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中央设窃听器”杨尚昆坐牢12年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月，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不久“外放”离京，接着，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被监禁长达12年之久。不过，关押批斗并没有改变杨尚昆的政治信念，其人格正如国画大师刘海粟为杨尚昆80寿辰作的一幅松柏图所题：“云水襟怀，松柏气节”。

起 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尚昆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也就是中南海的大总管，负责六处三室，联系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作千头万绪。他深知责任重大，总是兢兢业业，言行谨慎，不敢有一刻懈怠。不分内务外事，不论昼夜节假，凡是党中央、毛主席有所指示，办公厅立即运作。他诙谐地说：“打麻将不是有张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

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杨尚昆又在书记处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尽管他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但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两点。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也是信任有加。没有料到的是，1965年，祸起红墙，杨尚昆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开了中南海，其原因竟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关于“窃听器事件”的缘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这样回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有一次，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关系，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毛主席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然而，后来却闯了大祸。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调查研究的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毛泽东为在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大脾气，并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赶回北京。出现这样大的纰漏，杨尚昆自然十分不安，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第二天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一下火车，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了解情况。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这次，毛泽东乘坐专列去广东一带搞调查研究。一天，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谈话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他知道这位服务员和毛主席刚才谈话的内容。服务员问他如何知道的，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大发雷霆。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他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8日晚，杨尚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处理措施有如下三条：一是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

按理说，该批评的批评了，该处理的处理了，而且没有再犯同类错误，问题无疑是解决了。然而，到了1965年，这件事又被林彪、江青等人重新提了出来，并且说是杨尚昆“私自安装窃听器”，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其一，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安装录音机作录音记录，这本是正常活动，而且事前征得过中央的同意；其二，所谓“窃听事件”实际不是杨尚昆具体经办的，具体责任人是中央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但是，这名副主任反而没有事。

贬 职

1965年10月29日，对杨尚昆来说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他还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第二天日记的第一段写道：“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第三天日记的第一段又写道：“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杨尚昆如此心神不定？原来这次谈话是通知免去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让其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并由汪东兴接替他现在的工作。

到地方上工作，是杨尚昆早有的愿望，但如此突然不免使他纳闷。他上书毛泽东，请求谈一次话。他在信中写道：“办公厅工作，我已同汪东兴同志谈过两次，昨天又约汪东兴、田家英、李质忠等同志开会作了交代。今天已在办公厅厅务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已近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还犯了错误，辜负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惭愧的。感谢主席和中央这次给我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以后还希望主席能经常给予指示和鞭策。

“我打算把办公厅工作交代完了后去陕西省长安县原来我蹲点的大队（牛角村）看看，听说那里生产搞得不错，今年粮棉收成比去年增产40%以上；本月底即去广东省工作，近几天来因风湿性背痛正在治疗，还有几天才能走。

“在去广东之前，如果主席有空，我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批评指示。”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来说，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在这一天，他接到正式调令。同一天，毛泽东约见他，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

毛泽东说：“你下去，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如果有，你给我写个报告，提出你的意见；第二，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给我理一下。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杨尚昆答。

毛泽东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那里去干什么？”没等杨回答，他又说：“既然你已经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再搞两三年。要多深入，多调查。”

从毛泽东处回来的路上，杨尚昆遇到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问杨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如实告之。田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

辞 行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在此期间，他仍出席一些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奉毛泽东之命分别去看望王稼祥、陈云。

11月19日，杨尚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向周恩来辞行。就在这一天，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这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檄文”发表后，举国上下惴惴不安，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杨尚昆先就探望王稼祥、陈云之事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然后谈到工作调动问题，他已经预感到危机，激动地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清白、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出不应该说出的事。”

当时，周恩来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他浓眉紧锁，两眼一直盯着杨，默默无语，好一会儿，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谈话结束，周恩来一直把杨尚昆送到汽车前。杨尚昆默默地望着总理，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周恩来用力地握着自己的手，眼睛特别亮，似乎含着眼泪。周恩来说：“好好去工作吧，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我对你的帮助不够。要记住毛主席向你说的话，下去努力锻炼些基本功！”

杨尚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永别的握手，也是最后的一次面对面谈话。

11月27日，是朱德80大寿，杨尚昆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20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

“外 放”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尚昆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后，中共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杨尚昆竟成了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2月10日，杨尚昆怀着对自己政治生命的迷惘和完成毛泽东嘱托的使命感，登上了京广列车。他心情黯然地告别了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即将席卷全国之际，杨尚昆被“外放”出京了。

杨尚昆抵达广州后不久，即看到中央通知，罗瑞卿被撤掉了书记处书记、常委秘书长和公安部部长等职务。“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杨尚昆进一步陷入迷惘和困惑。

由于这一系列的变故，杨尚昆病了，“精神、身体都不好，每天晚间发低烧，两手发抖”。经广东省委同意，杨尚昆到海南岛休养了一段时期。在那段时间，他对海南的橡胶生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返回广州后，他向中南局与广东省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受到重视，并召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他还与周恩来通电话，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周恩来也很重视，询问得十分详细。在电话中，周恩来还关心地问：“你身体怎样？好些了吗？广州快热了，要注意啊！”

“好一些，准备去上海检查检查。”杨尚昆答道。

周恩来说：“好，到上海要全面地检查一下，不要着急。”

周恩来的关心令杨尚昆感动得流下热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通话。

杨尚昆到上海检查身体，“完全休息三个月”。回到广州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5月22日，陶铸、赵紫阳传达中央决定：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

陶铸等离开后，杨尚昆就把长期在身边的秘书叫来，如实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说他在中办20 年，工作没有做好，还犯了错误，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接受中央的审查。杨尚昆说：“我想得通，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还说：“现在我要下去工作，你们就回北京吧。回去以后，中办会找你们揭发我的错误，你们认为我还有哪些错误，如实讲，不要有顾虑。”杨尚昆反复讲，一切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接到降职通知的第二天，杨尚昆发电报给中央：“因气候潮湿，身体不适，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

5月24日，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说：“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虽然如此，杨尚昆的要求，还是得到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支持。5月28日，中央同意杨改去山西，任临汾地委副书记。

5月30日，杨尚昆离开广州，到山西临汾去“上任”。

1966年7月3日，杨尚昆被宣布“监护审查”，开始了长达12年的监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