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警方黑帮关系密切成公开秘密

瓮安之乱

以女中学生李树芬之死为导火索，贵州爆发的“6·28”群体性冲突将小城瓮安推上了风口浪尖。死因争议背后，长期积聚的干群矛盾、警民矛盾才是更为重要的推手。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7月3日下午的“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所指，“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记者◎魏一平 摄影◎黄宇

7月3日，贵州，牛场。这里是从贵阳前往瓮安的重要中转站。

令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县级市福泉与瓮安同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虽为近邻，但班车并未直接连通。从贵阳去瓮安，通常的选择有两个:一是直接从贵阳至瓮安，但汽车班次较少;二是从贵阳至福泉，再往北到两县市交界处的牛场，换车到瓮安。这样一来，虽然瓮安位于贵阳东北不足180公里处，但因在区划上属于黔南州，交通亦稍显不便，单程约需4小时。

“6·28”事件后的第5天，瓮安县城的社会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沿街商铺均已照常营业。但异常处仍然显见——县城主干道上，不时会有列队整齐的武警战士手持警棒巡逻，把守在银行及政府各部门的战士背对站立，警惕地注视着不同方向。每个路口都有警察24小时轮岗值守，佩戴“平安瓮安”字样红袖标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随处可见。街道上拉起了密密麻麻的横幅，当地电视台和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政府的相关政策，敦促尚未归案的不法分子尽快投案自首……与此对应，较为隐秘的变化是，夜晚的街道上虽仍旧霓虹闪烁，但据当地群众反映，“热闹”已经变了味道——“骑着摩托车出来砍人的混混儿少了，牵着狗出来散步的百姓多了。”

在瓮安的3天里，记者先后走访了玉华、草塘、天文、玉山、龙塘、雍阳等乡镇，试图探寻“6·28”事件背后的瓮安之乱。这恰似一个罗盘，以矿产资源等经济利益的争夺为核心，以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土地征用等矛盾为辐射，夹杂在其间的亲朋人情，将相当一部分矿主、政府官员、警察、江湖兄弟与学生娃纠结在一起，织成了一张网。而李树芬之死，不过是这数不清网眼中的一个罢了。

玉华:小城矿都

从瓮安县城出发，沿山间公路西行，半小时后，可见一小片民居掩映在群山间，即为玉华乡。乡派出所位于地势最高的一个山坡上，是乡上仅有的几栋楼房之一，俯瞰着散布在周围的破旧平房，格外显眼。虽然从人口和面积上说，玉华在瓮安县23个乡镇中算不上显眼，但在经济上，这里却是瓮安的重镇之一，只因矿产资源丰富。

过玉华乡后，柏油公路变为崎岖不平的砂石土路，车在运煤车掀起的尘土间颠簸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到达死者李树芬家所在的雷文村。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四口之家，父母常年在家务农，跟当地大多数村民一样，以种植烟草获得的微薄收入供应孩子的学业。据李树芬的一位直系亲属介绍，李树芬从小乖巧懂事、性格活泼，与哥哥李树勇的感情很好。3年前，从玉华中学毕业的李树勇考取瓮安二中，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李树芬即跟随哥哥到县城读书，后考入瓮安三中。“兄妹俩寄宿在县城一位远亲家里，平时父母给的零用钱都是由妹妹保管，哥哥花钱要跟妹妹要。”

为节省来回路费，加之交通并不方便，兄妹俩并不经常回家。瓮安县城与雷文村之间的这段山路由数不清的陡弯组成，通常不足百米就有一个，突然从树丛后面拐出的大卡车呼啸而过，都是矿上的运输车。透过车窗向外望去，翠绿的群山间，冒着浓烟、喷着火舌的矿场烟筒开始密集起来。同行的司机师傅告诉我们，这里是瓮安县矿山最集中的地区。

仅从玉华乡上的建筑和车辆看，并未显现富裕迹象，破败的房屋并无次序，逼仄的街道错乱交织，交通工具多为两轮摩托车。在街上“摆龙门阵”的村民如此回答我们的疑惑:“矿场占地大多是山间的村庄耕地，补偿到老百姓手里的钱很少，除了有少部分当地青年到矿上干活以外，对老百姓基本上没啥好处。”记者随机走访了邻近山路的一家矿场，据在此上班的一位当地村民介绍，这家建于4年前的矿场由福建一位老板投资，当时给村民们的耕地补偿只有每平方米9块钱， “通常的做法是，先让我们在没有标明价格的补偿协议上签字，声称一定不会亏待我们，老百姓懂得少，总以为卖地打工比种地划算，但后来的钱少得可怜，再抗议的时候已经是白纸黑字，没法子了”。

