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籍制度：平等名义下不平等的荒诞

二等公民体制是中国的耻辱，但还权於民已出现突破口。告别二等公民世界，也告别荒诞世界。有些成员比另外的成员更平等。这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政治预言小说《动物农庄》的名言，一语道破了在「平等」名义下「更不平等」的荒诞。

但这样的荒诞却是长期存在於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农民被视为中共建国的大功臣，那些在击垮国民党的「四大战役」中担任后勤、推著独轮小车冒著敌人砲火前进的农民，是共军致胜的关键，也是电影《车轮滚滚》中催人泪下的镜头，但农民在过去快六十年间，大部分还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从五十年代「合作化」开始，那些一度分了地、对党感恩戴德的农民却又再次失去了土地產权，他们的经济生活，一直比不上城市人；他们的政治权利，一直也是名不副实。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获得土地產权的农民却被土地捆绑，成为户籍法的俘虏。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可以不用「路条」去城市打工，但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而只有「暂住证」。他们的子女不能念正规学校，他们生病不能和当地市民那样享有医疗权利。他们只有最低的工资，但要付出生命中高昂的代价。

他们成为共和国的二等公民。过去二三十年间，在沿海繁华的大都市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做城市人不愿意、也不会做的骯脏的、危险的、廉价的工作。从建筑地盘到血汗工厂，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中国GDP快速增长的幕后英雄，但也是陷入「阶级歧视」和「地域歧视」的受害者。每当京沪要举办像奥运等盛大活动，为了重视「国际观瞻」，往往就会把一些没有户口而只有暂住证的民工赶走。他们被召之则来，呼之则去，永远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但其实他们是共和国革命论述的核心。毛泽东早就说过：「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功臣，八亿农民在任何形式的投票中都是多数，但他们却不断被委屈，不断被牺牲，不断被遗忘……

如今终於迎来了新一届的三中全会，但胡锦涛所追求的土地「还权於民」的理想还是虽近犹远，因为现实的利益纠葛太多，太复杂了。近年地方政府和财团的合谋，可以不断「忽悠」农民，可以巧取豪夺，可以用冠冕堂皇的藉口来赚取暴利，但如果通过新的土地改革法规，农民可以有新的维权武器。这也当然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因此使农民的「确权」如此艰难。

但还权於民的突破口已经出现。共和国终究要在法律上推翻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结构。二等公民的体制已经成为共和国耻辱的印记。「更平等」就是不平等。长期被边缘化的中国农民要重新寻回他们失去的权利，也寻回他们在中国歷史的重要位置。八亿农民要告别二等公民的世界，也要让十三亿中国人告别荒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