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屈原所知甚少 屈原不爱厉害国

关于屈原，我们所知甚少。

目前关于屈原生平的专门材料，只有四篇：太史公《屈原列传》、刘向《新序·屈原章》、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均是两汉材料。此外，《史记》楚世家、张仪列传中也有关于屈原的零星记载。不过，还有一些屈原作品，可以作为其生平内证，按写作次第是橘颂、天问、抽思、离骚、哀郢、招魂、涉江、怀沙。

在进入屈原生平之前，我们先得回答一个问题——屈原是否真有其人？

怀疑屈原是否存在，大概从晚清廖季平开始，他说离骚自叙部分是秦始皇写的，九章则是秦的九个博士分写的命题作文，但没提供任何证据；然后是胡适，他认为屈原是箭垛式人物，虚构与想象的成分太大（如果不因此否定屈原存在的话，这个看法倒是富含洞见）；再后何天行作《楚辞作于汉代考》，彻底否认屈原存在，更指离骚为淮南王刘安作；稍后朱东润也否认屈原存在。日本(专题)汉学家则以冈村繁（这家伙特别喜欢标新立异，把陶渊明说成沽名钓誉之人，把李白说成唐宗室党人、克格勃一样的存在）、三泽玲尔等为代表，都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

怀疑屈原真实存在的理由，大概一是《史记.屈原列传》存在不少问题，叙事不清，与史记楚世家、史记张仪列传、报任安书等也有矛盾；二是战国时期的史籍，如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等，没有任何关于屈原的记载；三是现在流传的屈原集，是到东汉王逸时才成书，其中不少作品可疑。

屈原列传确实存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大幅使用了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内容却没清楚标明，以至于我们对传中的议论，究竟哪些文字是司马迁写的，哪些是淮南王安写的，都不能搞太清楚。所以何天行才创造了楚辞作于淮南王安说，但这个说法早已被阜阳出土汉简中的离骚残片推翻，因为阜阳汉简早于淮南王安的时代。

屈原列传的第二个问题，是叙事不清以及与司马迁其他篇章抵牾。但我觉得这只说明屈原列传可能是未完成稿，而且与伯夷列传一样，是司马迁寄托了特别的观念与情感的传记，不重叙事而特多议论。伯夷列传的议论，大概是反天道不爽说，认为没啥公道的老天，命运是无常的。屈原列传的议论，则寄托了司马迁本人的孤愤，他写屈原忠而被谤，写怀王刚愎不悟，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和汉武帝的投射。在这种隐秘心理下，太史公于材料取舍和叙事上基本都围绕着士之怨的主题，笔下的屈原和怀王与历史上的样貌有一定差距。在楚国政治上，屈原没那么重要，更没有决定楚国存亡的力量（太史公在传记末尾写屈原亡而后数十年楚国亡，将二者建立了一个隐晦但予人深刻印象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事实上是不成立的），怀王也没有像小孩子耍脾气那样地处理外交内政，总体来说怀王还是一代英主，只是颇具悲剧色彩而已。实际上怀王可能是楚国最后一百多年中最伟大的君主，不然秦汉之际楚人也不会用怀王的名义来号召起事了。胡适说屈原是箭垛式人物其实没错，第一个这么干的就是司马迁。

此外，还有不是太史公的问题，而是史书传抄导致窜入字句、颠倒次序以及鲁鱼豕亥等问题。

以上各个因素，导致屈原列传的叙事显得粗疏，不无纰漏。但必须指出，屈原列传的叙事虽存在诸多问题，议论则相当痛快淋漓，可说是七十列传中最卓尔不凡的。

再看史记有屈原而战国文献没有，这不是啥罕见的事。在史记中有记载而战国文献中不见踪迹的人物，多了去了。比如蔺相如、孙武，战国文献中都没记载。再如屈匄，与屈原同时代的族人，是楚国大将，史记楚世家中有他的记载，战国文献中也没有，但后来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证实了屈匄的存在。至于屈原为何在战国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在流传下来的战国史籍，只关心政治与战争，屈原主要是文学贵族，没有他的事迹也很正常；二是秦始皇焚书，尽灭六国史籍，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始皇特别忌惮楚族，见田余庆《张楚》、李开元《秦谜》），楚国史籍被灭得应该是最惨的，那原本记载屈原事迹的书就此湮没，也是自然之事。

