茫的，但是近来地质学极发达，地质学家把地球上的石头分成许多层，每层合成若干年代，那一层是最古的石头，那一层是近代的石头，所以用石头来分别。在我们说到两百万年，似乎是很长远，但是在地质学家看起来，不过是一短时期。两百万年以前还有种种石层，更自两百万年以上，推到地球没有结成石头之先，便无可稽考。普通都说没有结成石头之先，是一种流质；更在流质之先，是一种气体。所以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本是一体的。始初太阳和气体都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到太阳收缩的时候，分开许多气体，日久凝结成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最老的石头有几千万年，现在地质学家考究得有凭据的石头是二千多万年。所以他们推定地球当初由气体变成液体要几千万年，由液体变成石头的固体又要几千万年。由最古之石头至于今日，至少有二千万年。在二千万年的时代，因为没有文字的历史，我们便以为很久远，但是地质学家还以为很新鲜。我要讲这些地质学，和我们今日的讲题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类的来源。地质学家考究得人类初生在二百万年以内，人类初生以后到距今二十万年，才生文化。二十万年以前，人和禽兽没有什么大分别，所以哲学家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渐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 　　民权之萌芽虽在二千年前之希腊、罗马时代，但是确立不摇，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权时代。君权之前便是神权时代。而神权之前便是洪荒时代，是人和兽相斗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人类要图生存，兽类也要图生存。人类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觅食，一方面是自卫。在太古时代，人食兽，兽亦食人，彼此相竞争。遍地都是毒蛇猛兽，人类的四周都是祸害，所以人类要图生存，便要去奋斗。但是那时的奋斗，总是人兽到处混乱的奋斗，不能结合得大团体，所谓各自为战。就人类发生的地方说，有人说不过是在几处地方。但是地质学家说，世界上有了人之后，便到处都有人，因为无论自什么地方挖下去，都可以发见人类的遗迹。至于人和兽的竞争，至今还没有完全消灭。如果现在走到南洋很荒野的地方，人和兽斗的事还可以看见。又象我们走到荒山野外没有人烟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时代人同兽是一个什么景象。 　　象这样讲，我们所以能够推到古时的事，是因为有古代的痕迹遗存，如果没有古迹遗存，我们便不能够推到古时的事。普通研究古时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读书看历史。历史是用文字记载来的，所以人类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后才有历史。有文字的历史，在中国至今不过五六千年，在埃及不过一万多年。世界上考究万事万物，在中国是专靠读书，在外国人却不是专靠读书。外国人在小学、中学之内，是专靠读书的，进了大学便不专靠读书，要靠实地去考察。不专看书本的历史，要去看石头、看禽兽和各地方野蛮人的情状，便可椎知我们祖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比方观察非洲和南洋群岛的野蛮人，便可知道从前没有开化的人是一个什么情形。所以近来大科学家考察万事万物，不是专靠书。他们所出的书，不过是由考察的心得贡献到人类的记录罢了。他们考察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人类进化的道理，都是由此两学得来的。 　　古时人同兽斗，只有用个人的体力，在那个时候只有同类相助。比方在这个地方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在别的地方也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这两个地方的人类见得彼此都是同类的，和猛兽是不同的，于是同类的就互相集合起来，和不同类的去奋斗。决没有和不同类的动物集合，共同来食人的，来残害同类的。当时同类的集合，不约而同去打那些毒蛇猛兽，那种集合是天然的，不是人为的。把毒蛇猛兽打完了，各人还是散去。因为当时民权没有发生，人类去打那些毒蛇猛兽，各人都是各用气力，不是用权力。所以在那个时代，人同兽争是用气力的的代。 　　后来毒蛇猛兽差不多都被人杀完了，人类所处的环境较好，所住的地方极适于人类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处，把驯伏的禽兽养起来，供人类的使用。故人类把毒蛇猛兽杀完了之后，便成畜牧时代，也就是人类文化初生的时代，差不多和现在中国的蒙古同亚洲西南的阿刺伯人还是在畜牧时代一样。到了那个时代，人类生活的情形便发生一个大变动。所以人同兽斗终止，便是文化初生，这个时代可以叫做太古时代。到了那个时代，人又同什么东西去奋斗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奋斗。 　　简而言之，世界进化，当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所用的是气力，大家同心协力杀完毒蛇猛兽；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 　　在人同兽争的时代，因为不知道何时有毒蛇猛兽来犯，所以人类时时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卫力只有双手双足。不过在那个时候，人要比兽聪明些，所以同兽奋斗，不是用双手双足，还晓得用木棍和石头。故最后的结果，人类战胜，把兽类杀灭净尽，人类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计算。在人同兽斗的时期，人类的安全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保。到了没有兽类的祸害，人类才逐渐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满了。 　　当那个时代，什么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风雨的地方便叫做好地方，就是风雨所不到的地方。象埃及的尼罗河两旁和亚洲马斯波他米亚地方①，土地极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罗河水每年涨一次，水退之后，把河水所带的肥泥都散布到沿河两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长植物，多产谷米。象这种好地方，只有沿尼罗河岸和马斯波他米亚地方，所以普通都说尼罗河和马斯波他米亚是世界文化发源的地方。因为那两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没有风雨，既可以耕种，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动物又丰富，所以人类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劳心劳力便可以优游度日，子子孙孙便容易蕃盛。 　　到了人类过于蕃盛之后，那些好地方便不够住了。就是在尼罗河与马斯波他米亚之外，稍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风雨的天灾。好比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源的地方。在黄河流域，一来有风雨天灾，二来有寒冷，本不能够发生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何以发生于黄河流域呢？因为沿河两岸的人类是由别处搬来的。比方马斯波他米亚的文化，便早过中国万多年，到了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前，便由马斯波他米亚搬到黄河流域，发生中国的文明。在这个地方，驱完毒蛇猛兽之后，便有天灾，便要受风雨的祸患。遇到天灾，人类要免去那种灾害，便要与天争。因为要避风雨，就要做房屋；因为要御寒冷，就要做衣服。人类到了能够做房屋做衣服，便进化到很文明。 　　但是，天灾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备。有时一场大风便可把房屋椎倒，一场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没，一场大火便可把房屋烧完，一场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坏。这四种--水、火、风、雷的灾害，古人实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风、雷四种天灾。所以古人对于这四种天灾，便没有方法可以防备。说到人同兽争的时代，人类还可用气力去打，到了同天争的时代，专讲打是不可能的，故当时人类感觉非常的困难。后来便有聪明的人出来替人民谋幸福，象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树上做居室，替人民谋避风雨的灾害。自此以后，文化便逐渐发达，人民也逐渐团结起来。又因为当时地广人稀，觅食很容易，他们单独的问题只有天灾，所以要和天争。但是和天争，不比是和兽争可以用气力的，于是发生神权。极聪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设教，用祈祷的方法去避祸求福。他们所做祈祷的工夫，在当时是或有效或无效，是不可知。但是既同天争，无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权，拥戴一个很聪明的人做首领。好比现在非洲野蛮的酋长，他的职务便专是祈祷。又象中国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为治。所以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国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祷，第二是打仗。 　　中华民国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现在没有君权。日本至今还是君权的国家，至今还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们都称天皇。中国皇帝，我们从前亦称天子。在这个时代，君权已经发达了很久，还是不能脱离神权。日本的皇帝，在几百年以前已经被武人推倒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维新，推翻德川，恢复天皇，所以日本至今还是君权、神权并用。从前罗马皇帝也是一国的教主，罗马亡了之后，皇帝被人推翻，政权也被夺去了；但是教权仍然保存，各国人民仍然奉为教主，好比中国的春秋时候列国尊周一样。 　　由此可见人同兽争以后，便有天灾，要和天争，便发生神权。 　　由有历史到现在，经过神权之后，便发生君权。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权力夺了，或者自立为教主，或者自称为皇帝。于是由人同天争的时代，变成人同人争。