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发展同时，谁来保护中国人民？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中国“三鹿奶粉事件”近日二审裁定判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农民张玉军、耿金平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法律教授柏润（Robert C. Berring, Jr.）对多维社表示，中国目前正走在改革死刑的路上，但在此案上，中国政府为了展现决心，会倾向从“重”发落，而经济发展快速的中国，未来的挑战便是关注境内产品的管控，为人民的健康把关。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3月26日维持一审对张玉军和耿金平的死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对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等集团高管的二审，则将择日进行书面审理，此外，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24名责任人也遭受党政纪处分。

对于这样的重判，尤其是死刑判决，自从一审以来便引发正反两方的辩论。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法律教授柏润指出，其实中国正走在改变死刑政策的道路上，不论是最高法院或是其他相关单位都在探讨这个议题，但在此案上，中国政府还是倾向施展魄力。

“我认为，如果要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跟随改革死刑的脚步，是蛮困难的，因为他们希望让这些人当例子，希望展现政府的魄力。”柏润说，不只这件事，未来还可能见到政府在其他案件上将死刑当作一条政治道路。

“不过，在中国现代化和加入全球格局的过程中，这（死刑的判决）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柏润说。

至于处分这些人到底足不足够，是否只是针对几个代罪羔羊判以重刑，柏润对多维社说，肯定还有其他人必需为这件事负责，不过被判刑的这些人也肯定有罪。“长久以来中国的法律教育方向就是，你用处决某人的方式来显示你认真对待这个案件，还有你的决心，我想这件案子的判决就是这样。”

虽然中国政府重判涉案人，但受害家长并未因此打消怒意。中国政府公布，截至1月22日，全中国已有262,662名患儿家长领取了赔偿金并与责任企业签订了赔偿协议，占患儿总数的90.7%，但坚持讨回公道的毒奶受害家长仍持续抗议，美联社3月24日报导，这些家长表示他们遭受施压，要求放弃赔偿诉讼。一名受害父亲说，当地政府利用打电话或登门拜访的方式，要求数十个家庭放弃诉讼、接受政府2000元人民币的赔偿方案。

报导称，有超过600个家庭不满政府的赔偿金额与规定；根据规定，此赔偿是一次性的，取得赔偿金后也不得提出控告，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被迫接受赔偿计划。

柏润对多维社分析，现在中国在此案件上需要努力的，就是赔偿制度的制订。“看是政府还是个人要负责赔偿；美国的体制下，有这方面的律师处理这类问题，但中国才刚开始，我会说，（当局）对赔偿问题所受到的压力会更大。”

美国食品厂家乐氏（Kellogg）的食材供应商花生公司今年1月时爆发花生酱感染沙门氏菌的事件，导致400多人患病6人死亡，疫情曾扩大到43州。

1月22日，众多媒体记者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采访。当日，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一审宣判。

据介绍，此次一审宣判的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包括：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混合物的张玉军、张彦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向原奶中添加含三聚氰胺混合物并销售给三鹿集团的张合社等4人生产、销售有毒食品案；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混合物的高俊杰等4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向原奶中添加含三聚氰胺混合物并销售给三鹿集团的董少英等5人生产、销售有毒食品案；向原奶中添加含有三聚氰胺混合物并销售给三鹿集团的耿金平等2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田文华、王玉良、杭志奇、吴聚生等四名原三鹿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柏润认为，虽然美国也爆发食品安全问题，但不太可能像中国那样严重。“因为美国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承担，两者一起负责监控健康产品的品质安全，因此，类似毒奶的事件应该不会在美国发生。”

柏润说，前阵子发生的沙门氏菌花生案，消息很快传到高层，厂商在更多伤害造成前便回收了所有产品，但中国缺乏这样的决断和力量。“也许他们也有回收的意愿，只是无法真正去做，所以这些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部分。”

柏润表示，中国已在世界眼前展现了出色的经济实力，也展现了非凡的经济成长率。“但如果成长这么快，让工厂如此大量出口产品，很难在成长的同时也保持立法与安全的水平，中国现在走在中间，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却没有一些保护措施，比如放慢脚步去关注法规。”

柏润说，中国有一天会成为主导世界的角色之一，但目前要做的就是加入保护措施。“外部的国家例如美国可以说，在我们进口你们的产品前，你必需加上一些但书，但问题是，谁来保护中国境内的人？谁来监督当地的工厂？这是个需思考的问题。”

柏润教授中国法律、合同法、进阶法律研究等课程，曾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德州大学与伊利诺大学，柏润曾获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选为最有影响力作品着者，着有《发现法律》、《法学研究生存手册》等书。