其实，瓮安的矿业兴盛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据一位曾在当地政府工作多年的人士介绍，瓮安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80%以上，以油菜、烤烟为主的经济作物是当地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全县一年的产煤量也不过十几万吨，除了供应电厂和百姓生活自用外，几乎卖不出去。“当时煤炭价格很低，这里的交通又差，发展矿产并非县里的首选。”

但这一切在世纪交替之际发生了变化。2000年后，随着矿产价格的猛涨，矿场猛然间多起来，与此同时，交通设施的改善与招商引资的风行，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矿业发展。一大批福建、广东等南方老板来此投资开矿，本地的有钱人也不甘落后，纷纷投资矿产，“但由于瓮安的煤层薄，通常只有两三米厚，不适合建大矿，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小矿”。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瓮安县还是黔南州除州府所在地都匀市以外唯一一个财政上交县，后来逐渐被邻近的福泉超越。县里要发展经济，利用矿产丰富的优势是条捷径，但也最容易带来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上述知情人士感慨道。因为耕地补偿、吃水用电等种种问题，由开矿引起的矿群冲突与干群冲突时有发生。“但老百姓更多是对当地干部不满，我们相信矿老板给出的补偿不会那么低，多半是让当官的吃掉了。”不止一位村民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据当地群众介绍，死者李树芬的“干爹”谢某也是玉华乡人，曾因矿产纠纷，于去年联合本村村民跟当地公安部门发生冲突。李树芬出事后，他花钱租用冰棺保存其遗体，并雇人昼夜看护，“让当地一些公安人员很是气愤”。

因矿而起的矛盾还不至于此。“谁都知道开矿能淘金，一些社会上的青年混混儿便开始变着法地抢矿，方式五花八门，有的直接要求入股，有的是要求垄断运输。”一位前几年跑运输的司机师傅告诉记者，当地运矿的大卡车往往都有相应关系照应，有的甚至直接为交警所有，“否则，一个月光罚超载就赔光了”。另据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分析，“矿主一方面要通过一些官员获取开矿的便利，一方面又要寻求保护，有的政府和公安人员参与矿场，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时候，警察还会成为矿老板与帮派混混儿之间的调停者。就在今年上半年，当地便爆发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冲突，由韩国公司和四川公司联合投资的一座矿场，在即将完工之际遭到一部分人阻挠，“拦住道路，不让大型机械通过，要抢夺矿产运输权，后来抓了几个，不过很快就放了”。

玉山:江湖老大

抓人、放人、再抓、再放……这正是当地一位警察向记者描述的工作状态，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警员说起这些也有些无奈。对于当地警方一部分干部与黑恶势力的密切关系，在百姓乃至官员中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抓人是为了适当压制一下，放人也是迫于压力和利益的驱使，双方关系很微妙。”瓮安县城一位对当地情况了解较为深入的私营老板分析道。

要观察瓮安的“江湖”格局，就不得不从玉山说起。据当地警方通报，对“6·28”事件涉案人员的抓捕行动仍在继续，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升至百人以上，涉及到当地黑恶势力中的6个帮派，其中以“玉山帮”为最多。这个在当地群众中尽人皆知的“瓮安第一帮”，因多位老大均来自玉山镇而得名。

其实，如果不是“玉山帮”的崛起，即便在瓮安，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玉山这个名字。这个位于县城西北20多公里处的偏远小镇，既没有玉华那般丰富的矿藏，也没有草塘那样发达的手工业，甚至连当地散布的众多红色旅游景点，玉山都没能分得一杯羹。上世纪90年代，寂寂无闻开始被打破——因为拐卖妇女儿童活动猖獗，玉山曾被列入县委“打拐办”重点整治地区的名单。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玉山帮”开始叫响，组织者名叫李发芝，于2000年被捕入狱。同样来自玉山的卢宝霖、韩波等人逐步成为帮中老大，其中又以卢宝霖名头最响。有关卢宝霖的起家，在当地流传着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拐卖，有的说是诈骗，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卢氏兄弟能打，有狠劲”。

在从瓮安到玉山的路上，每每提及卢宝霖的名字，但凡上点年纪的男性村民无人不知，却纷纷避而不答。至玉山镇街头，这种恐惧气氛更加明显，很多人听到提及卢宝霖这三个字便扭头走开。最后，一位曾担任过教师的老者在确认个人信息不会被透露后，终于答应“讲讲卢宝霖”。为掩人耳目，他远远地带记者悄悄走进巷子深处的家里，在外屋刚刚落座，还是不放心，又带我们穿过两扇门，进到最里面一间小卧室才肯开口。

据他介绍，卢宝霖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父曾做过小学教员，早年因触电去世。卢宝霖初中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并未做过正当生意。由于打架出名，很快就在玉山聚集了一帮社会混混儿，至本世纪初年，在玉山已经小有名气，“很多事情，镇上或村里的干部办不了的，都得找他帮忙，派出所抓了他的手下，都要赶紧给他打招呼”。随着势力壮大，“玉山帮”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发生过直接冲到派出所抢人、在街上公开打警察的事情。