到了人同人相争，便觉得单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维持人类社会，不能够和人竞争，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强盛才可以和别人竞争。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从前人同人争，一半是用神权，一半是用君权。后来神权渐少，罗马分裂之后，神权渐衰，君权渐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为极盛的时代。他说：“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余年来，革命的思潮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的革命。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所以推求民权的来源，我们可以用时代来分析。 　　再概括的说一说：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 　　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这个时代是很新的。我们到了这个很新的时代，推倒旧时代的君权，究竟是好不好呢？从前人类的知识未开，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在那个时候君权是很有用的。君权没有发生以前，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就道理上讲起来，究竟为什么反对君权，一定要用民权呢？因为近来文明很进步，人类的知识很发达，发生了大觉悟。好比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便要父母提携，但是到了成人谋生的时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独立。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学者要拥护君权，排斥民权。日本这种学者是很多，欧美也有这种学者，中国许多旧学者也是一样。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还是主张复辟，恢复帝制。现在全国的学者有主张君权的，有主张民权的，所以弄到政体至今不能一定。我们是主张民权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国民权的情形，考察清楚才好。 　　从二十万年到万几千年以前是用神权，神权很适宜于那个时代的潮流。比如现在西藏，如果忽然设立君主，人民一定是要反对的；因为他们崇信教主，拥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权，服从活佛的命令。欧洲几千百年前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发达的时期早过欧洲，君权多过神权，所以中国老早便是君权时代。民权这个名词是近代传进来的。大家今天来赞成我的革命，当然是主张民权的；一般老官僚要复辟要做皇帝，当然是反对民权、主张君权的。君权和民权，究竟是那一种和现在的中国相宜呢？这个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根本上讨论起来，无论君权和民权，都是用来管理政治，为众人办事的，不过政治上各时代的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到底中国现在用民权是适宜不适宜呢？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适宜于民权。美国本来是民权的国家，但是在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也有一位大学教授叫做古德诺，到中国来主张君权，说中国人民的思想不发达，文化赶不上欧美，所以不宜用民权。袁世凯便利用他这种言论，推翻民国，自己称皇帝。现在我们主张民权，便要对于民权认得很清楚。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中国十三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但是我们的历史经过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乱，都是用君权。到底君权对于中国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国所受君权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害参半。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上还是适宜得多。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 “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以为不能做到，好象外国人说“乌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时可以做得到的。 　　至于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印象，把中国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蛮人一样看待，所以中国人和外国人讲到民权，他们便极不赞成，以为中国何以能够同欧美同时来讲民权！这些见解的错误，都是由于外国学者不考察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以不知道中国实在是否适宜于民权。中国在欧美的留学生，也有跟外国人一样说中国不适宜于民权的。这种见解实在是错误。依我看来，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于事实。现在欧美既是成立了民国，实现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国古人也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们要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但是民权发生至今还不甚久，世界许多国家还有用君权的。各国实行民权，也遭过了许多挫折、许多失败的。民权言论的发生在中国有了两千多年，在欧美恢复民权不过一百五十年，现在风行一时。 　　近代事实上的民权，头一次发生是在英国。英国在那个时候发生民权革命，正当中国的明末清初。当时革命党的首领叫做格林威尔①，把英国皇帝查理士第一杀了。此事发生以后，便惊动欧美一般人，以为这是自有历史以来所没有的，应该当作谋反叛逆看待。暗中弑君，各国是常有的；但是格林威尔杀查理士第一，不是暗杀，是把他拿到法庭公开裁判，宣布他不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罪状，所以便把他杀了。当时欧洲以为英国人民应该赞成民权，从此民权便可以发达。谁知英国人民还是欢迎君权，不欢迎民权。查理士第一虽然是死了，人民还是思慕君主，不到十年，英国便发生复辟，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那个时候，刚是满清入关，明朝还没有亡，距今不过两百多年。所以两百多年以前，英国发生过一次民权政治，不久便归消灭，君权还是极盛。 　　一百年之后，便有美国的革命，脱离英国独立，成立美国联邦政府，到现在有一百五十年。这是现在世界中头一个实行民权的国家。 　　美国建立共和以后不到十年，便引出法国革命。法国当时革命的情形，是因为自路易十四总揽政权，厉行专制，人民受非常的痛苦。他的子孙继位，更是暴虐无道，人民忍无可忍，于是发生革命，把路易十六杀了。法国人杀路易十六，也是和英国人杀查理士第一一样，把他拿到法庭公开审判，宣布他不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罪状。法国皇帝被杀了之后，欧洲各国为他复仇，大战十多年。所以那次的法国革命还是失败，帝制又恢复起来了。但是法国人民民权的思想，从此更极发达。 　　讲到民权史，大家都知道法国有一位学者叫做卢梭。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因有他的民权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卢梭一生民权思想最要紧的著作，是《民约论》。《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不过人民后来把天赋的权利放弃罢了。所以这种言论，可以说民权是天生出来的。但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种民权事实，这就是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所以反对民权的人，便拿卢梭没有根据的话去做材料。但是我们主张民权的不必要先主张言论，因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 　　比方陆军的战术学现在已经成了有系统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成立，是先有学理呢，或是先有事实呢？现在的军人都是说入学校，研究战学，学成了之后为国家去战斗。照这种心理来讲，当然是先有言论，然后才有事实。但是照世界进化的情形说，最初人同兽斗，有了百几万年，然后那些毒蛇猛兽才消灭。在那个时候，人同兽斗，到底有没有战术呢？当时或者有战术，不过因为没有文字去记载，便无可稽考，也未可知。后来人同人相争，国同国相争，有了两万多年，又经过了多少战事呢？因为没有历史记载，所以后世也不知道。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就是现在的战术，也是本于古人战斗的事实，逐渐进步而来。自最近发明了无烟枪之后，我们战术便发生一个极大的变更。从前打仗，是兵士看见了敌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齐进；近来打仗，如果见了敌人，便赶快伏在地下放枪。到底是不是因为有了无烟枪，我们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实，然后才有书呢？还是先有书，然后才有事实呢？外国从前有这种战术，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战始。当时英国兵士同波人打仗①，也是一排一排去应战，波人则伏在地下，所以英国兵士便受很大的损失。“伏地战术”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兰搬到非洲的，当时的人数只有三十万，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总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从前吃亏不少，便学土人伏地的战术。后来学成了，波人和英国人打仗，英国人也吃亏不少，所以英国人又转学波人的伏地战术。后来英国兵士回本国，转教全国，更由英国传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各国的战术学都采用他。 　　由此可见，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不是先有言论才发生事实。