最后谈谈屈原作品真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棘手，现传的屈原二十五篇赋作，有不少我是不信任的。我大概使用两个方法来鉴定真伪，一是史学判断，不能有超出屈原时代的观念和事实，二是风格上的自由心证，屈原的作品，总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音乐的韵律，当你读的时候，你内心的情感和音乐也会被奏响。只有对屈原的文字非常熟悉乃至沉迷的人才能够作出这种判断，它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却是我最主要的判断。必须坦承，我所讲的屈原及其作品，只是一种主观拼图。屈原的材料实在太少，作品又无法铁证如山地鉴定归属。关键是，决不能牵强附会、强作解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让它继续悬在空中吧。两千年来的楚辞学，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也充斥着各种猜谜比赛，太多奇谈怪论和胡说八道。我想要做的，是为屈子心灵寻求一个最小公约数，而不是最大。

屈原当然是存在的，他是楚辞的鼻祖，中国第一个有真名实姓的天才诗人。诗经三百篇那些个作者的姓名，则永远湮没了。

从楚辞与诗经的传承关系，以及汉赋与楚辞的传承关系看，楚辞当作于战国晚期。一种璀璨的文体，酝酿需要时日，而与下一个璀璨文体出现的时间，也必不能过于接近。楚辞的先声如楚人歌、越人歌、徐人歌、接舆歌、孺子歌等，已经为楚辞的出现导夫先路，诗经二南更是楚辞直接的长辈。所以楚辞出现于战国晚期是大概率之事。而就楚辞诸篇而言，离骚必是一人独立完成，且不可能是枪手伪托，就是屈原本人所作。离骚是自传体，而且是中国最早也最天才的自传文学，虽然几乎不讲具体事迹，但其精神自传的性质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自传写到离骚这种地步，不可能由传主之外的人代笔，就像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不可能由司马迁之外的人写出来一样。这是从文学而非历史角度的自由心证。再说了，伪托要有动机，还要有这个能力，伪造离骚的动机在哪里？谁又有这个能力呢？

其实，太史公的屈原列传尽管有不少疏漏矛盾之处，但太史公距离屈原不过一百来年的时间，可以听到耆老口耳相传的故事，还可能见到漏网之鱼的战国史籍特别是楚国史籍，总之他决不可能为一个乌有之人立传。此外，汉文帝（一般以为是汉武帝，误，详见今人王云度考证）招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贾谊写吊屈原赋，汉武时严助、朱买臣等人也以楚辞得官，均能证明屈原及楚辞在汉代人心中是真实存在的。说起来质疑屈原是否存在也是民国时期疑古风气作祟，管它可疑不可疑的一概疑之，距离屈原不过百数十年的汉文帝、贾谊、刘安、汉武帝、司马迁、刘向，以及再后的班固、王逸都不怀疑屈原及楚辞的真实性，两千多年后的人凭啥言之凿凿地说屈原不存在，楚辞非屈原所作呢？

如今大多数人一谈到屈原自沉，就说是为了爱国。这说法似是而非。屈原是个人主义者，而且是精英主义者，一定要说爱国，也近似于密尔笔下的共和爱国主义者，而非始于朱熹，成于乾隆，变于民国，定于当代的那种爱国者。

楚辞在西汉始广为流传，但西汉人并不以忠君爱国推崇屈原。司马迁推许的是屈原的人格与志向，“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扬雄认为屈原不该自沉，应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第一个炮轰屈原的是东汉人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忿怼君主，文采虽好，只是狂狷之士。班固对屈原不待见，因为他持儒家的道德标准，认为屈原不够忠君，老是数落怀王，也不够中庸，总爱展示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抛开班固迂腐的价值判断不论，他其实说到了点子上。屈原个性极强，是狂放张扬的反叛者，而非温良恭谦的忠君者。他也有效忠对象，那就是他内心的准则与理想，而不是某个君主，也不是国家。