最近四五年，卢宝霖已经不满足于在玉山小镇混迹，带领“玉山帮”逐步成为瓮安县城第一大帮。据当地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在“玉山帮”之前，瓮安也曾有过几个帮派，但都没法与“玉山帮”相提并论。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是一个叫张明狗的人，此人专营长途运输生意，平常也爱小打小闹，后在数次“严打” 整治行动中逐渐没落。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八一帮”因老大在家中排行老八而得名，但也不过是靠开赌场圈钱。直至最近几年崛起的“玉山帮”，一方面靠抢夺矿山、开赌场、放高利贷甚至是贩毒等方式壮大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靠广泛吸纳社会混混儿打架而称霸一方，“前几年打架很少出人命，但这几年在街上砍人的事儿常有，杀个人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了”。

卢宝霖到底是如何在县城做大的？虽无实据可考，但在当地群众看来，善于与当地公安等政府部门一些蛀虫建交情搞关系是胜出的杀手锏之一。除了利益诱惑，另一背景事实是，前几年当地县政府及公安局的几位主要领导均来自玉山，也不排除有乡邻亲朋等人情关系掺杂。“公检法部门里都藏有他们的人，还有什么办不成的？！这边刚说要抓人，回头一个电话报信，就跑了。即便是抓进去，也没关系，关两天就放人，情况严重的话大不了判个缓刑。”也正是这种长期混杂不清的关系，使得百姓对公安部门意见最大。“为什么这次冲突中，受攻击最严重的是公安局而不是别的部门？绝不会仅仅因为李树芬的死这一个案子。”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离开玉山的卢宝霖在小镇上的影响力并未减弱。相反，由于“玉山帮”的势力并不仅限于县城，而已经渗透到许多乡镇，因此，在小镇上大家养成了“只谈历史，不问现实”的习惯。“哪怕是邻居都不敢完全信任，谁能保证他跟帮里的兄弟们没有关系？”前述退休老教师向记者感叹，“有时候被打了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人自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传言开始在乡间蔓延，有人说“玉山帮”已经壮大到千余人，光下面的“堂口”就有6个;有人说“玉山帮”出手阔绰，谁家办喜事，动辄就送上千元大礼，但回头拍拍你的肩膀就要翻倍掏出来……

瓮安:纷乱难管

以“玉山帮”为首的黑恶势力在瓮安日益猖獗，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刑事案件猛增。据上述退休老干部介绍，瓮安为革命老区，在黔南算得上是文化底子较厚的一个县，“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起，瓮安一个县每年因信访立案的案件数量就能抵得上黔南南部6个县的总和，但大多为百姓之间的纠纷。直至近几年，杀人、伤人、盗抢等比较恶劣的刑事案件才猛增起来”。相关数据显示，近年瓮安每年的刑事立案数量都高达600～800起，而破案率仅50%上下。“干部考察的时候，谁都知道瓮安难管，不愿意来。即便是来了，也一般不愿意下狠心治理，做几年不出大事就走了，何必得罪那么多人？”这位退休老干部如此描述一些从外地调到瓮安任职的领导的执政心态。

破案率持续低下，既与部分领导的不作为甚至是偏袒有关，亦有诸如警力不足等现实原因。据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介绍，瓮安县共有警员200 多名，虽然相比其他兄弟县市并不算少，但较之如此高的刑事犯罪率，警力不足在近几年尤为突出。为充实警力，瓮安县近两年均以每年新增50名左右的速度来扩大公安队伍。

遗憾的是，新增加的很多人员并未通过正规警校培训，甚至有一些是当地帮派成员，效果自然适得其反。而各帮派为了扩充势力，也乐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家兄弟送进公安或城管队伍，“为的就是讨身制服，办事也方便”。据一些群众反映，这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进来的警员，大多素质较低，经常开着警车在县城街道上呼啸而过，动不动就鸣警笛，对街头打架斗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正如前边那位私营老板所言，“对老百姓来说，最在意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主持公道的公检法部门，另一个是事关孩子前程的教育部门。可惜，这两个都让人心寒”。学校，这个被老百姓寄予了几乎全部期望的地方，在乱世纷争中亦未能幸免。

据了解，瓮安县城共有4所中学，一中、二中为高中，三中为初中，四中原来是职业中学，从今年单独开设高中班。此外，瓮安县还有两所乡镇高中，草塘中学即是其一。据该校一位领导介绍，虽然草塘中学这样的高中在黔南州排在最底端，每年都要等一级梯队的都匀中学和二级梯队的县城中学录取完成后才能招生，分数要比县中低200多分，“但因为远离县城，相对还算清静一些”。