卢梭《民约论》中所说民权是由天赋的言论，本是和历史上进化的道理相冲突，所以反对民权的人便拿他那种没有根据的言论来做口实。卢梭说民权是天赋的，本来是不合理；但是反对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没有根据的言论来反对民权，也是不合理。我们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卢梭的言论既是没有根据，为什么当时各国还要欢迎呢？又为什么卢梭能够发生那种言论呢？因为他当时看见民权的潮流已经涌到了，所以他便主张民权。他的民权主张刚合当时人民的心理，所以当时的人民便欢迎他。他的言论虽然是和历史进化的道理相冲突，但是当时的政治情形已经有了那种事实；因为有了那种事实，所以他引证错了的言论还是被人欢迎。至于说到卢梭提倡民权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 　　世界上自有历史以来，政治上所用的权，因为各代时势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区别。比方在神权时代，非用神权不可；在君权时代，非用君权不可。象中国君权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可算是发达到了极点，但是后来的君主还要学他，就是君权无论怎么样大，人民还是很欢迎。 　　现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权时代，我们应该要赶快去研究，不可因为前人所发表民权的言论稍有不合理，象卢梭的《民约论》一样，便连民权的好意也要反对；也不可因为英国有格林威尔革命之后仍要复辟，和法国革命的延长，便以为民权不能实行。法国革命经过了八十年，才能够成功。美国革命不过八年，便大功告成。英国革命经过了二百多年，至今还有皇帝。但是就种种方面来观察，世界一天进步一天，我们便知道现在的潮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论是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但是当时谈起这种主张，不但是许多中国人反对，就是外国人也很反对。当中国发起革命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势力很大的专制君主，把君权、教权统在一个人身上的，象俄国皇帝就是如此。其次，把很强的海陆军统在一个人身上的，便有德国、奥国的皇帝。当时大家见得欧洲还有那样强大的君权，亚洲怎么样可以实行民权呢？所以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都容易发动出来。但是最有力的俄国、德国皇帝，现在都推翻了，俄德两国都变成了共和国家，可见世界潮流实在到了民权时代。中国人从前反对民权，常常问我们革命党有什么力量可以推翻满清皇帝呢？但是满清皇帝在辛亥年一推就倒了，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 　　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象袁世凯，很蛮悍的军队象张勋，都是终归失败。现在北方武人专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们南方主张民权，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虽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军队的训练和饷弹的补充都不及北方，但是我们顺着潮流做去，纵然一时失败，将来一定成功，并且可以永远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无论力量是怎么样大，纵然一时侥幸成功，将来一定是失败，并且永远不能再图恢复。现在供奉神权的蒙古已经起了革命，推翻活佛，神权失败了。将来西藏的神权，也一定要被人民推翻。蒙古、西藏的活佛，便是神权的末日，时期一到了，无论是怎么样维持都不能保守长久。现在欧洲的君权也逐渐减少，比如英国是用政党治国，不是用皇帝治国，可以说是有皇帝的共和国。由此可见，世界潮流到了现在，不但是神权不能够存在，就是君权也不能够长久。 　　现在之民权时代，是继续希腊、罗马之民权思想而来。自民权复兴以至于今日，不过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后的时期很长远，天天应该要发达。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之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之战争。因为自古以来，有大志之人多想做皇帝。象刘邦见秦皇出外，便曰：“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绝。当我提倡革命之初，其来赞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种皇帝思想的。但是我们宣传革命主义，不但是要推翻满清，并且要建设共和，所以十中之六七人都逐渐化除其帝皇思想了。但是其中还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国十三年，那种做皇帝的旧思想还没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党的人也有自相残杀，即此故也。我们革命党于宣传之始，便揭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就是想免了争皇帝之战争。惜乎尚有冥顽不化之人，此亦实在无可如何！ 　　从前太平天国便是前车之鉴。洪秀全当初在广西起事，打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满清天下大半归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讲起原因有好几种。有人说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因为当时英国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约，承认太平天国，不承认大清皇帝。但是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后，只能见东王杨秀清，不能见天王洪秀全，因为要见洪秀全，便要叩头。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见，便到北京和满清政府立约，后来派戈登带兵去打苏州，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有人说他的失败，是由于不懂外交。这或者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人说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得了南京之后，不乘势长驱直进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观察，洪秀全之所以失败，这两个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杨秀清当初带到南京的基本军队有六七万精兵，因为发生争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进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事无可为，并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国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杨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错。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后来到了南京，经过杨秀清、韦昌辉内乱之后，便想不再封王了。后因李秀成、陈玉成屡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势，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们或靠不住，于是同时又封了三四十个王，使他们彼此位号相等，可以互相牵掣。但是从此以后，李秀成、陈玉成等对于各王便不能调动，故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 　　陈炯明前年在广州造反，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法呢？许多人以为他只是要割据两广，此实大不然。当陈炯明没有造反之先，我主张北伐，对他剀切说明北伐的利害，他总是反对。后来我想他要争的是两广，或者恐怕由于我北伐，和他的地盘有妨碍，所以我最后一天老实不客气，明白对他说：“我们北伐如果成功，将来政府不是搬到武汉，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来的；两广的地盘当然是付托于你，请你做我们的后援。倘若北伐不幸失败，我们便没有脸再回来。到了那个时候，任凭你用什么外交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拢，也可以保存两广的地盘。就是你投降北方，我们也不管汝，也不责备你。”他当时似还有难言之隐。由此观之，他之志是不只两广地盘的。后来北伐军进了赣州，他就造起反来。他为什么原因要在那个时候造反呢？就是因为他想做皇帝，先要消灭极端与皇帝不相容之革命军，彼才可有办法去做成其基础，好去做皇帝。此外尚有一件事实证明陈炯明是有皇帝思想的：辛亥革命以后他常向人说，他少年时常常做梦，一手抱日，一手抱月；他有一首诗，内有一句云，“日月抱持负少年”，自注这段做梦的故事于下，遍以示人。他取他的名字，也是想应他这个梦的。你看他的部下，象叶举、洪兆麟、杨坤如、陈炯光那一般人，没有一个是革命党，只有邓铿一个人是革命党，他便老早把邓铿暗杀了。陈炯明是为做皇帝而来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此外还有几个人从前也是想做皇帝的，不知道到了民国十三年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样，我现在没有工夫去研究他。 　　我现在讲民权主义，便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我从前因为要免去这种祸害，所以发起革命的时候便主张民权，决心建立一个共和国。共和国家成立以后，是用谁来做皇帝呢？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照这样办法，便免得大家相争，便可以减少中国的战祸。就中国历史讲，每换一个朝代，都有战争。比方秦始皇专制，人民都反对他，后来陈涉、吴广起义，各省都响应，那本是民权的风潮；到了刘邦、项羽出来，便发生楚汉相争。刘邦、项羽是争什么呢？他们就是争皇帝。汉唐以来，没有一朝不是争皇帝的。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党为免将来战争起见，所以当初发起的时候，便主张共和，不要皇帝。现在共和成立了，但是还有想做皇帝的，象南方的陈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锟也是想做皇帝的。