战国时代没有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连秦汉后一姓王朝的概念都没有，当然，有天下的概念，也有故土的概念。战国的人不爱什么国，所以殉国者没几个，周游列国的纵横家和打工人倒多得要命。屈原推崇伍子胥，可作为楚人的伍子胥借吴国军队报私仇，大败楚国，还对楚平王掘墓鞭尸。如果屈原爱国，他能对伍子胥赞许有加吗？

战国时忠君观念也非主流，更流行的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说，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如果一个国家政治黑暗，那么从贵族士人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润，还忠什么君呢？拿楚国人来说，析公、雍子奔晋，伍子胥、伯噽逃吴，文种、范蠡投越，甘茂、李斯入秦，战国中晚期的秦相，三分之一是楚人。所以屈原在离骚中才反复说自己要走，各色人等也都劝他走，但他终于还是没走。他不走，不是忠君，而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对怀王当然有感情，但那是因为他们曾为共同的理想一起奋斗。

现在问题来了，屈原的理想是什么？两个字可以概括，美政。内涵如何？大概就是举贤授能与修明法度，儒家、墨家贤人政治与法家法制主义的混搭。今天看来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但屈原出奇的本来就不是他的理想本身，而是他对理想的表达与坚持，以及最后以身殉道。

在小说《堂吉诃德》中，一个理发师扮成的骑士跟堂吉诃德决斗——其实不过是打架，堂吉诃德不是对手，被打倒在地，胡子乱了，满脸血污，狼狈不堪。堂吉诃德怎么说的？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骑士，我输了，但是我的爱人杜尔西内娅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这个真理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改变，现在，骑士，请刺下你的长矛吧！”

某种意义上，屈原就是战国的堂吉诃德，他的理想或许跟杜尔西内娅一样只是个村姑，他也输了，但他捍卫理想的决心不会因为他的失败而改变，并且可以任凭别人为此对他刺下长矛。

与堂吉诃德不同的是，屈原更加清醒，不像前者常处于幻觉之中，也更有才能，不像前者那么平庸。进言之，屈原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是精英主义而非平民主义。

屈原的个人主义，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现代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自治和个人自由的道德与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关乎人性的理论，个人主义主张，只有赋予一个正常成年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允许他选择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他的利益。屈原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的个人主义有重叠之处，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与强调个人责任，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有浓厚的宗族观念与故土情怀。

在屈赋中，第一人称的出现频率高得惊人，朕、余、吾、我、予……历代辞赋作者，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作，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从个人出发去思索、去感受、去行动。他站在众人对面，单身上路，永远孤独。他发现，世俗社会总是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个体的以及精华的事物都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似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被构陷、被放逐的危险。

离骚最典型。屈原展现自己独立的情操，通过鲜花与香草，“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家家户户都塞满恶草，我却远离它们，绝对不佩戴；他阐述自己坚守的原则，不厌其烦地说理，这些道理与他的生命长在一起，“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无法跟大众挨家挨户说清楚，他们也不可能明白我的心；他打碎神话与现实的藩篱，驾龙骖螭，上天入地，一个人的奥德赛，四处碰壁，“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我让天帝的看门人开门，他却靠在门边看着我一动不动。

离骚如此，抽思如此，哀郢招魂涉江怀沙也如此，就连天问，本来不太容易出现“我”，可他到最后也忍不住写“悟过改更，我又何言？”（老大你要能醒悟改过，我还啰嗦什么？）、“吾告堵敖以不长”（堵敖我跟你讲，楚国这样下去长不了），“薄暮雷电，归何忧？伏匿穴处，爰何云？”（黄昏雷电交加，我该怎么回家？隐居山穴，为何还要说话？）屈原的自我根本压不住，永远都要跳脱而出。

