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北京人不怕限制令 问题在过程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奥运在不到三周后即将开幕，北京也进入“戒严”状态，但在此同时，老百姓生活不便的抱怨也跟着传出。美国马里兰大学全球华人事务中心（Global Chinese Affairs）主任戴博（Robert Daly）对多维社指出，在施行奥运相关限制令时，问题出在中国当局有时候并未事先通知，但这些民怨都将随着中国队在奥运场上的良好表现而烟消云散。

在北京安全措施全面提升、大量员警进驻北京且政府宣导反恐观念的情况下，外国媒体形容北京目前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过，美国马里兰大学全球华人事务中心主任、曾在中美外交界和学界工作多年的戴博对多维社表示，北京市民并不因此担心恐怖攻击的威胁；生活不便，才是较大的一个影响。

“我知道北京的措施可能造成了许多不便。我那些北京朋友倒不会感到害怕，大部分的人还很兴奋。”戴博说。

除了北京市和外省区市进京机动车需按单双号行驶外，开始实行的措施还包括驾驶不得闯入有奥运五环图案的专用车道，此外，进入北京的每一辆车都要接受警方检查、乘地铁时，民众的包包需接受透视检查，无户口者得迁离北京，受最大影响者为民工，他们将无法挣钱，而中国部分机场也将实施二次安检。

戴博分析，民众知道他们将面对这样的不便的，但问题在于这些限制令的颁布过程，因此激起一些抱怨。不过，戴博也认为，如果中国在奥运会上表现良好，得到许多金牌，不管这些措施是不是必须的，民众都将原谅并忘记这样的不便，且感到高兴与光荣。因此，都在于奥运的结果如何。

“我认为，这些措施有的是必须要做的，但有的不是，且有相当一部份是过份的。不管怎样，它们都为北京市民带来不便，现在很多人就在抱怨这个不方便、那个不方便，肯定是有道理的。”戴博对多维社说。

戴博指出，根据他从媒体上看到的报导，还有听北京市民的想法来看，并不是说中国当局的新规定或做法不合理，而是过程的问题，中国当局在实行措施时不提前告知会怎么做。

“例如最近在工人体育场附近，许多大大小小的饭馆，因为治安问题要关门，为期大概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关于这个措施，我没办法说它合理不合理，因为我不了解整个计划，所以我不对计划本身做批评。”戴博举例。

“但我看到的是通知大家这方面出现的问题，照理说应该要提前两年告知大家，让受影响者有时间制订自己的经济计划，我觉得带来最大不便的，是一些等到最后一刻才说的东西，这些都是可以提早说的。”戴博对多维社说，中国政府若给大家事先打个“预防针”，很透明的让这些市民参与一些决定，其实，他们会非常谅解的。“他们不怕这种不便的，他们愿意办奥运，也愿意吃苦的。”

因此，戴博表示，据他所了解，是这些人觉得不被尊重，没有提前被告知。

除了饭馆关门外，居民不愿拆迁的问题也时有耳闻。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曾表示，北京奥运会场馆拆迁涉及的居民均得到妥善安置，没有一户被迫迁出北京，但海外媒体仍不时有居民因奥运被迫拆迁的报导。

戴博以例子来说明因奥运措施产生的不便：“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在工地附近有个饭馆，原本北京当局都没说什么，你肯定以为没有什么问题，还认为奥运期间生意将特别好，会有一些经营计划，但到了最后一刻，通知来了，说：对不起，你们得关门。这时你可能要说，为什么不两年以前告诉我？让我事先有所安排？”

7月20日，北京开始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以保证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交通正常运行和空气质量。图为汽车在北京西二环行驶。新华社记者高学余摄

“所以，我不是在批评这些规定的不合理，其实的确很多规定很早就告诉市民了，但有的问题在于程序透不透明、市民能不能为自己出声、有没有参与、是不是这些最后一刻才通知的规定，是早就能预期，能早就通知大家的。”戴博对多维社说。

不过，戴博认为不管怎样，如果中国在奥运体育场表现好，这些不方便都能被忘掉，这是肯定的。

中国体育官员7月22日表示，中国队在京奥的目标是争取在金牌数上排名靠前，并力争超过雅典奥运时的32面金牌。2004年的雅典奥运，中国拿到32枚金牌，总排名第二，落后于美国。

戴博同意，政府不事先通知，跟政府认为自己掌握很大权力有关。“有时候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说什么你们就怎么做，但我觉得，若早说，他们的公共关系就会更好一些，现在很多的不方便，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奥运即将来临，戴博也希望中国当局能更公开手上所握有的资讯，这麽做对国际社会的帮助将更大，也会对奥运安全做更好的提升。

1962年生于美国纽约市的戴博，曾在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服务，也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中文。大学期间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的戴博，不只在美国学习过1年中文，也曾到台湾进修。戴博曾在中国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成功扮演一位名叫大卫的美国企业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