广西的陆荣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还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要做皇帝的。中国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兵权大的就争皇帝，兵权小的就争王争侯，现一般军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这也是历史上竞争的一个进步了。 第 二 讲 （三月十六日） 　　民权这个名词，外国学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个名词并称，所以在外国很多的书本或言论里头，都是民权和自由并列。欧美两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的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所以民权便由此发达。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近来革命思潮传到东方之后，自由这个名词也传进来了。许多学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讲到很详细，视为很重要。这种思潮，在欧洲两三百年以前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欧洲两三百年来的战争，差不多都是为争自由，所以欧美学者对于自由看得很重要，一般人民对于自由的意义也很有心得。但是这个名词近来传进中国，只有一般学者曾用工夫去研究过的，才懂得什么叫做自由。至于普通民众，象在乡村或街道上的人，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自由，他们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国人对于自由两个字，实在是完全没有心得。因为这个名词传到中国不久，现在懂得的，不过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学生，或者是留心欧美政治时务的人。常常听到和在书本上看见这两个字，但是究竟什么是自由，他们还是莫名其妙。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思想太幼稚，连自由的知识都没有，自由的名词都没有。但是外国人一面既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一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外国人的这两种批评，在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又在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明白自由。这两种批评，恰恰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们拿一手沙起来，无论多少，各颗沙都是很活动的，没有束缚的，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在散沙内参加士敏土，便结成石头，变为一个坚固的团体。变成了石头，团体很坚固，散沙便没有自由。所以拿散沙和石头比较，马上就明白，石头本是由散沙结合而成的，但是散沙在石头的坚固团体之内，就不能活动，就失却自由。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但是我们有一种固有名词，是和自由相仿佛的，就是“放荡不羁”一句话。既然是放荡不羁，就是和散沙一样，各个有很大的自由。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面说没有结合能力，既然如此，当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结合成一个坚固团体，便不能象一片散沙。所以外国人这样批评我们的地方，就是陷于自相矛盾了。 　　最近二三百年以来，外国用了很大的力量争自由。究竟自由是好不好呢？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依我看来，近来两三百年，外国人说为自由去战争，我中国普通人也总莫名其妙。他们当争自由的时候，鼓吹自由主义，说得很神圣，甚至把“不自由，毋宁死”的一句话成了争自由的口号。中国学者翻译外国人的学说，也把这句话搬进到中国来，并且拥护自由，决心去奋斗，当初的勇气差不多和外国人从前是一样。但是中国一般民众，还是不能领会什么是叫做自由。大家要知道，自由和民权是同时发达的，所以今天来讲民权，便不能不讲自由。我们要知道欧美为争自由，流了多少血，牺牲了许多性命，我前一回讲过了的。现在世界是民权时代，欧美发生民权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推到民权的来历，由于争自由之后才有的。最初欧美人民牺牲性命，本来是为争自由，争自由的结果才得到民权。当时欧美学者提倡自由去战争，好比我们革命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欧美人民最初的战争是为自由，自由争得之后，学者才称这种结果为民权。所谓“德漠克拉西”①，此乃希腊之古名词。而欧美民众至今对这个名词亦不大关心，不过视为政治学中之一句术语便了；比之自由二个字，视为性命所关，则相差远了。民权这种事实，在希腊、罗马时代已发其端。因那个时候的政体是贵族共和，都已经有了这个名词，后来希腊、罗马亡了，这个名词便忘记了。最近二百年内为自由战争，又把民权这个名词再恢复起来。近几十年来讲民权的人更多了，流行到中国也有很多人讲民权。但是欧洲一二百多年以来的战争，不是说争民权，是说争自由。提起自由两个字，全欧洲人便容易明白。当时欧洲人民听了自由这个名词容易明白的情形，好象中国人听了“发财”这个名词一样，大家的心理都以为是很贵重的。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要说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要跟上来。欧洲当时战争所用的标题是争自由，因为他们极明白这个名词，所以人民便为自由去奋斗、为自由去牺牲，大家便很崇拜自由。何以欧洲人民听到自由便那样欢迎呢？现在中国人民何以听到自由便不理会，听到发财便很欢迎呢？其中有许多道理，要详细去研究才可以明白。中国人听到说发财就很欢迎的缘故，因为中国现在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发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发财便可救穷，救了穷便不受苦，所谓救苦救难。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时候，忽有人对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拼命去奋斗。欧洲一二百年前为自由战争，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象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一样。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欢迎自由呢？因为当时欧洲的君主专制发达到了极点。欧洲的文明和中国周末列国相同，中国周末的时候是和欧洲罗马同时，罗马统一欧洲正在中国周、秦、汉的时代。罗马初时建立共和，后来变成帝制。罗马亡了之后，欧洲列国并峙，和中国周朝亡了之后变成东周列国一样。所以很多学者，把周朝亡后的七雄争长和罗马亡后变成列国的情形相提并论。罗马变成列国，成了封建制度。那个时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还有伯、子、男，都是很专制的。那种封建政体，比较中国周朝的列国封建制度还要专制得多。欧洲人民在那种专制政体之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今日还多想不到，比之中国历朝人民所受专制的痛苦还要更厉害。这个原故，由于中国自秦朝专制直接对于人民“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遂至促亡；以后历朝政治，大都对于人民取宽大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欧洲的专制，却一一直接专制到人民，时间复长，方法日密。那专制的进步，实在比中国厉害得多。所以欧洲人在二百年以前，受那种极残酷专制的痛苦，好象现在中国人受贫穷的痛苦是一样。人民受久了那样残酷的专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奋斗去争自由，解除那种痛苦；一听道有人说自由，便很欢迎。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之后，专制淫威不能达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后历代皇帝专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们自己的皇位，永远家天下，使他们子子孙孙可以万世安享。所以对于人民的行动，于皇位有危险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惩治。故中国一个人造反，便连到诛九族。用这样严重的刑罚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专制皇帝要永远保守皇位。反过来说，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无论他们是做什么事，皇帝便不理会。所以中国自秦以后，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并不理民事；说道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现在民国有了十三年，因为政体混乱，还没有功夫去建设，人民和国家的关系还没有理会。我们回想民国以前，清朝皇帝的专制是怎么样呢？十三年以前，人民和清朝皇帝有什么关系呢？在清朝时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抚，中有府道，下有州县佐杂，所以人民和皇帝的关系很小。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便受贫穷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间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当时人民对于皇帝的怨恨还是少的。 　　但是欧洲的专制就和中国的不同。欧洲由罗马亡后到两三百年以前，君主的专制是很进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厉害的，人民是很难忍受的。当时人民受那种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极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由。这三种不自由，现在欧洲是已经过去了的陈迹，详细情形是怎么样，我们不能看见，但是行动不自由还可以知道。譬如现在我们华侨在南洋荷兰或法国的领土，所受来往行动不自由的痛苦，便可以知道。象爪哇本来是中国的属国，到中国来进过了贡的，后来才归荷兰。