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博客：中国应该是有希望的

最近在本专栏就中国政制改革写了若干想法，一位MMQM的读者在给我的留言中这样表示：「看过你的几篇文章，感觉你就是为了反对共产党而在不懈的努力，如你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很多喜欢共产党而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

笔者确实搞不清楚这位读者所说的「很多人喜欢共产党而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中的「很多人」究竟有多少人？政党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如果很多人喜欢这个政治的产物，却不带有政治目的，这很多人算什么？是盲从。盲从的结果是什么？是党叫反右就反右，党叫打砸抢就打砸抢，党叫你整人你就去整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十年浩劫，谁害了中国？不是共产党，正是这「很多的人」，这中间包括了那些在天安门广场被毛泽东接见喊著「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年轻人，每天习惯了「早请示」「晚回报」的父辈，以及当时还在牙牙学语的我们。这才是我们应该反省的。也正因为如此，巴金先生多次振声呐喊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子孙万代牢记「文革」的教训。

民众与党的关系是什么呢？国民应以爱国家为先，然后才可能是党。每个政党的建立，都是以治理国家为目的的。政党有纲领，称之为党纲。党纲是党向民众下达的契约，它将承诺给予民众一个怎样的国家，民众正是以自己对国家建设良好的愿景，确定哪个党更能代表他的意愿，然后才会选择他所认同的党派。所以，热爱党，怎么可能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呢？

中国目前是一党制，「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存在的事实，因此，民众最纯朴的愿望，不是不带任何政治目的地喜欢共产党，拥护共产党，而是对共产党寄予厚望，希望它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带领民众建设一个富强、安康的民主国家。

批评共产党，不是希望埋葬它，因为今日或者明日的中国还靠它，中国的民众目前也只能靠它，因此，无论是为国为民，我们都寄望它在未完成埋葬资本主义之前，别让自己把自己埋葬掉。

周末与一位来自香港的评论家饮茶，闲谈到批评中国的话题，这位评论家说，现在在香港或者在海外的评论家，反而不及国内的评论家有思想，不及他们说话大胆，措辞尖锐，原因是香港以及海外的评论家习惯自我审查，他们的评论观跳离了中国民众，只在乎中共怎样看自己，自然而然，说话就带有「党腔」，而非「民腔」。

这位评论家只讲对了一半。其实，海外的评论家除了比国内的评论家胆小外，海外的愤青愤伯也远比国内的愤青愤伯要激进盲目。譬如笔者认为从「翁安事件」到「杨佳案」，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面临破产，从台湾民众以法理心对待「苏老汉脚踢陈水扁」，可以比较出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不及台湾，这样并非算标新立异的观点，却被海外读者指著鼻子斥为「反党」，由此可见，中国要推动政治改革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好在，今日的中国，思想家还没有绝种，媒体的良心也没有死去。譬如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为了阻止因强制拆迁导致的「民告官」，聘下区内所有律师，以此要求律师们不得再为「民告官」者提供法律援助。傅达林随即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挟公权以令律师」的抨击：在国家的法律语境中，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本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政府这样切断弱者维权的法律「脐带」，就能维持地方的长久稳定吗？得不到法律援助的公民就会一直甘愿在权力的阴霾下忍辱负重吗？

好在，敢言的傅达林并没有被打压为反党分子，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广州市委政法委书记张桂芳日前在整治交通秩序动员会上建议对违章行人、行车进行严惩。「最好罚他一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这样就没有人敢再违章了。」殷国安在《东方早报》中除了质问位高权重的张书记政府的失职该如何严惩？殷国安还讽刺张书记是「屁股指挥脑袋」，并建议张书记最好能当纪委书记，当他对腐败分子满腔愤怒时，也许就会说：「最好贪污一万判一年，受贿二十万判死刑，这样就没有人敢再腐败了。」

好在，说市委政法委书记是「屁股指挥脑袋」的殷国安也没有被戴上反党的帽子，中国应该是有希望的。

选自木然博客“茶余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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