屈原的个人主义又是精英主义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高阳帝的苗裔，精不精英？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我是栽培精英的师长，精不精英？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我有美好的外貌，又有内在的美德，精不精英？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清醒而干净，精不精英？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命令蛟龙为我架桥，又令西皇来接我过桥，太精英咯！

不过，屈原绝对不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或只管利己的精英主义，如果把故土理解成一种共同体，那么我们可以说，屈原是一位共和爱国主义者。

密尔曾这样描述共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一个共同体中，为共同的自然或历史纽带所联系的人们的一种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共同体中的人们，应珍视将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应感受到其命运相互叠合，对任一同胞的恶也是对自身的恶，他们不能切断这一联系而自私地免除同患难的责任”。

我们不能将屈赋精神与上述完全对号入座，毕竟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能强行将现实的画像嵌入历史的画框，但是，我们可以说，屈赋精神在很多地方，与密尔笔下的共和精神是相通的。“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就是基于故土纽带的一种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如果不把皇舆败绩狭隘理解为君主个人成败，而是理解为共同体的兴衰存亡，那幺正是不能自私地免除同患难的责任。“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都是在大声疾呼，对任一同胞的恶也是对自身的恶，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受难而改变内心的善恶判断从而不再正道直行。

屈原当然还没有现代自由的概念，而自由是共和爱国主义的基石。但他有共同善的概念，这是共和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基石。屈赋中的香草美人，日月神灵，都是在暗喻共同善，或者通往共同善的路径。如果我的国家没有共同善，并且不公正地对待我，我将不欠它什么，对它我没有任何义务。屈原也懂这个道理，但他仍未选择离开楚国，因为他相信，在故土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在别国也许能过上善的生活，但只有在故土，才能享有独特的生活，无法割舍的生活，倘若故土也能有共同善的话，独特与无法割舍就变成无与伦比的甘美。

好了，既然屈原是个人主义者、精英主义者与近似于共和主义的爱国者，为何却在漫长的岁月中，被牢牢钉在忠君爱国的柱子上呢？

起初是王逸，他既是屈赋功臣，也是罪人。他最早将屈原附会为忠诚的儒家信徒，甚至认为屈赋与六经“一样一样的”。然后是朱熹，他认为屈原文辞“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但“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而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皆“不忘乎君臣之义”，乃“变雅之类也”。从此，忠君爱国就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但还是有人拒绝这四字去准绳屈原，譬如明人汪瑗、周拱辰等。直到乾隆出手，说“屈子之微言大义，彪炳天壤，死而不亡，其道大光”，忠君爱国才成了屈原的激光防伪标记。到了民国，尤其抗战之后，为发扬民族主义，动员大众抵御外敌，屈原再次成为吉祥物，不再忠君，但更爱国了，这次屈原被贴上的标签是“反抗外敌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49年后，屈原仍被视作爱国者，只是换上了“人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标签。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评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国选送的参赛选手是屈原，选送前还有内部争议，主要是屈原的阶级性，一个贵族阶级的老爷，送他参赛合适吗？后来以其作品中的人民性消解了这一质疑。但屈原作品中的人民性，其实是个误会，屈原作品中大多数“民”，都是“人”的意思，而不是“人民”。屈原成功当选1953年那届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作为“人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名头，从此就难以摇动了。

那么，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屈原？在我看来，屈原首先是一个文学天才，最后也是一个文学天才，同时拥有与其天才相匹配的人格与意志。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坚信人格是最重要的珍宝，深信自己的理想将来会得到同情。他上天入地只有绝望的浪漫，洁白清忠全是高举的孤清。他在一去不回的时光里延伫，捍卫自己的本质，显现不可战胜的人类尊严。他用最灿烂的文字描述自己的痛苦，然后跻身伟大。没有一个诗人仅由于他个人的痛苦就能跻身伟大，屈原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痛苦根植于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又为了他的旧乡故土。时之不当，他酝酿自杀犹如酝酿伟大作品，终以自沉完成对生命原则的最后书写。他是中国古典悲伤开端，是这片土地诞生的最好乐器。个人会死，乐器不会死，当我们心灵颤动，乐器就发出共鸣，让我们洁净，同时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