归荷兰政府管理之后，无论是中国的商人，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轮船一抵岸，便有荷兰的巡警来查问，便把中国人引到一间小房子，关在那个里头，脱开衣服，由医生从头到脚都验过，还要打指模、量身体，方才放出，准他们登岸。登岸之后，就是住在什么地方，也要报明。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便要领路照。到了夜晚九时以后，就是有路照也不准通行，要另外领一张夜照，并且要携手灯。这就是华侨在爪哇所受荷兰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动不自由。象这种行动不自由的待遇，一定是从前欧洲皇帝对人民用过了的，留存到今日，荷兰人就用来对待中国华侨。由于我们华侨现在受这种待遇，便可想见从前欧洲的专制是怎么样情形。此外还有人民的营业工作和信仰种种都不自由。譬如就信仰不自由说，人民在一个什么地方住，便强迫要信仰一种什么宗教，不管人民是情愿不情愿。由此人民都很难忍受。欧洲人民当时受那种种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热，所以一听到说有人提倡争自由，大家便极欢迎，便去附和。这就是欧洲革命思潮的起源。欧洲革命是要争自由，人民为争自由流了无数的碧血，牺牲了无数的身家性命，所以一争得之后，大家便奉为神圣，就是到今日也还是很崇拜。 　　这种自由学说近来传进中国，一般学者也很热心去提倡，所以许多人也知道在中国要争自由。今天我们来讲民权，民权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大家必须明白民权是一件什么事，并且还要明白民权同类的自由又是一件什么事。从前欧洲人民受不自由的痛苦，忍无可忍，于是万众一心去争自由，达到了自由目的之后，民权便随之发生。所以我们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明白争自由的历史。近年欧美之革命风潮传播到中国，中国新学生及许多志士都发起来提倡自由。他们以为欧洲革命象从前法国都是争自由，我们现在革命，也应该学欧洲人来争自由。这种言论，可说是人云亦云，对于民权和自由没有用过心力去研究，没有彻底了解。 　　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是很有深意的。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自由，美国的革命口号是独立，我们革命的口号就是三民主义，是用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工夫才定出来的，不是人云亦云。为什么说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对呢？为什么当时欧洲讲自由是对呢？这个道理已经讲过了。因为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欧洲人民因为从前受专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经提倡自由，便万众一心去赞成。假若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向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会。如果在中国来提倡发财，人民一定是很欢迎的。我们的三民主义，便是很象发财主义。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辗转解释才可成功。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讲发财呢？因为发财不能包括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才可以包括发财。俄国革命之初实行共产，是和发财相近的，那就是直接了当的主张。我们革命党所主张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发财两个字简单来包括，若是用自由的名词更难包括了。 　　近来欧洲学者观察中国，每每说中国的文明程度太低，政治思想太薄弱，连自由都不懂，我们欧洲人在一二百年前为自由战争，为自由牺牲，不知道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现在中国人还不懂自由是什么，由此便可见我们欧洲人的政治思想比较中国人高得多。由于中国人不讲自由，便说是政治思想薄弱。这种言论，依我看起来是讲不通的。因为欧洲人既尊重自由，为什么又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呢？欧洲人从前要争自由的时候，他们自由的观念自然是很浓厚；得到了自由之后，目的已达，恐怕他们的自由观念也渐渐淡薄；如果现在再去提倡自由，我想一定不象从前那样的欢迎。而且欧洲争自由的革命，是两三百年前的旧方法，一定是做不通的。就一片散沙而论，有什么精采呢？精采就是在有充分的自由，如果不自由，便不能够成一片散沙。从前欧洲在民权初萌芽的时代，便主张争自由，到了目的已达，各人都扩充自己的自由。于是，由于自由太过，便发生许多流弊。所以英国有一个学者叫做弥勒氏的便说：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便不是自由。欧美人讲自由从前没有范围，到英国弥勒氏才立了自由的范围，有了范围，便减少很多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学者已渐知自由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之物，所以也要定一个范围来限制他了。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两种批评实在是互相矛盾。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很坚固的团体，到了那个时候，散沙便不能够活动，便没有自由。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过中国人原来没有 “自由”这个名词，所以没有这个思想。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思想，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自由呢？我们拿一片散沙的事实来研究，便知道中国人有很多的自由，因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会，连这个名词也不管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好比我们日常的生活，最重要是衣食，吃饭每天最少要两餐，穿衣每年最少要两套，但是还有一件事比较衣食更为重要。普通人都以为不吃饭便要死，以吃饭是最重大的事，但是那一件重要的事比较吃饭还要重大过一万倍，不过大家不觉得，所以不以为重大。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吃空气，吃空气就是呼吸。为什么吃空气比较吃饭重要过一万倍呢？因为吃饭在一天之内，有了两次或者一次就可以养生；但是我们吃空气，要可以养生，每一分钟最少要有十六次才可舒服，如果不然，便不能忍受。大家不信，可以实地试验，把鼻孔塞住一分钟，便停止了十六次的呼吸，象我现在试验不到一分钟，便很难忍受。一天有二十四点钟，每点钟有六十分，每分钟要吃空气十六次，每点钟便要吃九百六十次，每天便要吃二万三千零四十次。所以说吃空气比较吃饭是重要得一万倍，实在是不错的。象这样要紧，我们还不感觉的原因，就是由于天中空气到处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天吃到晚都不用工夫，不比吃饭要用人工去换得来。所以我们觉得找饭吃是很难的，找空气吃是很容易的。因为太过容易，大家便不注意。个人闭住鼻孔，停止吃空气，来试验吃空气的重要，不过是小试验。如果要行大试验，可以把这个讲堂四围的窗户都关闭起来，我们所吃的空气便渐渐减少，不过几分钟久，现在这几百人便都不能忍受。又把一个人在小房内关闭一天，初放出来的时候，便觉得很舒服，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分，便不去理会，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么重要；到了关闭门户，没有空气进来，我们才觉得空气是个很重要的。欧洲人在两三百年以前受专制的痛苦，完全没有自由，所以他们人人才知道自由可贵，要拚命去争。没有争到自由之先，好象是闭在小房里一样；既争到了自由之后，好比是从小房内忽然放出来，遇着了空气一样。所以大家便觉得自由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他们常常说“不自由，毋宁死”那一句话。但是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了。 　　中国人不知自由，只知发财。对中国人说自由，好象对广西深山的#人说发财一样。#人常有由深山中拿了熊胆、鹿茸到外边的圩场去换东西，初时圩场中的人把钱和他交换，他常常不要，只要食盐或布匹乃乐于交换。在我们的观念内最好是发财，在#人的观念，只要合用东西便心满意足。他们不懂发财，故不喜欢得钱。中国一般的新学者对中国民众提倡自由，就好象和#人讲发财一样。中国人用不着自由，但是学生还要宣传自由，真可谓不识时务了。欧美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因为难得自由，所以拚命去争。既争到了之后，象法国、美国是我们所称为实行民权先进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之内，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许多等人，象学生、军人、官吏和不及二十岁未成年的人，都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欧洲两三百年前的战争，不过是三〔二〕十岁以上的人，和不做军人、官吏、学生的人来争自由。争得了之后，也只有除了他们这几等人以外的才有自由，在这几等人以内的，至今都不得自由。 　　中国学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没有别的地方用，便拿到学校内去用。于是生出学潮，美其名说是争自由。欧美人讲自由，是有很严格界限的，不能说人人都有自由。中国新学生讲自由，把什么界限都打破了。拿这种学说到外面社会，因为没有人欢迎，所以只好搬回学校内去用，故常常生出闹学风潮。此自由之用之不得其所也。外国人不识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这自是难怪。至于中国的学生，而竟忘却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先民的自由歌，却是大可怪的事！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们要讲民权，因为民权是由自由发生的，所以不能不讲明白欧洲人民当时争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贵。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能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接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象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我们革命党从前被袁世凯打败亦是为这个理由。