当地一位学生家长向记者分析，一中、二中因为都只有高中，教师素质较高，管理相对严格，情况要好些;而四中虽然学生素质最差，但因前两年聘请了一位原昆明军区的教官担任武术教练，对学生看得很严，外面的混混儿也不太敢去惹事。如此，死者李树芬就读的瓮安三中便成为县城最混乱的学校。一来这个刚刚成立十几年的学校是在原一中、二中初中部基础上合并而成，师资大多从乡镇中学调集而来，素质相对较差;二来因为它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县城，寄宿的学生很少，加之一些官宦子弟习惯了耀武扬威，管理起来难度更大。

根据三中校门口多位商铺老板的描述，以前每到下晚自习时候，校门口都会云集几十辆摩托车和汽车，大多是帮派里的混混儿，打架滋事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有。一位卖文具的老板告诉记者，店里的玻璃橱柜不知道被砸坏过多少回，经常有帮派混混儿过来拿水喝、打电话，“高兴的时候就给钱，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给，我们也不敢讨要”。

前述学生家长的两个儿子都在三中就读，据他们反映，帮派混混儿与班上的调皮同学混熟后，经常来学校借讨钱之际招兵买马，当地称之为“收兄弟”。 “每次都要个二三十块，不给就要挨打，不挨打的办法就是被收为兄弟，然后再向别人要钱。”这位学生家长为了保护孩子，坚持每天早晚接送，但他的大儿子仍有两次被砍伤的经历。“一个堂堂的县城初中，升学率都不及偏远乡镇的中学！”说起来难掩气愤之情。

恶性循环由此开始。仅以草塘为例，这个曾因假钞泛滥而被冠以“小贵阳”之称的乡镇，在瓮安算得上是大镇，但每年3000人左右的初中毕业生，也只有不足一半能考上高中或职中。另一半退学后，少部分跟随家长到外地打工，大部分处于无业闲散状态。由于年龄尚小，矿场并不欢迎，大部分人在家耍(当地方言，意为玩)两年后，通过各种关系被介绍到县城小厂或娱乐场所打工。此次李树芬之死案件的两位当事人陈光权与刘言超即如此。两人在草塘镇那乡村是邻居，据陈光权母亲介绍，儿子去年在一个远房叔叔的介绍下进县城干活，名为造纸厂，实际上是学习装潢，每月四五百块钱，勉强够他自己开销。刘言超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后没能考取高中，在家呆了大半年，两个月前跟随陈光权去县城学装潢。他们在县城的生活，家长了解甚少。

“6·28”的导火索

大量的闲散少年游荡在街头，被拉入帮派后，再靠着以前的同学关系开始帮忙“收兄弟”。频繁发生的打架伤人事件，被那些处在帮派与警局之间的“模糊警员”或遮蔽或推波助澜，构成了这个小城的街头生活。瓮安三中门口的一位商贩告诉记者，他曾多次见到穿着制服的警员来到斗殴现场，不仅不抓捕，还会给帮派兄弟们递水喝，形同哥们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地警察更多时候成为政府处理矛盾的工具。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石宗源所指的“出事”，大多因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问题引发的干群矛盾。正在兴建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构皮滩水电站为贵州省最大水电站项目，牵扯瓮安移民达4万余人。大规模移民从3年前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前年曾在龙塘镇发生过一次流血冲突事件，直到今天仍未完结。玉山镇大池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4个小组已经几乎搬完，但仅剩的两户人家却因“人多地少”而未获准搬迁，涨水已经快要淹没房屋，与当地政府的交涉仍在进行中。

城乡开发和修路涉及到的耕地征用与拆迁补偿，亦是当地的主要矛盾之一。以瓮安县城变迁为例，文峰路为主干道的新城，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规划建设。据上述退休老干部回忆，当时此处大多为农民耕地，虽按照较高标准补偿，但仍有很多人不愿意放弃故土，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批房产开发商的涌入，县城建设达到一个小高潮，在拆迁补偿问题上时有冲突发生。“当时，为了加快开发速度，公检法部门介入拆迁是常有的事儿，老百姓的怨气越积越大。”

千头万绪的矛盾终于在引信点燃的那一刻燃烧起来。6月28日早，一张《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由瓮安县公安局传达到李树芬亲属手中。通知声称:李树芬系自己跳河溺水死亡，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限于当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但由于李树芬直系亲属当日均不在瓮安，并未签署。

当日16点，打着“为人民群众申冤”白色横幅的游行队伍与围观群众上万人云集县政府与公安局大楼前的小广场。站在前排的学生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后，部分民众被激怒，少数恶势力分子趁机叫嚣攻击政府，开始了持续近7个小时的打砸烧。

一场举世震惊的冲突终于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