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月刊：中国第二夫人与中国第一股

（续前）自从吴邦国晋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人们得知他原籍安徽肥东县、出生在贵州平坝县之后，抓商机抓红了眼的地方领导就急不可耐地想做文章。但是碍于吴邦国的阻止，有关方面也一再给他们打招呼“不要给吴副总理（吴委员长）找麻烦”，他们才不敢大动干戈。后来总算将肥东县和平坝县结成了“姊妹县”，两地领导便名正言顺地礼尚往来。但是公开宣传时，不敢说结对原因是吴邦国的原籍和出生地，只能将“纽带”说成“中国著名测绘制图专家吴忠性的家乡和工作过三年的地方”。理由之牵强，让不明真相者堕入五里雾中，令了解内情者哑然失笑。

《合肥晚报》2000年7月30日发表一篇赞颂吴忠性为“中国测绘制图学科的开拓者”的文章，文章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谈到对儿子的期望，却用了“纪念一位伟大的父亲”这样一个标题，借吴忠性讨吴邦国欢心之态可掬。

这篇文章说，吴忠性成功地主编了全国30万分之一地图、五万分之一西南军区大挂图、青海军区地图等；1958年他参与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达到了当时国内外先进水平。

文章还说，吴教授是中国测绘制图学科带头人和奠基人，在国内首先研究并开设了地图投影学；电子计算机出现后，他率先研究计算机在制图上的应用；卫星测量出现后，他又研究空间投影，以解决卫星底片成像转变为地图投影的技术问题……

吴忠性对子女、学生晚辈的影响确实很大。不少人回忆过他的教诲。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祝国瑞教授回忆说，他的导师吴忠性教授教导他：“当一个人实大于名时，就游刃有余；名大于实时，就会有危机。”这句话影响了他一辈子。

上海屋檐下的小市民生涯

1939年2月吴邦国的父亲吴忠性一家逃到贵州平坝，在茂盛旅馆下榻。

在安徽肥东长临河镇，沿着一条叫东巷的石板路，很容易就找到吴家老宅。吴家祖屋外表与周围民居看上去没什么两样，两扇木门大开，站在门口一眼就能望穿院子尽头。据传，吴邦国的祖先住在长临河镇已有逾百年历史。

比吴邦国小两个月的堂弟吴邦达从事教育工作40年，一直住在长临河镇，过最平常不过的生活。说起这间占地百多平方米的青灰色砖屋，吴邦达回忆说，砖屋是祖母早年从别人手中买下的。因年代久远，肥东县和长临河镇政府在1999年出资约7万元人民币翻修，祖屋基本保持原来面貌。从祖屋使用的砖木材料看，吴家先辈当年的生活还算富裕。

吴邦国长期跟着父亲迁徙，只1946年回过家乡一次。那年他5岁，回家乡探望祖母，小住3个多月，之后再没回乡。1995年吴邦国以副总理身分视察安徽，也没有再踏足祖屋，只邀堂弟在合肥见了一面。

吴邦国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真空器件专业，又赶上“文革”，在学校呆了七八年才分配到上海电子管三厂当技术员，来时说的一口南腔北调，很是被“字正腔圆”的正宗上海人瞧不起，要找对象，并不具备多少有利条件。

章瑞珍自身条件也不怎样，他俩同处于一个系统，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彼此对对方的期望也很实际，于是，1971年，两人完婚。这时吴邦国已经“三十而立”，章瑞珍也已经快28周岁了，都算“大龄青年”，后来看去，实属“晚婚模范”。结婚也很简单，到北京旅行一趟，章瑞珍跟着丈夫拜见了公婆。

随后的岁月中，章瑞珍跟着吴邦国过普通小市民生活，将吴邦国培养成地道的上海人，不但能说上海话，还吃惯了上海的臭豆腐。小两口蹲过小阁楼、住过石库门房子；烧过煤球炉，用过木制马桶。吴邦国当了上海市委常委之后，一家五口人依然挤在天潼路一间狭窄的西厢房里。当了市委书记，住房升格成两房一厅，两口子与上大学的女儿、上中专的儿子、岳母三代五口，仍然拥挤。到了晚上，客厅临时拉一道帷幕，放一张办公桌，成了吴邦国“运筹帷幄”的小天地；

那时每年夏天晚上，家里没有冷气机，就在屋里放一盆冷水，拿把躺椅到街上乘凉，与邻居聊天，在马路上睡到一两点钟，等屋里凉快一些后，才入房继续睡。

打网球和练书法是吴邦国的两大爱好。在上海当官时，星期天上午如无要紧公务，网球场上就出现他的身影。他打球除了健身，也是借机会多交朋友，他的球友有基层群众，也有知识分子、官员和外商。同样爱好网球的前人大委员长万里、政协主席李瑞环等高官来到上海，吴邦国必去陪打。到了北京，他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陈希同也都打过“友谊赛”。（《多维月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