当民国二年袁世凯大借外债，不经国会通过，又杀宋教仁，做种种事来破坏民国。我当时催促各省马上去讨袁，但因为我们同党之内，大家都是讲自由，没有团体。譬如在西南，无论那一省之内，自师长、旅长以至兵士，没有不说各有各的自由，没有彼此能够团结的。大而推到各省，又有各省的自由，彼此不能联合。南方各省，当时乘革命的余威，表面虽然是轰轰烈烈，内容实在是四分五裂，号令不能统一。说到袁世凯，他有旧日北洋六镇的统系，在那六镇之内，所有的师长、旅长和一切兵士都是很服从的，号令是一致的。简单的说，袁世凯有很坚固的团体，我们革命党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凯打败革命党。由此可见，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是适当。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如果说争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团体，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 　　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生出了大风潮，才得到自由，才发生民权。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究竟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有什么关系呢？照我讲起来，我们的民族可以说和他们的自由一样，因为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工夫，学问成了，知识发达，能力丰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就能够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如果学生、军人要讲自由，便象中国自由的对待名词，成为放任、放荡，在学校内便没有校规，在军队内便没有军纪。在学校内不讲校规，在军队内不讲军纪，那还能够成为学校、号称军队吗？我们为什么要国家自由呢？因为中国受列强的压迫，失去了国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实在已成了次殖民地，比不上缅甸、安南、高丽。缅甸、安南、高丽不过是一国的殖民地，只做一个主人的奴隶；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各国的奴隶。中国现在是做十多个主人的奴隶，所以现在的国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国家成一个大坚固团体，非有革命主义不成功。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 　　用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这个道理，等到讲民生主义的时候，再去详细解释。 第 三 讲① （底本原缺第三讲日期） 　　民权两个字，是我们革命党的第二个口号，同法国革命口号的平等是相对待的。因为平等是法国革命的第二个口号，所以今天专拿平等做题目来研究。 　　平等这个名词，通常和自由那个名词都是相提并论的。欧洲各国从前革命，人民为争平等和争自由，都是一样的出力，一样的牺牲，所以他们把平等和自由都是看得一样的重大。更有许多人以为要能够自由，必要得到平等，如果得不到平等，便无从实现自由。用平等和自由比较，把平等更是看得重大的。 　　什么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从那里来的呢？欧美的革命学说，都讲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譬如美国在革命时候的《独立宣言》、法国在革命时候的《人权宣言》，都是大书特书，说平等、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特权，人类〔他人〕不能侵夺的。天生人究竟是否赋有平等的特权呢？请先把这个问题拿来研究清楚。 　　从前在第一讲中，推溯民权的来源，自人类初生几百万年以前推到近来民权萌芽时代，从没有见过天赋有平等的道理。譬如用天生的方物来讲，除了水面以外，没有一物是平的，就是拿平地来比较，也没有一处是真平的。好象坐粤汉铁路，自黄沙到银盏坳一段本来是属于平原，但是从火车窗外过细考察沿路的高低情况，没有那一里路不是用人工修筑，才可以得平路的。所谓天生的平原，其不平的情形已经是这样。再就眼前而论，拿桌上这一瓶的花来看，此刻我手内所拿的这枝花，是槐花。大概看起来，以为每片叶子都是相同，每朵花也是相同。但是过细考察起来，或用显微镜试验起来，没有那两片叶子完全是相同的，也没有那两朵花完全是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树的几千万片叶中，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推到空间、时间的关系，此处地方的槐叶和彼处地方的槐叶更是不相同的，今年所生的槐叶和去年所生的槐叶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见，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这种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人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么情形，现在可就讲坛的黑板上绘一个图来表明。 　　第一图 不平等 　　请诸君细看第一图，便可明白。因为有这种人为的不平等，在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被压迫的人民无地自容，所以发生革命的风潮来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为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后便可了事。但是占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保障，说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与的，人民反对他们便是逆天。无知识的民众，不晓得研究这些话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从附和，为君主去争权利，来反对有知识的人民去讲平等自由。因此赞成革命的学者，便不得不创天赋人权的平等自由这一说，以打破君主的专制。学者创造这一说，原来就是想打破人为之不平等的。但是天下的事情，的确是行易知难。当时欧洲的民众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赋之特权的，多数无知识的人总是去拥戴他们。所以少数有知识的学者，无论用什么方法和力量，总是推不倒他们。到了后来，相信天生人类都是平等自由的，争平等自由是人人应该有的事，然后欧洲的帝王便一个一个不推自倒了。不过专制帝王推倒以后，民众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这一说，便日日去做工夫，想达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到了近来科学昌明，人类大觉悟了，才知道没有天赋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众相信的那一说去做，纵使不顾真理勉强做成功，也是一种假平等。象第二图一样，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压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至于立脚点还是弯曲线，还是不能平等。这种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 　　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象这样讲来，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世界有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为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后，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好象第三图的底线，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第二图 假平等 　　欧洲从前革命，人民争平等自由，出了很大的力量，费了很大的牺牲。我们现在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出力、那样牺牲，便先要知道欧洲在没有革命以前是怎样不平等的情形。上面所绘的第一图，是表示欧洲在没有革命以前，政治上是怎么样不平等的事实。图中所示帝、王、公、侯、伯、子、男等一级一级的阶梯，就是从前欧洲政治地位上的阶级。这种阶级，中国以前也是有的。到十三年前发生革命，推翻专制，才铲平这种不平的阶级。但是中国以前的不平等，没有从前欧洲的那么厉害。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两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坏处，才发生平等的思想。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便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中国政治的进步是早过欧洲。但是在这两百年以来，欧洲的政治进步不但是赶到中国，并且超过中国，所谓后来者居上。 　　第三图 真平等 　　欧洲没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国比较起来，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是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比方耕田的人，他的子子孙孙便要做农夫；做工的人，他的子子孙孙便要做苦工。祖父做一种什么事业，子孙就不能改变。这种职业上不能够改变，就是当时欧洲的不自由。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以后，这种限制也完全打破。由此可见，从前中国和外国都是有阶级制度，都是不平等。中国的好处是只有皇帝是世袭，除非有人把他推翻，才不能世袭，如果不被人推翻，代代总是世袭，到了改朝换姓，才换皇帝；至于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国古时都是可以改换的，平民做宰相、封王侯的极多，不是代代世袭一种事业的。欧洲平民间或也有做宰相、封王侯的，但是大多数的王侯都是世袭，人民的职业不能自由，因为职业不自由，所以失了平等。不但是政治的阶级不平等，就是人民彼此的阶级也不平等。由于这个原故，人民一来难到公侯伯子男的那种地位，二来自己的职业又不能自由改变，更求上进，于是感觉非常痛苦，不能忍受。所以不得不拚命去争自由，解除职业不自由的束缚，以求上进；拚命去争平等，打破阶级专制的不平等。那种战争，那种奋斗，在中国是向来没有的。中国人虽然受过了不平等的界限，但是没有牺牲身家性命去做平等的代价。欧洲人民在两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两件事。中国人向来不懂什么是争自由平等，当中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什么厉害。而且中国古时的政治，虽然是专制，二千多年以来虽然没有进步，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专制淫威也减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觉得十分痛苦，因为不觉得痛苦，便不为这个道理去奋斗。 　　近来欧洲文化东渐，他们的政治、经济、科学都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听到欧洲的政治学理，多数都是照本抄誊，全不知道改变。所以欧洲两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说是争自由，中国人也说要争自由；欧洲从前争平等，中国人也照样要争平等。但是中国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至于欧洲在两三百年以前，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热，以为非争到自由平等，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拚命去争自由、打平等。因为有这种风潮，所以近两三百年来，一次发生英国革命，二次发生美国革命，三次发生法国革命。美国、法国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英国革命算是没有成功，所以国体至今没有改变。英国革命的时候，正当中国明末清初，当时英国人民把皇位推倒，杀了一个皇帝；不到十年，又发生复辟；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国体仍旧是君主，贵族阶级也还是存在。美国自脱离英国独立以后，把从前政治的阶级完全打破，创立共和制度。以后法国革命，也是照美国一样，把从前的阶级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现在六年以前，又发生俄国革命，他们也打破阶级制度，变成共和国家。美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推原他们强盛的来历，都是由于革命成功的。就这三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比较，发起最后的是俄国，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国。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到平等。 　　我们再拿美国来讲。美国革命的时候，人民所向的目标是在独立。他们为什么要独立呢？因为他们当时的十三州都是英国的领土，归英国管理。英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压迫美国人民比压迫本国人民还要严厉得多。美国人民见得他们自己和英国人民都是同归一个英国政府管理，英国政府待本国人民是那样宽大，待美国人民是这样刻薄，便觉得很不平等，所以要脱离英国，自己去管理自己，成一个独立国家。他们因为独立，反抗英国，和英国战争了八年。后来独立成功，所有在美国的白色人种，政府都一律看待，一律平等。但是对待别色人种便大不相同，比方在美国的非洲黑人，他们便视为奴隶。所以美国独立之后，白人的政治地位虽然是平等，但是黑人和白人比较便不是平等。这种事实，和美国的宪法及独立的宣言便不相符合。因为《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便说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天赋有一定不能少的权利，那些权利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后来订定宪法，也是根据这个道理。美国注重人类平等的宪法既然成立以后，还要黑人来做奴隶，所以美国主张平等自由的学者，见到那种事实和立国的精神大相矛盾，便反对一个平等自由的共和国家里头还用许多人类来做奴隶。美国当时对待黑人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形呢？美国人从前对待黑人是很刻薄的，把黑人当作牛马一样，要他们做奴隶、做苦工，每日做很多的工，辛辛苦苦做完了之后，没有工钱，只有饭吃。那种残酷情形，全国人民看见了，觉得是很不公道、很不平等的，和开国宪法的道理太不相容，所以大家提倡人道主义，打破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后来这种主张愈传愈广，赞成这种主张的人便非常之多。于是有许多热心的人，调查当时黑奴所受的痛苦，做成了许多记录。其中最著名的一本书，是把黑奴受痛苦的种种事实编成一本小说，令人人看到了之后，都很有趣味。这本小说是叫做《黑奴吁天录》。自这本书做出之后，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么样受苦，便替黑奴来抱不平。当时全美国之中，北方各省没有畜黑奴的，便主张放奴。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是很多的，因为南方各省有许多极大的农场，平常都是专靠黑奴去耕种，如果放黑奴，便没有苦工，便不能耕种。南方的人由于自私自利的思想，便反对放奴，说黑奴制度不是一人起来的。美国人从前运非洲的黑人去做奴隶，好象几十年前欧洲人运中国人到美洲和南洋去做“猪仔” 一样，黑奴便是当时非洲的“猪仔”。南方各省反对放奴，说黑奴是他们的本钱，如果要解放，他们一定要收回本钱。当时一个黑奴，差不多要值五六千元，南方各省的黑奴有几百万，总算起来要值几百万万元。因为那种价值太大，国家没有那样多钱去偿还黑奴的东家，所以放黑奴的风潮虽然是发生了很久，但是酝酿复酝酿，到了六十年前才爆发出来，构成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次战争，两方死了几十万人，打过了五年仗，双方战争是非常激烈的，是世界最大战争之一。那次战争，是替黑奴打不平、替人类打不平等的，可以说是争平等的战争。欧美从前为争平等的问题，都是本身觉悟，为自己的利害去打仗。美国的南北战争，为黑奴争平等，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争。因为他们做奴隶的时候太久，没有别的知识，只知道主人有饭给他们吃，有衣给他们穿，有屋给他们住，他们便很心满意足。当时主人间或也有很宽厚的，黑奴只知道要有好主人，不致受十分的虐待；并不知道要反抗主人，要求解放，有自己做主人的思想。所以那次美国的南北战争，所争平等的人，是白人替黑人去争，是自己团体以外的人去争，不是本身的觉悟。那次战争的结果，南方打败了，北方打胜了，联邦政府就马上发一个命令，要全国放奴。南方各省因为打败了仗，只有服从那个命令。自此以后，便不理黑奴，从解放的日起便不给饭与黑奴吃，不给衣与黑奴穿，不给屋与黑奴住。黑人从那次以后，虽然是被白人解放，有了自由，成了美国的共和国民，在政治的平等自由上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因为从前替主人做工，便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解放以后不替主人做工，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一时青黄不接，黑奴觉得失了泰山之靠，便感非常的痛苦。因此就怨恨放奴的各省份，尤其怨恨北方那位主张放奴的大总统。那位主张放奴的总统是谁呢？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两个极有名的大总统。一位是开国的大总统，叫做华盛顿。现在世界上的人说起开国元勋，便数到华盛顿，因为那位大总统在争人类平等的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其余一位大总统就是林肯，他就是当时主张放奴最出力的人。因为他解放黑奴，为人类求平等立了很大的功劳，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称颂他。但是当时解放了的黑奴，因为一时没有衣食住的痛苦，便非常怨恨他。现在还有一种歌谣是骂林肯的，说他是洪水猛兽。那些骂林肯的人之心理，好象中国现在反对革命的人来骂革命党一样。现在有知识的黑人，知道解放的好处，自然是称颂林肯；但是无知识的黑人，至今还是恨林肯，学他们的祖宗一样。解放黑奴，是美国历史上一件争平等的事业。所以讲美国最好的历史，第一个时期是由于受英国不平等的待遇，人民发起独立战争，打过了八年仗，才脱离英国，得到平等，成一个独立国家。第二个时期是在六十年前发生南北战争，那次战争的理由，和头一次的独立战争是相同的，打过了五年仗。五年战争的时间，和八年战争的时间虽然是差不多，但是说起损失来，那次五年的战争比较八年的战争牺牲还要大，流血还要多。简单的说起来，美国第一次的大战争，是美国人民自己求独立，为自己争平等。第二次的大战争，是美国人民为黑奴求自由，为黑奴争平等；不是为自己争平等，是为他人争平等。为他人争平等，比较为自己争平等所受的牺牲还要大，流血还要多。所以美国历史是一种争平等的历史。这种争平等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中的大光荣。 　　美国争得平等之后，法国也发生革命，去争平等。当中反复了好几次，争了八十年才算成功。但是平等争成功之后，他们人民把平等两个字走到极端，要无论那一种人都是平等。象第二图所讲的平等，把平等地位不放在立足点，要放在平头点，那就是假平等。 　　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中国革命党不主张争平等自由，主张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实行，便有自由平等。欧美为平等自由去战争，争得了之后，常常被平等自由引入歧路。我们的三民主义能够实行，真有自由平等，要什么方法才能够归正轨呢？象第二图，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是不合乎平等正轨的；要象第三图，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才算合乎平等的正轨。所以我们革命，要知道所用的主义是不是适当，是不是合乎正轨，非先把欧美革命的历史源源本本来研究清楚不成功。人民要彻底明白我们的三民主义是不是的的确确好处，是不是合乎国情，要能够信仰我们的三民主义始终不变，也非把欧美革命的历史源源本本来研究清楚不成功。 　　美国为平等、自由两个名词，经过了两次战争，第一次争了八年，第二次争了五年，才达到目的。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每次战争，人人都是存一个争皇帝的思想。只有此次我们革命，推倒满清，才是不争皇帝的第一次。但是这种不争皇帝的思想，只限于真革命党以内的人才是。说到革命党以外，象北方的曹锟、吴佩孚，名义上虽然赞成共和，但是主张武力统一，还是想专制。如果他们的武力统一成功，别人不能够反抗，他们一定是想做皇帝的。譬如袁世凯在辛亥年推倒满清的时候，他何尝不赞成共和呢？他又何曾主张帝制呢？当时全国的人民便以为帝制不再发生。到了民国二年，袁世凯用武力打败革命党，把革命党赶出海外，便改变国体，做起皇帝来。这般军阀的思想腐败不堪，都是和袁世凯相同的，将来没有人敢担保这种危险不发生。所以中国的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做皇帝的思想没有完全铲除，没有一概肃清。我们要把这种做皇帝的思想完全铲除，一概肃清，便不得不再来奋斗，再来革命。 　　中国现在有许多青年志士，还是主张争平等自由。欧洲在一两百年以来，本是争平等自由，但是争得的结果，实在是民权。因为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民权，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讲到民权的来历，发源是很远的，不是近来才发生的。两千多年以前，希腊、罗马便老早有了这种思想。当时希腊、罗马都是共和国家。同时地中海的南方有一个大国叫做克塞支 ①，也是一个共和国。后来有许多小国继续起来，都是共和国家。当时的希腊、罗马名义上虽然是共和国家，但是事实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因为那个时候，民权还没有实行。譬如希腊国内便有奴隶制度，所有贵族都是畜很多的奴隶，全国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隶；斯巴达的一个武士，国家定例要给五个奴隶去服侍他。所以希腊有民权的人是少数，无民权的是大多数。罗马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二千多年以前，希腊、罗马的国家名义虽然是共和，但是由于奴隶制度，还不能够达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到六十年前美国解放黑奴，打破奴隶制度，实行人类的平等以后，在现在的共和国家以内才渐渐有真平等自由的希望。但是真平等自由是在什么地方立足呢？要附属到什么东西呢？是在民权上立足的，要附属于民权。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国国民党发起革命，目的虽然是要争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义和口号还是要用民权。因为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因为平等自由是包括在民权之内，所以今天研究民权的问题，便附带来研究平等自由的问题。 　　欧美革命，为求平等自由的问题来战争，牺牲了无数的性命，流了很多的碧血。争到平等自由之后，到了现在，把平等自由的名词应该要看得如何宝贵，把平等自由的事实应该要如何审慎，不能够随便滥用。但是到现在究竟是怎么样呢？就自由一方面的情形说，前次已经讲过了，他们争得自由之后，便生出自由的许多流弊。美国、法国革命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把平等争得了，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样，也生出许多流弊呢？依我看起来，也是一样的生出许多流弊。由于他们已往所生流弊的经验，我们从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们的覆辙，专为平等去奋斗，要为民权去奋斗。民权发达了，便有真正的平等，如果民权不发达，我们便永远不平等。 　　欧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么样呢？简单的说，就是他们把平等两个字认得太呆了。欧美争得平等以后，为什么缘故要发生流弊呢？就是由于民权没有充分发达，所以自由平等还不能够向正轨道去走。因为自由平等没有归到正轨，所以欧美人民至今还是要为民权去奋斗。因为要奋斗，自然要结团体。人民因为知道结团体的重要，所以由于奋斗的结果，便得到集会结社的自由。由于得到这种自由，便生出许多团体，在政治上有政党，在工人中有工党。现在世界团体中最大的是工党。工党是在革命以后，人民争得了自由，才发生出来。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最初的时候，工人没有知识，没有觉悟，并不知道自己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也不知道受资本家有很大的压迫；好象美国黑奴只知道自祖宗以来都是做人的奴隶，并不知道奴隶的地位是不好，也不知道除了奴隶以外另外还有自由平等一样。当时各国工人本来不知道自己是处于什么地位，后来于工人之外，得了许多好义之士替工人抱不平，把工人和资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传到工人里头，把他们唤醒了，要他们固结团体和贵族及资本家抵抗，于是世界各国才发生工党。工党和贵族及资本家抵抗，是拿什么造〔做〕武器呢？工人抵抗的唯一武器，就是消极的不合作，不合作的举动就是罢工。这种武器，比较军人打仗的武器还要厉害得多。如果工人对于国家或资本家有要求不遂的，便大家联合起来，一致罢工。那种罢工，影响到全国人民，比较普通的战争也不相上下。因为在工人之外，有知识极高的好义之士做领袖，去引导那些工人，教他们固结团体，去怎么样罢工。所以他们的罢工一经发动，便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力量。因为有了很大的力量，工人自己才感觉起来，要讲平等。英国、法国的工人，由于这种感觉，要讲平等，看见团体以内引导指挥的领袖都不是本行的工人，不是贵族便是学者，都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他们到了团体成功，便排斥那些领袖。这种排斥领袖的风潮，在欧洲近数十年来渐渐发生了。所以起这种风潮的原故，便是由于工人走入平等的迷途，成了平等的流弊。由于这种流弊发生以后，工党便没有好领袖去引导指挥他们，工人又没有知识去引导自己，所以虽然有很大的团体，不但是没有进步，不能发生大力量，并且没有人去维持，于是工党内部渐渐腐败，失却了大团体的力量。 　　工人的团体不但是在外国很多，近十多年来中国也成立了不少。中国自革命以后，各行的工人都联合起来，成立团体。团体中的领袖，也有很多不是工人的。那些团体中的领袖，固然不能说个个都是为工人去谋利益的，其中假借团体的名义、利用工人为自己图私利的当然是很多，但是真为大义去替工人出力的也是不少。所以工人应该要明白，应该要分别领袖的青红皂白。现在中国的工人讲平等，也是发生平等的流弊。譬如前几天我收到由汉口寄来的一种工报，当中有两个大标题，第一个标题是“我们工人不要穿长衣的做领袖”，第二个标题是“我们工人奋斗，只求面包，不问政治”。由于这种标题，便可知和欧美工党排斥非工人做领袖的口调是一样。欧美工人虽然排斥非工人的领袖，但是他们的目标还是要问政治。所以汉口工人的第二个标题，便和欧美工人的口调不能完全相同。因为一国之内，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问题为依归的。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国家里头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比方中国现在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一年之内损失十二万万元，这就是由于中国政治不良，经济不能发达，所以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在这种损失里头，最大的是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每年有五万万元，这五万万元的货都是工人生产的，因为中国工业不发达，才受这种损失。我们拿这个损失的问题来研究。中国工人所得工价是世界中最便宜的，所做的劳动又是世界中最勤苦的，一天能够做十多点钟工。中国的工价既是最便宜，工人的劳动又是最勤苦，和外国工业竞争，照道理讲，当然可以操胜算。为什么中国工人所生产的出口货，不能敌外国工人所生产的进口货呢？为什么我们由于工业的关系，每年要损失五万万元呢？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不良，我们的政府没有能力。如果政府有了能力，便可以维持这五万万元的损失，我们能够维持这五万万元的损失，便是每年多了五万万元的面包。中国政府有能力，怎么样可以维持五万万元的损失呢？如果政府有能力，便可以增加关税，关税加重，外国的洋货自然难得进口，中国的土货便可以畅销，由此全国的工人每年便可以多进五万万元。但是照汉口工人寄来报纸上的标题讲，工人不问政治，既然不问政治，自然不要求政府增加关税，抵制洋货，提倡土货；不抵制洋货提倡土货，中国就不制造土货；不制造土货，工人便没有工做；工人连工都没有做，那里还有面包呢？由此可见，工人无好领袖，总是开口便错。这样的工人团体断不能发达，不久必归消灭。因其太无知识了，不知道面包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和经济两个问题，总是有连带关系的，如果不问政治，怎么样能够解决经济的面包问题来要求面包呢？汉口工人的那种标题，便是由于错讲平等生出来的流弊。 　　所以，我们革命不能够单说是争平等，要主张争民权。如果民权不能够完全发达，就是争到了平等，也不过是一时，不久便要消灭的。我们革命主张民权，虽然不拿平等做标题，但是在民权之中便包括得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时是好，当然是采用；如果不好，一定要除去。象这样做去，才可以发达民权，才是善用平等。 　　我从前发明过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人类其得之天赋者约分三种：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有不知不觉者。先知先觉者为发明家，后知后觉者为宣传家，不知不觉者为实行家。此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则人类之文明进步必能一日千里。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类当努力进行者。但是要达到这个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么样做法呢？我们可把人类两种思想来比对，便可以明白了。一种就是利己，一种就是利人。重于利己者，每每出于害人亦有所不借。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去夺取人家之利益，渐而积成专制之阶级，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此民权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于利人者，每每至到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渐而积成博爱之宗教慈善之事业。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穷，慈善之事有不济，则不得不为根本之解决，实行革命，推翻专制，主张民权，以平人事之不平了。从此以后，要调和三种之人使之平等，则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所谓“巧者拙之奴”，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照这样做去，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成为平等了。这就是平等之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